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
１９５６年，时在香港办报的曹聚仁到北京访问周作人，一见面就谈起鲁迅的小说。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表示欣然同意，他说，我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周作人的评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鲁迅小说的很好的视角。所谓“气氛”，周作人还有一种说法，叫作“气味”；在《〈杂拌儿之二〉序》里，他这样写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气，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 因此，我理解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而谈到鲁迅的精神气质就不能不注意到鲁迅和他的故乡浙东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骨、魏晋风度的精神联系。这就提示我们：要从鲁迅小说与魏晋文人、魏晋文学与玄学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鲁迅气氛”的问题。在这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的，是王瑶先生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写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他发现了《在酒楼上》、《孤独者》和魏晋风度、魏晋风骨的内在联系。王瑶先生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的魏连殳的塑造，跟鲁迅对魏晋时代的某些人物的看法有类似之处。他强调吕纬甫性格中的那种颓唐、消沉，他的嗜酒和随遇而安，都类似于刘伶；而魏连殳则具有一种稽康、阮籍似的孤愤的情感。——现在，我们就沿着王瑶先生开拓的思路，作更具体深入的赏析。
（一）
我们先来读《在酒楼上》。
这是小说的开头——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Ｓ城的洛思旅馆里了；……窗外只有啧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台；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从这一段文字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微雪，废园，酒和文人，于是依稀回到那个魏晋时代；你还感受到一种懒散、凄清的气氛，以及随之蔓延而来的驱不去的飘泊感，这恐怕也正是魏晋时代的气氛，却也是现实鲁迅所感到的。《在酒楼上》所要传达的，就是这样的刻骨铭心的飘泊感。
就在这个背景下，在微雪、废园和酒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出现了。我们开始只听到声音：“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缓缓地、沉沉地走过来——
“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起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这里的沉静、颓唐，忽而显出的射人的光，都有一种魏晋风度，让我们想起当年的刘伶。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到鲁迅自己的一种精神的投影。我们回过头来看周围的景色，刚才有一段有意没有念，就是当“我”去看废园的时候，突然觉得很“惊异”——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旁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这废园里的“赫赫之火”，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刚才吕纬甫眼里射出来的光芒，而这“傲慢”、这“愤怒”、这“蔑视”更使我们想起嵇康、阮籍。刘伶原是和嵇康、阮籍相通的；吕纬甫也并不完全是懒散、平庸，还有光彩的一面。——就如同在废园里还有株斗雪的老梅。
于是就有了“我”和小说主人公吕纬甫之间的对话。研究《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的许多学者，都是把小说中的“我”看作鲁迅，小说主人公吕纬甫则被视为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当年他是一个反抗者，现在他转了一圈回来了，背离了原来的理想，即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等等。我在过去的有关著作中大概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１９ 97、１９98年吧，我和一批研究生一起重新读《在酒楼上》，当时我们定了一条原则，就是读的时候把原来的各种见解都抛开，用我们的艺术直觉去感受、领悟，结果就发现自己阅读的真实感受和前面那些已成为思维定势的分析之间出现了差距。今天也想用这个方法，大家一起先来“感受”小说。
