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惊天兵变，高层乱作一团
——答孔和尚《何日西安再事变》
温靖邦
国家的安全、民族的生存受到外敌严重威胁之际，如何应付，朝野发生分歧，本来是十分正常的事；而当中央政府的应变能力受到如是严峻考验时，竟有置民族利益于不顾，只图自己私利的一班人应时而动。他们将对自己的行为向历史负责固不必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应该从中看出点什么来。
西安事变发生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国民党高层乱作一团，亲日派阴谋家也以为机会来了。温靖邦在六卷本抗战文学纪实《虎啸八年》里再现了“个中”真相。
一
国民党的中央大员，大都喜欢在家里办公。即使担任了某机关主官，冗务繁多，批阅文件、裁断臧否也在家里；除非有什么事情非得去机关不可，一年很少日子到办公室视事。何应钦是个自律颇严、行为检点的人。每天都要到军政部，而且是按时到班，早上8时半就坐在办公室里了。
这天他也是照往常的习惯，准8时半坐到了办公桌后。端起副官刚刚沏来的龙井，轻轻啜了一口。然后放下杯子，打开卷宗，批阅刚送来的文件。忽然电话铃响了。
他不经意拿起来，问是哪里。却是军政部门卫副官打进来的。向他禀报何辑五来了，已经在向里边走。
他唔了一声，放下电话。有几分纳闷，这么早来机关干吗？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没多久，就听见了那熟悉的敲门声。只不过平时是慢吞吞的，就像何辑五这个人的性格；今天却颇急促，这是怎么啦？
何应钦略抬高了一点声音说：“进来吧，辑五。”何辑五进来，迅速转身把门关上，锁住。然后疾步来到办公桌前边，小声说：
“三哥，出事了！”“出什么事？”何应钦惊疑地望着他，指了指沙发，“坐下说……”
何辑五递给他一纸电报，边落座边说：“你先看看这个吧——西安我们的人发过来的……”
何应钦展开电报一看，大吃一惊。不觉霍然站起来，盯着何辑五说：“果然出事了？”
“出事了！”何辑五点头说，“电报上只说把蒋委员长押到了新城大楼。看来还活着！”何应钦不语。拿着电报，转出办公桌，在屋子中踱来踱去，不时又停住步子，读一遍电文，眼镜片频频闪光。他尽管皱起眉头做出一副忧虑的样子，可眉宇间却怎么也掩饰不住兴奋之色。
踱了一会儿之后，瞧了一眼弟弟。忽然意识到屋里根本没有外人，用不着装什么佯，嘴角边这才漾起了笑纹。喃喃说：“这真是天助我也！”
“是呀，是呀，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何辑五脸上也浮动兴奋之色，“他不存在了，黄埔系只有三哥您能指挥得动！天下事不就定了吗？”何应钦站在那里，沉吟了一阵。摇头说：
“不，事情还没那么简单！现在得到的消息只是说他被抓了起来，并没有说他死了。如果没死，就有回来的可能！所以，应该……”
“应该设法让他回不来！”
“对！要做到这一点，目前唯一的办法是借刀杀人……”“借刀杀人？”
“对，借张、杨的刀杀人；或者……借国府杀张、杨的刀顺溜砍去，来个良莠不分，玉石俱焚！”
“三哥，这个……我不大明白！您是说……”
“用兵陕西，那么这两柄刀都会活跃起来！”何辑五略一思索，惊喜地说：
“妙计！妙计！用兵陕西是个名正言顺的题目——张、杨叛乱，劫持统帅，当然应该大张挞伐！”何应钦边沉吟边踱步。踱到弟弟对面，无意识地落座。半是自语地说：
“用兵陕西将是个进退有据的办法！弄好了，可收玉石俱焚之效；另一个可能——不，奇迹，如果出现了——他竟然平安回来了，我们也可以解释为大兵压境才迫使叛逆让步的。我们也算是救驾有功呀！”何辑五点头称是。忽然，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琢磨了一下，说：
“会不会有人也会意识到‘玉石俱焚’，反对出兵？”何应钦笑了一下，“那是肯定的！特别是老蒋的亲友，他们首先想到的、顾及到的决不会是政府的威信，而是老蒋的安全！一旦没有了老蒋，政府的威信或升或降对他们毫无意义！所以我断定他们会主张谈判，对张、杨妥协，反对用兵！”
何辑五皱起了眉头。不无担心地说：“他的亲友可都是些有影响的人物呀！对付起来恐怕不太容易吧？”
何应钦点头不语。沉吟一阵，说：“一会儿我就出动，一一登门拜访。不管怎么样，也要把大部分有发言权的人拉上我的战车！”
何辑五相信哥哥的能力，相信哥哥能把战车启动。战车一旦启动，何家翻身的日子就到了。他喜滋滋小声说：
“三哥，如果成功了，以后您就应该是头号领袖了吧？”
何应钦摇摇头，“不要一口就想吃成大胖子！党内元老重臣多得很，以资历和声望论，我连前十名都排不上。不能急，须效法朱元璋，‘高筑垒，广积粮，缓称王’；牢牢掌住黄埔系，这样就可以进而掌握全国大部分军队，以后还怕什么事办不成！”
何应钦清醒地明白：蒋介石经过多年的翻云覆雨，把大权牢牢握在手里；而元老们时时想分噬其权，弄得他不得安宁。蒋介石尚且对元老们要小心伺候，作出让步，让他们分享一些权力；何况自己这样长期做蒋介石小媳妇的人。论资历、声望，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与汪精卫、居正、林森、孙科、戴传贤诸人相比，即使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军阀也要高自己一头。第一步决不是也不能与这些人争锋，须把他们高高地捧起来。从而取得他们的支持，以暗渡陈仓，不动声色地去抓枪杆子。他吩咐何辑五，迅速给养疴德国的汪精卫发电。告以事变，诱以宏利，欢迎汪先生回国主持中枢。
然后立马出动，准备分头去做大员们的工作。第一要去的是戴传贤公馆。
这位在党内的资历、声望仅次于胡汉民、汪精卫，不低于张静江的人物，由于与蒋介石情同手足的私谊，由于其理论著述颇丰，被誉为国民党的灵魂，近年来影响日隆。何应钦平素就十分注意与他的关系，趋访较频，时有馈赠。不久前一幅什么八大山人的真迹被何辑五猎获，提议送与蒋介石。何应钦摇头，老蒋只关注政治军事，对这类东西一向不大看重；还不如送给戴传贤。戴某人乃雅士，不贪财帛，对名人字画很感兴趣。
何应钦把这轴玩意儿送到戴公馆，请戴院长赏鉴。戴传贤将画轴展开。审视良久，两眼渐渐放光，大呼真迹；兴奋溢于言表。
何应钦当即表示，自己一介武夫，对这些一窍不通；戴院长喜欢，就请笑纳了吧。戴传贤听了，愣了一愣，客气一番，说怎敢掠美。
