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金庸小说的人民性

    非常惭愧，我今天是起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我1点半就从学校出发了，找小范给我说的这个731车站没有找到。后来坐上了749。巧极了，这辆车第一天上路，司机和售票员都不知道怎么走，路过清华园开过了，又翻回去了。所以今天特别富有戏剧性，我还以为今天讲武侠小说，是交通局特别给安排的。后来我想，我今天去的地方叫""啊，是不是我要找的就是"不存在的地方"？感觉有点戏剧性，看来是武侠小说读多了。
    我来这个地方讲这个题目有点犹豫，我不希望人特别多。人比较多我有点恐惧，特别是"书吧"这个地方，那广告牌上写着"有思想、有责任"。在这样严肃的讲坛，我不知道是否会被人家认为讲这个不太严肃的题目不太合适。
    尽管看上去有点不合适宜，但我还是坚持到这个地方来讲一下这个题目。因为很多从名目到内容都非常严肃、非常高尚的题目，一定有专家学者在此讲过了。我给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始终是一个调和者，一般一个事情有别人做了，我就不做了，别人不做的我才做。比如大家吃饭，吃完饭大家都抢着去买单，抢着买单的人里边一定没有我--我是反对竞争的人，我从来不喜欢和别人竞争。如果没有人买单，买单的人一定是我。再比如大家一块进某个饭店，很多人抢着给小姐开门，那里面没有我，如果没有一个人为那个小姐开门，我一定会给她开门。我是很会溜边的人，我不喜欢跟人家竞争，我讨厌"竞争"这个词，也讨厌一切竞争的社会。我也不是竞争能力不强，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不是这样，如果竞争起来，我能力很强的，从小到大，考试几乎没有第二名，而且我这第一和那第二的差距不叫"差距"--那叫天堑。比如说六门考试，我每门都落第二名十多分，六门下来不得了。用"第二"和"第一"的标准，从这么一个狭窄的角度看人，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都成了失败者，只有"第一"是成功者。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大家不大舒服？因为大家在这个角度那个角度，这个领域那个领域，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是自卑的人，我们被整个社会压抑着，抛弃着。这个社会每天告诉你，说你不是人，过得不够格，你怎么不用这个洗发水，不用那个香皂，现在又流行什么什么啦你咋不整一个，你怎么不看这个片，怎么不看《十面埋伏》，怎么不看张艺谋在奥运会上的"琵琶精"。人们之间互相残杀，没有敌我矛盾，都是"战略伙伴关系"，但朋友之间要互相厮杀。我午饭时偶然看一下电视，一个大企业，里面贴着标语，"不是第一就无法生存"，好像青岛啤酒或者海尔冰箱，忘了是什么单位。人活在这样的世界，电视宣传这个好，这叫有竞争能力，有活力，在我看来分明就是人间地狱。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每个人此外再没有活路，在工作之外没有其他的想法，那就是人间地狱。而且这个地狱是你心甘情愿投入的，你觉得合适的。好的地狱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如鲁迅写的《好的故事》。很多东西最后让你自己盲目了，你认为是合理的了。被淘汰的人是没本事的，为什么不当大款啊？当大款在矿井上面享福，矿井坍塌不就砸别人了吗？干嘛坐在下面？在下面说明你是活该。一切都被冠以合理的名目。别人倒霉的时候，说别人活该；当你倒霉的时候，没有人同情你。这个社会是不断前行的，似乎走向幸福、快乐、民主、自由，不知道最后谁能享受这些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下，幸亏我们还有金庸，幸亏还有金庸为代表的一些能够让我们反省地狱，或者摆脱这个地狱、或者暂时忘却地狱的东西。今天来这里讲金庸，有点像到金銮殿舞刀弄棒一样。在举行的很多活动非常具有革命精神、战斗精神、严肃精神，但是我想，其实武侠小说跟革命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平常人对武侠有误解，认为武侠就是娱乐的，不严肃的，轻松的，打打杀杀的，给孩子看的。在我看来这是表面的，或者说那都是不好的武侠小说。真正的武侠从来都是严肃的。拿着自己的脑袋去为人间争取正义这样一件事，怎么能是不严肃的？除非写庸俗了，看庸俗了。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去为某种信仰奋斗，这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情。当然它同时可以是娱乐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严肃和娱乐分开，革命就不能娱乐吗？革命就一定是严肃的吗？那是有些人为了反对革命，给革命泼的污水，他们说革命没有劲，革命没有人性，说革命是反人性的，只有反革命有人性，只有男盗女娼才有人性。杨子荣不但有婚外情还有私生子，这就是人性。如果一个人像雷锋，做好事，就是没人性，一个人跳进水里救落水儿童，叫没有人性。
    革命的起源正是为了人性，是为大多数人过上真正的生活才革命。而革命的过程中谁说都是严肃？革命的时候什么都有，包括今天狭隘理解的男欢女爱，革命都有。你看长征路上生了多少孩子，长征路上经常打仗，也经常做爱，经常生孩子，那么艰苦的环境下生了多少孩子。革命是严肃崇高和轻松娱乐结合在一起的，有中心的红线，这个红线向高尚的人性进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武侠小说和好的革命文学是相通的。
    在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很多都是畅销书。不要以为革命的文学是少数的人每天半夜三更拿着黑布把窗户遮住在家读的，不是那种。尽管政府可能会查禁某些书，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那是畅销书，因为说出了人们的心声。不要说真正的革命文学，一般的文学有点反抗性，都是畅销书。像巴金的《家》，好多青年书包里背着巴金的《家》，投奔延安。巴金他不是共产党，他只是说这个社会要完蛋了，要改造社会，说出这个事实，就鼓舞了那么多人。当年胡耀邦、陶铸都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之后参加革命的。一向有人宣传说，好多人读了武侠小说离家出走了，说武侠小说罪该万死。的确有一些孩子读了这些书籍，离家出走，但是不是要研究一下他读这个书后去哪儿了。去了延安不是好事吗？离开了死尸一般的家庭，走到宝塔山下、延河河畔、窑洞门前，那不是好事吗？正是有了那么多离家出走的青年男女，才有了新中国。如果丁玲们、江青们、贺敬之们不离开腐朽之地出走，怎么会有新中国。是有了那么多抛弃自己小家庭生活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才有今天的生活，才有书吧，网吧，这个吧那个吧，还有"聊吧"--汉字是非常奥妙的，满大街都用一种召唤式：聊吧，什么聊吧，原来是"聊天之吧"。真正好的革命文学应该是既严肃又娱乐，严肃和娱乐加在一起的，或者说通过文学的娱乐性传递一种严肃的思想。好的文学作品都应该是这样，像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像《林海雪原》，有娱乐的层面，但是讲了很严肃的故事。
