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批张五常
评书（拟请单田芳先生播讲）
第一回 开场白
话说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后期以后，世界风云发生了变化。
首先是，在１９７９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就任英国首相；一年后，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位现在被当代资本主义世界褒扬有加的人物都认为，加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增加政府开支，也就是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在２０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实行，是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可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不合时宜。二人不谋而合，在华盛顿见面深谈以后形成的相同看法，被经济学界称为“华盛顿共识”。
有位看官会问，“华盛顿共识”是为何物？
各位看官，请你仔细看清楚，有笔记本的请仔细记录下来。它就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要求消弱甚至最小化政府的角色或权力。
首脑有此认识，原本就坚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文人，更是如鱼得水。社会中因此而可获利者对此当然高兴，也就拿出大笔钱来支持经济、社会学家舞文弄墨。于是，各种报告、文章充斥于市。他们大声喊到，在经济领域中政府的干预行为是对自由的侵犯，是对政府权力的滥用。因此，要求最大限度的减少政府行为，实行完全的市场化和订约自由。并且提出，高税收是杀富济贫的土匪政策，必须改变。
但是，对此也有大量的反对者。例如，在英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进程中，就遭到本国工人阶级的极力反对，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时间最长的工人大罢工，历时两年半有余。撒切尔夫人并未因此让步，从而成就了她铁娘子的称号。
自“华盛顿共识”出现以后，美、英两国的经济政策就发生了变化，两国的经济也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于是，吹捧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乘风而上，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主流。
此事咱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东欧和苏联几国。由于种种原因，在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之下，造成了社会中进行改革的声音日益升高。东欧几国，在争脱苏联霸权主义的控制以后，在国内外的一片反对之中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制度。而苏联在这时又出了一个以彻底消灭共产党的独裁为已任的戈尔巴乔夫和一个不推翻共产党、不改变共产体制不罢休的叶利钦，在1991年10月，强大的苏联也就被分解为十一个国家。于是，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的风潮更加狂刮。原来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虽然没有完全停止自己的争辩，但是，在说话的时候，面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事实，就好像被捂上了一个特大又加厚的口罩。这个口罩，比我国闹非典时，对患非典的病人进行救护的医生的口罩还厚。因为这是政治非典。要不就是感到嗓子发哑，可吃什么药也不管用。因为这是政治感冒造成的。在写文章时，也总是感到有点理亏。这可不是王奶奶和玉奶奶相比，就差一点的事。而是能奶奶和熊奶奶相比差四个点。也就只好从社会公正不应被完全放弃方面说点理由而已。
在这个刮遍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风潮之中，有一个重要的领军人物，借新自由主义之风，高举科斯的大旗，对中国的经济改革直言大论，并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士之中，有一个人不可不说。
那位看官要问，你所指是何须人也。
你听我细细说来。此人，生于1935年。现在是香港大学的高级教授，并担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院长。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他早在1967年，就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跟从现代国际最知名的经济学家─科斯，做博士后研究。他与科斯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说把科斯比作孔夫子的话，那么他就是孟子。一句话，当代的大学问家。他也因此被封为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有位看官会着急的问，这人到底是何位人士。
听我告诉你。他姓张，与《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张翼德同姓。名，五常是也。先生虽与张飞张翼德同姓，但是，长像与张飞张翼德则极大不相同。先生是容光焕发，双目恫恫有神，微微有点爆炸式的一头白发，立于顶上。没眼的不说，有眼的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大的学问家。
那位看官要问，为何你要提他与张飞同姓。
且听本人告诉你。其人的脾气性格，与张飞相同。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不遮不掩。
例如，他说，在市场经济之中，是自由订约，什么事情政府只要插手，社会交易费用就会大大增加。当然，他这是宣传的科斯的观点。
他还说到，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这话不能不说确实是点到了人的死穴。大陆的经济学家，那个敢如此说话。
据此，他又指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与个人利益毫无关系。有谁真心管理，何人关心生产效率。这话也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由此看来，此人大有一针见血的功夫。
他还说到，有了张五常，世界才真正知道什么是私有制。这话大不大，狂不 狂。何人敢说，何人敢比。
有位看官要问，你如何评价五常先生。
那我还要再给大家说说什么是科斯定理。这是因为我下边要给大家说的故事之中，尤其是大家今天还不知道的一段智叟会愚公的佳话，就与科斯定理有关。
各位看官，要想弄明白科斯定理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为五常先生说到，科斯定理“博大湛深”，“ 20多年来，从高斯的启示而埋头苦钻的人屈指难数；理论也就因此由深变浅。”。按照五常先生的说法，要想弄明白科斯定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也是如此。只要你看一看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也就知道了。但是，只要你肯下功夫，就能够把科斯定理弄个明白。
科斯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如果一家是养牛的，一家是种麦的，两家相邻。再如果牛经常到麦田吃麦苗。那么两家如何解决此事。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种麦的农夫提出按小麦的市场价格，要求养牛的一家包赔经济损失，而养牛的一家从道理上和事实上讲也同意，那么这两家也就可以按照自由定约的原则，定约解决。但是，科斯认为，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为什么，科斯认为，如果法律规定养牛的必须包赔农夫的经济损失，那么农夫就会增种植面积，以此好叫养牛的一家尽量是的包赔经济损失。这就会对养牛的造成损害，致使养牛业无法发展。这也就是说，如果法律规定养牛的按市场价格包赔经济损失，就是法定分配权力不当。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科斯认为，只要双方协商，由养牛的一家出资租用农夫的土地，就会使养牛业提到发展，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产值最大化。
不仅如此，科斯还作了一个相反的假设，那就是，假设法律规定养牛的可以无偿叫牛吃麦，农夫又无力阻挡怎么办。那么，农夫也可以和养牛的进行协商，由养牛的把农夫的土地租过来牧牛。
因此，这两个相反的假设的结果也就是一样的。
当然，人家科斯说的不仅是表面上的自由订约或权力自由买卖。而重点是说，两家的地界也就是产权必须清楚。如果产权不清，那么也就会出现社会交易费用最大化和社会损失最大化。
有的看官会问，这有何难。我也会写出这样的理论。诺贝尔奖原来这么好拿。
那你就错了。你听我告诉您。人家科斯由此说到，通过这个事理可以说明，只要地界清楚或者说产权是私有的，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力的买卖者互相定约，就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这就是科斯定理的主旨。
在这里的关键之处，是产权必须明析。说白了，也就是产权必须是私有的。而且，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充分的市场经济才能出现，也才能够校正法律分配权力的不当行为。
张五常对此说到，我们也可以问，政府应否将这两块地收归国有，然后雇请最优秀的专家，去决定放牧地区及麦地的大小，用栏杆将牛群隔开，将总收入以最合理的方法分给养牛及种麦的人，变成一个最恰当的国家计划经济？要在经济立场上支持共产，我认为这一条问题问得最有意义。 但是，这样一来，社会要消耗的费用就是巨大的。不如土地是私有的，由两家相互协商，自由定约解决所需要的费用低。这也就是生产资料国有的危害和失败的基本原因。
你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所以实行私有制和充分的市场经济，以及减少政府控制，也就是科斯定理的根本。尤其是科斯的这一套理论与“华盛顿共识”相一致，这才是科斯获得1991年诺贝尔奖的基本原因。
当然，也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养牛业得到发展时，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产值最大化。对于这种问题，我也搞不明白。但是，科斯就是这样认为的。他人还在世间，你就去找他得了。
科斯的这一套理论，被那些极为崇拜他的人，说成是“科斯定理”。科斯本人，对科斯定理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其原因五常先生作了最为科学的解释，他说，“给从未涉及过科斯定理的学生上科斯定理课的教师，都亲身感受了科斯定理所引起的惊叹和佩服，但科斯本人却从未将定理写成文字，而其他人如果试图将科斯定理写成文字，那很有可能是走了样的，或成了同义反复。”
对于别人的各种解释，科斯本人使用的是美国法律规定的“有权力保持沉默”方法，无论众人怎么说，对此就是一言不发。
因此，也就出现了多种解释。我这里也只能是根据张五常的说法，作一些说明。
张五常认为，科斯定理的主旨是，只要清楚产权是私有的，市场的运作能力便会应运而起。权力的买卖者互相定约，就会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
张五常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法定权力的最初分配从效率的角度上讲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力能够自由交换，就能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使用。也就是说，由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力分配不当，会在市场上通过自由交换得到校正，从而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好了。咱闲言少叙。请看第二回《都是科斯惹的祸》。
胡批张五常（二）
都是科斯惹的祸
咱暂且放下国外的社会变化和科斯定理不说，就说咱中国。中国在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解放社会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下，在农村首先实行了包产到户。农村由此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于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和“实现职工当家作主”的原则下，以增强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活力，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服务为目的的，对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也就立即行动起来。
但是，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先后实行了厂长负责制、打破大锅饭、利改税、承包制、物价双轨制、物价放开等等方式方法，每次制度性的改革虽然都有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是有很多不如意的方面。政治改革引起来的却是政治风波。上万人堆积在天安门广场赖着不走，并立起了自由女神像。中国的经济、政治改革也就出现了严重困难，大有不知走向何方的局面。
在这种社会形势之下，国内也就有一部分学者，提出要求追随当今世界之潮流，建立现代经济制度，由此也就把科斯的理论引进了中国大陆。于是，聘请张五常先生到大学演讲，也就成为最最时髦的事情了。五常先生为了宣讲科斯的理论，也十分乐意前往。由于经济改革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个人的经济利益，这与听一首歌，看一出戏乐乐而已大不相同，因而前去听先生演讲的人也就络绎不绝，接踵而至。越是如此，听众越多。一时间，能够听到张五常的演讲，也成为一种可以自豪、炫耀的事情了。一开始，一千人的大会厅还勉强可以，到后来，五千人的篮球场也不行了。最大的时候，曾经在某学校的足球场开坛讲学。
于是借张五常的演讲发财的方法也就产生了。门票由300元一张，长到1000元还是难以买到。市价已被黄牛炒到了3000元。就是在足球场开讲的时候，门票最低的也是500元一张。张五常所受待遇那就别提了。与当年孔夫子周游列时国所受遭遇那可是有天地之别。
这事在当时经过新闻界的宣传和报导，不仅轰动一时，在经济学界也被传为美谈。至今谈起仍然兴奋不已，津津乐道。