何应钦正色道，戴院长不赏收，就是不认应钦这个朋友。戴传贤哈哈一笑，打躬作揖，称谢不迭。挥手吩咐秘书收起来。
西安事变前夕，南京方面只何应钦一人得到预警，获悉张、杨可能对蒋介石会有不臣之举。何应钦除了压下这份情报秘而不宣，还把目光投射到了事变实际发生之后。未雨绸缪，对戴传贤的政治欲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煽惑。他郑重而严肃地对戴传贤说，党内有远大眼光伟大才干的大员，胡汉民死后，除委员长之外，无出戴公右者。党国领导机构最理想的格局应该是：委员长主军，戴公主政主党。倘能如此，应钦等作属下者宿愿足矣。戴传贤尽管一副敬谢不敏的样子，而眼里的贪婪已经掩饰不住。当然，对何应钦的好感也与日俱增。
有这么一种情感投资作基础，这次登门进行深度腐蚀大力拉拢，戴传贤也就不会感到突然，也才不会疑惑，而以为顺理成章。何应钦驱车来到戴公馆门口，却被告知院长出门公干去了。
他两眉深锁，着急万分，问门房可有办法联系。门房见状，估计有军国大事。平时又受何应钦小恩小惠颇多，便小声告诉他一个去处。旋又叮咛，何部长可不要说是我说的。
何应钦一笑，叫他放心。 何应钦的车子离开戴公馆，先开回何公馆。让夫人取出一套便装，换下军服。然后又驱车出门。七弯八拐，转到大行宫。那里有一座西式小楼名叫威尼斯之梦，是意大利人办的餐馆和咖啡厅。他吩咐把车停在稍远处，卫士和司机都呆在车上勿动。他一个人下车，款步向威尼斯之梦走过去。
此刻谁也认不出这是国军上将，是军政部长；只以为是个家私累万的阔佬。他进了大门，马上就有一名女侍来迎着，殷勤地询问是用餐还是用咖啡。
何应钦心里有急事，看也不看他，没好气地说，餐要用，咖啡也要喝。边说边往里走。那女侍紧紧追随，笑嘻嘻介绍，用餐在底楼，用咖啡在二楼。又问要不要替先生领路。
何应钦粗暴地挥了一下手，叫她让开，不要碍事。那女侍愕然，只好退下。
何应钦在底楼找了个遍，没人；只好登楼。楼上喝咖啡的人不多，只三、五对男女。
他一眼就看到戴传贤和一个女子坐在靠窗的小圆桌旁，头抵着头在笑嘻嘻小声说着什么有趣的废话。那女子约莫二十岁。青色棉旗袍，外罩一件暗红色毛线织的外套；短发，不施脂粉。看衣着和举止，像是大学生。
一向长袍马褂的戴传贤，今天穿的竟是西服，而且是咖啡色；只是暗红底白圆点图案的领带结得不大地道。头发中分后梳，油光可鉴。何应钦感到啼笑皆非，这戴院长真是名不虚传的风流才子呀。
他早就听说过，戴传贤除了把一些漂亮女子安插在考试院工作，不时召至私邸垂询一切；还喜欢在外结交女大学生，进行什么“柏拉图”式的交往。这样作可收左右兼收之妙：在内受用肉之盛宴，在外领略精神的诗之律动。何应钦心里冷笑，这家伙真会享受人生。何应钦靠近桌前，戴传贤才发现。这位沉湎于“柏拉图”式情感游戏中的风流才子愕然仰望何应钦，半晌才回过神来。慢慢站起来，尴尬地笑着。
何应钦笑嘻嘻的，小声说：“戴院长，实在对不起，打搅了！”
戴传贤伸手和他相握，不无惊讶地问：“何部长是……怎么找来的？”
何应钦避开这个话题，依然笑嘻嘻的。说：“怎么，戴院长不让我坐？”
戴传贤赶快道歉，请他落座。招呼侍者上咖啡。然后在何应钦和那女子之间作了简单介绍。这才知道，那是金陵大学的学生。看样子，是最近才勾搭上的，关系尚停留在初级阶段。戴传贤疑惑地笑着，乜视何应钦。说：
“何部长……不会是到这里消闲来的吧？”何应钦顿了顿，欲言又止。终于还是说：
“确有大事相商……”说着掠了那女子一眼，没有说下去。
戴传贤会意，略点了一下头。然后抱歉地对那女子笑笑，解释说何部长有重要事情，得先走一步。改日再约。女子不大高兴，小猫般唔唔作声，同时扭动一下身子。
戴传贤又小心赔了一番不是，这才了事。何应钦在一旁忍俊不禁，打了几个哈哈。
戴传贤向侍者挥了一下手。侍者捧着黑色貂皮大衣过来，侍候他穿上。他又向侍者说：记在帐上。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这里的人也知道他是谁。辞别那女子，戴传贤和何应钦下楼，出门。
戴传贤因系幽会，没带车。坐进了何应钦的汽车。他建议去考试院办公室。
何应钦点头说很好。汽车开动，七弯八拐驶到考试院。戴传贤变成了主人，热情邀请何应钦入内。
考试院的副官十分乖巧，一见院长和何部长来了，赶在头里打开了办公室的门；同时沏上两杯龙井送上。又把门轻轻关上，退出。戴传贤伸手指茶杯，请何应钦喝茶。
何应钦按住杯盖，苦着脸摇头。小声说：“戴院长，出大事了！”
戴传贤愣了一下。睨视何应钦，轻描淡写地说：“能出什么大事？”
何应钦脸上的表情转成严峻，把声音压得更低，说：“张学良、杨虎城叛变，委员长蒙尘，生死不明！”
戴传贤浑身震动了一下，脸色刹时变成灰白。呆了一会儿，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死死盯着何应钦，像是在审视何应钦脸上的每一寸肌肤，忖度是否有开玩笑的迹象。好一会儿，才声音颤抖着说：“这种话……不可以随便说的！”
何应钦担保，事情千真万确。一接到这个情报，第一个通报的就是他戴院长。戴传贤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霎时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两腿发软，摇晃了一下，无力地坐下去。脸上呈现悲痛和绝望的表情。嘴里喃喃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旋即拍了一掌桌子，大声喝道：
“张学良、杨虎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接下来，大泪滂沱，长号不禁。
副官以为出了什么事，撞门而入。惶恐地问：“院长，怎么了？怎么了？”
何应钦挥了挥手，叫他出去。“戴院长有我在这里，你不用管！”副官看了看戴传贤。踟躇了一下，只得退出。
何应钦双眉深锁，呆坐在那里，任戴传贤号哭。半小时许，哭声转小。越来越小，终于变成了一声长叹，停了下来。何应钦这才说话。
“戴院长，现在不是悲痛的时候；首要的事情应该避免出现权力真空，不致因为委员长蒙尘而发生混乱，要让中央这台机器运转不辍才好！”戴传贤掏出手巾擦干泪水。说：
“我……心乱如麻！依敬之兄高见，应该如何是好？”何应钦略顿了顿，说：“我们应该暂时拥立一位领袖，暂代委员长决断军政大事！”
戴传贤心里一动，说：“敬之兄所见极是！那么这位临时领袖非汪精卫莫属了？”何应钦摇摇头，“汪先生在党内尽管声望素著，除了胡汉民没人能相比；但是他一向和委员长不睦，一旦大权在握，必然排斥委员长的朋友和部属！恐怕不能考虑他吧？同时，如果委员长还健在，为了以后委员长脱险回来，能够顺利接掌权力，也不能拥立老汪！”