    我这几年，搞了点武侠小说的研究，这个学期在北大讲的是"金庸研究"课。别人说，你这个工作很轻松，读武侠小说，其实这个工作是蛮孤独的，蛮有压力。这个社会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包括学术界，文化界，都有强大的压力，他们认为你不务正业，为什么研究金庸小说？为什么不研究国学，研究研究伟大的四书五经？我的压力也很大，这个压力不仅来自于所谓的对立面，那些落后的、腐朽的势力，还同时来自于朋友，或者说是同路人。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孔庆东、孔老师，你是左派还是右派？这个问题我总是回答不好。其实也不是我回答不好，而是提问者有固定的思路--你不是左派就是右派，或者说偏左偏右。如果说不左不右，那你是投机分子。
    我就想，孔子是左派右派？鲁迅是左派右派？毛泽东是左派右派？毛泽东是左派吗？但他反左，毛泽东亲自说他喜欢右派。怎么回答这样的复杂问题，证明我不是左派或右派？我举金庸的例子，看看中国当今著名的所谓左派右派，他们谁关注金庸？这是我跟他们明显的区别，或者说我对中国当下思想界很大的遗憾。我知道他们在讨论很严肃的问题，有些很好的贡献。但是很遗憾，中国当下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读金庸。他们觉得自己很有思想，金庸有什么思想？左派和右派有很多朋友，他们的遗憾跟我对等：老孔这个人，嗯，很好，很有思想，可惜就是研究金庸--为我惋惜。后来我就发觉，金庸成了一个焦点，他是一个试金石，左派右派号称不一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却惊人的相似，他们都认为金庸不应该放入我们的视野。在我看来这正是左派右派共同的毛病，就是他们讨论的问题好像虚虚指着中国，而在具体讨论方式和过程中都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中国当下的实际问题。他们并不关心真正的人民所想，人民所处的困境，他们像大理论家做学问一样，并不关注你的作品，只是从作品中抠出局部来证明他的理论。很多著名的左派右派都非常娴熟地使用美国理论，西方理论，然后在中国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从我们中国当下实际出发。很像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无论从英国拿来的理论还是从莫斯科拿来的理论，都是在中国找一个例子来证明，或者来实验。根据莫斯科的理论，革命马上要胜利了，你们马上包围长沙，七天之内打下，而不管从湖南的农民是什么样子，湖北的农民是什么样子。
    真正的大思想家或者追求成为大思想家的人，不应该固执自己是左是右，是前是后是保守是激进。孔子讲的"中庸之道"，不是固定在某一个点，说我永远是0.25，或者0.27，而是合适之道，最适合当下的客观情况。在我看来，孔子、鲁迅、毛泽东，他们都是人民派，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调整自己方针政策的准则。不然没法理解他们自相矛盾的言论，比如鲁迅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前期的著作，有很多批判愚众的文字，中国人怎么怎么落后，同时有的文字又高度赞扬中国人身上可贵的精神，怎么理解他的这个矛盾之处？如果用像苏雪林那样的下流谩骂态度去理解，鲁迅后期堕落了，后期如何如何低劣，上了共产党的贼船，只能这样自我安慰我自己。龚自珍有一句话说，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如果单纯看这些话，经常是自我矛盾的。孔子在一个问题上，回答不同的学生，答案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最后要找他的目的性，目的是为了人好。
    共产党一部胜利的历史，在不同的阶段政策都是不一样的。在抗日战争前期的土地政策，后期的土地政策，解放前的土地政策，建国后的土地政策全都不一样，都是为了人民好。什么时候税制是多少，规定地主可以收多少租，什么时候减租，为什么改这个政策……有一根主线是不变的，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有一个观点，我认为金庸小说的一个最可贵之处，就是他的"人民性"，这是很多谈论武侠小说的人所没有谈过的。目前为止，研究武侠小说，研究金庸的读者，说金庸小说紧张、刺激，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武功、爱情，这都有。我过一段要到电视台讲金庸小说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好讲，我到北大可以这样讲，讲他的武功，讲他的爱情，讲他的历史，都可以讲。但是金庸小说的"人民性"，这是不能讲的。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不能讲"人民性"的，今天我在此讲的一番话，能到中央电视台去讲，能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电视台讲吗？人民电视台不允许我讲这样的话，我只能在一个"乌有"的地方来讲，这番话是乌有的，包括我对金庸小说人民性的认识。
    我们看看金庸武侠小说的内容有什么特点。金庸笔下的侠，最重要的一点，不是统治者的鹰犬，不代表国家机器，与权力保持着清醒的距离。金庸小说正面的侠都是这样的，真正的武侠精神本应如此，伟大的司马迁在《史记》里塑造的第一批侠就是这样。《史记》为什么这么伟大，一个是人民性，一个是艺术性。他写的好，结构好，文笔好。《史记》以后所有的二十三史、二十八史都不如《史记》，最根本的原因是《史记》不把统治者放在眼里。司马迁作为一个汉朝人，作为大汉朝的知识分子，竟然把自己的国家统治者写得那么不堪，把老刘家的人写得跟流氓一样，这是其伟大之处，也是后来的史家不能做到之处。把自己的开国元勋，把刘邦的坏事全都写出来了，这是什么一个人，即使我们的领导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能这么写，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都要埋掉。司马迁的立场"错误"了，把自己的敌人写得那么高大，把项羽写得那么质朴、纯情，最后还"霸王别姬"，敢这么写。把老百姓和帝王将相混在一块写。比如孔子，不就是一民办教师吗？居然有一章叫《孔子世家》。怎么能写进"世家"，世家都是什么人啊？都是开国元勋加太子党啊，把孔子混在太子党一块写，这是"谋反"啊。把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写成列传，专门有一个《刺客列传》，还有《游侠列传》。假如现在组织一帮人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能专门拿出一章写黑社会老大吗？而且写得那么好，这是司马迁了不起的人民性。在他笔下，那些侠客们跟政权保持着距离，叫做自掌正义。
    我们现在什么事情都依靠法律，我们老哀叹说我们是没有法律的社会，多年的宣传都认为中国的法律不如西方，一切的坏事都是因为"法律不健全"。电视上无论宣传什么惨事，最后的结论都是因为不懂法的结果。而加强法律是无期的永远的工程。因为法律不健全，弄了半天没搞明白。杨白劳为什么遭那么大的罪，因为不懂法律啊。我们用这套糊弄人民的办法可以解释一切，从来没有说法律本身不公正，法律本身就是王八蛋，没有人敢这样说。