咱长话短说。转眼间到了2005年春天，请张五常讲课的仍然不少。这一日，五常先生在济南某大学讲完以后，又要去北方某大学演讲。三辆车中坐着前来接待的北方某大学的一位重量级的教授，并且是什么新上任的校长助理，当然也是当今的主流派经济理论家。还有跟随张五常学习的几名博士后研究员。用咱们的土话说，就是他的几个弟子。不大一会的功夫，车辆出城，来到了黄河大桥，送行的各位人士立于路边挥手告别。
这时节，正是春夏之交，天空万里无云，风和日丽。张五常坐在车中，心情兴奋无比，也极为舒畅。
不多时，三辆车向北飞出一百多公里。这时遇到车辆堵塞，行驶速度放慢。先生看见公路两边有大片的麦田，摇开车窗，打眼一看，小麦刚有一尺多高，绿油油的，刹是好看。抬眼一望，不远处一群牛，有的在吃草，有的已冲破栅栏进入麦田吃麦苗。
先生见此心中不仅为之一动。心中暗想，且看两家如何处理。说不定验证高斯定理的时刻就要到了。于是，叫停车辆，并立即出车抬腿向牛群方向信步赶去。
就在先生赶到牛吃麦苗之处不远时，远处飞奔而来了四个人，大步向牛群跑去。不用问，他们就是麦田的主人。用句经济学的名词，就是麦田的所有者。如果用行业的话说，就是农业生产者。
但只见，那一群人赶将牛群之后，手拿绳索、木棒，驱赶牛群。其中有一人抛出绳索，套住一头。那牛浑身皮毛发亮，小屁股蛋子滚瓜溜圆，非常好看，谁见谁爱。那牛被绳索套住以后那里肯干，急急挣扎。一群人迅速围住，一顿棒打。并驱赶那牛来到麦田与草场中间的一根半截电杆子旁边，将那牛拴牢。
这时，从远处又赶来一人。一边跑，一边大声高喊，“不要打，不要打。”不用说，他就是牛的主人。用经济学的用词就是，牛的所有者。如用行业的话说，就是畜牧业者。
但是，先来的那一伙人，并不理会那人的喊叫。向牛举起木棒，那牛惊恐之中向后退步，但脖子上绳索越来越紧，又后退不得。
就在这时，只见其中一人，身高膀圆，面如张飞。走到牛头之前约有三四步远之处，高高举起木棒，拉着长音大喝一声，嗨！随将木棒向着牛头直直的撞去，正正的撞在牛的脑门上。只听到，乒，一声清脆的声响，那牛扑嗵一声昏倒在地。
其他人立即上前，在牛脖子之处挖了一个圆坑，放入一只水桶。那面如张飞之人，从小腿外侧抽出一把尖刀，刺向牛的喉咙，那刀飞快。在刺进去也就是有二寸半左右以后，鲜血立马喷出。那牛挣扎几下，气绝身亡。
养牛的人看到此情，也就只好愤愤而去。
先生出世，已有七十余年。但只是从家门到校门，再从校门到家门。进了大学以后到今天，又是家门、校门、书馆门，出了这门进那门。那里见过这样的场面，直感到浑身发冷。验证科斯定理的美好念头已飞到九霄云外了。咱实话实说，先生的魂，早已随着那黑小子的“嗨”的一声大喝，飞出了身壳，何况那科斯定理。
但又见，他们围上前去，将那死牛掀了个四腿朝天。那黑小子走向前去，手执尖刀，从牛脖子之处下手，一刀一刀剥下牛皮。在场的人都看得见，刚刚剥下牛皮以后，那牛的无皮肉驱之上，微微冒着热气，并有少量鲜血向外渗出。
先生在家也好，在高级饭店也好，吃过牛肉。但是，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杀牛的场面。
咱闲言少叙，不大一会的功夫，那牛已被大解八块。其活计之利索，胜过疱丁解牛。没有亲眼之见的，真是遗憾非常。
到了此时，先生身心稍定。科斯定理和刚才被吓飞的魂，也就又回到了身上。
于是，鼓足勇气，走向前去。厉声问到：
“你们为何杀牛，这是严重侵犯牛的所有人的权力的行为？”
听见先生的斥问，杀牛的几个人一齐向先生看来。只见那黑小子怒目圆睁，声如洪钟：“你是何方鸟人，放这屁话。”
这话一出口，先生被惊吓的退了两步，心中大为不满，更有一种被人严重污辱之感。如若先生也是一个勇武之人，非立马上前，狠狠的揍那黑小子几拳不可。也叫他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
这时，有一人低声说了一声，“二弟住口，不可鲁莽。”随走到先生面前，双手抱拳，躬身施礼。说到：“先生在上，二弟鲁莽，我向您老赔礼了。”
先生一看，此人约有四十多岁的年纪，面膛黑里透红。不用说就是常年在地里的劳作的农民。面对此种人，又一时怒气未消，随口说到，“真乃鲁莽之人。”
那人又鞠一躬，说到：“我看先生面熟。想必先生是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恕个罪说，张五常先生，是否。”
先生一惊，随口问到，“你如何知道？”
那人答到，“以前常常听路人提起你的尊贵大名和你的学问。本人也曾花钱听过先生讲解牛麦之争的演说。”
先生听到这里，心中既感非常高兴，又有不解之处。高兴的是，在这偏乡辟壤，也有自己学说的追随之人；不解的是，他们不按自己的理论解决牛麦之争。
随及出口说到，“那你们为何不按高斯定理解决牛吃麦苗之事，而是采用这种残暴手段。这完全侵害了牛的所有人的权力？也严重的违背自由订约之原则。”
刚刚说到此处，只见那黑小子大喝一声，“什么鸟屁高斯定理，我也听你讲过。原想找你个老匹夫算账，没想到你送上门来。看拳。”边说边跳将过来，一把拨开其兄，上前左手抓住先生的脖领子，右手挥拳便打。
其兄见状，急忙上前抱住那黑小子的右臂，并急急喊到，“莫打出人命”。其他人也立即上前，抱腰的抱腰，抱胳膊的抱胳膊。死死的拖住了那黑小子。
那黑小子见有人挡着，拉着，再打不成，抓着先生脖领子的左手，用力一摔，先生立马双脚离地，腾空架云一般，嗖，就飞出老远。只听到，啪，哧溜，先生的屁股落地之后，又滑出老远。
那位看官要问，先生飞出以后，你说听到嗖的一声，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可人家被摔在地上，应当是扑通一声才对，怎么听到的是，啪、哧溜，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你别着急，听我细细道来。
先生的屁股落地的地方，有一堆牛屎。说到这里，那哧溜，我也就不用解释了吧。
有人又会问到，先生到底飞出多远，又滑出多远。
听我告诉你。事后有好事之人量了量。从先生双脚离地，到那堆牛屎的距离，是一丈六尺六，而后又滑出三尺三寸。说说这个距离，你就会知道，就是立定跳远，达到这样一个远度，也是一个世界之最。更何况是倒着飞出。
也有好事之人，事后想就此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人家要求重复演示一遍，且不准伤人，此事也就只好作罢。
不过，也幸亏那堆牛屎。要不的话，先生非得被摔个双股骨径骨折不可。这是因为，这一堆牛屎，减轻了屁股落地时的压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在平地上被摔一下子，与在冰上被摔一下子，那可大不一样。
看到此景，那群跟随先生学习的几名博士后和接待人员，才如梦方醒，立即跑步向前，围住先生，打眼一看，先生头上有血。随轻轻扶起先生的上身，一边轻轻的捶打后背，一边轻轻的拂其前胸，还焦急的和轻轻的喊着，“先生，先生。”心里想，先生你可别出大事，没有你这样的领军人物，说不定这兴起时间不长的新自由主义之风潮，就会到此结束。那我们今后怎么办。别说家里的房子还小点，车子还大点，就是今后跟谁混碗饭吃，说不定都是问题。可前来接先生的某北方大学的那位大教授，在心中暗暗想到，老匹夫你可死了。今后我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人物了。这也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有位看官要说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评说那些有大学问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这可是先生说的话。一到大事之时更是如此。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像董存瑞，为了新中国，举起炸药包的人有几个。像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还有几人。像雷锋那样的傻子还有吗。人越是到了紧要关头，越是考虑自己的利益。那些以宣扬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己任，又是凭着笔杆子、嘴皮子混饭吃的更是如此。
再说先生，在众人的呼喊声中，微微睁开眼睛，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声，“真、真气煞我也。”
有位看官要问了。从你说的看，那黑小子力气一定蛮厉害。可是先生遭此一打，怎么没死。
你先别急，听我告诉你。这是因为其兄抱住了他的右胳膊。十分力气只使上一分。别说十分力气都使上，就是用上八分力量，先生头上也会七色梅花开。如果再跟着抬腿一脚，先生也就登上西天不归之路了。
那位看官要问，你不是说先生头上有血吗。
我告诉你，先生头上的血，是那黑小子刚才杀牛时手上沾的牛血。
跟随而来的一群人，看看先生没有很大的伤势，也就轻轻的扶起先生。为了表现自己对先生的尊敬，也不怕沾上牛屎了。说不定沾上牛屎，今后倒是件好事。
谁知那黑小子还不肯罢手。反身又提出那桶牛血，赶将过来。哗，从先生的头上浇将下来。
你再看，先生从头上到脚，红彤彤黑乎乎的血人一个。
这可高兴了那几个杀牛的。围在前面，哈、哈大笑不停。有的笑弯了腰，有的笑得躺在草地上打着滚。就是那黑小子，见先生的这番模样，也裂开大嘴，哈、哈哈地大笑起来。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今天，这些文科的大状元们，对这些粗犷的农民有什么办法。于是，只好架着先生，匆匆而逃。
要知后事如何，请看第三回《偏上虎山行》。
胡批张五常（三）
偏向虎山行
咱上回说到，先生被那黑小子打了一拳，又被浇了一身牛血，匆匆而逃。这回咱接着往下说。
先生一行人到了附近某城的高级宾馆急忙洗浴一番。他的那些随从人员，想请高级医生检查，但先生自我感觉身上没有大伤，也就罢了。
稍事休息，心情略定。一番人讨论起今天遇到的事情，都感到非常害怕，但又百思不解。就是先生，也是如此。有人提出，立即状告那黑小子。要求法院判决那黑小子包赔经济损失，赔礼道谦和坐牢。
先生摆手制止。他说到：申诉法院，事情好说。但是，我无大伤，最多是那黑小子被拘留十天半月。大陆法院，做事拖拉，如此折腾，可能十天半月也解决不了。我们还要陪上时间。最后能判那黑小子包赔多少钱。还不如我讲三分钟挣的钱多。从交易费用的大小上说极不合算。也就是说，这个交易的成本太大了。
叫我说一句笑话，也就是怕打官司的后果是茄子地里拉屎不上蒜（算）。
再说，听那家里的人说，他们对高斯定理也是知道这一些。如此一来，到了法庭上，他们必然要拿出高斯定理说道一番。我还要在法庭上，与他们就高斯定理的问题进行辩论。本来，高斯定理就是说，如果法定权力分配不公，可以在市场交换中得到校正。在大陆的一家小小的法庭上辩论这事，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还有，上了法庭，公开审理，大批记者必定旁听。记者们一通乱报，后果难料。今天这回事，记者们还不知道。我最担心的是，都知道这事起因与高斯定理有关，还不知道记者们如何报导。
众人听到此处，也就无话可说。
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了众人一眼。又接着说到：我最想弄明白的是，既然那家里的人知道高斯定理，为什么还如此这般行事。我想到那家去一趟，把这个事情搞清楚。而且，在时间上也正好有一天的空。不会影响到北方某大学的演讲会。
那些弟子们一听，连忙说到：那家人家野蛮不讲道理，再出手伤人，怎么办。
先生说到：如果我们不能说服那家按照高斯定理去解决牛吃麦苗之事件，高斯定理我们今后也就无法再讲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今后能以按照高斯定理办事，就是我们的胜利。
各位出于对先生的关心还要劝止。先生说到：这是关系高斯定理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就是为高斯定理付出性命，也必须前去。我意已决，不要再劝。
这真是，武将宁肯死在沙场上，绝不后退一步；有学问的人宁肯死在讲理上，也不后悔。这才是大学问家应有的品德。
听了先生的这番话，那些人直感到浑身发凉，自愧远远不如。
其实，先生心中明白，那黑小子动手之时，曾说到他也听自己演讲过高斯定理，也正是因此而生气动手伤人。这就说明，这是高斯定理惹的祸。如果此事就此罢休，记者们知道了一通报导，高斯定理日后也就不能再讲了。那岂不是从今丢了饭碗子。
再者，先生想到，如果我能力劝几个乡巴佬，从误解高斯定理，到能够按高斯定理解决牛吃麦苗之事，传扬出去，必定会大大增加我的名声。反正记者们的报导又不要钱。下次再讲高斯定理，不仅能够有了真正的实际资料，更有利于多收演讲费。就是这次去了又被挨揍，或是什么也讲不成，只能说明是他们野蛮，不开化。这也是我以后所需要的演讲材料。今后对大陆的社会状况和共产党的管理也就有了新的说道。为此，也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有个看官会说，你这个人，为什么如此这般说道先生。我还是用先生的一句话回答你：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你想想，一个世界级的大学问家，要去与一群乡巴佬争吵一番，除非涉及个人的根本利益，他能去吗。
先生这一去，也就引出了经济学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段佳话。如果给这段佳话起个好题目，那就是智叟会愚公。
于是，第二天一早，立即带着他的弟子们，开车直奔那被打之地。
要知后事如何，请看第四回智叟会愚公。
胡批张五常（四）
智叟见愚公
咱长话短说，先生一行，不多时也就来到了那片麦田边上。但只见，有一人站于田边，正在观望所来车辆。于是立即派人上前打听。
各位看官，你猜立于田边之人是谁？听我告诉你，正是那黑小子的哥哥。
在听完来意以后，那人走向前来，对先生施了一礼，说道，“我父知道先生必定来此，派我在此等候。如不嫌弃，请寒舍一坐。”
先生听到此言，心中虽然一惊，但也不推辞，说到：也好，也好。
咱闲言少叙，不多时，先生来到了一个农家小院。进入院中之后，只见有一个上点年纪的人健步迎上前来。那人面膛也是黑里透红，上前深施一礼，“久仰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来到寒舍，真是棚壁生辉。二子秉性鲁莽，多有得罪，敬请多多原谅。”
先生刚才听到，他已知我必定来此，心中既有不解之迷，也心生几分敬重。今一见面，又见人家如此有礼，因此也不敢怠慢，随回礼，并问到，“请问尊贵大名，年龄几何。”
那老者回到，“本人姓张。因生性愚钝，在本家又是老大，故得外号张大愚。年龄已是60挂二。”
先生心中想到， 此人年纪不是很大，只是由于常年在地里耕作，而显其年龄老一些罢了。
也是，各位看官想想，在农田里常年劳作的人，在相貌上那能与先生相比。先生常年住在有空调的温室里，出门坐的又是空调车，刮风打着头，下雨打不着险，相貌是白里透红。
张老愚见来人众多，尤其是乡里乡亲闻风而来的也不少，即说到：我家虽是房不小，但也难以全部入内。何况，村中百姓，听先生来此，也想见见先生。今日恰好天高气爽，如不见外，请在院中就坐如何。
先生见此景此情，心中想到，这与在大学里演讲相比，也确实是别具一格。让农村百姓听听高斯定理，也好得到教化。虽是免费，但是让记者报导出去，影响更大、更好。这也会为自己今后讲学增添几分光彩。于是随答口到：也好，也好。
桌椅摆好，先生被请入贵客之坐。有人随及上茶。随行的一群人也各找座位。众乡亲闻风而来，一霎时，院里挤得是水泄不通。墙头上也爬上了三层。
先生见此，心中想到，原本以为来到这里，会有一番吵闹，甚至是遇到粗暴无礼。可真来到以后，受到了这样一番礼遇。也就一扫怨气和惧怕之心并兴奋异常。
在这里咱不能不说的是，农民、工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知识分子对待农民、工人的态度，则是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反映。
先生礼节性的喝了一口茶。茶虽不好，但是心情愉快，也就感到比在高级饭店里喝的铁观音好多了。这正中了那句话，心情舒畅，喝吗吗甜，吃吗吗香。再说，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土地污染极小，基本上是天然之水，就是茶不好，可水好。也就甘甜入口。为解心中之迷，也就问到：你怎么知道我今日必定来此。
愚公答到：昨日他们回来以后，对我一讲，我感到非常的气愤。对先生怎能如此无礼。细细问过以后，知道先生没有大伤，方才心情略定。也就料定先生必定来此。且来此并不是为追究吾儿伤人之罪，而是为科斯定理屈身而至。
