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岂能无视事实
李洁非先生：
你好！
我从《传记文学》今年第6期的关于作家浩然的专题上，读到了你的长达16页的论文《浩然：一个曾经的文学缩影》。该期刊物的这一专题共有5篇文章（另附有浩然生前致友人的书信15封），你的文章不仅被置于该专题的首篇，而且是该期刊物的头题，可以看得出编辑部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甚至使人猜度搞这么一个专题，目的就在于推出你的这篇平时不太方便安排的文章。你的这篇文章不是评论浩然的某一部作品，而是试图对浩然一生的创作来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全面审视与总结，进而对以浩然为代表的“工农兵作家”群体进行意在否定与贬低的评判。遗憾的是，读过你的文章后，我发现你对浩然及其作品缺乏应有的了解，你的一些观点是建立在想当然的主观臆断之上的，因而往往陷于武断、片面乃至谬误。你笔下的浩然，不是本真的作家浩然，而是一个为了印证你的某些论点而被歪曲和矮化了的浩然。
你说的“浩然只读过很少的书”，是一个无视基本事实的伪命题。不错，浩然能坐在教室里心无旁鹜地“稳定读书”的时光，可能也就三年半。全国政协委员的档案资料里，他在“学历”一栏填写的是“高小”。但“学历”的高低与读书的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学历”与“学力”和“学问”，不是一个概念。虽然家境贫寒使他没有条件读完大学，获得一个高级文凭和“知识分子”的尊贵身份，但从小就是“书迷”的浩然，在被迫辍学后，于艰难的环境里，一直没有停止对知识的渴求。他在自传体小说中，以及散文《书迷》中，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痴迷读书的情景，有生动的记述。像《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十粒金丹》《济公传》《封神榜》《水浒全传》《二度梅》等古典名著和张恨水的《啼笑姻缘》，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等现代小说，都是他少年时代或购买或想方设法借阅的。参加革命工作后，特别是1949年17岁树立起当一名革命作家的远大抱负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参加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和省团校的学习。正如他回忆的那样：“我起早贪晚地一边自学文化，一边练习写作。10年间，我不仅读完中学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课本，还读完大学专科的主要课程，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艺术修养。”（浩然：《〈苍生〉是怎么写出来的》，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22岁成为《河北日报》记者后，他仍然坚持自学，“学完高中的语文、历史、地理课程之后，我又选修中文方面的课程：巴人的《文学初步》、苏联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陆沅君的《中国文学简史》、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等。我一面读史，还一面把史中提到的重要作品找来读。以古典小说为例，我逐朝逐代的读作品，从汉魏六朝到明清民国小说，凡解放后重印了的，绝大部分我都浏览了一遍。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我也比较认真地思考过，名家的代表作无一例外都细读过。……凡是写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大家，不论其是老手还是新秀，只要见到他们的作品出版，把吃饭的钱拿出来也得买……”（浩然：《对自学的同志说点真情话》，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从十七岁到三十四岁‘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我没有在半夜十二点前上床休息过，没有睡过一个午觉，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学习和写作上。”（浩然：《搞创作就像搞建筑》，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即使病倒在床上，也要读书自修、翻阅笔记，或闭着眼睛琢磨怎么写、怎么写得更好些。”（浩然：《写农民，给农民写》，见《浩然研究专集》））原河北省蓟县宣传部干部培训班支部书记赵峰在接受北京电视台《浩然传奇》摄制组的采访时，回忆起50年代初的浩然，曾说：“浩然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来，参加文化补习班。这个人勤奋好学那是真的，见着书就没够！……那时一个县就一家新华书店，他利用午休时间到书店，趴在柜台上就看书，每天如此。”
关于浩然的读书情况，他在历年来的创作谈中多有提及，像《金瓶梅》《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都是他的最爱。他读过《诗经》的三四种注释本和译本，一部《聊斋志异》他读了五六遍。现代作家中，他对鲁迅、萧红、赵树理、柳青、孙犁、马烽、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魏巍等前辈作家的作品非常推崇；郭小川、贺敬之、张志民、李学鳌等人的诗歌他也很喜爱；对于同时代作家管桦、方之、吉学沛、谷峪、张峻、李凖、刘绍棠、从维熙、玛拉沁夫、刘真、张长弓、杨啸……等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也很关注与喜爱。新时期以来，对比他年轻一些的文坛新秀金河、张一弓、何士光、路遥、成一、陈忠实、王滋润等的作品也很看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悠悠数十载，一边练笔一边补充文化知识，“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朝着理想目标追赶的脚步。”（浩然：《再往前奔一程》，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