    中国没有法律吗？我们有法律的时候西方人还是猴子呢。中国从上古到近古，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法律。中国的问题难道是没有法律的问题吗？你看看"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个冤案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有口供有人证有物证，从法律上找不到毛病，包括刑讯逼供，当时都是合法的。但是人就完全按照法律被冤杀掉。这就说明法律是很无力的，关键是法律掌握在谁手里，掌握法律的人干什么。法律在他手里，这个法律就是一个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最后杨乃武的冤案怎么弄的？法律没有改变，只是涉及到统治集团的斗争，借助西太后的力量，小民顺便粘了点光，不过是满清官员和汉族官员的矛盾，最后把这个案翻了过来。谁说没有法律，法律都是有的，改革开放以来每天颁布多少法律？"新闻联播"时听到总理签署很多法令，为什么法律越多，人民越遭难？这是需要思考的。
    所以在法律之外，产生一种"自掌正义"的力量。正义不在法律那里，正义在我们心里。正义不是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要我们天天去追求。不像《秋菊打官司》，秋菊说的"给个说法"。她老跟律师说"这就行啦？"律师很烦，"你给我钱就行了"，秋菊还问人家，"人家天天给你钱，你就给人家一个说法？"在纯朴的乡下妇女秋菊的脑海中，这个"说法"在一个很悬的地方，老是对这个地方不放心，好像这个地方如果说是非正义的，就是非正义，给他钱只是希望能够买到这个说法，如果买不到也没有办法，假如律师说你是没有道理的，村长把你丈夫打死也活该，秋菊就没有办法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人们就不再相信法律了。法律怎么能违背人情物理，法律怎么可能违背天道？正义在我们心里，我们心里自有一秆秤。我记得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主题歌里有一句话："天地之间有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正义在老百姓心中。
    法律为了使我们办事方便，产生一套规则，这个规则如果不合适，随时更改他。没有这个法律，并不是说就不能判案子。我们看汉朝、唐朝开国之初法律最简单，但是治安最好。刘邦入关之后，萧何制定的法律只有三条，杀人者死，伤人抵偿，没有多少。《萧何月下追韩信》里唱的："我也曾约法定过三章"。一个大活人不知道做什么事对什么事不对吗？人们心中有正义的，可是正义一旦出来之后，就复杂了，一旦正义被标榜出来，正义就被不正义窃取。邪恶的人举着正义的大旗，所以真正的好人就要变得放荡。因为坏人号称自己守封建礼教，既然礼教被你们拿去了，所以好人就不守了，这些人故意放荡，喝酒纵欲，在屋里裸体而行，别人说你怎么不穿衣服？他说我以天地为衣服，房屋为裤子，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面来？他认为这个社会已经乱七八糟，你们这些人成了正人君子，那我们就成了流氓。为什么有很多艺术家他们的行为不容易被理解，是因为他们不按照我们的逻辑说话，有他一套自己特殊的逻辑，他非常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的黑暗。
    侠客这个事情也是一样。本来是远离政府的一些人，为人民除害，但是政府最恨管闲事的人，这一点从《韩非子》就看出来了。"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统治者最讨厌两种人，一种叫知识分子，一种叫侠客。知识分子仗着自己会说话，侠客仗着自己会点武功，我们社会要长治久安，要发展，就得把这两种人除掉。一代一代的统治者想尽办法收服这两种人，知识分子很难收服，侠客比较好收服，侠客不跟知识分子结合，如果跟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也不太容易收拾。只靠自己一点微弱的功夫不行，国家机器非常强大，国家慢慢把侠客收入到自己的机器里面。武侠精神一直堕落，到清朝，武侠已经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清朝的武侠没有唐朝里面的大侠了。围绕《水浒传》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一针见血指出《水浒传》好在投降？毛主席和鲁迅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替天行道的侠客后来替朝廷行道了。这可能是历史的必然，是英雄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
    到了清朝，人们做了200多年的奴才，到清朝末年，社会上讲的都是包公案，施公案，众武侠都被地方领导所率领，一个优秀的国家公务员率领一群侠客，到处"严打"。人们说青天大老爷真好，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本来也应该是侠客，但是看京剧的时候人们都看包公，谁注意包公身边的这些人？作为一个人他已经不存在，只是一个龙套，只是舞台上跟着乱跑，或者是包公嘴里随便呼唤的奴才的名字。武侠精神沦落，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这个史实表示极大的悲痛。武侠人物脱离朝廷是从现代文学开始的。金庸在他的小说中就把这一点武侠的人民性，重新擦亮，让它焕发出光芒。
    我们可以看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最受人民喜欢的人物，不但不留恋朝廷的权力，连黑社会的权力都不留恋。比如令狐冲，朝廷的官不做，黑社会也不干了。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当个峨眉派的掌门，多好，率领几百个小尼姑，多爽。但是这样的事情他也不做。后来他的老岳丈任我行，强迫他当接班人，已经选中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他不干，他对一切权力都怀有本能的警惕，这恰恰是构成令狐冲光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令狐冲不是这样，当了一个什么地下组织部长，读者对他的喜爱程度无疑会降低。
    张无忌也是这样，一代明教领袖，按照历史的正常发展，张无忌就是大明朝开国君主，明朝的皇帝不姓朱，应该姓张。但是张无忌没有本事，三下两下被朱元璋略施小计就排挤出来了，采用自愿的方式，退出了竞争，最后拿一支笔给赵敏画眉，周止若在窗外笑了一声，又还原为一个很世俗的傻冒青年，这是还原历史。如果张无忌当了皇帝，就不是历史。我很佩服金庸，不像现在的戏说历史，把历史说的乱七八糟。人家金庸是进去游走一圈，什么东西也没破坏，好像进你家里转了一圈，没有改变格局，他摆上几件小玩意仍然很和谐，这才是大师。
    金庸小说中也有和权力似乎离得比较近的，比如郭靖，帮助大宋朝守襄阳，但他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宋朝的朝廷。忽必烈跟他说你们宋朝如何腐败，意思是说，你怎么不与国际接轨，你应该与时俱进。忽必烈那段话很能打动人的，我们国家这么强大，你们这些恐怖分子、邪恶轴心很快就打掉。人家说的振振有辞，但是郭靖不会那么多的道理，他一根筋，他说不是为了朝廷，我是为了大宋的百姓，他的道理就这么简单。我不忍大宋百姓遭受涂炭，这是郭靖这个人物的闪光点。他当年要权力的话，在成吉思汗那里是金刀驸马了，但是他不要，他追求普通的人性，追求黄蓉的爱情，他宁肯跟一个平民女子。