吕纬甫主要是跟“我”讲了两个故事，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小说中的“我”问他这次到故乡来干什么？他说，其实是为一件“无聊”的事：曾经有一个小兄弟，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今年春天，一个堂兄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到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听这个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趁了年假的闲空，我才回到南方来给他迁葬。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吕纬甫对“迁葬”这件事的叙述——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士，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髂，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地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其实，这坟本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卖棺材的时候，虽然有离奇，……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
我想我们凭直觉去读这故事，首先会觉得很感人：无论对死去的小兄弟，还是对母亲，都有一种浓浓的亲情。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为这样一些描写感到诧异：比如，为什么说“掘开来！”“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呢？掘开之后，一再强调“什么也没有”、“消尽”、“没有”、“踪影全无”，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使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这个小兄弟的“坟”是有所隐喻的，对于吕纬甫，他的这次掘坟的行动，是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一个追踪，所以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而最后开掘的结果，却是“无”：这正是鲁迅的命题，尽管明知“踪影全无”，他仍然要去开掘；明知是“骗”，也要埋葬。我想可能感动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追踪与眷念。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对这个命题，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写在<坟>的后面》，就有这样一段话——
“这不过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点陈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这样地用去了，……总之：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
“……当呼吸还在时，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时却也喜欢将陈迹收存起来，明知不值一文，总不能绝无眷念，集杂文而名之曰《坟》，究竟还是取巧的掩饰。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其实是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的……”。
最后，鲁迅又“拉来”当年陆机悼曹操文来为自己这篇文章“作结”——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结合《写在<坟>后面》，再来读《在酒楼上》，我们会再一次体会到鲁迅和魏晋文人的相通，表面的放达，掩饰不住对逝去的生命和已在的生命深情的眷恋。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吕纬甫其实是鲁迅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正是在吕纬甫身上，隐藏了鲁迅身上某些我们不大注意的方面，甚至是鲁迅的自我叙述中也常常有意无意遮蔽的方面，这就是他那种浓浓的人情味，他对生命的眷恋之情。这正是我们在鲁迅大部分著作中不大看得到的，吕纬甫这个形象，就具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但我们还要注意，吕纬甫的自我陈述是在同“我”的对话中进行的，而“我”正是另外一个鲁迅自我。这就是说，看起来是吕纬甫一个人在讲故事，其实他的叙述，有一个“我”在场，时时刻刻有“我”在看着他，所以在“我”的审视的眼光的压迫下，吕纬甫是用一种有罪心理来讲这个故事的。因此，在他讲完了给小弟弟埋葬的故事后，接着又说了这样一番话——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我现在自然麻木得多了，但是有些事情也还看得出。这使我很感激，然而也使我很不安：怕我终于辜负了至今还对我怀着好意的朋友。……”
