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英国/美国
导演：肯·洛奇 Ken Loach
演员：皮拉·派迪拉（Pilar Padilla）
艾迪恩·布罗迪（Adrien Brody）
艾尔皮迪亚·卡利罗（Elipidia Carrillo）
杰克·米基（Jack Mcgee）
莫尼卡·瑞瓦斯（Monica Rivas）
弗兰克·戴维拉（Frank Davila）
剧情简介：
性情热烈的墨西哥姐妹玛雅和罗莎在市区里的一栋办公大楼里当清洁工
。一次机缘巧合下，她们认识了萨姆，一个热情的美国激进分子。这次相遇引发了姐妹俩对雇主的抗争 ，而她们的抗争最终影响了生计、家庭，更让她们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面包与玫瑰》讲述了洛杉矶社会里最底层的人们为打破阶级，追求平等而向他们的雇主们抗争的故事。
一首回环往复的国际歌——《面包与玫瑰》解读
1、引子：民族、性别与金钱
在《面包与玫瑰》这部影片中，集中了当代社会的诸种矛盾，比如民族、阶级、性别与年龄等等，这些矛盾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其中的核心是阶级问题。民族问题是通过移民表现出来的，影片开头以一段跳跃性极强的镜头，表现了偷渡过程中极度的紧张与恐慌，闪烁的画面与快速移动的镜头，精确地呈现了外部环境与人物的心理。越过国境线之后，在影片字幕出现的同时，是一段轻松、欢快的音乐，还有玛雅在车上凭窗远眺的镜头，但这轻松的氛围很快就被新出现的问题打破了。其他移民在家人交过钱之后便被领走了，而玛雅的姐姐罗莎却拿不出钱来，玛雅又被强行拉走了，此处移民问题以金钱的有无凸现了出来，并被编织进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在车上，两个男性的偷渡组织者，以掷硬币的方式决定了晚上谁来“解放”玛雅，在这里民族问题又转换成了性别问题，这里的恃强凌弱可以说是一种隐喻，既表明了女性的弱势地位，也显示了弱小民族在美国、在当今世界的等级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矛盾在玛雅机智的斗争与逃脱中翻转了过来，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在逃离蹂躏的喜悦之后，我们随即看到了玛雅姐姐一家的惨淡生活，这是亲人相见的真情流露也无法掩饰的，而在一家小酒馆里做侍者，玛雅更是听到有人问她，“是不是墨西哥女人都是鸡”，这不仅显示出了一种东方主义式的歧视，其说话方式的直接与大胆，更显示出了一种普遍的自我中心与道德优越感，对此玛雅的回答是：“你们这里的人是不是都鸡奸佬？”这回答是针锋相对而有力的，但玛雅也为此失去了这个工作。以上这段引子，集中展现的是移民问题所折射出来的民族、性别矛盾，而在此之后，虽也有这些矛盾的描述，但更多地集中在阶级矛盾与斗争之上了。
2、“联合起来”
影片所展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面对资产阶级、大公司的压迫与剥削，被剥削的人们是应该忍气吞声地默默忍受，还是应该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影片最终肯定了后者，它以好莱坞式的流畅叙事，通过几次波折与斗争，展示了无产阶级最后如何取得了胜利。这样的故事虽然不无乐观的色彩，但却是激动人心的，至少在今天的语境中，展示了一种美好的希望和另一种可能性，正如片中的一位人物所说，“我们总是比自己想象的强大”。
事实上，联合起来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唯一途径，早在《共产党宣言》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但在今天，无产阶级、弱势群体之间的国际联合却出现了越来越困难的局面，这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在苏联解体之后出现了一些波折，从而使有的人认为“历史终结”了；更重要的在于其实践也局限于民族国家之内，在今天，全球化使得资本无孔不入，资本主义成为主宰世界统治结构的基本生产关系，但各国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由于所处的国际生产、流通网络位置的不同，因而也就有了不同甚至会相互损害的利益。
《帝国》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后半部分，尤其是从1968年到柏林墙倒塌之间的20年间，资本主义的结构调整和全球扩张与无产阶级斗争的转型同时进行。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的，一种建立在交往沟通和转译劳动力反抗中表达出的共同欲望上的国际斗争圈的形象似乎不再存在。作为组织斗争的具体形式，斗争圈已消失。然而，这一事实并未把人们推入无底深渊。相反，我们仍可以在国际舞台上看到一些影响巨大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民众展现出他们对剥削的拒绝，这些事件显示出了新无产阶级的团结性与斗争精神。”
，举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洛杉矶暴动、恰帕斯起义以及法国、韩国的罢工之后指出，“我们应该认识到，就在各种斗争损失了宽泛性，持久性和共通性的同时，它们的激烈性获得了增强。我们应该认识到，尽管各种斗争已都把焦点聚集到本地的、最贴近的境况之上，它们也提出各种具有超国家关联性的问题，各种为新的帝国式资本主义规范所固有的问题。”
