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58年，抗大出身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即郭振清，被分配到松山办抗大式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任党委书记兼校长。龙校长决心把学校建在山头；曹副校长反对，认为“离城市远”。龙说：“离城市远，离贫下中农就近了。”曹反驳：难办得很哪！缺少经费，缺少校舍，缺少老师。接着抱怨考生质量太差，文化水平很低，要到城里“招一批高质量的学生来”。而龙校长准备亲自去镇上的招生站。
此时镇招生站外，教育处孙主任，即葛存壮，把着大门对报考群众说：“我们这是大学，不是识字班。得有文凭啊！考大学嘛，要有资格。” 咣当，闭门不出。门外青年怒骂：他就是资产阶级把门人！就是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嘛。贫下中农协会的老代表愤而回家，半路碰到龙校长，诉苦道：“旧社会，国民党、地主老财不让我们贫下中农进学校，我们心里气不气？气！可那是他们的天下。如今是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把学校办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可我们贫下中农还是进不去。这是哪条理啊！”又抱怨招生站说他们“没有文凭，文化低，不够资格”。龙问：不够资格？他们要的是什么资格？老代表说：县长、省长，都是我们贫下中农选举出来的，难道这上大学，我们就没有资格啦？龙答：贫下中农是我们国家的主人，当然够资格。
于是到招生站，打开大门，把所有报考青年一概放入，重新再考，录取无数，全场轰动。概有三人，其一为青年突击队队员，青年团员，贫农出身，上过两年初中，后来在养猪场劳动，想学兽医，即时录取；一为妇女队长、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党员，苦出身，做过童养媳，上过几年夜校。龙叫她写几个字看看，结果就写了“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龙很感动，即时录取；一为公社铁匠铺里的学徒，从小死了娘，只上过一年中学。孙嗤之以鼻，插嘴道：文化太低啊。龙沉思片刻，拿过铁匠的手来，看那满手的老茧，说：“多少年来，地主、资产阶级就是用文化来卡我们。文化低，能怪我们吗？不能！这笔帐只能算在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身上！解放刚刚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共大，实质上是把工农子弟拒之门外。有人说上大学要有资格。什么是资格？啊？资产阶级有它资产阶级资格，无产阶级有我们无产阶级资格。进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第一条资格就是劳动人民。这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贫下中农同志们，你们说，他够不够资格呀？”鼓掌如山呼海啸，即时录取。
在曹孙二人的竭力反对下，龙校长一条道走到黑，任命老代表做招考委员。在郭兰英、吕文科“半工半读是党的好主张”，“劳动大学办得好，工农群众当上了大学生”的歌声中，大伙一起开马路，搭竹棚，建校舍，种粮食。龙回忆起抗大岁月，说：“今天的共大，就是要按抗大来办。先上马，后备鞍，不要国家一分钱，用我们的双手把咱们的学校办起来。”接着又批评一个想上高楼大厦一般气派的城市大学的孩子，说：“看一个学校的好坏，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这个道理，曹孙二人是不同意的，搞出一套“把全国的名牌大学，甚至外国的好经验，都吸收进来了”的教学大纲，认为“大批的工农学生，跟不上就自然淘汰。这是个规律。”龙提意见说，教学大纲要发动全校师生充分讨论，半工半读完不成那么多的课程。曹回应道：“不能降低标准。孔夫子三千弟子，也不过只出了七十二贤人嘛。”龙说：“孔老二没什么了不起，既不会种田，又不会做工。他培养的学生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今天我们是培养无产阶级崭新的一代，绝不是培养几个所谓的尖子就行了。这是方向。我们共产主义大学是半工半读，绝不能照搬全日制的那一套……我们要闯出一条新路。怎么闯法，大家都没有经验。但是有一条要牢牢地记住：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镜头一转，龙校长借了曹、孙二人的书来读。一个曾经的炮兵排长，现在的农机系班主任说：净是些资产阶级的玩意，应该万炮齐轰，轰掉它。龙说：你知道敌人的火力点在哪儿吗？不知道吧？我们学校的许多做法都是从这里来的。抄起一本书来，读了一段语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后感叹道：我们党办的教学，好多东西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说，这能行吗？班主任恍然大悟。