读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在《〈穷人〉小引》里说的一段话——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
在这场对话中，“我”扮演的正是“伟大的审问者”的角色，吕纬甫作为一个“伟大的犯人”，一面在“我”的审视下谴责、揭发自己，一面却又有意无意地陈述“自己的善”，“阐明那埋葬的光耀”。而这“伟大的审问者”与“伟大的犯人”都同属于鲁迅：这是他的灵魂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正是在这两种声音的相互撞击、纠缠之中，显示出了鲁迅自己的，以及和他同类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深”。
我们还可以把讨论再深入一步：这样的自我审问与自我陈述显示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内在矛盾呢？这就需要对“我”与吕纬甫这两个人物作进一步的分析。前面我们已经讲到，“我”是一个“漂泊者”，他仍然怀着年青时的梦想，还在追寻，因此依然四处奔波，但他却苦于找不到精神的归宿：“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吕纬甫却有了另一番命运：在现实生活的逼压下，他已不再做梦，回到了现实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大地的“坚守者”，他关注的，他所能做的，都是家族、邻里生活中琐细的，却是不能不做的小事情，例如给小弟弟迁葬、为邻居的女儿送去剪绒花之类，——顺便说一句，吕纬甫关于迁葬的叙述，我已作了详尽的分析，他关于送剪绒花的叙述，也有很多可咀嚼的东西，同学们可以自去分析——，而且不可避免的，还要作出许多妥协，例如仍教“子曰诗云”之类。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他回到日常生活中来，获得了普通人生活中固有的浓浓的人情味，但却仍然不能摆脱“旧日的梦”的蛊惑，为自己“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来了”而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双向的困惑产生的双向审视：对于无所归宿的“漂泊者”的“我”，吕纬甫叙述中表露出来的对于生命的眷恋之情，不能不使他为之动心动容；而面对还在做梦的“我”，“坚守者”吕纬甫却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平庸与“无聊”的这一面，而自惭形秽。这在或一程度上，是表达了鲁迅（及同类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的：作为现实的选择与存在，鲁迅无疑是一个“飘泊者”，他也为自己的无所归宿而感到痛苦，因此，他在心灵的深处是怀有对大地的“坚守者”的向往的，但他又警惕着这样的“坚守”可能产生的新的精神危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往返质疑，因此，小说中的“我”与“吕纬甫”确实都有鲁迅的身影，但他自己是站在“我”与“吕纬甫”之外的。而读者读这篇作品，却会因自己处境的不同而引起不同的反响：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坚守者”，你可能会为吕纬甫的自我谴责感到震撼；如果你是个“漂泊者”，小说中“我”的“客子”感就会引起你的共鸣，你也可能对吕纬甫陈述中掩饰不住的普通人生活中的人情味、生命的眷念感顿生某种羡慕之情。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个人的体验来感受这篇小说，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样，读者也就参与到小说的二重声音的驳难之中。鲁迅将一个大的想象空间、言说空间留给了读者，这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这也是鲁迅小说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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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据胡风回忆，鲁迅当年在谈到《孤独者》这篇小说时，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那是写我自己的”。 对别的作品鲁迅似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看小说中主人公的这幅肖像：“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对照许广平笔下的鲁迅给学生的第一印象：“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里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 是不难看出两者的相似的——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神似。
现在，我们就来读这篇《孤独者》。
小说开头第一句就很特别——
“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
这是一个暗示：“死亡的轮回”的沉重阴影将笼罩小说人物的命运，以及整篇小说。