戴传贤点点头。又想了一下，说：“那么，孔庸之如何？他是委员长连襟，现在又是行政院副院长！”
何应钦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喃喃念着孔祥熙的名字，然后又摇了摇头。说：“孔先生当然不错，也可以出任行政院长；但是，做事实上的最高领袖不行。资历和声望都不够，只堪比肩于应钦等辈，难以服众呀！”
戴传贤觉得也有道理。端起桌上的杯子，慢慢喝了一口茶，说：
“吴稚晖、居正、林森如何？”
何应钦眼镜片闪了一闪，脸上浮起了嘲笑。说：
“这些人资历当然够了，只是又有别的不妥之处！吴稚晖说是委员长的朋友，可是不够谨言慎行，有无齿（耻）之徒之讥；居正、林森所属西山会议派虽已不复存在，恐怕真正假以实权，难免不会死灰复燃！”
戴传贤早就想说自己，又不好意思。故意双手一摊，说：
“别的堪当大任者，再也想不出来了！”
何应钦的眼镜片又闪了一下光，脸上露出了机智的笑。盯着戴传贤的脸，有顷，才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呀！”
戴传贤顿了片刻。故作诧异地望着何应钦，说：
“敬之兄难道以为……”
何应钦指了一下他，用决断的语气说：
“宜当大任者，舍戴院长其谁！”
戴传贤又佯作惊恐的样子啊了一声。马上伸出双手直摇，说：
“不妥，不妥！敬之兄怎么会想到不才身上……”
“季陶兄不可妄自菲薄，”何应钦严肃地说。“当此党国为难之际，应该勇于任事，挑起这副重担！这并非应钦在这里把国家名器拿来私相授受，实在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日后委员长回来能够顺利地重掌中枢，只有戴院长最为相宜！”
戴传贤又逊谢了一番。
最后，在何应钦一再“劝进”之下，默然认可了。
何应钦说：“戴院长接掌中央大权，不宜行动太猛，宜采取渐进式，于不知不觉之间进行！”
戴传贤问：“此话怎讲？”
何应钦说：“如果行动太猛，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因为一旦委员长蒙尘的消息公开，窥察神器者一定不少！如果采取渐进式，阻力会少得多。所谓渐进式，就是首先要形成以季陶兄为核心的决策层，任何大事都要以季陶兄的意见为意见，让大家逐渐养成这个习惯。久而久之，领袖就形成了！如果有人胆敢反对，应钦与黄埔军人誓为戴公驰驱左右！”
戴传贤大喜。脱口而出：“诚能如是，敬之兄应为最高军事统帅！”
两人互相着实吹捧了一番，大有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慨。就这样，无形间结成了联盟。
戴传贤又把话题拉回到营救蒋介石来。问何应钦有什么高见。
何应钦说：“张、杨劫持统帅，不是十分狂妄之徒是做不出来的！对付的办法只有一个，让他们清醒过来，认罪伏法，送回统帅！”
戴传贤说：“你是说用兵？”
何应钦说：“对，只有大兵压境，才可能迫使他们屈服；同时，也才可能促成他们内部分化！”
戴传贤点点头，像领袖一般威严地说：
“我完全支持您的意见！用兵的意义，这个是……还不止于营救介石；这个是……也是一种态度嘛，中央决不会向任何要挟妥协，告诫天下妄人不可效尤！”
两人又对如何说服别人同意用兵进行了研究。
戴传贤自告奋勇去说服吴稚晖和陈果夫，何应钦也表示去联络别的人。又相约下午6时邀集同意用兵的人先到何应钦家中，边吃晚饭边商量；9时左右再邀请其他重要人物来，一起商讨。
戴传贤主张，冯玉祥虽然是军委会副委员长，暂勿通知为宜，以免他捣蛋。待大事谋定之后再告诉他吧。
二
孔祥熙在上海私邸得到樊崧甫发自洛阳的密报，是12月12日下午4时。他对这个消息半信半疑，手执电报踟躇良久。夫人宋霭龄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以为凡事宁信其有预为防范，不会有坏处。特别要严防这种消息泄入社会，引起各界不安，造成金融波动。孔祥熙以为言之有理，马上召集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备司令杨虎、沪市银行业商会领袖来家里。通报了这个坏消息，吩咐即使数日之间噩耗如潮，大家也不要慌乱，各司其责，镇定维护治安。大家放心，中央机构完好无缺，国家机器运转正常，一定可以敉平骚乱。
当晚，为了显示天下无事，孔祥熙还在众多记者关注下，接见了日本来华议员。从容酬酢，谈笑风声，一如往常。
大约8时许，副官悄悄进来，附耳禀报，南京长途电话，说有要事报告。
他心里咯噔了一下，担心是西安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消息；而脸上的笑容如旧。轻轻咳了一下，站起来，向日本议员告罪，请吴铁城代为待客，称有个电话须去接听。
原来是何应钦的电话。
何应钦告诉他，“西安城门严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空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
这个时候，孔祥熙才真正开始惶恐起来，才开始“深虑其果真有变”。（《孔庸之先生演讲集》下册，第658页，台北荣民出版社1968年版——温靖邦注）
他明白，孔氏家族的前途和命运都系于蒋介石一身；蒋介石一旦完了，孔氏家族也完了。
当时宋美龄也住在上海。他立即驱车去见，商量办法。
宋美龄听孔祥熙转述得来的消息，当即面如土色，昏厥过去。
孔祥熙和宋家佣人慌作一团。赶快抬到床上又是掐仁中，又是用冰袋；家庭医生也迅速赶到，几番折腾，终于把她弄醒过来。
此时，宋霭龄也赶过来了。
宋美龄望着大姐，又瞅瞅大姐夫，哇地哭出声来。这一下，惊天动地的长号，久久不能止住。一旁劝慰的人们束手无策。
宋霭龄拍了一掌桌子，杏眼圆睁，厉声喝道：
“这是哭的时候吗？赶紧想办法拯救介石，这才是当务之急！不然，还真有你哭的时候！第一夫人当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是那么沉不住气？”
宋美龄马上停止了悲声。抽抽嗒嗒说：
“对不起，大姐，我失态了！”
马上坐起来，下床。一起研究救蒋介石的办法。
