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凡: 对“胡适思想批判”否定论者的回应
——《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后记
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4期
“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说起历史形成的所谓各种学派来，更是众说纷纭，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学的概括，何况历来“红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譬如2005年所谓“红楼梦年”掀起的“秦学”及其“揭秘”的喧闹，本是沉渣泛起，却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那么狂热的追捧，岂不是当代红学研究的一大悲哀!
我写的《红楼梦》研究著作不多，虽然早在1957年就出版过一本《红楼梦评论集》，那也是和蓝翎合作的，所谓“四十年间半部书”。80年代虽有个“研究计划”的奢想，也只有起步，未得善终，写了十几年，不得已而仓促结集时，只不过完成了构想中的三分之一，就是那本《红楼梦艺术世界》。这点成果本不该在权威红学家的“规范”之内。只因为1954年对“新红学”的那场批判，有过“首发”的“鲁莽”，也被列为一派。有的红学史家名之为“社会评论派”，却又认为，我们并非代表人物，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同志，即所谓“毛派红学”。如果确有此殊荣，我则幸甚至哉，甘当此任，无怨无悔。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尽管那场“批判运动”现在经常是某些学者的批评对象，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12—313页)，即共产党对这场运动的全面评价却是“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判”，“提出的问题是重大的，进行这样的工作是必要的”。我也很赞成该书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消极面”的总结，即学术问题不应搞成运动，而且对俞平伯先生的批评也有简单、粗暴（包括我们后来的文章）的倾向，对冯雪峰同志的批评、处理都并不公正。不过，从“红学”研究来说，即使1954年对胡适考证发现曹雪芹家世之功的批判，也无人抹杀。至于说到这位“大学者”的文学见解和艺术修养以及对《红楼梦》的理解和评价，则实是不敢恭维，不只表现出他的无知与浅薄，还多多少少带有洋场绅士轻视优秀民族文化遗产的异味，甚至在他晚年的《与高阳书》(1960年)里，对《红楼梦》还是在坚持他20年代那些浅薄的看法：
……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称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地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的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胡适〈红楼梦〉论述全编》第289页)
实际上这只能说明胡适自己的思想没根底、见解不高明、文学造诣太差劲，就看看他自己的作品吧，我虽读得不多，总还看过白话诗《尝试集》和游戏的喜剧《终身大事》，光从他所谓的“修养和训练”看来，那可真是除去“白话”，就剩白水了。像胡适这样大言不惭、根本缺乏读懂《红楼梦》的文学素养的所谓“大学者”，竟还能成为某些人今天高举的“学术”旗帜，令人匪夷所思。
说到“红学”研究的现状，本来顾名思义，既称“红学”，它的主体仍然是关于文学作品《红楼梦》的学问。因而，不管是作家曹雪芹家世的研究、曹雪芹生平与《红楼梦》创作的关系的研究，也包括《红楼梦》版本、《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的研究，以及各方面的科学考证，都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位伟大作家和这部伟大作品。但是，有的红学家却总是强调《红楼梦》的特殊性(实际上还是变相地鼓吹“自传说”)，在他们的视野里，凡是与曹雪芹家世有关的事物，都纳入“红学”的范畴之内，却独独把对小说这个“主体”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归之于小说学；有人甚至把这样一部反映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与上层建筑如此真实、深刻的伟大杰作，非“空灵”到抽象的“生命”与人性的虚无缥缈中，才算是对《红楼梦》的正确理解；要不，就把旧红学的索隐抉微，更引伸开去，于是，秦可卿的身世，竟演绎成与《红楼梦》毫不相干的曹家藏匿了康熙废太子胤礽的公主。作家刘心武的所谓“揭秘”现象，并不偶然，实际上还是“老索隐”的新猜谜，“自传说”的阴魂不散，只不过这次是由一位作家把他的毫无根据的怪想法“艺术”创作化了、趣味化了而已。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并能获得如此广大的读者和听众，岂不也值得我们“红学”研究者深长思之!