小说的叙述也从“送殓”始：魏连殳一直跟他的祖母生活在一起，这个祖母其实不是他亲祖母，是他的父亲的继母。后来祖母死了，他从城里赶来奔丧。他是有名的洋学堂里出来的异端人物，所以村里的人都很紧张：他来了，能否按照我们的传统规矩办事呢？于是提出三个条件：必须穿孝服，必须跪拜，必须请和尚道士。魏连殳来了，大家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很爽气地答应了，而且他装殓祖母的时候，非常地耐心，这些都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但更奇怪的是，当一切都正常进行，许多女人又哭又拜，他作为孝子却一声没响，大家都在哭，他不哭，这就引起了“惊异和不满”，等到大家哭完了，要走散了——
“连殳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根据王瑶先生的提示，很自然地使我们想起了当年的阮籍。据《晋书》记载，阮籍的母亲死的时候，阮籍正在和别人下围棋，他的对手说，你的母亲死了，别下了，赶紧去奔丧吧。但是阮籍说，不行，我们饮酒。既而饮酒二斗，饮完酒后，举声一号，大哭一声，吐血数升，然后说，那些人都是礼俗之士，我要施之以白眼。这个细节跟小说里的魏连殳的表现非常接近，而且更主要的是，鲁迅曾经说过，嵇康、阮籍表面看上去是反礼教的，其实他们是最守礼的。同样的在魏连殳那里，他为什么那么耐心地为祖母去装殓呢？他那样放声一哭，说明魏连殳是真正讲礼教的，是孝子，他是真孝，他反对的是礼俗。从这里可以看出，魏连殳和阮籍不仅在行为方式上很接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接近。进一步我们在魏连殳身上看到的，正是鲁迅本人和魏晋文人的相通。魏连殳这个人既体现魏晋文人的精神，同时也体现了鲁迅本人的一些精神本质的东西。这里正好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于是，我们发现，鲁迅在《孤独者》这篇小说里，始终突出的是两个感受，而且都是趋于极端的，一个是极端的异类感，一个是极端的绝望感。可以说，鲁迅是把历史上的魏晋时代的文人和现实生活中他自己的异类感和绝望感在《孤独者》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正是一个异类。小说一开始就说他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常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所以大家把他像外国人一样看待。而最让人感到异样的是他喜欢发表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这是典型的魏晋风度，也是典型的鲁迅风度。这样一个异类，与整个的社会是绝对地不相容，开始有种种流言蜚语，结果校长把他解聘，没有饭吃了。于是有一天，“我”在马路边的书摊上发现一本魏连殳的书，魏连殳嗜书如命，把书拿来卖，就说明他生活陷于绝境了。于是魏连殳有一天来到了“我”家里，吞吞吐吐，有话又不说，最后临走的时候，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工作，因为我还要活下去。魏连殳是何等骄傲的一个人，他最后这样乞讨工作，是真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了。所以小说情节的发展带有很大的残酷性，写整个社会怎样对待一个异端，怎样一步一步地剥夺他的一切，到最后，他生存的可能性都失去了。这是社会、多数对一个异端者的驱逐，一种非常残酷的驱逐。
这种驱逐显然既有魏晋时代的感受，也有鲁迅自己的感受。小说中出现了“我”这个人物，他有个名字叫申飞，这正是鲁迅曾经用过的笔名。我们明显感觉到“我”对魏连殳是非常同情的，非常理解他，然后发现“我”的命运逐渐跟魏连殳的命运差不多了。“我”同情魏连殳，和他来往，为他的工作奔走，这都成了“我”的罪状。于是报纸上开始有文章攻击“我”了，自然是不指名的，措辞很巧妙，一看就是“我”在挑剔学潮，于是“我”只好一动不动，除了上课之外，关起门来，躲着，有时连烟卷的烟钻出窗隙去，“我”也怕犯了“挑剔学潮”的嫌疑。这个描写显然带有象征性，概括了很多人的境遇。我们也不难从中听到鲁迅的声音，“挑剔学潮”，“躲起来”，这都是鲁迅的境遇。于是我们发现，原来叙事者“我”也是指向鲁迅自己，或者说他也是鲁迅的一部分。当然叙事者“我”和魏连殳不完全一样，他更沉稳，善于用自嘲的方式来化解对外部世界的痛苦感受，他也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所以他在讲述魏连殳的故事的时候，有意控制自己的情感，他把对魏连殳的同情收敛在自己感情的最深处、最隐蔽处，偶然闪现一点，更多的是用一种客观的打量、一种平静的讲述来讲。但是这一切，这样一种自嘲的方式，这样一种控制自己的情感、掩饰自己的写作，正是鲁迅的另一面，也是鲁迅的叙事策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小说中的“我”和魏连殳，即小说叙述者和主人公，他们都是“我”的不同侧面，或者说是“我”内心的两个不同声音。
于是小说展开了魏连殳和“我”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其实是鲁迅内心深处的两个“我”的对话。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叙述的故事中，插入了“我”和魏连殳的三次对话，三次辩论。每一次讨论，都有一个主题；这种围绕一个主题来互相辩驳的方式，正是魏晋“清谈”的特点，小说写的就是“我”和魏连殳两个人在自己房间里清谈，这是其它小说看不到的。而三次清谈都不是一般的发牢骚，而是把他们现实的痛苦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三次玄学讨论：这应该是特别有意思的。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讨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孩子说起的。魏连殳非常 喜欢孩子，小说写了大良、小良和他们的祖母，这是极其调皮、极其讨厌的两个小孩，而且祖母也是个极其讨厌的小市民，但是魏连殳非常喜欢这两个小孩，这当然有他的悲剧在里面。有一次，从怎么看待小孩引发了一场争论——