孔祥熙以为，前一段时期就曾风闻张、杨与陕北暗通款曲，看来确有其事。张、杨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定是背后有中共唆使。宋氏姐妹俩也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最后，决定由孔祥熙出面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人员。
大使不久前返国述职未回，领事衔一秘鄂山萌恰好在上海。
孔祥熙首先诘问鄂山萌，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持什么态度。
鄂山萌坦言，尚未得到国内明确指示；不过从来往电报中获悉《真理报》和《消息报》已经明确谴责了张、杨。
孔祥熙请他转告苏联政府，蒋委员长如果遇害，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那样一来，以中国的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做侵略扩张的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向中共施加影响，保全蒋委员长生命。中苏合作问题以后可以从长计议。
鄂山萌指出，中共是否参加了西安事变，现在还不得而知；即使参加了，苏联也只能进行劝导，不便指手划足。但是，孔副院长的意思，一定会全部向莫斯科转达，请放心。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发给的电报，又从外电得到了一些只鳞片爪的消息，内心情感非常复杂。不久前，他和蒋介石发生种种分歧，大吵一顿之后，愤而辞职出走。现在蒋介石倒霉，乃顽固坚持错误国策的结果。一方面，他有点幸灾乐祸，认为让这个粗野的家伙吃点苦头未尝不是好事；而另一方面，他又清醒地意识到万一蒋介石死于非命，莫说宋家势力会被严重削弱，何应钦等亲日派必然篡夺权力，大规模内战不可避免，日本人也会乘虚而入。不管从哪一方面考虑，都必须营救蒋介石脱险。
他抵达上海，立刻去见孔祥熙。
大家来不及多说，又一起去见小妹宋美龄。
车子驶出孔公馆的时候，孔祥熙告诉他，半小时前行政院秘书处来电话，说接到张、杨电报一件。电文列出八项主张，声称这次行动是做最后之谏诤，不会对委员长有丝毫伤害之意。
宋子文哦了一声，没说什么，琢磨这个消息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他们抵达宋美龄寓所。进门刚刚落座，孔公馆副官又飞驰来报，行政院秘书处打电话来，说又接到张学良一份电报，是致孔祥熙本人的。内有“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加以危害”等话。
宋子文指出，“根据这两电分析，可以判断介石还活着。张、杨此举不是要杀介石，而是要逼他做一些什么，犹古人所谓兵谏。”
孔祥熙问：“目前第一步应该做什么？”
宋子文沉吟片刻。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说：
“也并不是说介石就没有危险！西安的情况有多么复杂，我们谁也不知道！张、杨不主张杀蒋，那么他们的部下呢？中共的态度怎样？那里有没有日谍活动？所以，决不能掉以轻心。我在香港接触过一些左翼人士，听说张学良和共产党厮混有日，关系发展较快。可以推测共方对张学良的影响很深。所以搞清楚中共的态度至关重要。这个，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二姐，请她帮忙。另外，见完二姐之后，庸之和小妹必须立即回南京。南京一定是戏中有戏，你们应及时回去掌握局势。所谓掌握局势，就是不能允许用兵陕西，更不能允许用飞机轰炸西安；当然，最好庸之能立足行政院，控驭一切权力。”
孔祥熙面有难色，摇摇头，以为何应钦非等闲之辈，又手握兵符，定会有所动作。
宋子文瞪大眼睛用力指了一下，说：
“所以你必须及早赶回南京！”
孔祥熙、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一行四人，去宋庆龄宅邸，通报一切，请她帮忙。
不待他们恳求，宋庆龄就表明自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
宋美龄和宋子文也表示同意张、杨八项主张；只要介石平安无事，可望回来，什么都可以商量。
宋庆龄立即用电话与中共秘密派驻上海的办事处主任潘汉年联系。转达宋美龄等人的意见，询问潘汉年有什么看法。
潘汉年转达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共中央事前并不知情。事情发生后力主和平解决，已派遣周恩来等人赴西安斡旋调解。
事实与潘汉年说的相差无多。西安事变发生之前，毛泽东就有千方百计逼蒋抗日的主张。没料到，这样一个大好契机突然来临。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了会议，研究对策。一边是死敌蒋介石，一边是倒蒋热情正炽的盟友张、杨。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家，在政治战略上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选择。后来的抗战证明，这是何等正确而清醒的选择！他认为，此次事变的纲领和行动，都应该给予尽可能高的评价；要纠正共产国际对张、杨的偏见和误解。又指出，在政治上应孤立何应钦，争取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诚能如是，时局就会大大改观。于是派遣周恩来等人赴西安调停解决。
潘汉年在电话里请宋庆龄转告宋美龄等人，他愿意去南京，以保持联络。
宋美龄当即保证，潘先生到南京后安全不会有问题，她可以负责。
宋子文说，潘先生到南京后，可以下榻他的公馆。
最后，宋庆龄提醒孔、宋等人，必须尽快回到南京，以免亲日派乘机渔利。
孔祥熙、宋美龄连夜回南京。
宋子文迟一步走，打算在上海针对种种谣诼，向海内外发表谈话，以正视听。
第二天上午就在寓所召开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散发了一份书面言论。内容较多，摘要如次：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系国家
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须用有效办法，于最短期内解决。盖全世