至于“文学典型论”，作为现实主义创作艺术的科学概括，本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们有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就是西方古典哲学家和美学家，也包括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所谓“三个斯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也都有系统的阐释，这是尽人皆知，不必引述的了。现在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已经是有些挂名的共产党员都参加“合唱”的现代化的“时尚”。50多年前，我们确曾运用文学典型论批评过胡适的“自然主义”说。无需推卸责任，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中，这段“节外生枝”的文字是我写的，可能有粗浅或生硬之处，但有人把我们的观点说成是受“拉普”的“典型论”的影响，那却是他自己的知识错位。因为谁也没有看到拉普有过什么“典型论”，而恰恰是严厉批评拉普的列宁，是文学典型论的积极倡导者。
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用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人性善恶、生命意志，是不能对《红楼梦》如此复杂而众多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个性形象进行准确而透彻的分析的。因为《红楼梦》写的是封建末世复杂的社会生活，写的是特定历史环境里的贵族宗法之家鲜活的“人”和“事”，而伟大的曹雪芹，以其深邃的生活洞察力和惊人的艺术天才，概括和创造了如此众多的、被誉为“如过江之鲫”的个性鲜明、内蕴丰富的艺术典型，正如爱新觉罗·永忠所赞美的那样“传神文笔足千秋”(《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哪怕是偶一出现的小人物，也都有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化的精彩，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告诉我，一位红学权威正在反对人们写《红楼梦》人物分析的文章，我想，这种限制，像在“红学”研究中排斥小说研究一样荒唐和可笑。因为《红楼梦》写的是人，即使写神、写情、写景，也依然是写人；文学是人学。我还认为，从《红楼梦》作品实际出发，分析、研究曹雪芹笔下的人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总比打着《红楼梦》的幌子海阔天空地胡诌八扯，更能面对“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曹雪芹；也更能面对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吧!
我曾是1954年向“新红学”发难者之一。对于红学史的那一段，现在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持全盘否定者居多，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因此而发动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实是触动了知识界某些人的神经，有的红学史家认为，即使没有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毛泽东也会从别的方面发动这场批判。这话虽然是从反面说的，却也还说到了点子上。人所共知，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后几篇论述历史重大转折的文章，都批判的是“唯心历史观”，“忠告”的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所以，进而在学术思想上寻找代表人物，恐怕没有比胡适更恰当的人选了。这不是什么阴谋，而是历史的必然。当时虽然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空前高涨，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都热情地投入到了新理论、新思想的学习，但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得及时的改变。
我们是新中国第一届大学生又是来自解放区、曾受过初步革命教育的干部学员，对古典文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充满索隐抉微、繁琐考证，文学史教学中只有形式的嬗变，涉及历史背景、时代思潮、作品内容、作家思想甚少的现象，有过切身的经历和感受；而胡适“作为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战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其“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又是“最有影响的一派”，仍活跃在新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更加不以为然。我是喜爱中国四部古典小说的，但我对当时有关古典小说和“新红学”的研究专著，也多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在学生时代写了那几篇批评文章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现在的“意识形态”的反对论者，其实也是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1954年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有人替他抱屈，可他们忘记了历史，胡适却是早在“五四”后期，就在那里用他的“意识形态”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了。可惜的是，他虽然“千言万语”劝阻“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不要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可其后的几十年间，他那时代的“少年朋友”们，却很少受他的“教”“惑”，反而多数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引导下献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了!我之所以并不尊重这位“大学者”，还因为从丧权辱国的21条到“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胡适一方面大肆宣扬什么老子所谓的“不争”学说，和他的“不抵抗主义”的和平主义；一方面又向日本侵略者献言献策，说什么“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京通讯》)，并成为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甚至直到抗日战争激发起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和大反抗，并终于取得伟大胜利以后，他还以中日两败俱伤而哀叹他的“不抵抗主义”的不得实现(请参看《胡适口述自传》第四章)。何况他这个大学者，既当过国民党反动派行政院的“最高政治顾问”，又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1946年任所谓“国民大会主席”期间，还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在中国恐怕只有这样一位“特种学者”和蒋介石同调，并有“资格”和蒋介石搭档演出那场竞选“总统”的闹剧。所以，当中国人民解放大军兵临北京城下时，他只能狼狈离去……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新中国学术界，能容忍这样一位挂着学者招牌的政客的学术思想继续在文教战线上传播么?我们虽鄙薄他的“特种学者”的为人，但批评的仍是他的学术观点。何况毛泽东同志当时一再严厉批评的也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
对这段历史，多种红学史都有史家们自己的总结，不过，作为所谓“当事人”之一，直到今天，还不断地收到读者来信询问我的看法。实际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我和〈红楼梦〉》、《毛泽东与〈红楼梦〉》中都说明过我的看法。1999年，在《答〈文艺理论与批评〉记者问》（题名为《关于建国初期两场文化问题大讨论的是与非》）中，更为详尽地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和评价。此文后来又曾收辑在《艺文絮语》文集里，可能由于该书是地方出版社出版的，读者不易看到，现在把它附辑在本书末篇，算是再一次作出交代，也是对全盘否定五四年胡适思想批判论者们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回应。
我们写了对《红楼梦》中六十几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分析，仍然是源自典型论的阐释，且仅限于曹雪芹原作的前八十回，并未过多地涉及后四十回续书。我写这本人物论，既是想写出我对曹雪芹创作艺术的一点理解与评价，和“同好”者切磋交流；又是想为《红楼梦》的普及尽一份努力，既结“红学缘”，又结“青年缘”。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