先生听到此处，心中想到，这老者不凡。
要知智叟与愚公，二人如何唇枪舌剑的争斗一场，请第五回《愚公说牛麦之争》。
胡批张五常 （五）
愚公说牛麦之争
咱上回说到，先生听到愚公刚才一说，知道愚公对高斯定理也知道一二。
于是问到：你是否知道高斯定理。
愚公答到：您在济南某大学开讲的时候，因场子设在篮球场里，我也就得以领着两子、一侄前往听讲，对科斯定理也因此得之一二。叫我说，牛麦之争，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有之。
先生一听，感到不解，问到：怎么讲。
愚公答到：本村叫张马屯。有三百多户人家，一千三百多口人。算个比较大的村庄。村的来历，是明朝朱元章时期，济南府在这里建了一个养军马的屯子，并设有官府驿站。养军马的人和驿站里的人又带来了他们的家人落住此地。由此发展而形成一个村落。因驿站的管领和养军马的首领是张氏二兄弟，此村也就起名张马屯。姓刘的和其他姓氏的人家，有的是本着有张家的亲戚而来，有的由于其它原因而后来的。在那时，逐步入住此地的人家也就开始种地、养牛、养猪、养羊。那时候，人少地多，谁家开垦的土地，就算是谁家的。地界也不是很清楚。没有开垦的荒地也有的是。牛、羊都是放养的，到处乱跑。也就有了牛、羊吃庄稼的事。由此上推，这种事情，恐怕在秦始皇破井田、开阡陌以后就有了。
先生听到此处言到：有理，有理。
愚公接到：说的太远了是多余。就说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吧。先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后来又把土地公有，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就是在土地公有以后，也有牛吃麦苗之事。
先生听到此处说到：土地姓公，没有个人利益，出了牛吃麦苗之的事，何人去管。
愚公答到：也有人管。那个时候，牛吃麦苗的事，经常出现。我们四队的牛棚就建在村北场院边上。刚入社时，养牛的饲养员是我的一个院中爷爷。你们昨天看到的养牛的那个人，就是我那院中爷爷的孙子，也就是我的叔伯弟弟。
先生听到此处，吃惊的问到：你与养牛的是一家人。
愚公答到：是。指份还不远。我与现在养牛的人是一个老爷爷的孙子。他的爷爷，是我的四爷。我家以前是大户人家，土改时划的成份是大地主。所以我的二爷和三爷，也就有能力读书。这就是他们那两支都在城里生活和二爷也是共产党员的原因。入社以后，我的四爷就在队里养牛。我四爷和我的父亲，都是在六零年饿死的。我四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一个院中叔叔，养牛的那人的父亲，61年以后也在队里养牛。我那叔伯弟弟，生性老实，从小随父亲在牛棚长大。我当小队长时，也就照顾他随父亲在队里喂牛，当时他只有16岁。这是他家今天成为养牛大户的原因之一。
先生说到：原来如此。
愚公接着说到：牛棚后边，就是我们队里的麦田。与三队的地紧挨着。到了秋后，地里不种庄稼，活少，给牛吃的饲料也就是麦秸和玉米秸。大牛拴在棚里或棚外，够不着麦苗吃。可小牛不拴着，到处乱跑。一般说，冬天天寒地冻以后麦苗被吃点也无啥，伤不着麦根。再说，小牛要长身子，冬天吃点麦苗和到处跑跑也好。一到开春，不管大牛小牛，也就全部关起来。有一年春天，我的叔叔有病，我叔伯弟弟小看不住，我们队里的牛把三队的麦苗吃的不少。三队长不干了。找我。我就答应他，收麦子时叫他们在我们队的地里割麦子。到了麦收时，我允许他在一畦地里割十步远，他要割十五步远。我的步子故意迈的小着点，他又故意迈的大着点，这就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们俩包袱、剪子、锤三战两胜，我赢了，也就依着我说的算。可他那步子大，十步顶我的十二步。
先生听到这里，对农民这样解决经济纠分问题也感到非常有趣。不仅轻轻的笑了一声。尽管是愚公说的这事，并不能够证明科斯定理的第一个假设。于是又问到：没有发生过大的问题。
愚公说道：也有。大牛拴得住，可小牛有时管不好。也就在我弟管牛的那几天，一头才两个月的小牛，被小孩子们追着玩，给撵的跑远了。回来时一条后腿拆了。那时候，牛是大牲畜，是生产队里的主要的生产工具。一个队里有几头牛，几匹马，在公社里都有数。出了这事，如果报上去，公社里肯定要来人进行大调查，弄不好不知谁会被抓起来。最低也得游街示众。后来大队干部们分析，说不定是小孩子们追的小牛到处跑，跑到坑子里造成的。或因为吃了谁家自留地的庄稼，他想打牛屁股，没打准，误伤打在牛腿上。反正是没有人真心敢如此破坏队里大牲畜。也就没有上报。只是扣了我弟弟半年的工分。我叔叔一急，虽然病加重可也不敢在家住了，只好住在牛棚里。到了春节，那小牛只好报请公社批准宰杀，分肉叫社员过年。分肉时我叔叔心疼小牛被宰，分给他家的那一份说啥也不要。我也就只好拿回家，又割了三斤猪肉给他送到家里，也好叫他包顿饺子过年。
先生听到这里，也就知道了大陆农村在公社时期里的一些故事。不过，愚公说得这样解决牛麦之争的方法，一不能证明产权公有，牛吃麦苗就无人管，从而造成社会效益低下的观点；二不能验证高斯定理中的产权必须是私有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的观点。反而证明了产权公有更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的观点。也就感到有些不快。
先生为大陆农民的如何摆脱甘苦也表过讲话，从中也连讥带骂的对大陆成立人民公社进行过抨击。他曾说到：马克思说实行共产是胡说八道。老毛在中国实行共产是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基本原因。而且，他也知道农民对土地承包制是非常赞同的。于是也就把科斯定理的事先放下，转移了话题，急急问到：你对实行公社和土地公有是何看法。
他的这一问，是想从中找到科斯所主张的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交易费用最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观点。
要知愚公如何回答，请看第六回《愚公说公社》。
胡批张五常 （六）
愚公说公社
愚公听到先生问他对公社有什么看法，也就说到：叫我说，实行人民公社和土地公有，有其一弊，也有其一利。
先生问到：此话怎讲。
愚公说到：土地公有以后，政府也就有能力把一家一户有效的组织起来。好处是人多力量大。还可以把土地连在一起，进行耕作，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有利于发展生产。可坏处也就跟着出来了。要不是土地公有，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刮五风，也就起不来。尤其是五八年，把土地归公社所有以后，农民又吃大食堂。谁还有心去种地，种好地。五八年那年，粮食也是大丰收。可到了收的时候，麦子也就是收到家里三分之二。秋天地瓜用犁耕。连一半也没有收到家里来。那样的遭踏，再大的丰收也不行。更何况，一吃大食堂，过共产主义生活，干活的积极性谁还有。先生说的对，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下地干活，和自己的利益无关，谁还愿意付出真力气。如果不是吃大锅饭，也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遭踏粮食和没有生产积极性，六零年也不可能饿死那么多的人。
先生听到此处，感觉找到了证明科斯定理的只有实行私有制，才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的观点，于是立即接此说到：你这也就是说，土地公有，是当年大跃进和刮五风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条件。也是造成社会生产效益低下，饿死人的根本原因啊。
不过，先生虽然总结的到位，也没有愚公说的如此到位，揭露的如此深刻。咱实话实说，先生以前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高度。如果不信，你去查查先生以前的讲话和文章。有没有。
咱说到这里，先生心中非常高兴又非常后悔。
有人会问，他高兴什么，后悔什么？听我告诉你。因为他从愚公的话中得出了土地公有是1958年刮五风、大跃进，60年中国有很多从饿死的原因。如果就此写成一篇文章发表，不仅对批判公有制有很大的好处，也早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了。当然，现在写出也不算为时太晚。后悔的是，为什么不早到中国大陆农村进行调研呢。
愚公又说到：经过大跃进和刮五风，最后饿死人的事这一折腾，后来也就改成了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公有的基础上看，还是比较可以的。既保住了土地公有，又照顾了小团体的利益。
先生听到此处，问到：你说这种土地公有形式比较好，可为什么还是造成了生产效益低下。
愚公答到：出事出在了分配上。
先生问到：那时实行的不就是工分制吗。
愚公答到：在那个时候，实行的是人七劳三。
先生虽然对大陆的土地公有制，和对农村实行工分制的分配方式也进行过抨击。但是，他对原来我国公社时期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调查。只是从科斯所说的产权明析，说白了也就是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搞市场化，才能降低交易费用，才能以提高社会效益为基础进行论述的。因此听到这里，又问到：何为人七劳三。
愚公答到：简单的说，也就是生产队里收入的全部粮食、钱、油等东西，先按人头分70%；再按劳动的多少，也就是工分的多少分30%。
先生问到：这种政策是如何来的。
愚公答到：这是当年土地归公时的特殊情况决定的。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答到：当年斗地主分田地，是按各家各户的人口多少分给的。由于我家是地主，被分出去的地也不少。因为我爷爷也是在打日本鬼子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分地时也很积极。不过几年，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土地归公时，是各家各户带着自己的地入社的。如果不是实行人七劳三，谁也不愿意土地归公。
先生听到此处说到：原来如此啊。
愚公又说到：可是你想想，一个劳动力，一年凭劳动可以分得的粮食等等东西，还不到一个人头的一半。这那是按劳分配，纯粹是还在吃大锅饭。那个时候，一个大老爷们一年也就是能挣3000多分。于是也就有了一年挣上3000分，不如生个小赖妮的说法。
听到这里，先生也不仅微微一笑。
愚公喝了一口茶，继续说到：这种政策在当时有利于推动土地归公。可是时间以长，问题也就出来了。如果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倒过来，实行人三劳七。想必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会高的多。如果完全实行按劳分配，那就更好了。农村的人口也不一定增长的那么快。可是国家政策定在那里，谁敢改，谁改得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当时是四小队的队长，把它改成人六劳四，就被说成是搞资本主义，挨了批判，还挨了揍，也被撤了小队长的职。
先生接此说到：是啊。国家的一种政策制定以后，也就很难改变。这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叫做“路径依赖”。而且，文化大革命又是搞的共产主义运动。
愚公说到：那场革命，对全国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确实很大。听说济南电灯炮厂，一个月才生产出一个灯炮。可谁的工资也不少。
听愚公说到这里，先生说到：公有制是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和经济基础条件。
咱实话实说，先生今天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总结或说点评非常到位，可他以前也未曾有过。只是听愚公这一说才得出来的。要不信，你们查查先生以前的文章或讲话。
愚公接过先生的话，说到：文化大革命，对农村来讲只是在思想上的革命。因为队为基础的基本政策并没有改。在小队为基础的政策上，农民还不敢放下生产闹革命。因为地里不种庄稼，到年底谁家也分不到粮食。这是队为基础逼的农民还不敢耽误种庄稼。但是，运动起来以后，把生产也给耽误了不少。叫我说，那时候如果工厂也是不生产就不发工资，工厂里的生产也不会受到那么大的破坏。
先生听到此处说到：工厂里的分配方式和农村的工分制，都是公有制造成的。
愚公接到：土地公有是公有，可分配政策是另一回事。在农村是公有，实行工分制。在城里就是实行八级工资制。如果在城里的工厂中也实行农村的工分制，到月底算算账，根据工厂里一个月挣了多少钱，也就是利润多少，看看各人应当分多少也是一样。国家怎么制定就怎么执行也就是了。
也确实，在以前工厂里是实行八级工资制，改革开始时是加上奖金制，以后又实行等级工资制和计件工资制相结合，现在实行的是企业自主决定制，也就是彻底打破八级工资制或者说大锅饭的分配制度。这真是国家怎么制定就怎么执行。先生是不是明白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分配政策是两码事这个道理，咱不多说。
不过先生听愚公说到这里，说到：看来实行公社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也就你们欢迎实行承包制的根本原因吧。
听先生说到这里，愚公说到，要知愚公的什么，请看第七回《愚公说民权》。
胡批张五常（七）
愚公说民权
愚公听到先生的说法，回答到：在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土地仍然是公有。它解决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有了在地里种东西的权力，也有了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叫你说是生产效益上去了，叫我说是能够多打粮食了。在土地由各个小队共同种地的时候，那块地里种什么，队里也不当家。上头说要以粮为纲，队里就多种麦子和玉米。上级要多种棉花，队里就必须多种棉花。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年，就是1972年，地里的玉米苗子已经长出来了，县长说种红高粱收的多。于是又强迫各个小队灭了玉米苗，种红高粱。可那东西，需要用凉水把煮熟的高粱米淘两遍才能吃。咱这里的老百姓都不吃。最后当做余粮卖给国家了事。
先生听到此处，也就说到：这种事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公有啊。
愚公喝了一口茶又说到：还有一年，也就是1974年吧。到了立秋以后，县里说分配给各个小队里几袋子化肥。
先生听到这里急忙插言问到：化肥多少是由县里分配的吗？
他这一问，实际上是想证明在公有制的基础上，什么事都要经过专家论证，因而社会交易成本将大幅度提高的观点。
愚公答到：说是分配，实际上还是必须用钱买。一个队里能买多少，就是按上一年卖给国家的棉花多少确定的。如果说买，那多难听，说是分给的多好听。
公社领导要求还必须用在棉地里。可到了那时候，玉米已经开始出穗，棉花也开始坐桃。我们都知道，这时候再向棉花地里施化肥，只能是多收几斤红花，也多卖不了几个钱。打心里也愿意多收几斤玉米好多分几斤粮食。四个小队有三个队，借大队干部到公社开会的一上午，偷着把化肥施到玉米地里了。大队干部回来后知道了，立即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不仅狠狠的批了他们一顿，还撤了他三个队长的职。
先生插言到：农民没有土地种植权，也是土地公有之害吗。先生在这时又找到了攻击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实行私有制的理由。