（魏连殳）：“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
（“我”）：“那也不尽然”。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何尝是无端……。”
从表面看起来是讨论孩子问题，其实争论的是，“人的生存希望”在哪里。魏连殳认为有希望，希望在孩子，在人的本性是好的，只是后天的环境造成了人的坏，既然是环境造成的，就有改造的可能性。“我”认为不是环境造成的，是人的本性，人的“根苗”就是坏的，无法改造，也就没有希望。这里实际上是从人的本性这个根底上来辩论人的生存有无希望的。两种观点相互质疑和颠覆，大家注意，这个讨论是没有结论的，所反映的正是鲁迅自己内心的矛盾。
第二次讨论是围绕“孤独”问题展开的。有一天，“我”看见魏连殳的样子，觉得很悲凉，却装着微笑说：“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这就是说，境由心造，这种孤独处境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可以用自我调整的方式改变。魏连殳却说起了祖母：她是我父亲的继母，我跟她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此虽然我们生活在一起，但我是不理解她的，我和祖母之间是不通的，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祖母的孤独感时，“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小说结尾，“我”来看魏连殳，又感到“我”跟魏连殳有某种关系。所以在《孤独者》里，从祖母到魏连殳，再到“我”，有一个“孤独者谱系”，这里没有血缘关系，却传承下来了。所以“孤独”不是境由心造，而是本体性的，是命运造成，注定如此的，而且会代代传下去。这是一种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追问——鲁迅总是通过一种现象进行本体的追问，刚才追问生存希望，这里又追问生存状态：这种孤独的生存状态是可以改变的，还是无可改变的宿命，鲁迅自己是矛盾的。
第三个问题，就更加深刻。我们刚才说过，到最后魏连殳来求“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还得活几天！”说完就走了，“我”没有来得及和他进行对话，但正是这一句话像火一样烙在“我”的心上。于是就有这样一个晚上，“下了一天雪，到夜还没有止，屋外一切静极，静到要听出静的声音来。我在小小的灯火光中.闭目枯坐，如见雪花片片飘坠，来增补这一望无际的雪堆”，就想起了小时候跟小朋友一起塑雪罗汉，仿佛看见“雪罗汉的眼睛是用两块小炭嵌出来的，颜色很黑，这一闪动，便变了连殳的眼睛”。“我还得活几天”，仍是这样的声音；“为什么呢？”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追问，向千里之外的魏连殳的追问。正在这个时候，咚咚敲门，一个人进来，拿了一封信给“我”，打开信，是魏连殳来的。这里有一种心灵感应，“我”想着他，他的信来了，而且第一句话就说：“先前，还有人愿意我活几天，我自己也还想活几天的时候，活不下去；现在，大可以无须了，然而要活下去……。”就是回答那个问题：你为什么活？这里又提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从魏连殳的回答，结合他的经历大概有几层意思。第一个层次，是为自己活，为自己某种追求、理想、信仰而活着，魏连殳是曾经这样活着过的，人们为什么觉得他是个异端呢？就是因为他是有信仰、有自己的追求的人。但现在他说他活着是因为有人愿意我多活几天。这就是说，他不可能为理想、追求而活着，因为理想完全破灭了；还要活下去的动力，就来自是有人——例如我的父母，我的朋友，我的孩子希望我活着。这个时候，我活着的全部意义就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爱我者。这是一种力量，而且是很大的力量，魏连殳说，“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因为我毕竟活得有意义：为爱我者活着。但是，现在爱我者自己也活不下去了，人们也不爱我，不再对我寄予任何希望了。到了连爱我者都不希望我活的时候，人的生存价值已经推到了零度，几乎没有价值了，已经到了底线了，但是我还要反抗，我要反抗这个不可抵抗的命运，我还要活着。这个时候，我为什么活着呢？我只能为那些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活着：你们不是不愿意我活着吗，那我就偏要活着，我就是要让你们因为我的存在而觉得不舒服。这是“为敌人”而活着，这真是太可怕了，这是一个残酷的选择。