    萧峰也是这样，地位很高了，当了南院大王了，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帮助打下大宋，分一半江山都可以。大辽皇帝耶律洪基希望兄弟开心，看他不开心老问，后来才知道，原来有一个相好的，很好的姑娘，被他不小心一掌打死了，他说兄弟这有什么可犯愁的，将来把南朝打下来，有的是漂亮姑娘，随便娶。他不懂得萧峰的爱情，他不理解萧峰心里边的深深伤痛。萧峰把这一切都放弃，不但放弃，最后连生命都放弃了。萧峰的一死具有气壮山河的震撼力，按照逻辑也好，按照性格也好，按照武功也好，他不可能死掉。什么力量使他死？天下苍生的和平。武功最强，最豪壮的一个人，他却成了一个和平之神，他为和平而死。所以说在《天龙八部》这样的小说里，人民性体现得极为鲜明。
    与此相反，在金庸的笔下，权力就意味着腐败。一般我们的反腐败思路是把权力分成两种，腐败的和不腐败的。传统认识把官分成清官和贪官两种，人们觉得为什么现在社会不好，贪官太多了，假如清官多了就好了。每到这个时候包公戏就好看了，人们要看包公，要看孔繁森。我们看电视里英模报告会，树立英雄，现场的人们眼泪花花的掉，出了剧场就忘了。不是英模事迹不感人，而是那个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了。我们从理论上认可有贪官必定有清官，但是放眼望去，谁是清官？更可怕的是有个人写了一本书叫《老残游记》，说清官比贪官更坏。我喜欢包公，喜欢好人，好官多好，县委书记都是焦裕禄多好。看了《老残游记》就坏了，清官更不好，贪官你给他钱就给你办事，火到猪头烂。贪官可以对付，贪官也是有效率的，只不过润滑剂多一点。清官，你拿他没办法，清官什么都不要，就是不办事。清官要什么？清官要名，要名是更可怕的。贪官，送给他一块牛肉，把事办了。一个人给清官送一块牛肉，正好是一个典型，大怒，把这个人枷起来，把牛肉放在枷上，捆到街上晒，让全体人民知道我没有受贿，这个人扔在街上，活活站死，你站死是活该，因为你是坏人，你行贿，你居然向本官行贿，事也没给办，行贿者死了，他成为一个清官，第二年升了省委书记。其实《老残游记》写的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清官，我们常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功臣里面有多少的代价。
    金庸看出这一点，所有的权力都离腐败不远，权力本身就是腐败，我们如果幻想着有一些权力是腐败，有一些权力是不腐败的，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必须认定权力就是腐败，直面这个东西，再去想怎么收拾腐败问题。否则会被一群清官迷了眼，包公也是人，从老百姓中长出来的，这个机制都坏了，怎么从老百姓当中长出包公，我们的孩子从小受到的都是自私自利的教育，尔虞我诈的教育，从这些孩子里怎么能出包公，不可能出包公，从这个机制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在过去的时代可以产生焦裕禄，可以产生雷锋，在今天只要有电视的地区，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人物，电视把我们的体制灌输到每家每户。
    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感触我们国家贫困，很多地方都看不上电视。后来到了90年代我们国家有钱了，建立了村村通电视工程，结果发现我的设想是多么幼稚。电视是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最强有力的控制手段，有电视的地方，方言迅速消灭，人心全都变化了。真是万众一心，以前是一个口号，通过电视，真的可以做到万众一心。让他们选十大歌星，全国选的差不多，让他选十大美女，差不多，全是被塑造出来的一代又一代的人。
    金庸的一部小说叫《笑傲江湖》，表面是武侠小说，其实是政治寓言，是非常伟大的政治寓言，这里面讲的权力斗争，人心为什么坏？围绕权力而搞坏的，这里有一个辟邪剑谱--葵花宝典，这是一个权力的象征，谁有这个东西可以控制别人的命运，为了得到这个东西，练这个东西，人可以丧失人性。你想高人一等吗，你想对别人为所欲为，轻轻把别人弄死吗，那就先泯灭人性，先不是人，先不男不女，才可以，这一点太棒了。小说里岳不群性格的演变过程是一个暗线，没有写岳不群怎么长大的，他在少年时代跟师傅练功夫的时候，不一定是这样的人，慢慢变化，恶的层面慢慢扩大，发展。东方不败也不是这样的人，为了说明这个人物，有一个任我行，在攻上黑木崖之前，跟令狐冲在一起，是多么豪迈，大丈夫，智勇双全，拿得起放得下，后来他们齐心合力，终于收拾了东方不败，还我河山，把原来的部属重新收归麾下，这个时候任我行坐到宝座上--奇迹发生了，下面这那些人用刚才对东方不败那套谀词同样对待任我行，一顿口号。开始的时候任我行很烦，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说这些无耻之言，此时此刻，他坐到那张椅子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觉产生了，这很舒服，挺好，后来又想，假如没有点规矩，收拾不了这些人，人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此时此刻令狐冲退出大殿，远远看去，众英雄跪在地上，高高的椅子上坐着任我行，阳光照去，此时坐在椅子上是任我行还是东方不败，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关键问题不在于是道德好的人，是道德坏的人，是清官还是贪官，而是这套体制必然产生这样的情况，权力的规则使他必然要腐败。我推荐大家看看有个叫吴思的人写的《潜规则》，规则是坏的，人是不可能好的。假如足球规则说踢进自己家门是得分的，肯定抢着往自己门踢，跟道德没有关系，完全是规则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涉及到几次农民起义，朱元璋的起义，李自成的起义，最后都不是什么喜剧的结果。特别是李自成的起义，因为他们只不过延续了原有的体制，我们看到任我行坐到宝座上，就能理解在《碧血剑》中写的李自成。
    李自成打下大明江山之后，队伍迅速垮掉了，因为他比前朝还要百倍地享受权力体制给他带来的实惠，由此可以想到毛泽东为什么一再强调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今年是2004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在60年前，1944年，毛泽东就号召全党要好好读一读郭沫若先生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让全党读郭沫若先生这篇雄文，我们共产党人要不要再成为李自成，考虑到这个年代，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1944年抗日战争没有结束，他就考虑怎么巩固政权的问题，他认为打败蒋介石，打败日本不成问题，即使打败帝国主义，合法政府是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在峨嵋山放着，还有美国，那个时候就让全党考虑这个问题。但可惜的是，我们共产党像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人太少，能够跟他接近的人太少，他一再说这个说那个，包括七届二中全会上那么一番推心置腹的讲话，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大家都觉得老毛谦虚，过两年把美国都打败了，觉得还谦虚什么，天下都是咱们的。《开国大典》那个电影演得非常好，建国之后老毛韶山冲的老乡来到中南海住了两天，老毛让他们走，他们说不走，这是咱们家，我们得替你看着，这都是咱们老毛家的--整个要过日子了。所以我觉得毛泽东从那个时候心里边一定就产生了深深的孤独和悲哀，这就算革命了吗？这就是革命胜利了吗？这不革命怎么能行，这不革命，下去马上就是李自成。也许李自成来的不是那么快，不像李自成一夜之间就来了，但是也熬不上三四十年，我活着还靠我勉力维持着，我死了之后怎么办？