界之目光，刻正集中于中国也。本人与蒋院长公私之关系，及
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
任何可能之解决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
力。至于采取何种办法，须待政府决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
行之必要，亦待命于政府。（ 《淞沪日报》1936年12月14日——
温靖邦注）
宋子文的话不无深意，颇为耐人寻味。虽然慨叹事态严重，“系国家最不幸之事”；但没有对张、杨进行公开斥责，没有南京政府使用的“违法荡纪”、“劫持统帅”、“叛逆”之类的话。而且，在消息不通、谣言四起的情况下，仍敢于公开担保蒋介石在西安“绝对安全”，一方面起到了辟谣和稳定人心的作用，另一方面暗示了他对张、杨的信赖甚至一定程度的理解。另外，在宋子文看来，西安事变牵动着全国民众的心，引起国外关注，怎样解决，解决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国内政局的稳定与国家的前途。鉴于他个人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与张学良的私谊，表示愿赴西安协助解决。这就明显反映他是主张和平解决的，也隐含了他认为和平解决具有很大可能性。
宋子文发表谈话之后，立即挂了一节专列赴南京。
三
外交部长张群，在外交大楼宴请一部分中央大员，答谢这些人在外交设计会议上的贡献。一共两桌，文武官员都有。
第一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不算高，却长得宽厚饱满。油亮的大背头，笔挺的西服，锃亮的皮鞋；脸本来是长方形的，由于两颊丰满，倒感觉是冬瓜形了；眼睛和眉毛都有点倒挂，显得时时都在忧虑什么；大鼻子与厚嘴唇，又让人以为可能比较厚道吧。
他就是陈公博。
这是“汪系”第二号人物，是最铁杆的“汪系”大将。汪精卫赴欧洲疗养，他就几番力辞两个部长官帽，一个是中央党部的民众训练部长，另一个是政府的实业部长；只保留了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一职。却与“蒋系”干将张群一向友善，所以不论公私聚会张群都不忘请他。
酒宴进入高潮的时候，他见有副官上来，附耳对张群说了些什么。张群当即愣住了，盯了副官半晌，又小声问了几句什么。然后，匆匆离席下楼去了。
不一会儿，又神色慌张地上来。悄悄对孙科说了几句什么。孙科也变脸变色的，站起身来，鬼鬼祟祟地跟着他一起下楼去了。
又过了一会儿，张群慌慌张张地又上楼来了。经过陈公博座位的时候，陈公博一把抓住他，问是怎么回事。
张群觑了觑热火朝天的酒宴，见谁也没注意他，就把陈公博拉到楼口背静的地方。小声说：
“我正要给你说，你马上悄悄离开这里，到何敬之府上商议事情！他点名请了你和汪夫人；我在这里虚应一下，很快就去！”
陈公博纳闷地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张群两边瞅了瞅，把声音压得更低了，说：
“蒋先生在西安被捉了！”
陈公博大吃一惊，睁大眼睛瞠视张群。好一会儿才问：
“是谁干的？”
张群愤愤地说：“西安还有谁，张学良、杨虎城嘛！”
陈公博摇头，唏嘘感叹。“真是想不到！那张学良一向对蒋先生那么恭顺，两人私谊不浅，怎么一下子就……对了，现在知不知道蒋先生下落？”
张群摇摇头，愁眉苦脸的样子。“只知道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城里去了！”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蒋介石遭逢厄运，名士气很浓的陈公博不禁产生了恻隐之心，一向的不满情绪倒是消减了几分。“我尽管不大喜欢蒋先生，但是他的遭遇我也很同情！”
张群拉起他的手，动情地说：
“公博兄是个忠直耿介之士，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计个人恩怨，所以何敬之今天邀请的第一位就是兄台您！连汪夫人都被排在名单的第七名。”
接下来，张群请陈公博先去何应钦公馆。他自己则尽快把宴会收场赶去。
陈公博说要先去邀上汪夫人，然后一起去何应钦公馆。
陈公博有一种怪脾气，也算是一种名士派作风吧；一个朋友如果有三次对不起他，他就永远不认这个人是朋友了。蒋介石对不起他早就超过了三次，所以他跟随汪精卫回南京之后，决定只和蒋介石保持政治关系，绝不恢复私人的友谊。蒋介石有什么事邀请，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会去，也会贡献自己的“陋见”；但不卑不亢，不作多余的谈话，更不作多余的逗留，完了就告辞。从来不主动登门拜访。庐山是个避暑胜地，只要蒋介石住在牯岭，无论南京城怎样闷热，陈公博也忍耐着，绝不肯踏上庐山一步。他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谁都看得出来，连蒋介石的亲信们都颇为佩服，认为“公博真有骨气”。汪精卫和宋子文都劝过陈公博，让他对蒋介石敷衍敷衍，让让步。他嘴里说好好好，行动依旧如是。如今蒋介石遭难，他却产生了怜悯之心。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一生的脾气都不愿落井下石，也鄙视幸灾乐祸。他一世英雄，纵横捭阖，结果也像胡展堂和李任潮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洒下同情之泪。”
对于张学良与中共的来往，陈公博早就知道一点内情。有一个名叫钱公来的汪精卫派人物，曾做过张学良秘书，至今也在东北军里混事。此人向陈公博透露了不少情况。但是，陈公博从来也没打算提醒蒋介石，恪守“疏不间亲”原则。陈公博曾经对张学良有过比较好的印象，后来丢失了东北，逐渐产生了不良看法。他认为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是因为怕和日本人作战，现在又提出停止剿共是怕和红军作战，一致抗日只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认为张学良是个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国的人。