愚公又喝了一口茶，说到：不过，这种过激的事也很少有。而且在大多数村里也实行不通。就是那个大队的干部听话尤其是想受表扬和当官的，才干那种憨蛋事。对于这种事。叫你说这是农民没有土地种植权，叫我说是老百姓没有政治权。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解决了一个民族独立问题。成立人民公社，是想解决民生问题。可没有把权力真正的交给农民，实行民权。当他老人家发现当官的脱离老百姓的时候，不是建立法律和制度，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那样乱哄哄的闹噔一通，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结果是毁了自己一世英名。叫我说这是毛主席想解决民权问题，可使用的手段大错特错了。因为民权问题没能解决好，民生问题也就没有真正解决好。
先生听此一言，立即说到：这也是土地公有造成的啊。
愚公说到：不！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老百姓的权力应当更大才对。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答到：所谓公有，就是老百姓共同所有才对。老百姓是土地的主人。主人的东西，由主人说了算才对。可在权力上却是公社的领导人的权力大于民众。当官的权力大于民众，是封建社会中的东西。
先生听到这里说到：搞社会主义连封建的思想意识都消灭不了，还不如资本主义。
愚公说到：我说句实话，我看先生也有封建思想。
先生问到：在那里。
愚公说到：我听大家说，你信奉的理论家是科斯，可在你的说话中都说是高斯。高斯比科斯高，是吗。
咱说到这里，我多说一句。愚公还不知道有一个数学家叫高斯。而且，愚公也不知道先生以前也是称科斯。要是知道的话，还不知道如何再与先生说道一番。
先生听到此处红着脸说到：这是翻译方面的不同。你认为，民权问题在土地承包制以后是否解决了。
愚公答到：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说到：土地承包以后，在那块地里种什么的问题由农民自己说了算。公社也改名叫乡政府了。可是，官的权力大于民众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先生又问到：为什么。
愚公说到：实行承包制以后，农民有权决定自己地里种什么了，生产积极性也大了。地里收的东西也多了。你所说那种社会效益也确实大大提高了。可从县里到乡里，对农民征收的各种税费和摊派也多起来，名目繁多。县里号召干什么，只要需要用钱，就向农民要。
先生问到：都要什么。
愚公答到：什么都要。就说搞企业吧。原来叫社队企业，后来叫乡镇企业。县里号召发展乡镇企业，钱从那里来，只有向农民要。原来大队里也搞过什么副业、企业，赚了钱也不分给我们。可也把电线拉到各家各户的门口。地里浇水不向我们要钱。我们也算见了点实惠。拿就拿吧，不拿也抗不过去。可乡里拿走了钱，过了二年说赔光了。也就拉倒了。赚了钱也见不了点实惠。最后又把企业卖给了个人。钱也不知道上那去了。不是把钱贪污了，就是为了当更大的官用于行贿了。
愚公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到：还有一年，县城里修河，说是为了美化城市。也向农民要钱。没有钱，就向每亩地多征30斤麦子。我们就说了，这就是儿女们想方设法减轻父母的负担。
先生对此感到不解。于是也就问到：此话怎讲。
愚公说到：县长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工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切实的减轻农民的负担，关心工人的生活问题。
你想想，我现在共种着五家21口人的地。每人是1、8亩，共有37、8亩。我替他们交提留和负担各种摊派。我要多交1134斤麦子。你想想，我又给大乖、二乖挖走了1134斤麦子，管理的负担不就减轻了好多吗。省得小心猪吃鼠盗。万一那天进城，看看那河沟子修的好好的，可能心里也高兴。
先生问到：你为什么种着五家的地。
愚公答到：我那二儿子也算一家，他在济南杀猪、宰牛，另外那三家也到外头干活去了。家里的地保留下来，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在外边实在混不下去了，再回来种地。这个村里出去的也就这几家，他们信的过我。才把地交给我。也是因为只有我种地，才有点落头。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说到：我不敢抗税，我可敢抗乱摊派。
先生问到：为什么。
愚公答到：乡长是我侄，村长喊我叔。都是张家一院的人，还没有出五服。
再说我那二儿子。人长的膀大腰圆。力气又大。常年杀猪、宰牛。人又蛮横。你是知道他的厉害。
各位看官，昨天要不是有那么多人栏着，说不定先生把命也没有了。他可是真知道了他的厉害。
愚公又说到：这孩子秉性耿直。看见不合理的事就想管管。以前因经常打伤别人，也没少叫我又赔礼、又赔钱。
就说一件事吧。五年前快到春节了，他一人回来收猪、收牛。碰上两个劫道的。把他从摩托车上拌下来了。那两个人 拿着棍子和刀子冲上去要抢他的钱。他爬起来，把那两个人都杀了。然后，三下五除二，把人家大卸八块。胳膊、腿的给扔的到处都是。又把人家的头割下来，挂到车把上，出去有二十多里地，从桥上给扔到河里去了。
先生听到这里，不仅打了一个冷战，也感到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说笑话就是浑身起满了小米。足有18000粒。要是熟透了掉下来，得有一斤六两半。称杆保证高高的。
愚公看了先生一眼，继续说到：公安局的人到现场一看，就断定是他干的。一来谁也没有那个胆，二来谁宰人也没有那么利索。他回到家里，给我在一块喝酒、聊天，就如同没那回事的一样。
先生听到此处心想，为什么他小子就没有被枪毙。也就问到：那公安局的最后就没有查出来是他干的。
愚公答到：公安局的人赶到济南一问，他就承认是他干的。公安局的人表扬他杀了劫道的有功。只是批评他不该把人家大卸八块。那一年经常出现劫道的，也有反抗的人被杀的事。上级下命令限期破案。公安局长使用了很多方法就是逮不住。正是很头痛的时候，那两个人被我二儿子给杀了。从那以后，我们这一带再没有出现过劫道的。公安局长也就当得轻闲了许多。他何乐而不为。
后来，被杀的人家，在河里捞不上人头来，又找到我。我到村长家里打电话一问，他就说，甭捞了。我把人头砸碎了才扔进去的。你说他大胆不大胆，坏不坏，孬不孬。
先生听到此处，脸都变色了。心想，叫我说，他是多么凶残、残忍、野蛮。可细细一想，又感到非常庆幸。昨天要不是那么多人拦着，我今天不是在天堂，就是在地狱，就等着我那高斯老师去了。
这时你再看跟着先生来的那几个人，都上院子西南角的厕所排队解小便去了。乡亲们看到此景，都哈、哈大笑起来。
愚公微微一笑，又说到：有一年乡里说要新建中学，要集资。拿就拿吧。这也是好事。谁知道他们拿钱盖了乡政府。第二年又要。我就敢不交。乡里要强收。我那二儿子拿着杀猪的刀子撵的他那当乡长的哥哥满村跑。吓的他一个多月不敢回家。他父亲最后拿着菜刀要与我那二儿子拚命，才算把镇住。他总不能与他叔叔拚命吧。
先生听到此处，问到：那你为什么不管。
愚公说到：以前皇帝不讲理，引来的是农民暴动。现在的政府不讲理，换来的也是社会混乱和武力反抗。兔子被逼急了还咬人哩。所以第二年再要建学校的钱，还有那城里修河沟子的钱，我就敢不交。
先生问到：如此乱征乱收，不也是土地公有造成的吗。
愚公说到：也并非如此。想必先生看过《捕蛇者之说》，也知道“苛政猛于虎”是谁说的。聊斋当中也有小孩变蟋蟀的故事。
先生问到：那你说问题出在那里。
请看第八回《愚公说民选》
胡批张五常（八）
愚公说民选
咱上回说到，愚公历数原来之苦。先生的总结都是说原因在于土地公有。可愚公就是不承认。在听到先生的问他原因在那里时，愚公说到：权，没有为民所有。谁当官老百姓说了不算，上头说了算。当官的又是上山打猎带着狗─有犬（权）。乡里的干部也就只听县长的。
你想想，如果乡里的干部都由老百姓选举产生，不仅不敢向老百姓多要钱，更不敢向上行贿。说不定他们为了想当官，还要向老百姓行贿呢。
愚公说到这里，在场的众人又都笑了起来。
愚公继续说到：如果是乡政府里的干部都由老百姓选举产生，这些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说不定干部腐败的问题也就会减少七八成。这是因为，用于贪污腐败的钱没有来源了。用他们的工资去行贿，行的起吗。他老婆孩子还吃饭吧。
先生听到此处，感到愚公的说法有点缝隙可钻，于是接过来说到：看来你是赞同国家总统由民直接选举的制度。
愚公说到：国家总统由民直接选举，那纯粹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事。他们竞选总统要花的钱，从根本上说，也是从老百姓身上出来的，不是他们自己凭种地生产出来 的。说实话，真有那一天，我也不去耽误时间去投那张票。国家总统，离我们远着哩。就是那个想当总统的人，到我地里啃一个生玉米棒子，或是到我叔伯弟弟家里拍拍牛屁股，我们就选他当总统。
在这里我说一句。愚公所说的竞选总统的人到地里啃一个生玉米，是说的小布什和克里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的一段佳话。
愚公接着说到：美国就是大家选举总统。可把克林顿选上总统以后，他就在总统府里玩小妮子。一觉醒来，又派飞机炸我们的大使馆，说不定还是那小妮子出的坏主意；布什当上总统以后就派人家的儿子到伊拉克去打仗。再不就是说为了保护环境，立法要收牛屁税，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对付他。
听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出了声。
咱再多说一句，愚公在这里说政府要收牛屁税，本是一笑话，可这个笑话还真被证实了。美国加州圣华金谷市，一直被评为烟雾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今年8月1日，当地政府宣布，为了减少污染，政府将制定法律，向农民征收牛的“放屁税”，要求所有奶牛都必须“卫生的打嗝和放屁”。这是因为据当地污染控制部门介绍，每头奶牛每年排放19、3磅废气。你说愚公有多么的先见之明。
愚公继续说到：乡长离我们近。我们只要有权选举、有权罢免他们就行了。如果上级想派一个人来当乡长，先代理六个月或者一年，再由老百姓投票决定。
民选总统，说着好听。你是总统，制定什么样的国家政策对我们确实是有关系。如果你制定的政策对老百姓有利，来到下边就能得到执行。如果对我们不利，来到下边也执行不通。前几年有个叫李平昌的人当镇长，敢替老百姓说话，上书国务院总理朱容基，为农民喊冤，中央七大常委都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怎么样，最后是李平昌被赶跑了。说了等于白说。要是老百姓有权监督县长，当年就叫县长下台。说不定请李平昌当县长。
叫我看，选举国家领导人，只要扩大到省一级代表，选县长扩大到乡代表也就行了。由民直接，我们认得谁。还不是胡闹一通，看着谁长的顺眼，就胡乱投他就算了。当乡长的不行，离我们近，我们不看他说的怎么样，光看他是不是真干实事。他是不是真干实事，我们也看得见。谁当上总统以后，在政府里头玩小妮子，当老百姓怎么知道。克林顿只是有人发坏告诉记者，叫他难看也就算了。乡长要是搞娘们，不叫我们看见，可听的见。
先生听到这里，也就说到：这也是土地公有之害啊。
愚公说到：老百姓有没有选举权，与土地姓公姓私，没有关系。叫我说实话，这是老百姓应当有的权力没有给。中央一个政策下来也就行了。我在等着这一天。
对此在这里点评几句。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村内往往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家族。或是姓张的，或是姓刘的。要不就是姓王的，姓李的。这在一个小村内更是如此。在农村，一个主要领导人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权力。但必竟有一些好处。在公社时期，为了避免这种问题，一般是不叫大姓人家的人当主要领导人。但是，为了平衡家族利益，也就选出一或两个当委员。现在农村实行村长选举制。谁当村长，其家族也多沾不了什么光。再加上现在对农村的各种乱摊派和提留的严格控制，也就没有什么多大的权力和利益。但是，出于家族的观念和利益，往往还是95%以上的村长被大姓人家当选。对此也就有人对农村村长选举制提出了批评意见。并以此为由此反对民选制。可是，在选举乡长的时候，家族观念也就没用了。公平和正直的人当选也就会成为必然。只是由于社会中的话语权被当官的占有，民众的意见也就被压制了。乡长这一级不愿实行民选制，是因为他们不愿，也不敢接受民主监督。县一级的不同意，也是怕没有人给他行贿了。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那有怕群众的道理。所以愚公的想法一定会实现的。他身体还很健康，他会看到这一天的。
先生本想通过愚公的说道，找回实行私有制的理由，可愚公总是不承认。于是又想起了一件事。先生的一个亲戚在大陆，曾给他去信，请求他写文章为农民鸣冤叫屈。先生的答复是，农民的唯一出路是进城。中国政府要想法安排和鼓励。而且，先生也曾说到，很快中国的农业人口就会如同美国一样剩下25%。因此，也就又转移了话题，说到：既然现在实行土地承包制，有农民进城。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制，农民也就可以更好的大量进城找出路啊。这也是解决中国农民困苦和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
先生说到这里，愚公喝了一口茶。答到：
要知愚公如何回答，请看第九回《愚公说进城》。
胡批张五常（九）
愚公说农民进城
上回说到，先生向愚公说到农民可以进城找出路。
愚公听此说到：农民进城找出路，这句话好说。可是城里那有么多工厂安排。早几年，我们村也有二十多口人到南方去打工。可到春节回来时谁也没有能带回钱来。
先生听此问到：那是为何。
愚公答到：到南方去打工的人太多。老板借机给的工钱很少。吃完饭也就剩不下几个钱了。有的连回来的路费也不够。本村的张五群，手指头被砸断了四个。被老板一脚踢出来，回家的路费还是借的老乡的。你想想，谁还敢到南方去打工。要不现在南方很多工厂就是有活干，也没有人敢去了。
先生听到此处说到：对于这种事应当是，在付出劳动前先与老板签订合同。
愚公说到：老板与农民，不是处在一个等级上的人。农村又有大量的没活干的青年人。这一群走了，那一群又来了。在这种不平等的基础上，能签出平等的订约吗。
先生说到：出了事故以后，也可以到当地法院起诉他，由法院判决他进行经济赔偿。
愚公说到：在那里打官司。你能打赢吗。打上十五天，这十五天你吃什么。手上冒着血，喝着凉水给他打官司。先保住命要紧。而且，先生不是说，法律不公，能够在市场中用自由订约的方法解决吗。那怎么还要我们去法院。如果法院再判的不公平，也就是法定权力分配不当，我们还要给老板钱，买他的受伤不赔偿的权力。
愚公的这一问，确实点到了先生的痛处。先生也一时不好回答。
愚公又说到：城里的老板变着法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这对城里的也不利。这两年从胡锦涛和温家宝上任以后，要求各级政府进行严厉打击，农民工的工资才算有了保证。没有政府出头管理怎么能行。只有政府出头管了，农民工的工资有保障了，这二年进城找出路的人才又多起来。
咱多说一句，幸亏愚公常年生活在农村，他还不知道第一批被流放到美州的人，在到了美州大陆后，推迟一天登陆，在“五月花”号船上经过反复协商，在一张牛皮纸上写的啥东西。要是知道的话，他还会就国家的作用，多与先生争吵一番。
而且，愚公的这个说法，也击中了科斯定理中的在市场经济中，完全由自由订约和市场解决双方利益，减少政府干预的观点。这对先生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先生也就一时说不出话来。
愚公接着说到：农民进城打工这话说起来好听，可是城里那有那么多的工厂。现在城里下岗失业的还有那么多。我听说美国的工厂比中国多的多，也听说先生与美国关系很好。你老人家能不能给美国总统和我们的国家主席说说，把中国人给美国送去两个半亿。
先生听到此话，吃惊的张开嘴，刚想说什么，愚公又说到：这一来可以解除中国的就业问题，二来可以解除中国对美国的威胁。