于是，就有了最后的“送殓”。——魏连殳找到了杜师长，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这样他就有权有势了，然后他以以毒攻毒的方式来报仇：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给压迫者以压迫，给侮辱者以侮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昔日的敌人纷纷向自己磕头打拱，于是面临着“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我一个复仇之神践踏着所有的敌人，我胜利了，但是我已经真的失败了。因为“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我是以背叛我自己和爱我者为代价来取得对敌人的胜利。也就是说，他的复仇就不能不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毁灭作为代价，并且最后必然导致生命的死亡。最后“我”赶去看魏连殳，只能面对他的尸体——
“连殳很不妥帖地躺着，脚边放一双黄皮鞋，腰边放一柄纸糊的指挥刀，骨瘦如柴的灰黑的脸旁，是一顶金边的军帽。”
而且有了最后的印象——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着眼，闭了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
这是死者的自我嘲笑，又何尝不是鲁迅的自我警戒。我们在讲课一开始就谈到了他的爱的哲学与恨的哲学，这是构成了鲁迅生命本体的一个内在矛盾的。鲁迅显然主张复仇，但他并不回避复仇的严重后果。他看到了为真恨而活着的复仇者，是怎样在杀伤对手的同时，又杀伤了自己：这是一把双刃剑。其实魏连殳最后的选择，也是鲁迅自己可能设想过的选择。鲁迅在《两地书》里跟许广平这样说过，“为了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 按我的理解其中就可能包括魏连殳这种复仇方式。
在《孤独者》里，鲁迅就是通过两种声音，叙事者“我”的声音和主人公魏连殳的声音互相对峙、互相辩驳，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小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孤独者命运的考察，但在更深层面上展开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存希望，以及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与驳难，而且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讨论是极其彻底的，因为本来为爱我者活着已经是生存意义的底线了，还要追问在底线之后还有没有可能性，就出现了为敌人而活着这样的残酷选择。“活还是不活”，这是哈姆雷特的命题，其实正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在鲁迅这里是用中国的方式来思考与回答的：他看得很深很远，从历史看到现实，从魏晋时代文人看到他自己的同辈人，这样一种关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充满了鲁迅式的紧张，灌注着鲁迅式的冷气。
到小说的结尾，人的灵魂的拷打到这个地方已经无法忍受了，到了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于是——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只受伤的狼，在小说中再次出现，却把那笼罩全篇的面对“死亡的轮回”的绝望挣扎的生命感受螺旋式的推向顶点。这深夜在旷野里发出的长嗥，夹杂着愤怒和悲哀的长嗥，无疑是魏连殳的心声，“我”的心声，也是鲁迅自己的心声，可以说是千古文人共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隐喻。
但“我”还想从这里“挣扎”出来：这正是鲁迅之为鲁迅，他不会停留在某一点上，当绝望与痛苦达到顶端的时候，他又对绝望与痛苦提出了质疑，开始了摆脱绝望与痛苦的新的挣扎——
“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地路上走，月光底下。”
最后他由极度的痛苦恢复到平静，更准确地说，是把这种痛苦真正内化，隐藏在心灵的最深处，开始新的挣扎，新的努力，永远不停留的“走”：正是这“轻松”与“坦然”，把前面所有的惊心动魄的追问，全化作了长久的回味与更深远的思索。这样的结尾，也是鲁迅式的：它最终完成了《孤独者》这篇小说。
（三）
读完这两篇“具有鲁迅气氛”的小说，你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以及鲁迅的小说艺术，有什么新的感受与体认？
最容易注意到的自然是鲁迅小说的“自我辩驳”的性质，这是反映了鲁迅“多疑”思维的特点的。他的“多疑”首先是指向自我的，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所言，鲁迅有一种“内攻性冲动”，对自己拥有的全部观念、情感、选择，都要加以“多疑”的审视。如我们在这两篇小说中所看到的他对自己的“漂泊者”的身份与选择，以及他的“复仇”理念，都有一种坚守中的质疑。但他也绝不因为这种质疑而趋向另一极端的绝对肯定，他总是同时观照、构想两个（或更多）不同方向的观念，命题或形象，不断进行质疑、诘难，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不断往复，在旋进中将思考引向深入与复杂化。前文所分析的《在酒楼上》里“漂泊者”（“我”）与“坚守者”（“吕纬甫”）在相互审视中的复杂情感与言说，《孤独者》里“我”与“魏连殳”之间的论辩，都具有这样的性质。鲁迅并不寻求一个绝对、凝定的答案，这正是显示了他的“永远的探索者”的精神气质：鲁迅自然会有自己的选择，但他绝不把这样的选择赖以存在的思想支点绝对化、凝固化，而同时投以怀疑的眼光，同时又不将这种怀疑本身凝固化，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既在具体时空下有所坚守，又不受具体时空限制，进行无休止的质疑也即无休止的探索的境地中，就像以后我们将要讲到的那旷野里的“过客”，为“永远探索”的声音所召唤，永远在“走”着一样。