教室里，孙主任抑扬顿挫：前几天～我给大家讲了～马的呼吸系统～马的消化系统～和马的骨骼特点。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结果抑扬顿挫被牛叫声打断。孙出门指责牵牛的老大爷。老大爷介绍说自己是山边生产队的，牛病了，想请老师给看看。孙拉下脸把他轰走。然而轰走的结果是轰而不走，大爷把牛牵走挂好，悄悄进入教室，被发现后说：我们队里最好的一头水牛从前天起发烧，不吃草。听说老师高明，队里让我牵来，让老师给看看。孙说：我们这是大学，不是兽医站。快走吧！大爷说春耕到了，队里等着用牛，给治治吧。孙说你不要打扰上课。这时一个叫徐牛崽的同学就说：老师，给治治吧。孙厉声道：你不要多嘴！二度将大爷赶走。继续讲课时，徐提意见说：“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去养马呢？上课都几个月了，您总是讲马，可我们这儿马很少，特别是山区，就更没有马。就连这匹既不会叫，也不会跳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再说您讲的，我也听不懂。”孙说：越是听不懂，就说明学问越深哪。那就更应该学了。于是回到讲台，拿起几张图来演示说：你们看，中国的蒙古马，非洲的斑马，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马，我们都要讲到。懂吗？坐下。徐说你等等，我的意见还没有提完。我建议改变课程，少讲点马，多讲点猪和牛。完了。于是坐下。孙说：你站起来。徐说：我提完了。孙又厉声道：站起来！既然你不愿意听课，你可以出去！徐说：我只是提意见。孙手一指：出去！徐说：出去也要提意见！出去之后，孙继续大讲马尾巴的功能。
结果真是出去也要提意见，教室外转瞬出现徐牛崽的大字报“少讲马，多讲猪和牛”。曹副校长让徐把大字报撕掉。徐二话没说，立马就撕了，转手拿起一张早准备好的，比撕掉那张还要大好几倍的大字报贴了上去。曹又让他撕，这时龙校长出现，说不要撕嘛，写得蛮好，撕它作甚。曹答：这张大字报，把我们的教学全冲乱了。龙说：一张小小的大字报就能把教学冲乱，正说明它击中了要害。曹说我们这一套又不是自己发明的，全国农业大学都这么安排课程。龙一脸严肃，说：那说明这张大字报的意义更大了。捡起地上的烂谷粒说：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这不是脱离实际嘛。教材的系统性应适用于生产的季节性。这张大字报很说明问题啊。不批判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学风，我们学校的教改是搞不好的。在农村土地上天天讲欧美西伯利亚，难道我们的老师都成了外国记者了吗？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要来一场教育革命的风暴！五四运动，革命青年敢打孔家店，我们共大师生，不但要敢打孔家店，还要打资产阶级店！
于是大字报纷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做书本的奴隶，要做知识的主人”，“横扫资产阶级学风”，不一而足。在立新方面，老代表用两坨泥巴打比方说，黄泥好比是生产，红泥好比是教学，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这些种田人怎么学会种田的呢？就是小时候大人讲一讲，自己做一做，做一做大人又讲一讲，这就是教学结合生产嘛。校党委会上龙就说，我们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而是要理论联合实际。散会后副校长很沉不住气地问：你是想办农场还是办大学啊？世界上哪儿有这样的大学啊！龙顶回一句：世界上没有，我们就办它一所嘛！你不要小看这两坨泥巴，这绝不是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能想得出来的。它比我们目前的教学方法要高明得多啊。曹说老龙啊，你可知目前这一套是多少年的传统，多少中外教育家心血的结晶啊！两坨泥巴能打倒它吗？龙说能打倒，因为那一套是脱离生产脱离实际，它是资产阶级的。曹冷笑说哦，资产阶级的，二加二等于四是哪个阶级？X加Y又有什么阶级性？只要我们能培养出有高度文化科学知识的人才来，还不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嘛！龙说：不对。抽掉了无产阶级政治，单纯地追求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就会迷失方向，把教学与生产劳动割裂开来，就一定会把教学引上邪路。毛主席说：“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啊。
结果，“水稻课在田里上”了。但有的课还死硬在教室里，原因是“这教学计划是专区赵副专员批准的，不能随便改动”。龙校长又找曹副校长讨论，说现在是春耕大忙的时候，我们的课堂应该结合农时，搬到田里去才能让学生更全面地掌握知识。曹愤然而起，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几粒谷子？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学生培养成眼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人呢？龙说不对不对，这是教育事业的大问题。你让同学们穿着鞋袜，在课堂里植树，在黑板上种田，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么能够赶上时代的步伐，怎么能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建设社会主义啊！曹说好好好，你是书记你是校长，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说罢扬长而去，追而不回，原来是找赵副专员去了。赵抿口茶，说：“办共大，开始我就不同意。深山沟里办大学，能培养出好人才？现在既然办起来了，就要按我们的样子办，要正规化。那些工农学生赶不上，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各尽所能嘛！老龙这样的同志，党内还有不少，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战争年代，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要和他们做斗争，要改造他们，帮助他们赶上来，最近专区准备组织几个共大分校的负责人到全国各名牌院校去参观，就叫龙国正带队，让他开开眼界。他，也会变的。”