先生问到：这是为什么。
愚公答到：我听说美国也就是两个半亿的人口。你想想，把中国人送去两个半亿以后，到那时，中国再去侵略美国，打仗的时候，打死两个人中就会有一个中国人。扔一颗原子弹，炸死100万人，其中就会有50万是中国人。那中国还会去侵略美国吗。我们也会反对啊。这不就解除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了吗。
先生想到，莫说两个半亿人，就是半个亿，美国也解决不了。光吃也会把美国吃成世界上的最穷的国家了。这还不是最大的侵略、最大的威胁吗。
咱在这里多说一句。要是先生发表文章，提出这个建议，他再到美国的时候，美国人还不把他活活的给生劈了，再剁成肉酱。恐怕五马分尸是不解恨的。
先生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说到：大量移民是那个国家都反对的。
愚公笑了笑说到：要不我就请你说说吗。现在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就是300多万。加上高中生、中专生、各个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恐怕也就是1000多万人吧。只把这些人送给美国怎么样，连着送上十年。这可是个两全齐美的事。
先生说到：就是这些人美国也解决不了。
愚公说到：那就是了。美国那么大，那么富，那么多工厂，都解决不了。要是有两个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里，中国政府也解决不了啊。还是先把农民留在农村，慢慢的来吧。
愚公看了一眼先生，继续说到：所以叫我说，出门有车，风打不着头，雨打不着脸，进门坐在主席台上，冲着话筒子说话好说，反正不腰痛。可实际问题什么也解决不了啊。
各位看官，愚公说的这话，这不是讽刺先生吗。可先生对此也确实无话可说啊。
但是，先生还是坚持到：如果土地公有，也就不能实行市场经济，社会生产费用大大增加，社会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老百姓的生活如何提高。
愚公微微一笑：答到
要知愚公如何回答，请听下回，不、不、不，请看第十集《愚公说市场》。
胡批张五常（十）
愚公说市场
咱上回说到，先生提出只有土地实行私有制，才能搞市场经济，也才能提高社会生产效益。
愚公听先生这一说，微微一笑说到：我问一问先生，大陆现在实行的仍然是土地公有，可生产形式是承包制。这种一家一户，谁家看着种什么能挣钱就种什么，谁出的价钱高，就买给谁。这种产品买卖自由，是不是市场经济。
先生答到：这还不是一种充分的市场经济。
愚公问到：此话怎讲。
先生答到：因为土地还不是个人的。
愚公说到：此话差矣。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图得个什么？也就是图个有饭吃，有衣穿，有车骑，有房住。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不管是土地姓公还是姓私，工厂是老板个人，还是国家的，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是农民也好，是工人也好，干活的目的是为了一家人的吃、穿、住、行。先生说的对，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就是土地是国家的，工厂是国家的，人们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就是上千人在一起干活，按你说的就是共同生产，都是一个具有私有利益的独立团体。这个具有私有经济利益的团体，也就是借着国家的钱，为了实现个人的利益在一起劳动也就罢了。而且，一个团体为了本团体的利益，也就必然要求实行产品自由买卖，叫你说是市场经济。实行国家管制，也就是计划经济，那是违背社会要求的一个制度。改改这种管理制度也就行了。土地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工厂是老板个人的还是国家的，这与实行国家管制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并不是一回事。
先生听到此处，心中又一次暗暗大吃一惊。这是因为，先生曾发表文章说过，马克思宣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可他不反对实行市场经济，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幸亏得到高斯老师的真谛，才没有被马克思所迷惑。而在这时，愚公说出了生产资料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无关的观点。尤其是愚公说出了国有工厂里的工人虽然是在一起共同生产，可因为每个工人都有个人利益要求，由此决定了国有企业也就必然是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团体，并因此要求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以及实行计划经济是违背社会要求的观点。这怎么能不大吃一惊。
咱再多说一句，如果愚公知道埃及的金字塔不是30万奴隶垒起来的，而是由大量自由人自愿建造的，还会与先生就工业生产的质量问题争吵一番。
先生虽然在心中大吃一惊，但也接过愚公的话说到：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也就无法实行计划经济。
愚公说到：美国的政府对各个工厂就没有一点管制吗。建立那么多法律干什么，每年还为修改法律吵的一塌糊涂。这些法律中肯定有很多是对工厂进行管制的，或者说是约束工厂自由的。
但是先生并不服输，也就反驳到：企业国有，是生产效率低下的基本原因。好多国有企业大量亏损，就是证明。
先生以为，张大愚长年生活在农村，对城市里的事情不知道。所以也就想在说城市里的事情，为自己找个下台阶。
愚公听了，随及答到：城里的事，我们也知道一些。我那二儿子，在城里杀猪、宰牛也不是一两年了。我的闺女女婿也在一个工厂当着个小科长。
就说他们厂吧。头几年，国营的时候，新厂长一上台，就把刚买了才两年的小汽车卖掉。值六万。一万五就卖给了他小舅子。又花十五万买了一个新的。反正是国家的钱。当工人的看着生气，也就没心干好活。厂子还有能干好的。要是厂长、经理由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再实行到月底一算帐，看看工厂里这个月挣了多少钱，而后按工分多少分工资，就有积极性了。工厂也就保证能够干好。
先生听到此处说到：国有企业中分配政策，是由于企业国有决定。
愚公答到：工厂是老板的，工资多少由老板说了算。工厂如果是国家的，在交完税收以后，剩下的如何分配，应当由工人说了算。叫我看，这里也就是由老板一人说了算，还是由工人说了算的差别。可是，一个人有积极性，不如大家都有积极性。只有大家都有积极性了，生产效率才能真正得到提高，社会财富也才能得到增多。
先生说到：工厂私有化，在事实上生产效率高。
愚公说到：现在我那女婿的工厂变成私人的了，工人工资越压越低，老板的小汽车越换越高级。当工人的也是越看越生气。更不想好好干活了。老板也就变着法的叫工人下岗。换上进城的农民工。可农民工技术不行，生产效率更是上不去。农民学会了技术，工资低就跑了。要不就是干不几天就跑了。我听说他过不了年，就得破产。说不定我那女婿不是跟他二哥去卖牛肉，就是来我这里和我一块种地。
愚公说的这些，实际上也就又一次击中了先生大力宣扬的实行私有制的观点。所以先生也就感到好像有一万个蚂蚁在身上爬。于是说到：那你说国有企业大量亏损的问题如何解决。
愚公答到：一个国有工厂，生产好坏，与工厂的厂长、经理关系不大。在市场经济中，他们只要干上几年，凭着贪污、回扣、损公肥私也就捞够了，有的人捞的一家人一辈子也吃不完。企业还能干好。可一个工厂，干好干不好关系到一个工人的这一辈子的饭碗是不是还有的问题。所以当工人的都想着工厂能兴旺和发展。如果把谁当厂长、经理的权交给工人，事也就好办了。厂长想换个新的小汽车，工人说不行，他就不敢买。非要买，不等他人坐上车，就把他给罢免了。他不好好干，照样罢免他。这样的话，我相信，什么样的工厂也能干好。原来没有实行市场经济的时候，那有企业破产的。那个时候国家管的死，当官的想贪污，办不成。想随便叫工人下岗也办不成。
先生听到这里问到：那你认为实行市场经济不是一件好事。
愚公说到：当年初期实行土地承包制的时候，种了麦子由国家收，种了棉花也是国家收。虽然卖棉花的时候要排队两天才能交上，也有压级现象。可农民知道国家的收购价是多少，也就看着什么合算种什么。生产积极性又高，所以头几年也就挣了不少钱。可是，现在完全由市场说了算，农民倒不知道种什么好了。
先生问到：为什么。
愚公说到：前年棉花收到三块八一斤。种棉花的都多挣了几个钱。去年种棉花的就多了。可价格也就下来了。每斤籽棉只能卖到二块六。所有种棉花的都赔了钱。农民家里底子薄，经的起赚，经不起赔啊。赔这一年，两年也翻不过身子来。今年怎么样，种棉花的心里也是不踏实。我家地多点，种棉花又费工夫，投资又大，所以也就光种粮食。有国家的最低收购价听着，心里踏实。
先生听了这话，也就说到：你们应当先了解以下市场信息，再决定种什么。或者是种棉花以前与收棉花的就订立订约。
愚公答到：别说农民一家一户，就是全乡统一起来，也难以知道明年种什么好。自由订约，说起来好听。先生说的对，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办那一件事，都要考虑自己怕利益最大化。春天说好了棉花三块钱一斤，可到了秋后，棉花长到了三块八一斤，谁还按三块钱卖，就是我那小孙子也不卖。那不是憨小吗。就是遵守订约，卖给他一半。他知道什么。他总不能到各家各户去搜查吧。反过来说，到了秋后，棉花降到了两块六一斤。他也是想着法的不收。
叫我看，还是由国家定个棉花最低收购价为好。再由农民看着办。先生是个大学问家，你说了，比我们说了有人听。就算我求你了，你发表一篇文章，影响大，比我们一个乡里的老百姓联合起来，都签上自己的名，上书国务院总理也管用。这是农民的真正要求。不知先生可否愿意为民一呼。
这个老愚公，他知道先生的主张是，减少国家干预，要求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和自由订约。可在这里，却向先生提出这种要求。这不是故意向先生发难吗。
先生听到这里，越来越感到有点如坐针毯的感觉了。于是也就说到：实行市场经济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只要是公有制，就无法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公有制就是不应当存在。
要知愚公如何回答，请看第十一回，《愚公说公有》
胡批张五常 （十一）
愚公说公有
咱上回说到，先生说公有制就是不能存在。
愚公看了先生一眼，说到：实行土地公有以后，是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很多的好处。
先生问到：此话怎讲。
愚公说到：如果从长远看，要不就是说从大处说，新中国建立以后，如果不是时间不长就实行了土地归公，再不出十年，必定又会大量出现有人卖地卖儿女的社会问题。60年闹大灾说不定饿死的人更多。共产党的革命也就会归于失败。就是在城里搞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不可能成功。
而且，中国的社会基本上稳定50多年的局面也就不可能出现。社会不稳定，经济发展也就永远发展不起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强大局面。
咱也点评以下，愚公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当年农村实行土地公有，是城市里的社会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也是中国社会基本稳定50多年的社会和经济条件。
先生听愚公说到这里，也就说到：如果土地归私人所有了，社会交易费用会更低，生产效率会更高，大陆的民众会比现在更加富裕，社会也就更加稳定。
愚公答到：我看未必。
先生问到：那是为何。
愚公答到：到如今，土地公有的好处仍然存在。这是因为，至今虽然实行的是承包制，可是土地仍然姓公。如果姓私了，谁家没有男劳动力也不行。因为这个原因，生的孩子也不会比现在少。而且，土地姓私以后，个人也就有了买卖权，土地也就必然会被少数人占有。
在以前，一个人能种几亩地。现在不一样了。我和大儿子两个人能管理几百亩。就是一千亩，我爷俩也管理的过来。给我上万亩，我雇佣别人干活。先生说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可你没说下一句。
先生问到：下一句是什么。
愚公说到：人的私欲是永远都无法满足的。我有了一百亩，就想一千亩，有了一千亩就想占有一万亩。上万亩土地归我所有了，我能雇佣几个人。农忙时节，我雇佣100人也就足够了。可上万亩地，现在能养5000多口人。如果都归了我，你叫他们干什么去，怎么活下去。
对于愚公的这个说法，先生也不好说什么。因为再说农民可以进城找出路，早被愚公先前的说法给堵死了。
愚公见先生不答，也就只好自己继续说到：咱不说在美国如何，在中国这种国情中，土地在买卖过程中，必然出现强夺强占现象。也就是在黑社会组织插手的问题。你想想，农村百姓一家一户，谁能斗过黑社会组织。真是完全姓私了，我首先想尽千方百计把大片的土地拿到手。我不占，别人也会想法占。可到那时，大多数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样下去，十年以后中国必然出现大乱的社会局面。社会生产也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社会的最大效益也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费话。
先生听到这里，说到：这种动乱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几年，社会生产效率提高了，社会也就会好起来。
愚公答到：可我不那样认为。
先生问到：你的观点是什么。
愚公答到：生产效率是人的右腿，社会公平是人的左腿。缺那条腿也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人有饭吃了，说什么都可以。可三天不吃饭，人就受不了。中国人口众多，十几个亿，如果是几十万、几百万人，莫说饿上几年，就是一年，不是大量出现打家劫舍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往国外跑，不叫向国外跑就会出现武装暴动。现在可不是六零年那时候的人那么老实。真有挨饿的那一天，军队也镇压不下去。何况军队里的士兵也都是老百姓的儿子。怎么能饿着肚子向饥饿的父母开枪。社会出现大动乱，生产也就完全停止了。生产效率也就别提了。那些大地主、大资本家，不是被杀了头，就是被赶跑。他们也会成为这种动乱的直接受害者。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反反复复的出现过几百次。我想先生饱读史书，不会不知道吧。
先生坚持到：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民众的权力必然会受到严重伤害，社会效益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快速提高。
愚公说到：我今年60有二。才有机会到城里住上一两个月。在大街走路的时候，经常碰上红一亮，就不叫人过的情况。先生在大城市里过了一辈子，我想也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知先生有何想法。
先生常年住在大城市里，遇到红绿灯的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比在家里吃饭的次数都多。但是不知愚公问的是什么意思，也就反问到：你有何感想。
愚公答到：叫我说，亮红灯不叫人过，是对走路人的权力的侵犯。
各位看官，愚公今天也与先生玩起了学问家用的词。说起什么权力侵犯来了。
先生听到这里，笑了笑，说到：这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制定的交通规则。怎么说是对行人的权力的侵犯。