我们还同时发现了鲁迅情感与精神气质的复杂与多层次性。如前文所分析，即以他与魏晋风度与魏晋风骨的精神联系而言，他是同时兼具稽、阮的愤激、冷峻与刘伶式的颓唐、放达的，两者在他身上既互补又相通。作为历史上的“异端”传统的继承人，正像鲁迅对他的先辈的分析那样，他自己以及他笔下的魏连殳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一面激烈地反叛旧礼教，一面又是“守礼”即坚守基本的人伦，如对父母的孝，子女的爱的。作为永远的探索者，鲁迅身上当然有着鲜明的“生活在远方”的“漂泊”情怀，但正像《在酒楼上》所描写的那样，他依然无法摆脱“思乡的蛊惑”，并“时时反顾”。
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鲁迅所特有的“多疑”思维所形成的言说的复杂性、辩驳性，以及精神气质的多层次性，形成了鲁迅小说的“复调性”。他的作品总是同时有多种声音，在那里互相争吵着，互相消解、颠覆着，互相补充着；总是有多种情感在相互纠缠，激荡。在鲁迅的小说里，找不到许多作家所追求的和谐，而是充满各种对立因素的缠绕，扭结，并且呈现出一种撕裂的关系。这样的撕裂的文本是有一种内在的紧张的。但鲁迅的《在酒楼上》的叙述却这样的从容（有研究者认为《在酒楼上》与《孔乙己》是鲁迅写得最“从容不迫”的两篇作品），把紧张包容在舒缓的节奏中；即使是《孤独者》这样具有极大的情感冲击力的作品，最后也内敛为一种具有深刻内涵的平静。——我想，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从中感悟到鲁迅小说艺术的魅力。
从《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阅读中，我们还发现鲁迅小说的多重底蕴：他不仅关注人的历史与现实的命运，更进行人的存在本身的追问。《在酒楼上》对“漂泊者”与“固守者”两种生命形态的审视，《孤独者》关于“人的生存希望，生存状态和生存意义”的辩驳，都具有生命哲学的意味，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鲁迅与魏晋玄学的深刻联系（也包括“清谈”的方式）。——这也是所谓“鲁迅气氛”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是属于更深层次的。
这里，我们还想和大家一起来读读《伤逝》——虽然它是小说男主人公涓生的“手记”，
并无自我辩驳的特点，但仍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的自忏自省性，而且也充满了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人们通常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来阐释《伤逝》，这也不无道理，可以作为一种解读方式。但在我看来，《伤逝》也存在着多层底蕴，如果只注重爱情故事本文及其意义这一层面，至少是不全面的。或许我们还应该作更深层次的开掘。
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了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这就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所“悔恨和悲哀”的是什么？——这是理解这篇小说的关键。
由此展开的是涓生对他与子君之间的关系的追忆。如果仔细阅读文本，就不难发现，追忆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并相应发生了“中心词”的转移。
大体说来，从热恋时充满爱的等待，到结合时爱的勇敢宣言，到初婚时爱的宁静与幸福，到日常家庭生活中爱的凝定，到遭到生活的打击后爱的无力，直到躲在冰冷的图书馆设计未来时爱人的缺席，中心词始终是“爱”，但却描写了一个从“爱”到“无爱”的过程，到涓生感到“子君，——不在近旁”时，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已经结束了。
但这一“结束”，在男、女主人公的心理上却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涓生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爱子君，这是一个应该结束的爱情与婚姻；但子君却浑然不知，她仍沉浸在对涓生的爱的依恋中。小说的重心于此发生了悄悄的转移：由“爱”的回忆转向涓生的两难选择：“说”出自己的无爱，还是“不说”？于是，出现了新的中心词：“真实”、“说谎（虚伪）”与“虚空（空虚）”。的探索也由现实的爱情层面转向人的言说及其背后的生存困境的追问。
“我要明告她，但是我还没有敢，当决心要说的时候，看见她孩子一般的眼色，就使我只得暂且改作勉强的笑容。……
“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她从此又开始了往事的温习和新的考验，逼我作出许多虚伪的温存的答案来，将温存示给她，虚伪的草稿便写在自己的心上。我的心渐被这些草稿填满了，常觉得艰于呼吸。我在苦恼中常常想，说真实自然须有极大的勇气的；假如没有这勇气，而苟安于虚伪，那也便是不能开辟新的生路的人。……”