火车声响，龙校长带队进城参观。一位老大娘也进城去看上大学的儿子，结果发现孩子变化甚大，戴上了眼镜，头发油光锃亮，衬衣、西裤、皮鞋，自己亲手缝的衣服、布鞋都不要，说土气、难看。大娘流泪说：孩子，这书咱们不能念了，走，跟我回家。你临来的时候不是跟乡亲们说过嘛，要回去改变家乡的山山水水啊。儿子说妈，我现在是有知识的人了，怎么能回到那小山沟里去呢？电铃一闹，儿子甩手就走，去“听欧阳教授讲课了，不能迟到啊”。龙校长赶进门来，大娘难过地说：这让我怎么回去跟乡亲们说呀。龙说别难过，我陪你一起回去。
轮船上，客舱里，龙校长一夜无眠，翻开《列宁文集》，读到“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奴化”，感慨万千地来到甲板上，面对漫天红霞，沉思良久。沉思的结果是：“为什么我们党自己办的农业大学，为什么还办在大城市里，远离农村，脱离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哪！为什么教育大权至今还把持在那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手里？他们顽固地推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我们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走！”
龙校长在甲板上沉思时，松山边全大队的田里都发现了山区很少见的虫子。旷课检查虫情的妇女队长李金凤在夜校学过，知此虫名曰“夜强盗”，昼伏夜出，一夜之间能把全大队的庄稼都吃掉。她建议当晚采取行动灭虫，但无奈当日队里大部分劳动力都进城运化肥去了，于是回校请示领导，发动全体同学灭虫。校内，同学们正在紧张预备次日“专区统一布置下来的，关系到每个同学前途问题的”考试。李进班报告虫灾，曹说：“有虫，人家生产队不会去灭？多管闲事！”李连忙解释当日的特殊情况，恳求曹孙发动师生前去灭虫。曹叱责道：“李金凤，你现在不是普通农民，你是一个大学生！”甩袖而去。李流泪对大伙说：“同学们，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了考试，为了分数吗？在我们农村，就连小孩看见掉了几粒谷子，也会捡起来交给生产队。我们怎么能够只管埋头读书，赶考试，争分数，不把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去为农业服务，却让虫害吃掉贫下中农的血汗哪！”唤起同学一大批，齐声干，虫豸灰飞烟灭。当然，考试是没来得及参加了，一个个都交了白卷。哪知转过天来，学校贴出勒令退学的通知，宣布开除十五名带头旷课灭虫的学生。李金凤不服，说：“我们工农同学进学校不容易，让我们离开学校，也没那么容易！”决定就不走。曹的女儿也受感动，回家质问老爹：“谁修的路？谁开的荒？谁种的粮食？是他们，是他们那些贫下中农同学。就连这些桌椅板凳，都是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他们流血流汗，把学校建起来了，你却把他们赶出校门。我想不通。旧社会，地主、资本家才这么做。”
校内乱成一片。大乱之际，帽子一挥，龙校长憨憨笑着回来了。了解基本情况后，班主任补充说：这是曹越过党委，直接决定的。他说这是上级的意图。龙怒火满腔，先去找回了被勒令退学、愤而出走的青年铁匠，又和班主任一起召集校党委开会。班主任说：你们搞突然袭击！考试的时候，李金凤他们在哪儿？在贫下中农的田里！这些白卷能说明什么问题？龙接过话来说：“这些白卷很说明问题。在这些白卷里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有同学们的汗水，有贫下中农的几万斤粮食。同学们做得好，做得对！”曹谴责说胡扯，我们既然叫大学，就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龙说：“办学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就拿这十五名同学来说吧，按照我们的标准，这些同学是好学生；按照你们的标准，却把他们赶出校门。这又怎么能够统一呢？”班主任骂道：什么统一的标准，说穿了，就是你们以考试为名，把教育革命中敢于斗争的好同学排挤出去。难道这不是对工农同学的迫害吗？龙接着说：“解放前，是谁打击、迫害工农？是地主、资产阶级。今天你也这样做。你站在什么立场上？你代表谁的利益？你正是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曹恼羞成怒地回应道：“我祖宗三代都是搞教育的。论教育，我比你更有发言权！听说，你这位大学校长，还是在延安扫的盲吧！哼！”离席而去。龙缓缓地说：“我是和他不一样。他是把文化当作资本来到革命队伍，我是带着地主老财的鞭痕参加革命的。我这个放牛娃，是到了延安才扫的盲。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讨论结果，撤销了开除的决定。接着，龙又去找孙主任做工作。老代表恰好赶来，质问校长“到底为哪个阶级办学”。当然又是一番解释，一天云彩满散。老代表感叹说：从前那些农村孩子，上了大学，就草鞋一脱换皮鞋，从此再也不回还。照这样下去，我们靠谁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啊！他走后，龙校长对孙主任说：“老孙，教学不按照毛泽东思想教人，危险哪！”