    毛泽东在建国之后，他考虑的问题不是维持那个共产党的国家机器，毛泽东这个人最可贵之处就是他的"人民性"，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不错，但是他更重视自己的不是这个身份，而是人民领袖。在开国大典上，人民呼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他喊的是"人民万岁"。在他心中，"人民"这个词是最神圣的，开国大典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句白话文，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反复想这个意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会热泪滚滚。中国人民趴下去多少年了，尽管以后还有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站起来了，了不起的一个转折，全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转折。有了这一天，全世界的力量格局全部发生变化。今天有很多不好的地方，黑暗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大的成就。今天这个成就不是今天建立起来的，今天这个成就是前面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当吃第六个烧饼吃饱的时候，不要忘了前五个烧饼。我们拼命骂前五个烧饼不好吃，早知道第六个烧饼管事，我吃这个就吃饱了。老毛建国之后考虑的是继续革命，但是全党不一定愿意继续革命，这是人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党的基本构成是农民和一些小资。看看很多革命领导人进城之后干了什么，先住一套好房子，然后换一个好妻子，一般都是找一个初中以上毕业生，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研究生。我们刘少奇同志找了大学生王光美，举国上下忙着干这个。太子党怎么构成的，太子党的父亲是老革命，很坚贞，文化水平不高，母亲是小资。而且是在那种情况下父母结婚的，从小受什么影响，他的母亲总说他父亲很土，穿衣服很难看，睡觉之前不洗脚，太子党是这样长大的。他长大之后，有了权力怎么不腐败。老毛从建国之初就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接班人"是老毛的常用词，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位置的接班人，而是整个国家的接班人。
    在太平洋的对岸，人家也在考虑中国的接班人的问题，早就预言了，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第四代人身上，这是高手跟高手的较量啊。第三代人第四代人，如果说毛泽东晚年有错误的话，不管这个错误是不是可以避免和挽回的，接班人问题他没有处理好，这是错误的。果然太平洋对岸的预言实现了，真的在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了，只流了一点血，1989年一声枪响。可见，革命的问题，权力的问题，是最严肃的问题，关系每个人的生存，每个人命运的问题。按照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夺取全国胜利之后，只是革命的开始，只是给革命打下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真正的来革命。什么叫革命，不是夺人家的权，不是阿Q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改造灵魂--又回到鲁迅的命题，或者说革自己人的命，甚至自己的命。所以老毛有一句话说真正的革命者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说那么多事都是跟个人生活有关系的。而他的这个思想多数党内干部不理解，所以老毛有一句很沉重的话说，我党干部历来不读马列。我们是号称马列主义的党，这个党有多少干部在读马列？后来犯了很大错误搞垮了，却说马列主义不对。何时读过马列主义呀？何时按马列主义干过？当然不是说读了马列就一定胜利，但是没有读好马列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毛泽东建国以后，一心想从烦琐的行政事务抽出来，专门读书，闭门读书，他把一线事务交给刘邓，研究哲学问题，一研究，刘邓在前面搞"资本主义"，没有办法，他把权力夺回去，一发现权力偏离人民的利益，就出来把权再夺回去。老毛从50年代一直到文革，他的敌人是这个国家机器，他不是说因为我是共产党领袖就拼命护着共产党，他打倒的都是共产党，或者说他认为不合格的共产党。
    在文革之后给文革所加的罪名有很多，其中有一条叫"踢开党委闹革命"。按照现在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他们剔开共产党闹革命，那不是正确的吗？你们不是反党吗？恨不得共产党早消灭，你们怎么还批判文革，你们是何其的虚伪！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才称心？难道文革的时候不踢开党委，党委把革命群众都镇压了，那才是对的？像毛泽东所讲的，文革时代或者更早的时代，很多权力机关已经资产阶级化。大家可以看看今年的某畅销书，这本书写得很好，很真诚，看了这本书会受到很大的教育，从的真诚中看到剥削阶级的子女到临死那天仍然梦想着失去的天堂。再看看他们那时候过着什么生活，在全国人民生活很困难的时候，他们家有72间房子，他们的父亲打成右派的时候，他们家待遇一点没变，警卫员、司机、保姆、厨子一大堆人，在书里没有提到劳动人民一点的苦难，相反写了一个被神化的女人打了劳动人民一耳光，过后想想不对，给劳动人民道歉了，然后说这个人的人格何其伟大，知识分子们都在赞扬此书，我们的社会怎么了？活在那样的社会的人民，他们不应该提意见，不应该反抗，这样的官僚衙门不应该变一变吗？真正的革命非常艰难，但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我们毕竟还进行了，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革命延续下来的力量还是继续在进行，在整个80年代还有革命的余波在进展。也正是因此，中国历经这么多苦难没有垮掉，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垮掉。中国为什么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因为中国还是有正义的力量，有我们建国后从50年代一直到文革培养起来的人民的力量，有这股人民的力量在，是强有力的制约，毕竟还有人民的声音。今天俄国有没有类似在乌有书吧的讲座？俄罗斯是没有人民的发言权的，因为俄罗斯的共产党很早就腐败掉，很早真的土崩瓦解，他们也缺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从赫鲁晓夫时代就失败了，他们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看现在的车臣问题，解决不了，是一个死结。看看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多么好，俄罗斯对车臣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两边都是你死我活，都是硬碰硬，没有"说法"。回到中国，中国一方面是引进马列主义，另一方面是深厚的传统文化，总是有很大的理论性的回旋余地。俄罗斯找不到"说法"，就是硬碰硬，他们不知道用和平的方式。他们的方式是金庸小说所反对的，金庸小说写的武侠，最后用和平的方式，止戈为武，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以暴力杀来杀去，最后双方都失去了正义。