一路上想着这些事情，不觉汽车停了下来。
司机向他禀报已经抵达赤壁路汪公馆。
陈璧君已经四十五岁。当年的漂亮面庞与秀颀体态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一张圆圆胖胖的脸、臃肿的身躯；只有短发和那一副近视眼镜依旧如昨。
她已经接到了何应钦的电话，陈公博一来她就问道：
“公博，你说，一会儿到何公馆，我们该持什么态度？”
陈公博没有回答她的提问，却迫不及待地说：
“应该马上给汪先生发电报，请他尽快回来！”
陈璧君得意地笑了一下，说：
“已经 发了四封电报去，详细报告了西安发生的事！也许……也许汪先生明天就会有回电！”
“汪夫人真是深谙兵贵神速之道呀！”陈公博机智地笑了一下。旋把话题转回陈璧君最初的提问上来，“汪夫人刚才说，到何公馆去，我们该持什么态度……问得好！我想听听汪夫人的意见。”
陈璧君习惯地扶了一下眼镜，沉吟片刻。说：
“蒋介石与汪先生较量由来已久，就是合作得比较好的阶段，潜在的矛盾也并没有消除！按道理说，这次正是除掉蒋介石的好机会；可是……总觉得这个时候蒋介石就消失似乎不是什么好事。黄埔系军队，其他派系军队，除了他确实没人能统带。何应钦自称能统带，要不就是不清醒，要不就是夸海口。至于他说要拥戴汪先生，那就更靠不住。一旦乱起来怎么办？汪先生在军界完全没有基础，我们在南京还呆得住吗？总之一句话，现在还没到不需要蒋介石的时候！”
陈公博觉得陈璧君不愧女中丈夫，瞻顾周到全面，一言切中肯綮。点头说：
“汪夫人高见，令人佩服！所以，保全蒋先生性命，目前恐怕是最重要的！”
“对！”陈璧君赞许地指了一下陈公博，说：“保全蒋介石性命是前提，必须在这个前提下研究具体策略！现在要我说怎么办……我也没想好。公博你有什么高见？如果也没想好，我们到何公馆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吧！”
陈公博站起来，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叹气般说：
“好吧！”
两人分别乘坐自己的车，一前一后，驶向鼓楼斗鸡闸何公馆。
进了大门，副官领着到大客厅。
何应钦疾步过来迎着，领到一个方位，请他们落座。
陈公博放眼一看，部分中央执、监委员和一些部、院的长官都在这里，约莫二十来人光景。一点也不像是开会的样子。主人何应钦一会儿站起，走过去和谁说几句什么；一会儿又回到座位。显得有些焦躁，一反平素沉稳安祥的“何婆婆”作派。客人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似乎都六神无主，茫无主意。这些中委、长官，平日盛气凌人虎视天下，今天一个个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干脆缄默不语，闷头吸烟。
陈公博伸长脖子，小声询问坐在近处的居正：
“觉生（居正字觉生）兄，怎么不见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和程颂云（程潜字颂云）？”
居正是司法院院长，西山会议派骨干；也是与蒋介石对立多年，近年来才归顺的。他探头探脑窥察一下周围，这才小声说：
“可能是觉得这两人与蒋先生有什么关碍，不想让他们过早预闻吧？”
陈公博缩回脖子，了然地点了点头，哦了一声。
这时，副官匆匆进来；疾步而又全无足音地来到何应钦身旁，弯腰小声禀告了什么。
何应钦愕然。旋即，赶快起身，匆匆向门的方向走。可能是想要出去迎什么人。
不料刚走到客厅门，差点与进来的冯玉祥撞了个满怀。
冯玉祥还是那样高大壮实，脸还是那样黧黑；穿了一件黑色长棉袍，就像一座铁塔，把整个门都遮住了。
大家见到他，脸上都露出了不同程度的惊讶。
何应钦赶快伸出手去，尴尬地笑着，说：
“冯先生，您来了！”
冯玉祥伸出蒲扇一般的手，拨开何应钦的手。大声诘问：
“这么重要的会议，为什么不通知我？我不是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吗？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吗？不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吗？”
何应钦无言以对。讪讪缩回手，垂下。赔笑解释道：
“这个不是什么会议，大家是不期而聚……”
冯玉祥毫不放松，伸出胡萝卜般粗大的手指头，狠狠虚戳了一下何应钦，继续质问：
“那么西安发生事情，蒋先生被扣，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通知我？”
何应钦脸红筋胀，惶乱地解释道：
“事起突然，我也是刚得到消息不久。大家都很慌乱，一时来不及知照，请冯先生鉴谅！”
陈公博见何应钦太狼狈，赶快过去解围。劝解了几句，拉上冯玉祥，到自己身旁的一张沙发坐下。
何应钦大声吩咐，给冯先生上烟上茶。
原来，午后5点过钟，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军委会委员李烈钧得到了消息，忙用电话告知冯玉祥，称“西安发生兵变，蒋先生被捉”。
当时，冯玉祥大为震惊。踌躇良久，觉得与立法院院长孙科较为友善，便驱车前往孙公馆。
结果，孙科“亦方知长安之变”。具体情况孙科也不知道，这个消息还是程潜与朱培德告诉他的。
孙科说，朱培德告诉他，早在中午何应钦就在邀请一些人下午到他的公馆去商量对策。
冯玉祥大为不满，要拉孙科一起闯到何应钦公馆去。
孙科摆手挣脱，不愿同去；以为既然何应钦没有邀请，那就是有意避讳，又何必去讨没趣呢。还是等待中央正式开会时再和他们论短长吧。
冯玉祥却坚持要去，认为国家大事，不能让他们私议于密室。
冯玉祥刚刚落座，何应钦就以主持人的身份开始说话。他是担心冯玉祥大放厥词，左右会议方向，干扰讨伐动武的思路。所以赶在头里先声夺人。
“诸位，今天我们不是开会，只是碰碰头。我也长话短说。大家已经知道了，张学良、杨虎城胆大包天，勾结共匪劫持领袖！这个行动本身已经在向中央宣战了，已经是把党国踩于他们的足下了！像这样叛逆弑主都可以容忍，天下还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诸位都是党国梁柱，请各抒高见，应该怎么办？”说到这里，掉头把视线投向陈公博，恭敬地说：“可不可以请公博先生赐教？”