你在《浩然：一个曾经的文学缩影》一文中说：“我专门注意了他的读书情形。他最爱读的，是中国旧小说；成为作家后，比较留心同时代本国其他作家的作品；外国文学阅读情况几乎没有提及……这便是他全部的腹笥。”是真的“专门注意”了吗？从哪些地方“注意”的呢？为什么“注意”了却没有发现应该发现的东西？单说外国文学吧，浩然1985年1月在《回复青春文学院的提问》一文中写道：“在长篇方面，我喜欢法国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 葛朗苔》和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艰难世事》。短篇方面，我喜欢印度普列母昌德的作品和保加利亚埃林·彼林的作品；前者的长篇《戈丹》描写农村生活的部分也因其高湛的艺术性和生活的真实感使我折服，爱不释手。法国莫泊桑的名著我也喜欢。（见浩然著《小说创作经验谈》）他1988年12月还应邀为《外国文学评论》杂志的“我与外国文学”专栏写过一篇心得体会文章《我常到那里遛遛弯儿》。文中提到50年代初期，他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是苏联文学，“陆陆续续地读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不过是爱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海鸥》《斯大林时代的人》《真正的人》等，还有我当时最为喜欢的尼古拉耶娃的《收获》。”（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他说，1956年调到北京后，阅读条件大大改善，这期间本应该为自己打开四面窗子，迎接八面来风，但因为时代的原因，主要还是接触的苏联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认识了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契科夫等名家。他还特别提到，1962年动笔写《艳阳天》之前，他意识到应该看看外国作家写外国农民的小说，以便作一番比较，对自己认识中国农民一定会有益处。于是浏览了不少这类作品。“奇怪的是，从30年代到50年代被一些权威吹得天花乱坠的几位写农民的圣手的作品，读来都有些隔膜，不能共鸣，甚至于读不下去，更谈不上吸收与借鉴。相反，有两位不为权威们推崇和看得起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倒偏偏吸引了我。一位是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一位是印度的普列母昌德。读着他们的作品，既陌生，又觉得熟悉和亲切；既新奇，又能引起联想和深思。他们是真正了解农民、钻到农民心里的作家，决非是那些冷眼旁观农民的作家，也不是那些站在高高的位子上，用同情心为农民唱颂歌或唱悲歌的作家所能相比的。埃林·彼林两千字左右的《安得列什科》，或随便举出一篇，像《迟收的田地》，像《在犁沟上》这样的小说，对我心灵的震动、赐予我的艺术启迪，比屠格涅夫一大厚本世界名著《猎人笔记》要大得多、多得多！拜读过普列母昌德的短篇小说选和长篇《戈丹》，我激动不已，由此及彼地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理解，增强了描写反映正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的中国农民的激情和信心。”浩然还说，他的小说篇篇部部都是“土”味十足，他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外国的‘洋’东西应该学习和吸收，但要土洋结合，用‘土’把‘洋’融化掉，而且不留痕迹。”（见浩然著《泥土巢写作散论》）
木弓说：“读《艳阳天》，我是非常震惊的。因为这部最具时代精神的长篇巨著中居然看不到中国文人文化影响的痕迹，也看不到西方哪怕古典知识分子文化影响的痕迹，只有彻头彻尾的充满民间文化的泥土气息，仅此一点，就值得我们刮目相看。”浩然的“以土融洋，不留痕迹”的创作理念和实践，比起当今某些食洋不化、食古不化的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如果有人因为浩然的作品“土”味十足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没读过外国文学作品，只能说明他们的浅薄和无知。
诚然，浩然也曾说过，他在补习文化和初学写作的阶段，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相对较少，后来，他有意识地弥补这一欠缺，以增加自己的艺术修养。但即使那个历史时期，他也是读了一些外国文学名著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专门电话访问了自50年代初就与浩然交谊甚深的老作家杨啸，请他谈一谈他所了解的浩然的读书情况。杨啸先生认真地解答了我提出的问题，特意写了《浩然读过哪些古今中外名著》一文（点击进入链接）。据他回忆，当年浩然读过的名著，仅外国文学就有60部之多（这肯定是不完全统计），比如意大利薄伽丘的《十日谈》，俄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苏联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法国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集》，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短篇小说选》，苏联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美国马克·吐温的《中短篇小说选》、儿童小说《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美国的《奥亨利中短篇小说选》，苏联儿童小说《白比姆黑耳朵》，西班牙小说《三角帽》和《小赖子》等等。