    金庸笔下大侠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是重视个人修养，正像儒家所讲的修炼，这个修炼过程也是以是否接近人民的价值观为尺度，他比较推崇的高层次的大侠，都是有人心的，不是修炼到无情。修炼最好的是张三丰，张三丰一闭关很长时间，但是有一次见到张无忌的时候，竟然揉了揉眼睛，眼睛湿润，有泪花出来。我们看修行到神仙境地的百岁老侠客，竟然能流泪--佛是有情的，佛是关心人民的，佛之所以受人顶礼膜拜，是因为他关心我们。我们为什么觉得西方基督教讲的上帝没有人性，为什么觉得上帝冷冰冰，离我们很远？我每次看耶稣从来没有感到亲切，我读圣经的时候非常恐怖，老命令我，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不干就得灭掉，就得杀掉，上帝的手指一按，一个原子弹就过来了，现在美国的电纽杀人就从圣经来的，上帝的手指。你觉得上帝是很伟大，我干不过你，他是以暴力威胁人，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所谓圣经，所谓新约旧约，这是单方面的约，不是两个人商量，没法商量，必须按手印，不按手印就收拾你。而我们的佛是为你流泪的。金庸讲人的修炼，也是有这个标准。比如在《书剑恩仇录》里，主要人物是陈家洛，这个人有缺点，很多人不喜欢，对朝廷有幻想，因为发现乾隆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想利用血统关系搞一个策反，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放弃人民战争，不依赖人民的力量，企图弄一些雕虫小技，策反敌人里面一两个高级官员，陈家洛最后是失败的。
    金庸推崇胡斐这样的大侠，为了一个不相识的普通百姓，为他打抱不平，不为金钱和权力所动，这好像能做到，还要不为美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所有的人恭维你，你真好，你是大侠，但就是要收拾那个恶棍，就是要打抱不平，这就是大丈夫，金庸就是要写这样的大侠。
    当年的共产党不就是这样的大丈夫吗，中国本来就是分地域的，有狭隘的地域观念。共产党，外地来的，一个江西、湖南来的红军，到陕北，到山西，帮你打抱不平，宁肯自己牺牲人，也打仗，把你的东西给拿回来，这就是侠客。所以说中国老百姓对八路军、解放军的拥戴是出于很传统的对侠客的拥护，他们不懂得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真实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了，喜儿从山上回来了，黄世仁镇压了，土地分了，牛分了，现在家里什么都有了，就缺一张立功喜报了，这就是千千万万农民家庭为什么拥护新政权的真实原因。
    即使有了权力的人，像《天龙八部》的段誉，最后继承了权力，继承了王位，但他是金庸笔下一个好国王，好君主。金庸小说里特别强调减轻人民的负担，反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交不起钱，村长和派出所过来，给你打的半死。减轻人民负担是好的统治者，好的皇帝，比如《碧血剑》里，皇太极跟大臣们说，大明的江山为什么要亡，为什么会搞的这么坏，不就是因为老百姓没有饭吃，所以江山要完蛋，将来我们得了明朝的天下，我们入关之后，一定让老百姓有饭吃，有了饭吃，咱们的江山就巩固了。他的目的是让江山巩固，但途径是让老百姓有饭吃。在房顶要杀他的袁承志心里一动，这不是好皇帝吗，我该不该杀他，我不杀他是不孝，没有报父仇，但是杀了他，人民就少了一个好皇帝。袁承志是汉人，皇太极是满族人，满族人当皇帝就一定差吗，汉人做皇帝就是好人吗？
    《鹿鼎记》中，有一次康熙火了，你们这帮天地会的反贼为什么一定反清复明，难道老百姓在姓朱的统治下过的好吗，现在国家形势这么好，你们老百姓为什么要推翻我，康熙感到很悲愤，你们天地会老要反我，为什么，特别不可理解，感到特别气愤。韦小宝说，皇帝您别生气，我今后再不反清复明，专门反明复清。康熙非常孤独的，我是好皇帝，只不过是满族人，你们一定把我反掉，为什么？怎么衡量统治者，有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是否为百姓，这里没有去用西方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那一套，金庸讲的是很真实的。皇帝从来不是选出来的，包括在民主选举制度中，投票选出来的人，真的是选出来的吗？投票决定的，你选谁不选谁，都是受他操控的，都是报纸和电视影响的，背后都是权力的结果，都是金钱较量的结果，你以为你选布什就是布什，你选克里就是克里吗？
    再看金庸笔下的光彩侠客形象。最光彩的形象不是知识分子的形象，像陈家洛这样的侠客不是多么光彩的人物，也不是金庸笔下最受喜欢的人物，很多毛病，跟知识分子一样，狭隘，好不容易爱上一个，又被害死了，做很多不应该的事情。像陈近南也是，号称是军师，结果呢，生的伟大死的窝囊，被一个小人弄死了，收了一个徒弟韦小宝，还不如徒弟。在金庸笔下，知识分子气质的侠客都不好，他笔下一流的英雄都是草莽英雄，略通文化，这个文化够用就行了，能写信，能上网就可以了。做人的关键是要懂得人情物理，你读了博士后，没啥了不起，成天瞎闹人，还不是祸害一个？你要懂得天道，这样的人是他笔下的杰出人物，像萧峰、郭靖等等，还有胡一刀，这些人是草莽之气的，呼之欲出，这些人并不是武功最高的，这些人是"最有人味"的人，我们都希望：这个人要是我的朋友多好，假如是我家邻居多好，你觉得这个人可亲，他和我们的生活是那么接近。
    这些人物创造于五十、六十年代，一直到1972年，又修改了十年，到82年，主要创作是55年到72年十几年的时间，我们看同时期大陆的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五十、六十年代大陆文学也有这个特点，有些作品有主题先行的毛病。大陆好多运动搞的半生不熟，本来搞一次运动，再搞一次运动把前面的运动否定掉，文革的作品有些左的过分，文革的思想有极左的方面，但是回头去看17年的作品，非常好。把革命性里边的严肃和娱乐和人情味都拿捏得特别有分寸。看《渡江侦察记》，看孙道临演的连长和四姐经过艰苦战斗之后取得胜利，但是解放军又接到任务，他们握手告别，说我们还会回来的，四姐说我一定等着你，特别好，特别有味道，说再见，这个时候镜头停留在四姐的脸上，看她那种表情，绝对比英格里·褒曼饱满。你好好看看17年的影片，棒得不得了。而17年的这些革命文学里边的大侠底色，也是人民性，人民是他的底色，比如杨子荣。样板戏为什么遭受疯狂的批判而屹立不倒，因为活在人民的心中？样板戏不是每个都好，有几个是平庸之作，样板戏里面几个最好的，已经成为民族文化的经典，瑰宝。我们80年代所搞的东西有几个是中国的东西，号称走向世界，到世界上一个都站不住，因为都是模仿人家的东西，人家有的是，你不就是写男盗女娼吗，我们有的是，你不是写私生子吗，我们有的是，还号称与国际接轨，接他娘的鬼了。