愚公说到：难道不是对过路人的自由权力的侵犯吗。你东西着的能走，我南北着的为什么就不能走。
先生说到：你违反交通规则，可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愚公笑到：这就是了。我不闯红灯，只是一时不能自由过路。可到绿灯亮起以后，我再过路口，谁也不敢开车撞我。如果开汽车的撞红灯，撞伤了我，就要包赔全部经济损失，还要被以故意致伤他人罪被判几年的监狱生活。如果撞死了我，就不光是包赔几万块钱的问题了，说不定还要以故意致死他人罪，被判死刑。因此，普通行人在走路时的生命权力，也就得到了保障。这与土地公有是一个道理。
先生听到这里，问到：这话怎么说。
愚公答到：土地公有，农民没有了土地买卖权，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因此得到永远的种地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谁也不能不叫我种地了。我也就能够有饭吃、有衣穿。如果土地归私人所有，农民在一时被迫把地买了，就永远不能再活下去了。所以我说这是丢卒保车。这和过马路怎么说也是一个道理。
先生万万没有想到愚公有这种为了私人的经济利益，才赞同实行土地公有制的观点。高斯理论的基础是，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被这个愚老头用这么简单的例子就否决了。也就一时被气昏了头。咱说实话，先生心里也有点害怕了。
愚公见先生不说话：也就接着说到：如果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后果只有两条。
先生听愚公如此一说，也就问到：第一条路是什么。
愚公答到：少部分当雇农，大部分饿死。
先生又问到：第二条路是什么。
愚公平淡的答到：发动暴动。打死地主，重新分田到户。如果有远见的话，就实行土地公有和承包制。
先生听到此处，不仅张大了嘴。但急中生智，说到：你这也是“路径依赖”啊。
愚公不明白什么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看了先生一眼，也就着说到：我今年六十有二，身子骨还很好，谁也不依赖。日本鬼子投降时我两岁不到，新中国建立时我还不懂事。但是，我爷爷和我父亲，把日本鬼子在中国烧杀掳掠的事，还有国民党的事也没少告诉过我。我也经历过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现在又实行承包制。说实话，我可不愿意中国再出现社会大动乱。真有那一天，我的孙男嫡女不知道要死多少。
先生听到这里说到：你说的那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仅一条 ，那就是在任何经济制度下，决定一个人生活的境况，富贵贫贱的因素，始终脱离不了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原则。无论在甚么主义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这原则是不变的。在未开化、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地方，这原则固然适用，在以盈利高低论英雄的当今时代，这个原则依然适用。
在这里我先点评以下，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不断遭到社会正义人士的批判，咱且不说。就是愚公今天的这些说法，也把先生的这种观点彻底击破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在市场经济中是英雄的人，也难逃弱肉强食造成的灾难后果。先生再说这些，实际上也就是为自己的观点再作一博。
愚公听到这里，惊恐的看了先生一眼，说到：先生饱读史书，又比我大十多岁，想必对中国的近代社会的事比 我知道的更多吧。
先生虽然有三十多年没有读过书了，别说他以前所读过书，就是他以前发表过的文章和讲话的字数，也比愚公这一辈子读的多。也就说到：是多读了几本书，也写过几本书。
先生说这些，既能够说明自己有学问，也说明了他有点看不起愚公。
愚公不听他那一套，自顾自的说到：在新中国建立前的一百多年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进中国，火烧圆明圆，日本鬼子在我国烧杀掳掠的事和他们对中国人民生活造成的灾难，你应该比我知道的更多吧。
在以前，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都是采取降低税收和减少劳役的政策，安扶人心。可日本鬼子进中国以后，到处滥杀、滥抢，奸淫掳掠。谁能不反抗。日本鬼子有一次到我们村时，村里的联防队向他们开了几枪。他们冲进村来，杀了132口。三岁的孩子被他们一人抓住一条腿给活活的劈到两下里。一岁的孩子被他们从娘怀里夺过去插在刺刀上。村西二亩大的一个水坑里全都是死尸，血水染红了全坑的水。还有，他们为了减少反抗，使用细菌战，那一年我们这一带就死十多万。
先生说到：二战期间我在广西的农村生活一年多，记得只吃过一碗饭，稀粥一两个月才能品尝一次，番薯是上品，十来天才吃一次，主要食品是木薯，有毒的，要在水中漂洗几个星期才能吃，也吃不饱。骨瘦如柴，余下的皮肉因为营养不足而腐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还见痕迹斑斑。
听先生说到这里，愚公说到：他们为什么不与我们进行正常的买卖，为什么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侵略我国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难道那不是弱肉强食吗？你的这个说法，是不是认为他们对我国的侵略也有理呢？！
在这里说明以下，在鸦片战争以前，以英国为首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与我国的自由贸易之中，是赔钱的一方。具体的说就是贸易逆差很大。这是他们对我国输入鸦片和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而日本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基本原因也是为了解决国内频繁的经济危机。对于这些，先生是完全知道的。
愚公的这一顿呛白，真让先生有点招架不住了。这也是他坚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应当得到的。于是又一时无话可说。见先生一时不说话，愚公说到：我以为先生的长辈在日本鬼子进中国的时候，曾经发过国难财呢。原来也是饱受战争苦难之人。
说实话，愚公就差一点就骂他是一个大汉奸的子孙了。
先生听到此处，说到：我也反对侵略战争。我今天说的这个意思是说在经济方面应当放开管制，允许竞争。
听先生说到这里，愚公说到：我也反对管制，赞成竞争。可竞争是应当凭个人的本事竞争。土地是老天爷给全天下的人共同生存和活着用的，不是给少数人的。谁也不能凭着对土地的占有发家致富。只有土地是公有的，人们才能公平竞争。凭着个人的劳动得来的财富，才是合情合理的。一个人的财富多，家里的钱多，不能是凭着剥削别人得来的。那不合情也不合理。而且早晚也会出大事。
听愚公说到这里，先生问到：你认为公有制有那么多的好处，可您们为什么还赞成实行个体家庭承包制。
愚公答到：我刚才说了，实行个体家庭承包制以后，一个好处是农民有了种地的自主权。而且，一个家庭的收入多少全看自己干的怎么样。还有，自己有了主动权，也非常自由。不再受任何人的管教。忙完了地里以后，自己再想干个什么也自己当家。这个自由是我们最喜欢要的。
先生听到这里说到：看来你们还是愿意实行私有制。
愚公听先生还是坚持他的观点，也就说到：在我们农村里，有一种人非常叫人烦病。就是犟驴的脾气。这种人不管干什么，还是对什么事的看法上是一根筋，不会拐弯。就像赵本山说的那头白底黑花的猪一样，非得撞死在电线杆子上不可。我想，先生饱读史书，一个天下人都知道的大学问家，看问题不会向农村的文盲一样。就是一时想不开，也会是一点就破。
先生有点怒气的说到：你想说什么。
愚公答到：叫我说，私有制这个东西，它有两面性。你说过，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一个人下地干活，如果干的好坏与他个人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他干的就好，就仔细，不用别人管积极性也高的很。这样地里打出的粮食就多。人人都这样，社会上生产的粮食也就多多了。叫你说是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这是私有制的好处。可是，小民中存在的有人偷粮窃物，当官的有人贪污腐败，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有人甘当卖国贼，还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等等，也就是人人所不齿的也不愿看到的恶事、丑事，可也都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造成的。
先生说到：你说的这些都是社会中的东西。我说的是私有制对发展生产和经济中的作用，对降低社会总体费用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两码事。
愚公答到：就是在生产活动中也是如此。盖大楼的时候偷着用孬水泥，钢筋细着点，还有克扣农民工资的行为；买卖中的你骗我，我骗你。把药改个名，多卖老些钱；倒卖假冒伪劣产品；筑大坝搞成豆腐渣工程；农村中有的人为了少叫虫子吃庄稼过量使用农药，卖菜的时候把孬的掺在好的里头卖。这些不都是私有制造成的吗。这也好，为此增加了很多监督机构，检查机构。增多了很多官司。使得很多人有权力、有饭吃；多盖了很多大楼，多买了很多小汽车。这又推动了社会多生产很多的东西。看着是社会经济发展了，可细细追究起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浪费吗。
再就是少数人占有土地和工厂，剥削别人，因此在社会中造成贫富悬殊，以及因此造成的社会问题，不也都是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造成的吗。
先生听到愚公这一说，刚想说什么，愚公又紧接着说到：大到国家政策、法律，小到村规民约，还有工厂里的那些制度。无一处不是既要有利于保护私有制的积极的一面，又压制私有制的害处的那一面。只有处理好了这个问题，生产才能搞上去，社会也才能稳定。
在这里咱点评一下，愚公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私有制有双重作用。可先生只是光讲私有制的积极作用，不讲私有制的反动作用。也就不是有两张脸皮的人物，而成了只有一个脸皮的人物了。
对于愚公提出的私有制具有双重作用和如何对待私有制的观点，先生正在思考如何驳斥，愚公又说到：一个人两片子嘴，说什么都行。上台讲话，写文章，只讲一面行，可到了实际事上，只有考虑到两个方面，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既发展生产，又保证社会公平。只有在公平的社会里，社会才能够稳定，经济也才能够不断发展，社会效益才能够最大化。
听愚公的这一番说道，先生也就知道在实行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是争不过愚公了。
但是，先生是不肯输在一个大陆农民手下的。于是也就提出了新的问题。要想知道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和愚公如何回答，请看第十二回，《愚公说交易费用》
第十二回 愚公说费用
咱上回说到，先生知道在公有和私有的问题上争不过愚公，也就说出了新的话题。
先生说到：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假设要是想养牛或种麦的话，那就要请专家作决策，情况又会怎样呢？第一、没有市价的存在，牛群的增值多少或麦的损失多少用甚么标准来决定呢？专家可不能代表吃肉或吃麦的人的口味。第二、假若要筑栏杆，位置从何而定？专家选错了位置会受到甚么责罚？而有甚么准则可以断定栏杆的位置是对了或是错了的？第三、若建造栏杆的费用高，专家要用甚么准则来衡量这费用是过高或是不合算？第四、畜牧者及耕耘者的劳力要用甚么方法奖励？用牛？用麦？抑或用其他非物质的方法？奖励的多少又由谁来作决定？第五、专家的劳力又要怎样计算才能保障生产的增加？我们又要用甚么方法去分别“专家”与“非专家”？
愚公听先生说出这些话，也就接过来说到：莫说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人口又多的不可了，就是在一个小国，政府要是把土地收归国有以后，也脱不了再划成一块一块的，分给老百姓去种。或者是把几百亩土地划为一块，叫几十家联合起来一块种。也就是以前那种以小队为基础的种地方式。
如果由国家决定那一块地里种什么，那么国家就必须负责把地里收的东西，不管多少，都必须收走。还必须负责给种地的发工钱，也必须承担必然出现的亏损。如果是用于养牛，那就得不管能养几头牛，养得好坏，有肉没肉，都得收着。也必须给养牛的发工资。这可是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从来没有过的又憨又笨的皇帝。就是叫你当皇帝，你也不会办那种憨蛋事。他们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谁家愿种什么就种什么，吃不了随便卖。再按谁家种地多少收税，也就万事大吉，坐享其成，在金銮殿里当皇帝了。这就是普天之下，都是皇土；交粮纳税，天经地义这句话的来历。现在的政府更不会办你说的那种憨事。
现在的政府把土地收归国有以后，再划成一块一块的，叫农民自己看着种。国家如果想着发展什么，就用降低什么行业的税收，或是把收上来的钱投向那个行业也就行了。何必如同你说的那样复杂，还得瞎操那么多的心。那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吗。
愚公说的这些，是不是讽刺先生，咱不说明。不过从先生说出弱肉强食的说法以后，愚公对先生也就产生反感了。说话也就开始刮大风带疾藜――连风（讽）加刺了。不过先生对此又是一时无话可说。
愚公接着说到：事实上，实行土地公有以后，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比如，搞农田建设。从大处说，国家要把黄河水引到千里以外，土地是公有的说搞就搞。从小处说，村里要在地里修一条水渠，不管长是在二里地以上，还是在五里地以上，因为土地是公有的，说修就修。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其中只要有一家不同意，你就修不成。
先生听愚公说到此处，也就插言说到：那你们可以相互协商，签订合约来解决。
愚公答到：你说的容易。现在我们村里平均每人就是1.8亩地。地可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如果修渠要是占了一家的地，或是从中间栏腰截断。他又不肯卖怎么办。就是他好说话，为了大家的利益肯卖，但是提出的条件是从别处再给他买同样大小的一块地，这个条件不高吧。可没有人卖怎么办。就是有人肯卖，可出的价钱的太高怎么办。人的本质都是自私的，谁不想着借此机会多要两个钱。所以如果土地是私人的，修一条水渠的费用那可高的没谱了。
要是仅在同意的那些地里修渠，那得拐多少弯，架多少桥。费用有多大。占渠头的每年向后边浇地的要多少钱。那渠还能建成吗。渠建不成，看着黄河水整天向东淌，几百万亩地的庄稼也都脱不了旱死。
现在土地还是公有的，要修一条水渠，不管是谁家的地，都好说。只要包他家一年的损失，到秋后，再划给他一块地也就行了。
如果就以养牛还是种麦子这种简单的事说，是在地里种麦子，还是养牛；是一半种地，还是一半养牛。如果土地是公有的，在地里干着活的时候队长和大伙一商量，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连盒烟钱也不用。更不用着请什么高级狗屁专家论证。很简单的事。怎么到你们那里就那么麻烦。可话说回来，要是土地是私人的，一块地也就是三亩两亩，这家要种麦子，那家要放牛，还不每天因为牛吃庄稼的事打架。就是养牛再赚钱，他也养不成。