龙校长召集师生讲话，说：“我们共大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不但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把学校的小课堂搬到农村的大课堂里去。拜贫下中农为师，做到学用结合，上生产斗争课，上阶级斗争的主课。”歌声起处人变色，共大培育新青年。当然，处处要占便宜的人还是有的，于家孩子他爹就想让娃退学后大挣昧心钱，被思想发生变化的孙主任严厉批判。不久，赵副专员秘书钱某带工作组到松山开展“三自一包”的试点工作，被同学反对，李金凤说：“‘三自一包’就是让我们分田单干，走回头路，这样下去，那不是跟旧社会一样，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吗？！这是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能同意吗？”当然是潮水般的“不同意”。盛怒之下，钱秘书命人将李关押起来，罪名是在群众大会上公开反对“三自一包”（原版英文字幕译为“3 Selfs/Freedoms and 1 Guarantee policy”），诽谤赵副专员的报告为大毒草，煽动群众反对工作组。
当晚，钱秘书又召集群众开大会批判李金凤。会前，曹副校长把女儿叫到一旁，告知已然为其办理了上城市名牌大学的介绍信。女儿表示疑惑：这怎么行？曹的回应是：“嗨！我革命几十年，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批判会上，钱秘书攥把扇子，神情激动：李金凤“反对赵副专员。反对赵副专员，就是反对专区；反对专区，就是反党！”并要求李先做自我检查，以供大家揭发、批判。不料想龙校长自告奋勇上台，说：“李金凤……是坏学生还是好学生？这要看她的表现。她的罪状是反对‘三自一包’。可是‘三自一包’是什么货色馁？这个问题贫下中农最清楚。它是要我们倒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货色。”钱秘书气冲冲地走近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龙于是就重复了一遍。钱气得直骂“好”。龙继续说：“李金凤反对倒退，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积极搞社会主义，我们能说，她是坏学生吗？”台下顿时高呼：李金凤是好学生。曹副校长表示反对，称“李金凤反对专区，反对工作组，反对赵副专员的报告，她把自己放到党的对立面上去了。这样的学生，怎么能说是好学生呐？啊？”台下一人高声赞同，为千夫所指。龙再次发言说：“李金凤不是反对党！她是反对那些自称为共产党员，而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她不是反对专区，而是反对专区里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她这样做，正是热爱党，维护党的利益，说明她有高度的党性。她是我们共大最好的学生！”辩论声中，李金凤被龙请上台。她说：“你们可以把我关起来，你们可以不给我饭吃，但是让我检讨，办不到。我没有错。我是一个学生，一个普通的党员。我说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毛主席有一句话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句话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之后自然掌声骤起，曹钱夹起尾巴溜掉，曹女上台揭短，把介绍信一撕，“要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于家娃子也上台揭短，希望回到共大。
再说曹钱去找赵副专员。赵懊恼道：“我们办这样的大学，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这时龙校长推门而入，赵立刻摆样子说：“龙国正同志，你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你煽动学生，竟反到我的头上来啦。这是党纪所不允许的！”钱秘书也摆扇子说：“龙国正同志，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啊。”曹副校长则貌似语重心长：“老龙啊，这是领导上最后给你改正错误的机会。”赵又几步冲过来，恶狠狠地说：“如果你不改，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你的职务。”龙一转脸，轻蔑地笑道：“你们利用党和人民给你们的权力，开除我的党籍，撤销我的职务。你们是做得出来的。但是，并不说明你们正确，你们有道理。真理不在你们手上。你们这些做法使我又一次坚信：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办得好，办得对！”赵说好个头对个头，人家说共大是农场，是劳动大队，是“四不象”。龙答道：“我们共大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下来的，是以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品质，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有什么不好啊？！资产阶级恨我们，骂我们，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是敌人；奇怪的是你们，竟和敌人唱一个调子！”言罢走人，丢下大骂不已的副专员和两个跟班。
