王蒙在《他与读者同在》的悼辞中,提到“大约七、八年前,光年同志告诉过我,在巴老彻底病卧在床以前的一个秋夜,他与光年同志共同泛舟于西子湖之上,他对光年同志说:现在中国人总算能直起点腰来了!这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喜悦了。这样的喜悦在巴金老人的一生中并没有许多次。” 读了这段文字,内心之沉重压抑,几乎有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如果把巴老的这段内心表白与中国现实相对照,确切地说,应该是“现在中国人中的文化精英们总算能直起点腰来了!”当然了,我也可以理解这样一种“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喜悦”。这样的喜悦,在巴金老人的一生中也许确实并没有许多次。 而这种喜悦,不管思想深邃、据说充溢人类关爱之情的巴老是否承认或主观意识到,偏偏却是建筑在中国千千万万“下等人”不得不重新弯下腰来,去接受文革发动者所要防治避免发生的剥削压迫和奴役之基础上的! 很显然,无论是逆来顺从默默死于非命的无数中国矿工,还是因绝望反抗而死得惊天动地的农民工王斌余之类,均不会进入竭力主张建立“文革博物馆”而从来不提建立“改革开放博物馆”之巴老的《随想录》;更不会进入各位文化名人赞扬“巴老充满忧国忧民之心”的悼念之文。 同样是一死,人与人所作的反应感受,却会如此隔离对立、如此天差地别!就凭他们只按自身个人境遇论短长的是非判别标准来看,中国的某些文化人,哪怕是巴老那样德高望重的文化老前辈,到底是真爱他们终生挂在觜上的“人民”吗?还是其实只爱他们自己? 这,才是真正使人彻骨心寒和伤痛的地方! 想起了巴老《寒夜》之中的话:“夜,的确太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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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