科斯的理论就是，土地只要是私有的，就好按照自由签订合约的方法来解决。如果是公有的，要想养牛就像先生刚才讲的那样，社会费用大而得不偿失，或者是根本办不成。可现在叫愚公这一说，如果土地是公有的，反而费用小甚至是零。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反而办不成。对社会总的效益也将产生非常大的损失。就如同愚公说的那样，渠建不成，必然就会造成全村的庄稼被旱死。社会整体效益不是能够实现最大化，反而是社会效益损害最大化。
先生听到这里问到：那你叔伯弟弟怎么能养好多牛？
愚公说到：我那叔伯弟弟的儿子有文化，这几年在城里干的不孬。侄子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读书，今后不再在农村下苦力气，也就把媳妇和女儿接到城里去了。家里现在就我那叔伯弟弟他老俩口。五口人9亩地。现在养着二十多头牛。他留出这一亩多地不种庄稼，只养牛，其实就是为了能叫牛遛遛牛腿，叫牛少生病。再说，就他老俩口，又养牛，又种地管不过来。也就只好少种。为什么就非要挨着我的地。就是因为一旦牛吃了庄稼好说话。其他人家也想向他那样多养几头，可就养不成。
先生听到这里问到：为什么。
愚公说到：就是因为地都是承包的。牛又是个活玩艺。一旦看不好，吃了谁家的庄稼也不行。你想想，牛吃了麦子比吃草能多长几斤肉。包麦子合算吗。昨天，那是他刚把牛放出来，家里又有一头母牛要下犊，他临时跑回去了。
先生说到：那想多养牛的可以把别人的地租下来养牛啊。
愚公说到：一家一户也就是十亩八亩。谁肯出租。交税收、交提留，负责乱摊派，再加上出地的要钱买粮食吃。就这些钱他也租不起。
愚公停顿了一下，又说到：吃馍馍，吃牛肉你懂。口味好孬你能吃出来。可养牛、种地你不懂。看着是个简单事，干起来并不是那么简单。不管干什么都得讲个成本。你是不知道。我们村现在会拉车、耕地的牛不过十头。可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家养着牛。养牛的目的就是为了卖肉牛。一般说一头小牛养上七八个月，斤称在一百八九十斤左右。好的在二百斤左右。每斤十块钱，平均也就是能卖到一千九百块钱左右。养老母牛每年的成本是一千多块钱，小牛的成本是六七百块钱。养一头小牛犊也就是能剩个二三百块钱。
牛这个东西，平时吃棒子秸，加点玉米当精饲料也就行了。你想想。牛吃麦苗那得有多高的成本。一头母牛每年能吃六亩地的玉米秸。如果放到麦地吃麦苗长大，六亩地也养不起一头牛。可六亩地能打六千多斤麦子。这二三年麦子每斤七毛一，能卖四千多块钱。还有，从越冬以后返青开始到收麦子，只有三个半月的时间。可三个半月的小牛光有骨头没有肉，没人买。那怎么办，再吃三个半月的玉米苗。六亩地的玉米又能收三千多块。这加起来就是七千多。这样一吃，玉米、玉米秸也都没有了，还不得把老母牛饿死。你懂数学，你算算，这得赔多少钱。
愚公的这个算法，就是没有上过学的文盲也能算明白。从生下来没有见过牛的盲人，也知道。还用得着先生掐指细算吗。
愚公看了一眼先生，又说到：可话说回来，在我们这里，那有把大片好地闲起来养牛的。那是茄子地里拉屎不上蒜（算）的事。就是憨蛋也不那样干。这也是农村三岁的孩子都知道的事。就是有人愿意把地出租，接地的那家也是种庄稼。因为种麦子养牛，不如种麦子收麦子合算。
不过，愚公的这一番说道，也就把科斯定理中的养牛的把农夫的地租过来牧牛假设，彻底击破了。
先生对此也就无话可说了。愚公看先生不说话，也就继续说到：就是自己的地多种不过来，一块地种麦子，一块地养牛，也是把牛圈起来，不能叫牛吃着麦苗。因为那样在经济上不合算。如果是两家的地，也是养牛的一家自己扎栅栏，把牛圈起来。就你说的那种在那里扎栅栏，什么多一点少一点，什么边际效益大小的事，在我们这里根本不存在。就是要扎栅栏，不用你说，只有一条路，就是养牛的扎在自己的地里。伤不着别人的一点麦子才行。这是经济帐决定的。
还有你说的那种什么叫种麦子的出钱给养牛的，好叫养牛的管好自己的牛。那种事于情于理说不通，天地不容。如果牛有无偿吃麦苗的权力，我们村有2400多亩地，有上500头牛，谁家想种麦子也种不成。如果这500头牛当中有250头母牛，250头小牛的话。250头小牛，养上7个月，顶到天爷爷能卖50万块钱，可2400亩麦田能打240万斤麦子，每斤按七毛钱算，就是168万块。如果再吃三个半月的玉米苗。把玉米苗吃了，一年的玉米又没了，又得损失100多万。没有了玉米秸、玉米，老母牛全都饿死。这个损失得有多大。这是养一头赔二十头的买卖。这怎么叫怎么维护社会的最大效益。除非牛吃了草以后能拉出金子银子来。要不就是牛比金子银子贵。
话说回来，如果真是有那样的法律的话，养牛的还养牛干什么，直接告诉种麦子的，每年给我多少钱。如果不给我就养牛，反正国家法律允许牛有无偿吃麦苗的权力。那与公开养土匪有什么差别。那种社会是不是太黑暗了。真是那样的话，谁还种麦子，还不都去养牛。就是种地的被迫自己扎栅栏，因为国家法律允许牛有无偿吃麦苗的权力，那养牛的也会以种麦子的违反国家法律为理由，把种地的臭揍一顿，再叫他自己把栅栏拆除。如果天下的人都养牛，你上那里找个馍馍吃。你要的那个社会效益上那里去找。那不是对社会的最大损害吗。
在这里咱说上一句，自从科斯发表了他的伟大著作以后，有好多经济学家为了证明科斯理论的正确与否，也曾搞过什么“田野调查”。可最后什么也没有也没有搞出来。根本原因恐怕就是因为科斯所说的那种假设，在农村中根本就不存在。
愚公说的这些话，对先生来讲，句句都是重磅炮弹。先生还能有什么话说。
所以愚公也就自顾自的说到：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农村很简单的事，很明白的事，到了你们那里，就那么麻烦。还什么这假设，那假设。到我们村，随便找个人问问，算算帐就知道了。用那个说书唱戏行，放到我们这里，什么屁用也没有。
愚公的这一番说道，也就把科斯定理给驳的体无完肤。先生听到这里，也就又一次被气昏了头，又是一时无话可说。
愚公见先生不说话，继续说到：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对于生产以外的浪费或节约来说，也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先生听到愚公这一说，以为能够找到有利于证明科斯定理只要实行私有制，市场运作就会应运而起，社会生产以外的消耗也就能够大幅度降低，社会总效益也就能够大幅度提高的理由，也就急急问到：怎么讲。
愚公说到：现在我们这里实行的是承包制。土地还没有完全姓私。可由此产生的麻烦也就大多了。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说到：我们这里的地，有好坏和远近之分。有的地里原来就有生产队里打下的机井，有的没有。下雨时有的地会被淹，有的就淹不着。所以分地的时候，我家六口人10.8亩地，被分到四处。最小的一块是8分。别说种地和收割有多麻烦。就说浇水这一件事。这块地浇完了，就得抬着柴油机再到那块地里去。
先生听此插言到：你们可以相互协商，签订合约来解决啊。
愚公答到：你说的容易。浇地要是按时间算，就会把柴油机的油门放小着点。半天也浇不了一亩地。如果按地亩算，机井里的水有深有浅，如何计算。柴油谁负责买。骑谁的车子去。扎了车胎谁负责补。你还雇不雇机器的主人。不用他不干，如果要雇，工钱怎么算。到了饭时，你不管饭，他就得停了机器回家去吃。你要管饭，有菜没菜。菜里有肉没肉。有酒没酒。酒肴好孬。干上一天，给不给盒烟抽。是一块五的，还是一块八的。还有，是先浇东边那一家的，还是先浇西边那一家的。先浇东边那一家的，西边那一家的几点来人看水。提前浇完了西边那家没来人怎么办。中间机器坏了，要不就是机井里没水了，到点来了以后，还没有浇完东边那一家的，等上两个小时，算不算钱。这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用一天的时间也说不成。可话说回来，把这些费用全都加进去，那种地不是没有剩头了，那就得赔钱。
愚公有意识的学着先生刚才那种对实行公有制以后的生产以外的社会消耗问题的说法，罗罗索索的说了一大堆。不过这也是农村的实事。先生也就被呛白的吃了冰糕拉冰棍――没话（化）了。
愚公看了不说话的先生一眼，接着说到：我们村现在有2400多亩地。叫我看只要有50辆小拖拉机，浇地、运肥、收庄稼也就足够用的了。可现在是单干，被逼无奈，我们村现在30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柴油机，有的人家有两台。还有50多辆小拖拉机，三马子也有200多辆。这虽然把工业给拉上去了。可在农村是一个很大有浪费，对社会资源也是一个很大的浪费。就别说我60多岁了还要被迫学会开拖拉机了。
咱说到这里，我点评几句。如果说先生偏向虎山行，进了愚公的家，科斯定理就好比是昨天那头被套住的牛。愚公说的公社时期的牛麦之争的解决方法，以及后来的说进城、说市场，就像是科斯定理被乱棒打了一顿。而愚公说出的土地公有的好处，就像是那牛被木棒撞击中脑门一样。现在愚公说的土地公有更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降低社会费用，有利于社会效益提高的观点，就像那牛被刺中喉咙。因为这击中了科斯定理的最根本、最关键之处。也可以说是把科斯定理推到死路上去了。虽然愚公说的很简单。事实上，尖刀刺进牛的喉咙，只要有两寸半也就满足了，再多了也无用。说句笑话就是浪费畜力。那么下来呢。不用我说，各位看官也就明白了。那就是，由表及里，层层剥皮，开膛破肚，大解八块了。不过，解一头死牛，与逮住一头话牛相比，也确实是比较容易的事。
但是先生毕竟是先生，大学问家。那有就此罢休或被迫认输的事理。再说，到了这个时候，先生也没后路可退啊。因此也就只有拼上性命力挣了。但是，也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也就想敢快结束这次见面。
于是也就向愚公说到：既然你知道高斯定理，那为什么还要采取暴力手段，杀人家的牛。何况你们二人还是亲叔伯兄弟。
愚公听到此问，也就答到：这与先生有关啊。
要知愚公为何如此说话，请看第十三回《愚公说科斯》。
胡批张五常（十三）
愚公说科斯
咱上回说到，先生问起愚公二儿子为何杀牛。而不是按科斯定理解决牛吃麦苗之事。
愚公说到：这事与你老人家有关啊。
先生问到：与我何关。
愚公说到：我种地，我弟弟养牛。为了使他能够看好牛，我也帮他扎栅栏。可就是有时候管不好。为此也没少生了气。他因此每年过八月十五和过年，给我送几斤牛肉。要不就是在把牛卖给我二儿子时少算两个钱。怎么说也是兄弟俩，有事好说。可他小儿子在济南，听说先生讲课中有如何解决牛吃麦苗的好办法。就非劝我去听听。我这一辈子生在穷乡辟壤，没有见过什么多大的人物，也有心去看看你老人家是个啥样子。那天我大儿子也去济南要接我回家。二儿子虽然极力反对，可又怕人多挤着我，也就随着去了。
花了一千八百元，从人家手里要了三张票。这可是我那孙女在高中一年的生活费。听了以后，我那二儿子当场就骂你是胡说八道，大骗子。那天如果不是因为人多和怕我被挤着，恐怕他会抓住你非把钱要回来不可。
出了大学的校门，他非要我那侄子赔他白花的钱。我侄子不赔，他就说了，回去就宰你家一头牛，出出这口恶气。于是也就有了昨天杀牛的事。无巧不成书，又让先生你碰上了。
先生听到这里，极为生气，也就问到：你们使用杀牛这种暴力手段，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愚公笑到：能不能解决问题，你就问问我那叔伯弟弟吧。
愚公的叔伯弟弟，虽然昨天被杀了一头牛，心里很痛。可先生是张马屯从明朝初期建村以来到现在，进过这村的最有名的大人物。愚公的弟弟能不来看看吗。他就站在大门口边上。这时看到大家都在看他，知道不说也不行，也就红着脸说到：我从今以后 管紧着点也就行了。至于杀牛，谁叫我那儿子非要他大爷去花那个冤枉钱。
众乡亲听到，一齐放声大笑起来。
北方某大学的那位张大教授，早就看出来这一次到这里完全是得不尚失。别看愚公面上不急不躁，可刀刀见血。也看到张五常已经招架不住了。心中想到，说不定今天科斯定理就得死到这里。那我今后也就彻底完蛋了。真是心急如焚。现在看到愚公的弟弟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就急忙站起来向愚公的叔伯弟弟问到：你的牛能吃他家多少麦苗。你的牛值多少钱。叫我看，你也得叫他包赔经济损失。
他想用此挡一招。
愚公的弟弟又一次红着脸说到：要说吃了多少麦苗。这十多年早超过一头牛的价了。我们村的人，为了怕别人的牲口吃庄稼，就上自己的地里撒高效农药。牛吃一点也得死。我哥哥不撒农药也就够让着我的了。
先生听到这里，心里想到：唉，你也活的真够窝囊的。可细细一想，也是。
可到了此时，也还得为科斯定理争论一番。于是也就说到：高斯定理是说，假设在法定权力分配不当的情况下，在充分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通过双方的权力买卖得到校正。
他是想用这种纯经济学和法学中的说法表明自己是有学问的人，也想用此叫愚公难以回答。
可愚公立即答到：你们的假设是说在法定权力分配不当的时候。我想问你，法律的制定者，也就国家政府，为什么要制定权力分配不当的法律。法律在美国是谁制定的，是一个人制定的，还是很多人凑在一起共同制定的。就是有，那么不是法律被修改，就是政府被推翻。可政府宁肯修改法律，也不愿意政府被推翻。
而且，我听说有产品买卖的，可没听说过法定权力可以买卖的。你把产品卖给我，可你得到了钱。你的权力并没有卖出去。法定权力能够买卖，那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这种行为，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可能在美国是容许的吧。
我听人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很民主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政府能制定出权力分配不当的法律吗。还有，在美国，法定的权力能够买卖吗。如果有这样的法律和权力又能够买卖的话，那只能说，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一个不民主、不公正和非常黑暗的社会，是一个既能制定不公正的法律，又能把法律和权力随便买卖的社会。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们的这个假设和结论，就是无本求木的胡说八道，也是对美国的污蔑。
面对愚公的这一番说道，先生又一时无话可说。
愚公看了先生一眼，继续说到：我认为，任何一种假设，都应当有确凿的事实为根据。如果没有，那种假设和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自己设圈自己钻，爬出来向人家要两个赏钱的鬼把戏。这与在大街上耍猴的没什么两样。凭这个在大街上混点钱，吃顿饭还行。那有把这个当作大学问拿到大学堂里讲的事。
愚公的这个说法，也确实有点难听了。可这是对先生刚才暴露出来的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批判，是他应该得到的。
先生听到此处，不仅又感到浑身一紧，鸡皮疙瘩也就变成冷汗，立即下来了。立即说到：这种事在历史上是有的。原是引用英国历史上的事实。是说火车在初期运营时，由于是用木材做燃料，从火车上飞出来的火星经常引燃铁路边上的庄稼或柴草。但是，英国的法律就规定火车部门不赔偿农场主的损失。对此高斯老师才提出，假设是农民要求赔偿，火车就会减少运营或停止运营。这不利于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假设在充分市场经济中，农民为了防止自己的损失，也可以出资由火车运营部门提高防火技术，或者说出资购买铁路运营部门的无偿放火的权力。因此，在充分市场条件下，双方可以通过自由订约商定如何解决。这也就是说，假设法律分配权力不当的话，可以在市场调节中得到校正。从而实现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这有何不对。高斯老师只是用牛比作火车罢了。