应该说《帝国》的分析是乐观的，现在不仅国际之间的联合很少，便是国内联合、某一集体内部的联合也处于困难的境地，《面包与玫瑰》所展示的便是一座楼里的清洁工人联合起来的艰难过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起来斗争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思想上的觉悟，还需要将自己目前的利益与可能的长远利益加以比较，还要诉诸于个人的经验与历史记忆。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联合持消极态度的人中，有一位来自俄国的女人玛莱娜，她的民族身份联系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她对待联合的冷漠，显示了一种对集体行动的不信任，而这因其身份背景而暗示着这样的问题：最终我们会不会成为联合的受害者呢，斗争胜利后我们会不会又沦为牺牲品呢？——应该说这对“联合”是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也是左翼思想在今天的困境。而在现在较差的处境下，她们还能有一个工作，还能养活家人，如果参与斗争与联合，固然也有胜利的希望，但如果失败了，她们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在这种境况下，她们对待联合的态度是消极的，而且越是负担沉重的人，越是消极，因为她们一旦失去工作，生活的继续便难以保障，在这方面，最大的挑战来自玛雅的姐姐罗莎。
3、罗莎的挑战
罗莎是玛雅的姐姐，但在玛雅积极参与的一次示威活动中，罗莎却担当了不光彩的告密角色，在一种紧张的氛围中当玛雅被告知这一事实时，她一时难以接受，随即怒气冲冲地跑回了家里，准备对姐姐加以质问，但在这里她却得知了姐姐多年的辛酸。影片在这里有一个戏剧性的转折，一开始是玛雅对罗莎的质问，到最后则变成了罗莎对玛雅的质问，当玛雅质问时，罗莎还在平静地熨衣服，而当罗莎开始质问时，玛雅却在她越来越急切的语调中泪流满面了。
当玛雅质问罗莎为什么要对那几个人告密时（其中还有没参加的人），罗莎只是平淡的说，“他们迟早要被开除的”，在玛雅越来越逼人的质问中，罗莎也开始了她咄咄逼人的反问：她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养活家人、救治患了肾病的丈夫，需要给墨西哥的家人（包括来此之前的玛雅）寄钱，而为此她什么都做过，甚至做过妓女，现在她的孩子都不知道父亲是谁，甚至玛雅现在的工作，也是她同上司睡觉换来的，——这些真相震撼了玛雅。
正是这样的罗莎支撑起了一个家和墨西哥的家，现在她是一个叛徒，但这却是她在无边的苦难中所选择的道路。为了家庭，她可以做一个叛徒，为了现在的利益，她宁愿牺牲可能的长远利益，为了自己（家庭），她宁愿忽视集体的利益。穷人残酷的处境，使他们的心也开始变得冷酷，（这在比利时影片《罗塞塔》中也有揭示）。这是一个复杂的角色，她的选择是对联合的最大挑战，但正因为处境的艰苦，他们便也最希望改变，所以他们是联合的潜在支持者，虽然在斗争的反复中，他们也难免会动摇甚至叛变。
罗莎与玛雅两姐妹的不同，酷似巴金小说《家》中觉新与觉慧两兄弟，前者因肩负着家庭的重担而不得不委曲求全，而后者则因了思想的觉悟，便投入了斗争之中。前者潜在地支持斗争，但只有后者才能将斗争坚决地进行下去。
4、三个人的爱情
李杨老师在对《青春之歌》的分析中指出，林道静革命道路是通过爱情对象的选择来确认的，这从林道静离弃余永泽，经由江华，最终选择了卢嘉川可以看出，而不同的爱情对象却都对作为女性的林道静有着相似的欲望。有趣的是，我们在《面包与玫瑰》这部影片中，看到了类似的叙事策略。如果说影片开头偷渡的组织者对玛雅并未成功的性侵犯是赤裸裸的，玛雅机智的斗争与逃脱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的话，那么在后来交叉展开的两段爱情故事中，玛雅则离开了一心想上大学的鲁本，最终选择了革命的宣传、组织者山姆，这种主动的选择，不仅显示了玛雅对爱情对象的选择，而且也表明了导演对革命的青睐与乐观，他将玛雅的爱情赋予了革命者，同时也赋予了革命。
“林道静的爱情、婚姻遭遇，隐含着复杂的女性问题。但有关女性命运的主题因素，在作品中是被压抑、被淡化，被当作阶级立场、阶级意识矛盾和转变的因素来处理的。”
洪子诚老师这段话，也可以同样适用于《面包与玫瑰》里的女主角玛雅。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林道静是一个渐次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而玛雅则是慢慢觉醒并开始进行斗争的“群众”。
有趣的是，《面包与玫瑰》和《青春之歌》之间的相似之处，为什么对于革命的肯定一定需要爱情的青睐，一个女子的青睐，为什么在革命的叙事中一定要有爱情故事加入进来，在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不同故事中竟呈现了相似的一面？（在肯·洛奇另一部影片《土地与自由》中，最后主人公投向了爱情的怀抱，同时也投向了革命的怀抱），李杨老师所说这呈现了不同的人（包括革命者，潜意识里是）对女性相同的欲望，是一种深入而独到的分析，但从叙事与接受的角度来说，爱情所投射的对象更易于获得读者/观众直观的认同，而革命故事中爱情叙事的加入，也使叙述更灵活多样，接受起来也更有“趣味性”。对于剧中人物来说，面包和玫瑰都是要争取的对象，而观众也是既要看到面包也要看到玫瑰。
如果说《青春之歌》借爱情所肯定的革命，是中国50—70年代文学、政治“一体化”整体叙事中的一部分，那么《面包与革命》里的同样故事，在今天则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体化”的一种质疑与挑战，前者也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抗，但最终却归入了另一种“一体化”之中，后者的质疑与挑战，在今日却只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与左翼思潮的困境相关，但其对资本逻辑的否定却是可贵的。