何应钦怀的鬼胎是蒋汪矛盾很深，汪派大将不可能不主张炮轰西安以收玉石俱焚之效。
大家都把头掉向陈公博。
张群也笑微微鼓动道：“公博兄是大理论家，不妨发表一点重大原则上的指导性意见！”
陈公博没有打算逊让，早就在寻思发挥导向作用，以免大家误失方向。他咳了一下清清喉咙，说：
“指导性……说不上，也不应当由我说。不过，我想，我们今天的最大愿望是什么，想来诸位都是了然于胸的——那就是救回蒋先生！这个大前提确定下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既然这样，那么一切策略，一切办法，就不能不围绕这个来考虑——有利于救蒋，那就是好办法；不利于救蒋，那就是孬办法！”
何应钦听到这里，觉得味儿不对，后悔点名请陈公博先发言。他希望强调的，应该是维护法纪而声罪致讨。以这个为主调，就可以推导至用兵动武。而救蒋一旦成为主调，则可能滑至和谈；让蒋介石消失的绝好机会就会失之交臂。他不无纳罕，陈公博一向与蒋不睦，为什么唱起了救蒋的高调？皱眉固然皱眉，也只好让陈公博说下去。
陈公博继续说：“当然，张学良、杨虎城公然劫持统帅，如果予以容忍，政府脸面何存，蒋先生何以能安全回来？所以，首先必须明令讨伐，而且派大军包围陕西，免得张汉卿拿着蒋先生要挟中央！”
何应钦听到这里，忽然感觉眼睛一亮，喜上眉梢。心里想，原来公博玩了个小花招。真聪明，不愧是大才子。
陈公博又说：“但是，只能重兵压境而决不能真的开火，以免玉石俱焚，到时候没有救出蒋先生，反倒害了他！”
何应钦眉头又皱了起来，心里骂道，臭文人，搞的什么鬼。
陈公博像个大策士般略挽了一下袖子，说：
“盘马弯弓故不发，在这样一种实力威压下，发电到西安要求放人！那时，也才可以谈谈条件，也才可以作出适当妥协！”
何应钦气得秋风黑脸的。
陈璧君却微笑着赞许道：“公博真是高见！这是明剿暗抚，软硬兼施，迫使张学良释放蒋先生！”
冯玉祥忽然站起来。挥了一下蒲扇般的大手，大声说：
“公博先生，你的高见恕不能苟同！你的用意当然是很好的，是为了救出蒋先生；可是也许事与愿违，客观上适足以害了蒋先生！”
说到这里，忽然又坐了下去。
陈公博微笑不止，平静地睨视冯玉祥。说：
“冯先生这话，我没听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张学良这人，大家都知道，公子哥儿性格，不冷静，常冲动，不计后果！咱们大兵压境，没准压服不了他，反倒还真的打了起来。战争之箭一旦射出，还能收回来吗？那样一来，蒋先生不被东北军少壮派开刀祭旗，也会死于咱们的飞机炸大炮轰之下！”
迟后赶来的李烈钧也说：“要救蒋先生，就决不能用兵！”
何应钦一向温和的性格荡然不见，神色严峻地说：
“这样一来，国法何存，军纪安在？西南、华北枭雄无日不在虎视中原，争相效尤起来怎么办？我们按兵不动，正中张、杨下怀，势必从容提出各种条件、漫天要价。要是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未见得就会送回委员长；尝到了甜头，就不想得陇望蜀？我看干脆政府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算了！”
“嘿嘿，”冯玉祥冷笑道，“敬之你这句话可就说远了！”
居正和事佬般劝何应钦说话不要带情绪，劝冯玉祥要从正面从积极方面领会何应钦的话。旋即把温和的微笑收起，换成一副严肃的嘴脸，说：
“不过我还是赞同何部长的意见，用兵陕西，大张挞伐，申法纪而儆效尤！”
“与蒋先生有矛盾，毕竟是我们国民党内的事情；张、杨背叛国家，大家就应该一致对付。汪先生如果在国内，他也会是这个态度。”陈璧君冷笑道，“觉生，你可不能站在西山会议派的角度说话呀！”
居正变脸变色的，花白的头发不断抖动。愠然说：
“汪，汪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戴传贤唬一下站起来，挥了一下手，粗暴地要人们住口。旋即走到大厅中央，厉声说：
“叛国贼如此猖狂，威胁到了国本，你们还在这里较什么劲？领袖已被劫持，张、杨公然窥察神器，不迅速下决心大张挞伐，反倒在这里争论什么与乱臣贼子谈条件、适当妥协，真是可笑已极！真这样干的话，除了大大降低政府威望，于事丝毫无补！据说张学良拍发了几份电报给一些人，假惺惺要求和谈，保证不伤害蒋公。这个可信吗？这是缓兵之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武力讨伐！理由有三：大凡叛变国家劫持领袖的人，往往心地强悍，决不会轻易认输，只会得寸进尺，此其一；本人读《资治通鉴》，以下犯上，劫持国君的情况历代也时有出现。历史的教训是政府兵力愈强大，威望愈高，讨伐愈力，国君生还的机会也愈多，此其二；张、杨秘密与共产党勾结，此说传扬已久，我看有真无假。此举定是按共产党意图而为，实属十恶不赦。无论是从反共的立场考虑，还是从败坏纲常视之，都万万不能姑息，只能发以虎狼之师出以雷霆之击，大张挞伐！此其三。有这三条理由，和谈腐懦之论可以休矣！”
说罢，昂首阔步回到座位。
何应钦领头高举双手拍起掌来。
居正、吴稚晖、陈果夫、叶楚伧、朱培德等人紧跟着大鼓其掌。
陈公博正要起而驳斥，陈璧君对他使了个眼色，他便把刚离座不到一寸的屁股又放了下去。
陈璧君递了一个纸条给他，上面写道：让他们吵去吧。
冯玉祥和李烈钧分别发言，对讨伐主张进行反驳。无奈势单力孤，很快就被讨伐的声浪淹没了。
戴传贤又站起来，双手往下虚按，要求大家不要鼓噪，让他再说两句。
何应钦也站起来，分别到几伙人面前，要大家息争，且听戴院长高论。他就像一个替戴传贤拉场子的伙计，把秩序整顿好以后，伸手向主要演员作了个请的姿势。
戴传贤很满意地向何应钦点头致意，那眼里的意思是：干得不错，伙计。
戴传贤这次的话很短，也比刚才冷静得多，换成了一副智者的嘴脸。他向冯玉祥等人指出，蒋介石的安全与否，不在于张、杨二人，而在于南京的对策。倘若主张和谈不啻示弱；则西安方面愈益骄狂，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安全就难测了。
戴传贤见主战派占了上风，马上趁热打铁，提议公推各部门临时负责人——速令孔祥熙回京主持行政院；由何应钦主持军事，负责具体的讨伐事宜。
主战派又是一阵鼓掌。
一旁恼了冯玉祥。只见他霍然站起，咚咚咚几步走到屋子中央，大声喝道：
“国家名器，怎么可以在这里私相授受？况且，敬之也只是军事委员会常委、军政部长，怎么可以统帅军队呢？”
戴传贤站的位置距冯玉祥不过一公尺，连冯的粗喘也能感受到。见冯如此失态，不禁笑了。他眯细眼睛打量冯玉祥，说：