愚公听到此处，冷笑一声答到：这个法律是完全违反保护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法律。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答到：每年一到麦收时节。往往一个烟头就能点燃麦田几百亩。火车路一建就是几千里。如果每年在麦收时节火车经常引燃麦田，那就不是几百亩、上千亩的问题，而是几十万亩、几百万亩麦田被烧掉。这怎么能说这种法律是为了保护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是为了保护社会效益最大化，政府或法院就应当下令火车在麦收的季节全部停开。如果给铁路部门无偿放火的权力，那社会的总体效益就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如果不给铁路部门无偿放火的权力，铁路部门想花钱买下放火权的话，他们也买不起。
看着张着嘴不说话的先生，愚公又说到：如果从钻牛角尖的方面说，我一不去打官司，二不会出资。
先生问到：那是为何。
愚公答到：打官司，要花时间和费用。一户农民也打不赢。要农民出资，铁路一条几百里，或是上千里，谁去动员他们出资。动员的费用谁出。动员到半截，就进行不下去了，这动员的费用也就白花了。
先生问到：那你只好放弃在自己的地里种麦和放柴草的权力。
愚公说到：我也绝不放弃自己的权力。
先生说到：那你就会遭受最大的经济损失。
愚公接过来说到：损失更大的是铁路部门。
先生问到：那是为何。
愚公答到：火车、火车，是说它是用火做为动力的车子。可它不敢在火里跑。
先生问到：为何。
愚公答到：第一辆火车过去时，引燃了我的柴草。第二辆车就不敢过了。你想想，开车的看不见路，他敢再向前跑吗。坐火车的干不干。如果火车上拉的是木材、油料、炮弹，敢不敢在两边有大火的时候穿过。
愚公停顿了一下，看了看睁大眼睛不说话的先生，又说到：我知道，火车的铁轨底下放着枕木。以前的枕木，是木头做的。而且，为了防止枕木腐烂，还要涂上厚厚的沥清。我们说是臭油。那么路边的大火，肯定会点燃沥清，烧毁枕木，第二辆火车也就必然翻车。如果翻在我地里，我就不允许他们进去抢救。这是我的地，我有不允许他们进入的权力。要想进，拿钱来，不给十年的收成就不允许他们进入。我就能以一年的损失换回十年的利益。我一年干上二十回，家里盖房子、买拖拉机，国；连给我那三岁的孙子娶媳妇的钱就都有了。
就是我不向他们要钱，他们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也会自己出资提高防火技术。这样我也就能以一年的损失解决几十年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有无偿放火的权力，但是他们的损失更大，他们更危险。我想，铁路部门提高防火技术的费用绝不是农民出的资。而是他们为了消除自己的危险，避免自己出现更大的损失，自己出资提高防火技术的。如果不信，你可以查查历史，看看到底是谁出的资。
先生接过愚公的话说到：我们也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当然，从没有想到过你这种粗暴、野蛮的方式。
这句话实际上是先生讽刺愚公只会用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过愚公的这一番说道，已经把科斯定理中的农民也可以出资购买铁路部门的无偿放火权的假设给推翻了。先生再说这些，实际上已是强词夺理了。
愚公笑了笑说到：野蛮是野蛮点。但是，这确实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先生说到：粗暴的解决方式，会给社会产生最大的损失。你也会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
愚公又笑了笑说到：我认为，法律从来都是公正的。我不知道美国如何。就我国来说，从秦始皇开始，社会法律的根本就是保护人的生命权和私人对各种财产的占有权力。中国现在的法律也就是只增加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内容罢了。只是往往经是好经，经常被歪嘴和尚念歪歪了。所以也就有了当官的贪脏枉法这一说。可谁也听说过有贪脏正法这一说。执行者贪脏枉法，并不能就说成是法律不公正。
如果单单就铁路与农民之间的那场官司说，英国法律规定不包赔农民的经济损失，我也认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先生问到：为什么？
愚公答到：铁路部门在建设铁路的时候，不可能只买下和铁路一般宽的地皮。必然在宽度上会多买下几米。以防止经常引燃麦田和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铁路部门在宽处上多买下几米。否则的话，他们也无法修建和维修铁路。也就是说，这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什么双赢方案。
但是，就这个案例来说，并不能说明科斯定理中所说的那些道理。
先生问到：这是为何。
愚公答到：在这个案例中，你们认为麦田是不可移动的，火车是可移动的。但是，火车的铁轨是不可移动的，因此完全可以说火车也是不可移动的。从这个道理上说，双方都是不可移动的。
先生听到这里心中又是一惊。
愚公说到这里，眠着嘴看着先生点了点头，微微的笑着继续说到：如果引燃的是堆放在铁路边的柴草的话。地主不可能只有离铁路边一丈之内的土地，如果他有两丈远的土地，把柴草放到一丈外的地方也就没事了。这也就是说，柴草是可移动的一方。如果铁路因有柴草就拐个弯，那一千里铁路还不得有999个弯。
随后，愚公一字一呈顿的继续说到：在火车路建成以后，如果经常引燃麦田，这就必然会给双方和社会总体效益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政府或法院就会要求铁路部门向宽处上再多买下几米。否则的话，就必须包赔农民的经济损失。他们在事实上是包不起的。这样，铁路部门为了减少自己的危险和损失，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私有利益上，并且从情理和事实上讲也愿意这么做。而且，农民为了减少自己的危险和损失，并且也会从情理和事实上会同意多卖几米。因此，不管铁路建在那里，麦田都必然会因铁路部门多买下几米而做出移动。这也就是说，铁路一旦建成，铁路是不可移动的，而麦田是可以移动的。如果向你们认为的那样，麦田是不可移动的，那么铁路也就根本建不成。就是只买下和铁路一般宽的地皮，那也是麦田做出了移动。
因此，法律规定不赔偿农民的损失，就是要求可移动的一方，也就是麦田做出移动。而不是要求不可移动的一方火车路做出移动。用牛与麦的比方，就是法律规定养牛的一方必须做出移动。如果铁路部门在己经多买下几米以后，种田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把麦子种到铁路跟前，或是把柴草堆在火车路边，那就是农民故意侵害铁路部门的利益。就应当受到惩罚。
而且，在科斯的理论中，科斯强调的是只有主动侵害的一方胜利之时，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产值最大化。但是，在牛与麦之争中，在事实上却是只有主动侵害的一方，也就是牛，立即停止侵害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产值最大化。就是在火车与麦田这两者之间，只有农民停止侵害，也就是不再主动的故意的把柴草堆在火车路边，或把麦田种到铁轨跟前，对火车进行侵害，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产值最大化。因此，事实与科斯的理论正好相反。
先生听了愚公的这一套说法，也就知道了科斯定理的错误的根本之处了。心中无比惊愕。也感到浑身冷汗直下。
愚公见先生不说话，也就继续说到：借用一种案例说明问题，这种方法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歪歪着嘴，把事说歪歪了。因此，科斯认为，只有法律规定主动侵害的一方和可移动的一方胜诉才是正确的，也就大错特错了。这也是对英国的法律和法官的污蔑和耻笑。
英国历史上有一个最倒霉法官。就是判决农场主败诉的那一个。这是因为，他去世以后，铁路部门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上帝让他进天堂。可农民根据自己的利益，要求上帝让他进地狱。上帝很为难。问他的左右怎么办。他的左右，经过一番辩论，认为那个法官的判决有利于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这对上帝也有利。于是，上帝就判定他上天堂。并在天堂里继续当法官。因为他以后的判决也总是考虑到天堂的总体效益如何，因此也就得到了上帝的奖赏。上帝根据他的工作业绩，早就应当判他回到人间，再当一 名大法官。只是由于天堂里难以找到好法官代替他，所以也就没有允许他回来。
可是，到了1960年，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出版，把他的判决定为“法定权力分配不当”以后，再加上农民的灵魂不断的上诉，尤其是农民提出了当法官的判决的后果是法定权力分配不当，这是当法官的耻辱和最大过错。于是，上帝又把他交给撒旦投入地狱。本来，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在去世前，只要由牧师给他赎了人间罪，去世以后灵魂也就可以提到安息，可他灵魂却无法安息。这就是他的最大不幸了。
由于他在人间时犯过最不应该犯的错，撒旦也就把他和那些一级谋杀犯人放在一起。那些人的灵魂天天找他的事，折磨他。农民的灵魂又在不断的耻笑他。这就使他更加苦不可言。
尤其是在科斯得到诺贝尔奖以后，他的日子也就更加难过。
45年过去了。不知他在地狱生活的怎么样。
如果能够听到东方的愚公为他平了反，他一定会找上帝去申诉，要求重新判决。上帝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不仅判他重新上天堂，也会给了他三个许愿，并答应他一定实现。
他会立马就说出了自己的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是，拿着鲜花到东方愚公那里去表示非常的感谢。
第二个愿望是，到科斯也可能是高斯那里，向他要在这几四十五年多的时间里在地狱生活的精神补偿。这个要求不高，在情理和事实上也讲得过去。但是，凭科斯因此得到的诺贝尔奖金是不够的，弄不好还会搭上他这一辈子的全部所得。
他的第三个愿望是，诉说张五常在中国对他的判决所给以的恶性宣传。并向上帝提出惩办张五常的要求。当然，东方人不相信上帝。上帝对他无法惩办。但是，为了安慰这个最倒霉的法官，也是为了实践自己的许愿，上帝也就给东方人信仰的玉帝，也就是老天爷写出一封信，说明原因，提出要求。并委派专人送达。因为特快专递不如专人送达说明此事的重要性，这样也显得庄重，有份量。
至于张五常先生仙逝以后怎么办，先由人间评说吧。
咱说完天上说地下。
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学家在讲自己的理论时，都是伸出自己的左手说，从一方面讲，如何、如何；然后再伸出自己的右手说，从另一方面讲，如何、如何。所以有个前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我宁肯找只有一条胳膊的经济学家，也不愿找有两条胳膊的经济学家。那他就不会总是说这一方面如何如何，又说另一方面如何如何了。
对于科斯定理，科斯本人没有写成专题文章公布出来，对于别人的评判采取“保持沉默”的方式，恐怕是科斯本人已经知道他的理论的不正确之处了。可张五常曾经高敖说过，高斯老师是以实证支持理论，代替了模型支持美梦。但是，愚公在今天的这一番说道，不仅就把科斯定理完全推翻了，也把张五常想得诺贝尔奖的美梦完全打破了。
科斯定理有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从于情理和事实上讲会存在的假设，也就是牛没有无偿吃麦的权力时。第二个假设，是于从情理和事实上讲不会存在的假设也就是牛有无偿吃麦的权力时。因而是与第一个假设相反的假设。科斯定理的这两个假设，就好比一个人有两条腿，今天被愚公砍下来一条。当然，科斯定理被砍掉了一条腿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张五常就是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社会公正的一条腿的人。这也就师徒相同了。
在大街上两条腿走路的人有的是，不稀罕。如果有人只有一条腿，又不肯柱拐，在大街上一蹦一蹦的跳跃式前进，那得到的注目率、回头率，一定会高过一个大美女穿着比基尼走马路。至于他的心脏是否能够承受，跳跃多少下就必然摔倒，那是另一回事了。
说到这里，真感到高秀敏的不幸去世，不仅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大不幸，也是经济学界的一个大不幸。如果她还在的话，就和赵本山站在愚公后面，等着把拐卖给五常先生，用于支持科斯定理就行了。何比站在大街上等着忽悠小民范伟。那比卖给范伟的价钱会高出好几十倍。说不定会卖到上万美元，更会得到一声：散克由，歪而玛赤。（英语的非常感谢。）不仅免得人们骂他们二人是大忽悠了，也会演出一场更好看，更好笑的《卖拐》了。
张五常曾经说过，高斯老师是一个很绅士的老头，高斯定理博大湛深。也很难把它翻译成中文。理由是唯恐翻译的词不达意。在他的心目中，科斯定理已经神圣到了不可触模，只能观看，甚至是只能领会其意，不可言传的地步了。可是在今天，别看愚公是一介农民，生长在穷乡辟壤的，这一顿说道，真正的把科斯定理大解八块了。如果说句难听的话，这就叫掘了人家的祖宗坟。不过，这也不能说是愚公的不是。这是先生自己送上门来的。先生这时也感到无力辩解了。
愚公看到先生不说话，也就又说到：今天先生到此寒舍，我们非常荣幸。我劝先生一句。
先生一愣，问到：你想说什么。
愚公说到：在当今社会中，有的学问对少数人有利，也就是对有大钱的人有利。有的学问对大多数人，也就是对老百姓有利，对穷人有利。只有对老百姓有利的，又能符合中国人口众多这种情况的学问，才能长久。否则，虽然一时也能刮的天昏地暗，但是，并可能彻底改变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而且，太阳早晚还会出来的。
在这里，我再点评两句。第一句是，事实上，就是美国英国，也没有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完全退到曾引起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第二句是，至于他的学术理论，到底是对地主、资本家有利，还是对穷人有利的问题，他自己也知道。当然，我们也能看的出。
先生听到这里，反驳到：一种学问，只要有利于保护和提高社会效益，对谁都有利。这是不用多说的。
愚公接过来说到：叫我看，科斯定理只是对少数人有利。因此不可长久。而且，也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东西，越向里爬越小。我再劝先生一句，退一步，那必定是天高地阔。
各位看官，先生那有后退的道理。
这时，爬在墙头上的一个小伙子，举着缺少四个手指头的残手喊到：叫我看，那是钻牛屁股眼子。那里头臭气熏天，谁进去也会被熏的晕头转向。
哈、哈、哈┉，村里的众乡亲听到，一齐哈、哈大笑起来。院里的笑弯了腰，墙头上的笑的掉下去。当时就有十五个人因笑的肚子痛住进了医院。到了医院里每人打了五支安定，还是止不住笑。气的医生了不得，干脆每人打了一支麻醉药才算止住笑。要不是采取这种坚决的措施，把肚子笑崩了，酿成了大事故，上级下来人非把院长给撤职不可，抢救的现场医生也得扣发当月的一半的工资。也是，一个笑都止不住，还能当大夫。
到这里，我再多说一句。如果说愚公的一番说道，是把科斯定理大卸八块的话，张五群这一说，就像是一桶牛血倒在了科斯定理上。科斯定理这回可真是花花了。
到了这个时候，真是卖泥人的碰上了雷阵雨━要赶快收篓了。
先生见此场面，也就愤怒的站起来说到：高斯定理博大湛深，看来是你们对高斯老师的理论根本理解不了。这需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才能接受。我明天还有一场演讲会。告辞了。
愚公站起身来，微微一笑，双手一抱拳，慢慢的说到：恕不远送。
说句实话，对于一个已经死掉的科斯定理的推崇者，也没有必要远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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