说谎，就是“苟安于虚伪”，这是违反自己信念的，不仅会形成巨大的道德压力以至于“艰于呼吸”，而且会陷入自我“冷嘲”而无力、也不配“开辟新的生路”，最终导致生命的“空虚”。
那么，以最大的勇气，说出“真实”，就会摆脱空虚吗？
涓生怀着结束一切，开始“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的希望与决心，向子君坦言——
“……我老实说罢；因为，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
出乎涓生意料之外，完全无力承受失去爱情的重担的子君立刻陷入“恐怖”，在离开了涓生之后，“她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严威和冷眼里”。
涓生立刻受到良心的自责，陷入痛苦的忏悔之中——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
“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
“……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
“……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
这里所必须面对的自我审判是双重的：说出真话，使自己获得了真实，却将“真实的
重担”卸给了曾经给予自己以巨大的爱的“她”，让她独自承担面对真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自然应该受到道德、良心的谴责；而同时提出的，是自己是否有“负着虚伪的重担”也即独自承担“虚伪（说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勇气”？而现在必须面对的事实，却是自己在这两个方面都是“卑怯者”，而且必须承受惩罚：为摆脱虚空选择了真实，却换来了更大的虚空。
这就是说，无论“说”与“不说”，选择“真实”还是“说谎”，同样逃避不了“虚空”，并且都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代价。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子君的命运是悲剧性的，而涓生的处境却具有荒诞的意味。虚空或绝望不仅是一种外部的情境，而且就是主人公自身；他的任何选择因而都是‘虚空’与‘绝望’的。这种‘虚空’与‘绝望’是内在于人的无可逃脱的道德责任或犯罪感”， 也就是说，困惑是存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
小说的结尾，是真正“鲁迅式”的——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他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他宽容，或者使他快意……。”
这里的“鬼魂”、“地狱”的恐怖，“孽风怒吼”、“毒焰烧尽”的酷烈，都属于鲁迅。鲁迅正是要将他的人物（或许还有他自己）置于这样的绝境，在大恐怖、大酷烈中，完成真忏悔，并以此作为“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的“第一步”。然后——
“我要将真实深深地埋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即使明知无论选择“真实”还是“遗忘和说谎”，都不能摆脱虚空与绝望，但仍然要将这两者都承担起来——这也正是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
而且这样的选择的困惑，是终生缠绕鲁迅的。人们熟读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却很少注意到贯穿全篇的“说（写，记得）”还是“不说（沉默，遗忘）”的困惑：“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没有？”——“没有”——“先生还是写一点罢”——“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还能有什么言语？”——“（我一定要将这一切）显示于非人间”，“我正有一点写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不说，沉默，就意味着对黑暗现实的回避，意味着对压迫与痛苦的忍受，也就意味着生命的虚空与精神的死亡；说，又如何呢？面对“非人间”的血的屠戮，说（写）有什么用？不过是显示自己的软弱，徒然“使他们快意于我的痛苦”。而且说话（著文）能够沟通相互隔绝的心灵么？“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这是一个“沉默”导致虚空与死亡，“开口”又空虚、无用的两难选择。这一困惑对于以写作为生命实现方式的鲁迅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因此，直到逝世之前的１９３６年２ 月，鲁迅还写下了《我要骗人》这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
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不得不“骗人”的矛盾，困惑与相伴随的精神痛苦。
于是，我们终于明白，我们所看到的鲁迅的文字，包括本讲所着重讨论的“最具鲁迅气氛”的小说，都是鲁迅在“真实”与“说谎”之间苦苦挣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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