5、教育的两面性
在改变目前处境的方式中，《面包与玫瑰》展示了两条路径，一条是山姆所代表的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另一条则是鲁本的方式，那就是通过教育（上大学）的方式来改变个人目前的处境。山姆的方式是集体性的，鲁本的方式是个人性的，他只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底层民众的艰难处境。鲁本的这种方式在影片中被放弃了，如同余永泽的选择被林道静放弃了一样，但在这部影片中，对鲁本的这种方式并没有完全否定，玛雅甚至机智地偷了钱，资助他完成上大学的愿望，但没有选择他的道路，她只是说：“如果你成不了大律师，我饶不了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它可以改变一些人的现实处境，但这是以加入其逻辑为前提的，这也使得革命者不能将其作为根本的改变道路。在建国初期对《武训传》的批判中，也同样涉及到了对教育与革命这两条道路的争论，而正是对教育的保守一面的估计，毛泽东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因为他更重视“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
这里肯·洛奇的态度与毛泽东的态度是相似的，只是他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教育作为另一条路的可能性，只是在与革命、斗争的对比中，更突出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
6、拯救与被拯救
影片中山姆第一次现身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被拯救的对象出现的，他在楼里被保安围追堵截，是玛雅把将藏入了垃圾车中，帮助他逃脱了出来，当他再次出现时，则是作为革命、斗争的组织者出现的了，而这一形象在他最后被群众簇拥在中间，发表关于“面包与玫瑰”的演讲时得到了最充分的塑造。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革命者与群众的关系，是前者拯救了后者，还是被后者所拯救了呢？
这也牵涉到知识分子（革命的宣传者、组织者）在革命运动中的位置问题。在我国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是以不容置疑的启蒙者出现的，但在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时，这样的启蒙姿态受到了普遍的怀疑，这不仅在于对启蒙背后知识权力关系的发现，而且在于一种相对主义观念的揭示：这样的行动是否真的对群众有益，是你观察到的世界有问题还是你观察世界的眼光有问题？——这种返观自身的思考一方面使对世界与自身的认识深入，同时也减弱了革命性的力量。
在《面包与玫瑰》中，当山姆得知贝尔塔因他的失误而被开除时，表现得很无奈，但他很快就与玛雅开始一起喝酒了。我们不能过于苛刻地要求革命的组织者，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真正的力量在于劳动者自身，正因为此，影片中玛雅刚到大楼去的时候，一个老工人对她所讲的那段使用吸尘器应该像跳舞一样才更值得重视，劳动与劳动中所体现出的美感应该是劳动者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而这是革命的组织者所无法传达给劳动者的。
7、回环往复的国际歌
在肯·洛奇《土地与自由》这部讲述西班牙的影片中，在一次战争之后，面对战友的尸体，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士，用不同的语言同声高唱着《国际歌》，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在《面包与玫瑰》中，肯·洛奇同样安排了一个群众狂欢的场面，不过这里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一首劳工之歌，这是一首带有拉丁风格的欢快舞曲，但却表达了对老板与资本逻辑的拒斥，唱出了剧中人物的心声，如果说这是“回环往复的国际歌”的一种变奏，应该说并不过分，便是这部电影本身，也可以视为国际歌的一种变奏。
这首歌内容的严正与形式的随意、欢快形成了显明的对比，并且有着很好的艺术效果，我特将这首歌的歌词摘抄如下，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喜爱，另一方面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让这歌声继续回环往复吧：
面对苛刻的老板
我觉得我该说句话了
在工作中，他们无休止的抽打我的背
因为我不能说他们该死的木头语言
这个发怒了，说着他明尼苏达的英语
你，地下党的工人，你知道更多事你该做的
一首大众的歌，一首唱给大众的歌，你们听着
美国政府和法律造成了
我们其他拉丁人要忍受歧视
他们剥夺了我们的权力
把我们遣送到外国
但我绝不会走，我会一直呆到永远
如果唱着这样的歌
全是为了慢慢地说
要一直斗争下去，决不屈膝投降
我们带着这样的话语一直斗争
所有人和我在一起
我们即将胜利到达彼岸
再大声一点，我们即将抵岸
我们即将抵岸！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注：配图来自网络无版权标志图像，侵删！
声明：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责任编辑：青木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