浩然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也是他新时期以来受到非议的缘由之一。你把这归咎于他“读书不足”，缺乏辨析能力。那么请问，创立了阶级斗争学说的马克思、恩格斯，也“读书不足”吗？把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也“读书不足”吗？事实上，浩然60年代的《艳阳天》超越了早期侧重写“新人新事”的局限，而强化了阶级斗争，并不单是“文件指引”和“领袖号召”的结果。早在1959年，著名文艺评论家巴人（王任叔）就在《人民文学》发表文章，在称赞浩然的才华并对他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给予热情肯定的同时，也指出其在思想和艺术深度上还存在不足，并把这种不足归咎于没有侧重表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巴人说：“新农村的新面貌的出现，新人物的成长，决不是偶然的，是经过剧烈的艰苦的阶级斗争得来的。……而在《喜鹊登枝》这个集子里，我们看不到这一具有根本性质的斗争的生活面貌。……即使我们的新农村已经经过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集体所有制已成为不可动摇的经济基础，但人们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未必就此熄灭。新和旧、前进和落后的斗争有时还多半植根于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上。”（巴人：《略谈〈喜鹊登枝〉及其他》，见《浩然研究专集》）巴人进而指出：“社会的新风气和新道德能够培养新人物，但这个新风气和新道德却是从艰苦的斗争，尤其是从改变社会性质的阶级斗争中得来的。”（同上）难道像巴人这样著作等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也“读书太少”或“精神资源单薄”吗？
你说“重读《艳阳天》，是一个糟糕的经历”，认为“马立本这个人物，也忠实地传达了‘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要点，即，阶级性是一种遗传基因，‘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即使一万年之后也不会改变”。这是你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歪曲。这个说法，既没有任何理论依据，也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即“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表现。”“出身无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据我所知，你的这个说法，是源于“文革”中红卫兵组织“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个口号或曰对联，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联动”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组成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们提出的这个张扬封建血统论的错误口号，显然意在维护家族的利益，显示自己尊贵的血统。“联动”的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文革”整肃“走资派”的大方向，他们疯狂武斗，凌辱知识分子包括他们的老师的行径不得人心，在当时就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和批判。《艳阳天》中不仅没有写什么“阶级敌人的子女必然也是阶级敌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浩然在书中最反动最凶恶的阶级敌人马小辫的家里，塑造了一个不反对革命、经过曲折的矛盾斗争，最终投入革命营垒的地主儿子马志德和他的妻子李秀敏。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样，在《金光大道》中，浩然也写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女孩巧桂，而她的父亲正是书中的主要“反派人物”张金发。
你的文章中，还有一些明显似是而非的观点，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和辨析。比如，你认为“《艳阳天》大概还是全中国最早以反映农村阶级斗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就不符合实际，《艳阳天》担当不起“这一历史地位”。只要略具中国现代文学史常识的人，就应该知道，比《艳阳天》问世要早得多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不都是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吗？
没想到这封信会写这么长，秉笔直书，不揣浅陋。不妥之处，还望海涵和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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