自然地，共大被专区撤掉了。在师生大会上，龙校长代表校党委反抗该决定，认为“它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党的教育方针。我们坚信共大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坚决斗争到底！”龙表示，校党委同时决定要写信给党中央、毛主席汇报。言未毕，一辆轿车急行而至，车上干部带来了七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共大写的一封信，信中高度赞扬共大，肯定了其大方向，说“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一念这段话，全校师生欢呼雀跃，大喊“毛主席万岁”。雀跃之中，歌舞之际，影片以龙校长“同志们，毛主席光辉的七•三零指示，是我们胜利的旗帜前进的方向。在教育革命的征途上，是不会风平浪静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演讲结束。
喏，“文革”后让导演李文化再也拍不成片，让演员郭振清再也演不成电影的，就是这么一部差点在1978年被文化部打成“大毒草”的所谓极左电影。上面的几千字大多是按电影原文整理的，看过的网友可以回忆一下，没有看过的可以了解一下。
严格来讲，我是没有资格来介绍这部电影的。但听过的次数实在太多，基本都是批判，什么极左啊，反动啊，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啊，贬低知识分子啊，宣扬白卷上大学啊，之类之类。而那些持批评论者，似乎有一大半是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而那些所谓的批判，也不过是掐头去尾、明目张胆的“先阉割，后斗争”。我不明白的是：不是要批判地学习，学习地批判吗？怎么连看都不看就下定论了？这不也是“出身论”的那一套吗？凡是七十年代中期拍的电影都是垃圾？阉割斗争派，只会斗骟过的东西。那有什么了不起？把全文引出来批判，难道就能出什么茬子不行？好的自然是好的，坏的出来自然被证明是坏的。
我就不信这个邪，加上提起现在的中国教育，也实在气不打一处来，于是本着学习和批判的精神，下载看了。似乎也不比什么《无极》、《千机变》、《十面埋伏》更垃圾啊？
去年郭振清逝世的时候听到有媒体讲：好人一个，可惜演错了一部电影。说的就是《决裂》。当时我父亲愤愤地说：接讲“共大”的电影就算演错戏？我觉得《决裂》拍的挺好嘛！
现在看过以后，我感觉也没什么大不了，有些道理也没讲错。至少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是一部很解气的电影嘛。广电总局里不是有很本事的人可以剪来剪去的吗？把他们认为的反动成分剪掉就好了嘛，照样可以演。有什么不能演的？
而另一个比较胆战心惊的发现是：坏了，我竟然觉得反动电影“也没什么大不了”，这还了得？而我全家似乎都不会觉得《决裂》有什么大不了。我也“祖宗三代都是搞教育的”，曾祖父是县城小学教员，祖父也是抗大出身，后来做大学党委书记；外祖父则是县城中学校长，没有一个能拿出吓死人的文凭，也没有一个有理由大肆批判《决裂》的。这还了得？全家都极左，还要得了要不了？
觉得此类电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家庭，在中国还有多少？即便不考虑城市人口，单按中国的八亿农民来算，似乎也不在少数吧？
在大骂极左之后，赶紧将极左电影小心藏起，生怕再让它见到太阳，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对一件事情压根不了解的人，怎么会轻易接受对它的广泛批判呢？了解才能批判，实践才能出真知嘛。批斗批斗，只斗不批，算什么英雄好汉？
其实，那些暗骂“你小子有什么资格说这个”的人，应该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觉得《决裂》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1997年我上初二，有女同学在语文课上向全班推荐一本叫《花季•雨季》的中学生小说。满以为是当代中学生写当代中学生，结果发现那郁秀彼时连大学都毕业了，写的原来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买回家读，好一派童话世界的大好风光。几年后上高中，学校组织去看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讴歌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春风沐浴下的新一代深圳中学生，可我看半天也没觉得那内容有什么可提的。唱唱跳跳就是新时代了？似乎哪个时代都是可以唱唱跳跳的，几十年前连那些让今天孩子们望而生畏的教参题库都统统没有，唱唱跳跳的时间比现在多了不知多少。积极向上就是新时代了？似乎几十年前的孩子也是积极向上的，五十年代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一直唱到今天。能出国就是新时代了？四九年溜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府大员，不知有百分之几十都是海归博士。新一代深圳中学生？我只知道深圳2004年底闹出了个天翻地覆的妞妞事件。没听说过《决裂》，你总听说过妞妞事件吧？
在猛烈攻击电影《决裂》“宣扬‘白卷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宣扬什么？义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是什么？一个文凭制度搞来搞去搞了二十多年，搞到全中国大街小巷村镇城乡遍地涂满“办证13XXXXXXXXX”，就很有意思，很值得宣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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