“军事委员会五位常委只有三位在京，任何一位都可以统帅军队！大家以为敬之最合适，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冯玉祥转身瞪着戴传贤，咄咄逼人地靠近一步，吓得戴传贤本能地往后退了两步。冯玉祥厉声说：
“参谋总部是军令机关，参谋总长程颂云就在南京，为什么不能由他主持军队？军事委员会尚有办公厅主任在，运作正常，为什么不能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来统领？不论怎么说，也轮不到何敬之！”
戴传贤冷笑道：“冯先生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焕章尚在南京，应该由他主持军事！”
冯玉祥愣了一下，也没退缩，说：
“那又怎么样？”
戴传贤摇了摇头，脸上浮起了怜悯的笑。有意顿了一会儿，才说：
“且不说副委员长犹美国的副总统，只是一种陪衬，根本没有赋予实际的权力，只能与其他常委等量齐观；即使把部队交给你，八十万中央军你指挥得动吗？”
冯玉祥脖子一挺，说：“如果中央假以节钺，没有什么指挥不动的！”
何应钦正襟危坐，任冯玉祥、戴传贤吵了一个钟头。
后来，陈公博站起来插到两人之间，劝解了一番。说这只是个碰头会，怎么能算数呢，不合程序嘛；应该尽快到中央党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才是。
冯、戴两人不吵了，大家也接受了这个建议。派人通知在京的中央执委、监委和各部院长官，一起到中央党部开会。
此时已是深夜12时。
中央党部大会议室，电灯全部打开，照耀如同白昼。屋内坐了一百多位大员，绝大多数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见坐在前面半尺高讲台上的戴传贤、何应钦、冯玉祥等十几位首脑人物一脸严峻，暗暗纳罕，禁不住交头接耳起来。
戴传贤一副最高领袖的样子，吩咐何应钦宣布会议内容。
何应钦站到台口，调整出一副悲天悯人的嘴脸和沉痛的音调，宣布西安事变的消息，说委员长蒙难，未卜生死。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继而一片涕泣之声。
何应钦指出，此刻不是抒发感情的时候，应该尽快商量一个应变方案，以稳定局势。接着，称“应钦”等人与委员长的生死兄弟戴院长、党国元老居院长、委员长世侄果夫陈部长“一致商定”，主张讨伐叛逆，拿办张、杨。
没等他讲完，冯玉祥就起而反对。
李烈钧待冯讲完，马上站起来支持，反对何应钦、戴传贤等人的主张。
接着，朱培德发言，认为“季陶的意见，很有道理”。
吴稚晖更是声嘶力竭，叫嚷非打不可。
双方陷入了激烈的争吵，把何公馆的那一幕搬到了中央党部来。会场一片混乱。
争吵持续到次日凌晨3时，仍没法作出定案。
后来，戴传贤又跳到台前。不顾已然惨白的脸色和发软的四肢，再次作长篇发言。这位才子透支着精力和才气，讲到得意之处，渐渐又向吸食鸦片一样，亢奋起来。由春秋谈到两汉谈到宋明，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深深吸引住了会场。他说，明朝英宗皇帝曾被异族首领也先所率大军俘去；明王朝后方临危不乱，毫不妥协，组织大军征讨得力，以强大的实力威压，终使明英宗得以回来。项羽囚禁刘邦父亲“太公”；刘邦不为屈服，坚持拥大兵对抗，结果“太公”安全回来。
他情绪激昂，脸色由惨白而变得潮红，大声叫嚣：现在委员长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那样的话，我们还去和叛徒妥协求和，岂不是白白地上了叛徒的当；以后何以申大义讨国贼？若是委员长尚安全无恙，我们用赎票的方式将他救出来，他回来后将何以统率三军，领导全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我们居然不懂：一条蛇，你要使它不能伤害你，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扼住它的“气寸”（脖子）！也就是说，只有把张、杨的生命掌握在我们的手里，至低限度也要使他们的生命受到我们的严重威胁，委员长的生命才可保无虞。因此，我们一定要镇定，不可动摇，迅速大兵压境，去威胁、掌握张、杨的生命。
他挥动手臂，呼吁马上作出讨伐的决定。
戴传贤不愧是才子型的理论家，这番引古喻今的话，很快就使主战派占据了上风；加上他与蒋介石亲如手足的关系，使大多数游离中间态度的人倒向了他们一边。
这个时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站起来，建议等孔祥熙和宋美龄回京，再一起商量。又说，还是持重一点好。
戴传贤根本没把这个西山会议派骨干、现任空头主席放在眼里。睨视之下，指着林森说：
“林主席，你且请坐。局势倏忽万变，今晚中央还不能确定讨伐大计，明天全国将会大乱！”
何应钦又跳到台前，用威胁口吻透露，黄埔师生有数百人轮番找到他，警告要是再不发出讨伐令，他们将率部自由行动，奔赴陕西杀贼。这种情况一旦出现，我们将何以善其后？说最后一句话时，一反常态，声音之高达至嘶裂。
吴稚晖在别人扶持下，也爬上台去。只见他老眼圆睁，白发颤抖，无齿的瘪嘴开阖了一下，终于疯狂地吼出了一句话：
“同志们，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赞成兵发陕西的请鼓掌！”
他和台上的戴传贤、何应钦率先鼓掌。引发了台下的掌声，訇然一片，淹没了全场。
戴传贤提议，张学良、杨虎城撤职查办；何应钦统帅军队，主持讨伐事宜。
又在何应钦建议下，党国一应大事，由戴院长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名义召集大家商议。
谁都明白，名为“召集”，实际上无形中将会取得主持工作的权力。
会后，何应钦立即开始调动军队，向西安、潼关、兰州一带运动。
在戴传贤的提议下，于右任以“西北宣慰使”名义，北上进行分化活动。 于右任是杨虎城的老上司，有恩于杨；杨一向也很敬重他。此行或可奏效。（全文摘自花城出版社所出温靖邦著《虎啸八年》）「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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