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读完余华《兄弟》的下部，深为失望，不禁让人怀疑，这竟是余华写出来的东西？尽管《兄弟》的上部不好，毕竟还保留着一些余华独特的叙述方式，这让人心存希望，也许下部能挽回上部的颓势，给人们带来一个惊喜。但《兄弟》的下部出来了，却比上部还差，简直让人不忍卒读。小说写宋钢、李光头两兄弟在“文革”结束后一直到现在的生活，写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命运的转折，这本是个不错的构思，但在作品中，却既不顾现实生活的逻辑，也不顾叙述自身的逻辑，只是不断饶舌地堆砌情节，读来令人生厌。平心而论，小说中也有一些精彩的段落，比如宋钢、林红、李光头的三角恋情，比如“处美女大赛”的狂欢叙事等等，但这些在全篇中却只是吉光片羽，与整篇小说的氛围也不协调。对比上部，我们怀疑，离开了血腥、暴力与残酷，余华是否还会写作？而一部小说如果不讲结构，不讲语言与叙述方式，那究竟会差到何等地步，读者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我们来说，也许更重要的问题不是小说怎么差，而是小说为什么会这么差？尤其是对余华这样曾写出《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让读者和评论家寄予厚望的作家来说，十年磨剑后，竟推出这样一部作品，确实值得人们追问一下为什么。
我觉得这里首先是作家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问题，余华一直是以主观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及其本质的，在他的作品中，叙述比现实更加重要，即他所说的“强烈的想象创造现实”，早期的先锋小说固然如此，即使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主观的世界，其中的人物不过是一个个符号，是表达其理念的道具，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将人物、故事、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艺术化的世界。主观化的方式有利有弊，但只要与作家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也能写出优秀的作品。对于主观化的弊端，应该说余华也有所认识，在谈及《兄弟》时，他不断强调“正面强攻”、“强度叙述”，正是试图超越的一种努力，但这一超越并没有成功，所谓“强度叙述”也变成了过于主观化的“强度叙述”，对所要描述的“文革”与“改革”两个时期并没有整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在叙事上也不能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之四两拨千斤，呈现在《兄弟》中，便既没有“正面”，也没有“强攻”，只是一些并无新意的故事的堆积了。在这里，我们并非否定余华的转变，否定“正面强攻”的意识，我们批评的只是余华这一转变没有成功，他抛弃了原先熟练的叙述方式，却并没有寻找到一种新的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如果我们将之作为作家写作过渡中的一个失败，原也无可厚非，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余华一直宣称这是自己“最好”的作品，这如果不是自欺欺人，便是不可救药了，即使我们理解作家刚写完一部作品时的自恋，这也未免有些过分。
作家与世界、现实的关系，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式，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兄弟》的失败。小说涉及了对两个时代的理解与描绘，这是一个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题材，如果能够写好，无疑会丰富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但在《兄弟》中，却并没有提供这些，而只是重复了一些大家都知道的看法，写到“文革”，不过是血腥、暴力与残酷，写到改革，不过是纵欲、创业与狂欢，这些并没有超出一般人的认识，在新闻与流行读物中，这样的描述所在多有，《兄弟》并未提出独特、新鲜的见解，而作为一部小说，不仅没有写出历史进程中的复杂与微妙之处，甚至不能写出一个精彩的故事，这便不能不说是失败的了。不说对“文革”、改革的反思于今已有不少新的进展，便是一个历经两个时代的普通人的生活感受，也不至于如此简单吧。在为余华的随笔集《我能否相信自己》作序时，汪晖曾引“俄国态度”和“法国态度”的划分，对余华有所批评与期许。“俄国态度”和“法国态度”是以塞亚·柏林概括出的作家与世界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俄国态度”相信人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认为作家应该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负双重责任；而“法国态度”则恰恰相反，这是一种纯技术的态度，按照这种态度，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唯一义务就是生产好的“产品”，至于他们的道德生活和日常趣味与他是否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毫无关系。余华是倾向于“法国态度”的一个典型，而《兄弟》则将这一态度发挥到了极致，这部作品对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困境没有反思与关怀，没有置身其中的痛感，有的只是叙事者淹没一切的滔滔不绝，即使就法国态度来说，这也并非一部成功的作品。也许我们只有在商业的意义上，才能肯定这部“产品”的价值，但这是以损害作家的声誉为巨大代价的。
市场化既为作家带来了机遇，也给作家带来了伤害。对余华这样成名于80年代，以《活着》等作品在90年代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来说，其名字与声誉便是无形的“象征资本”，如何将“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恐怕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意志，也是出版与商业等机构所汲汲以求的。张艺谋、陈凯歌便是以艺术片获得名声，再凭借其声望以所谓的“大片”来敛财的；而所谓“80后”的作家甚至“先进市场，后进文坛”，这说明了出版与市场力量的巨大。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余华和他的《兄弟》，或许这也是他凭借在“纯文学”圈内积累的名声，在对文学爱好者进行“提款”？尽管这样的说法有些扫兴，但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我们将很难解释余华高调的宣传与他对《兄弟》的青睐，以他的文学眼光，当不至于认为《兄弟》比《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更优秀吧？如果不这样认为，而再三再四的申说，那么除了难以避免的自恋与虚荣，或许也只能这样认识了吧。
令人不舒服的还有作家对待批评的态度，当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对这一作品持批评的态度时，作家所做的不是反躬自省，不是认真考虑作品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是做无谓的辩解，对批评家表示不屑，甚至说“再伟大的作品也会有缺陷”，这就不是正常的态度了。一个本不值得骄傲的作品，偏偏要以骄傲的态度提及，还要拖累上托尔斯泰与马尔克斯，我们也只能说余华的判断力出现问题了，以这样的态度能写出《兄弟》这样差的作品，也就可以理解了。而作家要想取得进步，哪里能沾沾自喜与骄傲自大？连托尔斯泰与马尔克斯都没有骄傲，因为他们所关心的是更为深远、根本的大问题，要想成为大师，余华还需要从这些根本处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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