    前不久去中央电视台做一个关于《林海雪原》的节目，从曲波到样板戏的，到现在的电视剧，把主要演员请来了，电影的王润身，样板戏的童祥苓，还有现在的王洛勇，三位演员都不错，但是一说话，一举手，一抬足，还是样板戏的演员厉害，从个人条件来说，他个人的条件最不好，他长的很寒碜，很不好看，很瘦小，但是一说话，人民英雄的神采就出来了，还有电影的王润身，他先看了各种话剧，各种戏曲，他说我要想超过他们，杨子荣身上有武侠气，我说王老，你那个时候就看出来啦，他感觉杨子荣身上有侠客，杨子荣智勇双全，但是更有人民。杨子荣也是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的梦想，想长大之后当杨子荣这样的人多好，后来觉得杨子荣当不了，考大学算了，当不成杨子荣才上了北大。
    江姐代表的革命英雄向自己的生命挑战，就是你无论把我的肉体折磨到多么痛苦，我都能忍得住。如果单纯考虑人的生理极限，未必能忍得住，那心里必须有一个超越性的东西。假如一群坏人把我抓去，滚钉板、辣椒水伺候着，让我交出五块钱，我干嘛忍着？让我交一万也交。但是如果敌人严刑拷打让我交出温家宝总理，那我得忍着，先忍着看看，因为涉及到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你想在这些烈士的心目中，一定有一个更加伟大的东西，能超越一切肉体痛苦。你看《红岩》的时候非常感动，他们是超人，这个超人的背后是人民的力量。杨子荣在《智取威虎山》中进入威虎厅后，有一句唱词，"为人民战恶魔，我志壮力强。"他孤身一人进去，周围都是土匪，不寒而栗，这个词写的非常好。最近电视剧在演《红旗谱》，现在又有批评，说演俗了，小说里的朱老忠也是侠客的形象。人民的英雄，共产党的英雄，一开始在人民心中的印象都是一个侠客。看看辛亥革命之前的广州起义之类，都是侠客，他们是必死无疑。在海外弄点钱，在屋里制造几个破炸弹，拿个小筐装着就去攻打总督衙门，纯粹送死。但是他们就要起义，他们心里面有一团东西，觉得我死了，生命能超越到人民身上。尽管这个人民是虚幻的，这个"人民"在鲁迅笔下受批判，人民有的时候很愚昧，拿馒头蘸我们的鲜血治病。但是最后想来想去还得为他服务，人民就这样，人民就这水平，你没办法，只好为这样的人民服务。尽管很复杂，很苦闷，最后想通了，还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就不为人民服务吗？人民的缺点，鲁迅写的够多了，毛就不多说了。
    十七年的文学现象尽管有时代局限，但很多是文化史上不朽的。想想90年代以来有什么不朽的，没有。为什么今天缺乏不朽的形象，不是今天作家水平不高，我们的文学技巧非常高，我们学习了那么多"先进"的文化，"先进"的东西，怎么说水平不高，水平高。五十、六十年代很多有的是初中，有的是小学水平，有的是编辑帮助改出来，有个著名作家不会写的字都是画上画，这个不要紧，有编辑帮他改。现在水平这么高，为什么缺乏人民喜爱的作品，原因不止一个，我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失去了"人民性"。多数作品是资产阶级个人肮脏灵魂的挖掘，再一个是小资的迷梦--还没有爬上去的人用小资的迷梦去迷惑你。
    今天很多作品不能说他不真实，也很真实，但是这种真实是没有力量的真实，很颓废的真实，写跟多少女人上过床，干过多少事，包括一些美女作家写自己跟多少外国人上床，跟中国男人不上床，很真实，大家不过是猎奇，挺鲜奇，跟看新闻一样，真正的文学效果没有。
    所以回过头来看，金庸的小说为什么半个世纪历久不衰，难道说几代人民水平都不高，喜欢打打杀杀？在历史长河中，多少作品衰落了，最后留到人们的心坎上的，是什么？如同《智取威虎山》里猎户老常说的：老杨，你真说到我心坎里去啦。金庸就是能够说到人民心坎里这样的人，他作品的意义非常多，不止如此，仅仅这一点，我想就足以在文学史上永远的流传下去。也正是这一点，我很看淡"左派右派"的问题，左和右有一天会变的，但是不管怎么变，我觉得人民性这个立场不能丧失，我也希望左派右派们在读美国理论著作读得比较累的时候，稍微读一点金庸小说吧。

提问：
    我想请问一下孔老师，我们原来有个口号反帝反封建，我想请问反封建与孔子的关系。
回答：
    "反封建"这个东西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运动这一支力量最后获得胜利，从文化来说我们新中国胜利者实际是从五四延续下来的，中间曾经在延安时代发生过一点斗争，有一批幼稚的共产党或者极左的共产党人否定五四传统，毛泽东及时制止，毛泽东根本不是极左，他一贯批判左派，毛泽东说我们继承五四，不是批判五四，中国文化发展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继承和发展五四，一直到现在都是五四运动的胜利者的传人，我们想象的五四反帝反封建，中学课本里讲的，似乎主要是跟传统的断裂，对传统的抛弃，不再追寻五四当时的情况。如果读读五四当时的书，读读陈独秀的文章，鲁迅的文章，胡适的文章，会发现没那么简单。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从开始就讲辉煌的古代文化史，没有批判孔子，五四的时候根本没有"打倒孔家店"这句话，是后来人们杜撰出来的。胡适表扬吴虞，说吴虞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英雄，打孔家店是不是打孔子？孔家店的人很多，也不都姓孔，我也是孔家子孙，不一定都是对的。而我们看五四前驱们并未大批孔子，只是说孔子的思想在今天不见得都合适，需要分析。他们批判的是什么，是到了今天还说古人的话，比如孔子所说的话，在当时是明白易懂的，我们说白话，根据胡适的观点，古代圣贤说的话都是白话，而活在今天还要说古人的白话，就是别扭。我们今天要学习孔子真正的精神，而不是死抠他的语言文字。中国文学为什么到清朝后期就僵化、腐朽，停滞不前，就是活在今天要按照古人的方式说话作文，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组织。我们一个人要学习到古代圣贤，苏东坡、李白那样水平写诗作文，要费十年以上的时间，非常不利于传播。五四其实是借批判为名，恢复中华民族的精神，没有直接批判孔子，真正批判孔子是74年左右的批林批孔运动。他们没有批判孔子，不是对孔子没有检讨，这个检讨是以承认他的伟大为前提的。后来批林批孔运动，在我看来也不乏合理的成分，批林批孔不要理解为批孔子这个人，当时把孔子这个人妖魔化，叫孔老二，我同学给我起外号叫孔老三，我们说孔子是圣人也好，他的思想不能批判吗，真正的东西不怕批判。金庸有没有缺点？毛泽东有没有缺点？都有缺点，战士的缺点不妨碍他是战士，孔子也是这样。
前年回到山东，孔子塑像揭幕，请我回去讲话，我讲孔子的思想要批判地继承，当地领导不太高兴，他们都希望我讲好话，发展当地的旅游。要澄清一点，五四的时候没有直接针对孔子大规模的批判，相反，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继承，后来的"批林批孔"有另外的目的，要批周恩来，是借古讽今。

提问：
    您说武侠金庸里面的侠都有人民性，我们看了金庸很多小说，侠古往今来有很多特点，做的事都是独来独来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做什么决议一拍脑袋就有了，但是构成很矛盾的形象，一方面非常固执，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他们往往脱离了人民，民粹主义，就像李敖说的，人民是很好的，但是没有用处，一方面歧视人们，但是又把人们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你觉得武侠这里面是怎么回事？
回答：
    我说金庸的侠客有人民性，是比较其他武侠小说作品比较出来的，整体上古代的侠客都是程度或深或浅脱离人民，这是他们不能成事的原因。即使在金庸小说里面，也真实的反映了这一点。金庸的人物有一腔热血要做事情，但是看结局，不是死了就是走了，金庸安排的结局多是走了，他们这种人用过去的话叫个人奋斗。你说他们是"民粹主义"，讲的非常好，不能成事，就是因为不能成事，所以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总结了这个教训。共产党在文学里一再否认个人奋斗，为什么在50年代反对武侠小说，批判武侠小说，就是要否定个人奋斗的路线，批判的不是"反抗"，而是反抗的方式不对，所以共产党不再提倡个人的东西，他要提倡的是一个集体的反抗，所以共产党把自己的军队建立成一个武侠集团，不是一个武侠了，是一个武侠集团，每次一个人做了好事，老百姓感激他的时候，他马上把这个功劳推到共产党头上，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一个抽象的名字。像小时候学雷锋也是，人家问小朋友叫什么名字，"我叫雷锋"。我们用了很大的力量批判个人主义，可老百姓千百年形成的习惯还是崇拜个人英雄，这也是杨子荣形象能够成功的原因，尽管杨子荣讲了，我这个胜利有毛主席的教导，有支部的领导，有同志的帮助等等，最后还是说杨子荣是英雄，这是积累形成的文明习惯，不可能短时间内摆脱掉的。我也觉得毛泽东是悲剧英雄，毛泽东想在有生之年改变人性，这很难做到，上千年积累的人性，几十年不能改变的，我觉得毛泽东是堂吉诃德，跟风车作战，但他是打不过风车的。
提问：
    那本畅销书读过不下五遍，非常喜欢，但是对这本书的评价，你提到他的语言，你认为在那样的生活艰难里面，他崇尚非常高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吗？
回答：
    你说"那样的生活艰难"，非常好，谁生活艰难？我要问这个问题。康同璧生活艰难吗？不艰难，艰难不艰难是要比的。当时不知道你们家过的什么样生活，我们家过的生活是吃馒头非常罕见的，吃窝头也不一定能很好的吃，因为没有菜。我们家还生活在城市里，还有很多人捱饿，我们国家欠了那么多外债。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家过的非常好，吃腐乳都要吃二十多种。他那个阶级是我们政权的敌人，那个阶级过的那么好，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策是极其宽大的，他们继续过着很奢侈的生活。共产党对他们这么好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梦想变天，他们时刻梦想着骑在人民头上，后来拼命要翻案，说当年反右反错了。你当年是不是真实的反党？你如果当年确实反对共产党，把你打成右派一点不冤枉，是对的，你应该站起来说：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我是堂堂正正的英雄，为什么要求共产党平反？你不是反党，那你跟党的观点是一致的，可是你现在跟党的观点不一致，现在拼命说革命是错的，50年代，文革，错的，给你平反又说对的。你这人格有问题啊，这人格放在资产阶级里也是卑鄙的啊。我说此书写的好，说他感情真挚，真的留恋那样的生活。书里说你们家毛巾这么脏，毛巾要每天换一条，这才是人过的生活，那我们工人农民解放军过的都不是人的生活，我们一年能买几条毛巾，我们家毛巾买不起，我们家毛巾是工厂发的，是社会主义给的福利品，一年发两条毛巾，我爸发两条，我妈发两条。而他说毛巾要天天换，不然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床单是每天一换，洗的很白。书里边赞美很多东西，都是不自觉流露出来，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史良的婚姻是多么好的爱情，周总理关心她，给介绍的小白脸，原来是上海巡捕房的，岁数小很多，晚上到卧铺睡觉了，小丈夫拿着小箱子，两个钉子，一个小帘，在卧铺钉两个小钉，一挂，自己坐在火车旁边，望着外面茫茫的原野，说这是爱情，这是爱情吗？我读到这里万分恶心，这怎么叫爱情？这种生活当然是你的自由，有那个条件，没人管，但有什么可炫耀的？当时我们过这样的，你们过那样的，不错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天天说这个党不好。要斯大林那样的党，就枪毙，到斯大林那儿，全部要消灭。我们中国是有人道主义的国家，关键是思想的问题，解放以后什么都没有变，他们的孩子坐汽车，我们的孩子雨里泥里爬着去，他们还欺负我们。那些大右派，看见漂亮女孩子就跟着人家走，一旦出了事，一旦反右运动开始，他们这些人互相出卖，陷害，人格丧尽。从共产党的角度来讲，反右是一点错误没有，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反右也没有错误，有什么错误？你就是右派嘛，要推翻执政党，对政权构成威胁，不应该批评你？批评你是轻的，已经宽大了，你说错误，关键站在什么立场，你说中国今天是好时代，坏时代？没法说，如果家里有亲属刚刚在矿井上砸死的，跟我的立场就不一样，刚刚吃完十万块钱大宴的人，立场也不一样，中南海的人立场也不一样，即使在五十年代，大多数人生活比较一致的时候，立场也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欣欣向荣，有的人认为这个国家很艰难。怎么艰难，就认为不如他当皇帝好，不如他在紫禁城里，随便杀人那样好。是真诚的，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心情，但他那种叫艺术吗，我可能跟他的艺术观不一样，他们建立在别人血汗之上的那种东西叫艺术，还是凡高、齐白石那种叫艺术？他们那种东西是靠金钱堆起来的。
    中国人有钱了，又兴起了收藏热，电视台的那些编导都开始收藏了，他们买齐白石的画，但他们看墙上的画时，会为艺术而心灵震动吗，他们看的是钱，是150万或300万。他们这些人是对艺术的一种糟蹋。真正倒霉的右派是有的，是小右派，比如一个中学老师，一个普通的教员，在单位里说了一句错话，正好别人要陷害他，他和别人关系不好，给他打成右派，以后平反了，只是摘掉一个帽子而已，生活一辈子被耽误了，倒霉的永远是小人物，倒霉的是下层人。金庸小说里写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改革开放之后，都平反昭雪了，大右派百倍疯狂地向人民索取，比当年凶恶十倍。我们的血泪谁去写？在矿井下砸死60多人，谁给每人写一部《往事并不冒烟》？他们一个人死了赔多少钱？生命都是有价钱的，上层人的生命价格和下层人的生命价格就是不一样，革命本来就要改变这个东西的。
    当然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正因为革命不容易胜利，不是我们以前所想的正义总是压倒邪恶，正因为经常是邪恶压倒正义，这才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写作和工作，其实都是人类的一种对宿命的反抗，由此我们获得一份生命的意义。我们如果不怎么努力的话，正义不容易到来，我们必须肩住这个闸门，阳光才会射进来。所以我也到处向人们推荐这书，只是我推荐的角度是不同的啊。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