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关于诗歌发展道路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德述 王凤娟
为了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中国诗的出路”50周年，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成都市社科联、成都市文联、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联合组织，于2008年12月24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纪念毛泽东关于诗歌发展道路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学术研讨会的，有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和毛泽东诗词爱好者150多人。大会共收到文章75篇，创作诗集或刊物8部。
12月25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中共四川省委党校举行。成都市社科联党组书记程显煜同志主持会议；成都市委宣传部何华章部长致开幕词；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同志代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同志出席会议，宣读逄会长的贺信并发表讲话；接着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火任研究员以及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陈德述教授分别以《中国诗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和《毛泽东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作了主题发言；会议围绕着“中国诗的出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小组讨论。26日上午，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梁红同志主持大会发言，陈德述教授对大会研究和讨论的成果作了总结，最后梁红副主席致闭幕词，会议圆满结束。
从收到的论文和小组讨论的情况来看，这次研讨会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 第一次对毛泽东关于“中国诗的出路”理论进行专门的、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和阐述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自1994年成立以来，召开了八届年会和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但以“中国诗的出路”为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和和讨论还是第一次。基于“中国诗的出路”问题意义重大，成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倡导召开这次会，并作了认真的论文准备，收到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分别谈了自己的认识。
陈德述《毛泽东中国诗歌出路的理论为民族新体诗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的文章，从四个方面对“中国诗的出路”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和论述：第一，民歌在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如何继承古典诗词艺术传统。第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赋予诗崇高的审美理想；第四，是民族新体诗歌的地位。陈德述的这个主题发言，得到与会者充分肯定和认同，从而深化了对“中国诗的出路”理论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它理论的正确性和创作的导向意义。
同时，西南大学胡国强教授也说：“毛泽东的诗论为中国诗歌发展繁荣的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顾效荣也说：毛泽东“中国诗的出路”的论述是“民族新体诗歌的指路明灯”等等。高云梧同志的文章也对“中国诗的出路”的意义进行了探索。苏文聪同志在与丁国成进行商榷的文章中，联系《中华诗词》的具体情况对“中国诗的出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与会者认识到，研究毛泽东的诗论，特别是“中国诗的出路”的目的是为创作实践服务的，是要解决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问题，因此，既要做进行理论探索，又要开展创作实践，应该做到双丰收。
二、 第一次把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探索的重点从鉴赏毛泽东诗词转移到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的方向上来
这次会议，与其他会议仅仅从理论上进行探讨不同的是：把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进行学术讨论。这一点得到何火任常务副会长和与会者的充分肯定。如丁毅在《毛泽东对民族新体诗歌的期待与贺敬之的初步探索》中指出：“民族新体诗歌是毛泽东期待中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是要靠诗人的创作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于是丁毅用贺敬之的创作实践来回答了毛泽东的期待，把毛泽东新诗观与实践创作结合起来；熊炬在《论贺敬之新体诗》中对贺敬之的新体诗歌的体进行了解析。
为了从实践上说明“中国诗的出路”理论的正确导向性，会议专门印发了国家一级作家、诗人萧蒂岩的诗集《神女惊梦》。萧蒂岩从1958年开始，就自觉地以毛泽东“中国诗的出路”的理论为指导进行创作，获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小组会上朗诵了《毛主席呀爱藏族》和《高山赋》，与会者都很受感动！
诗歌是时代的心声，人民内心情感的抒发。王琳教授的《从5·12的地震诗歌看新诗的发展走向》和姜福远的《汶川地震诗歌现象以及启示》等等文章对地震诗歌进行分析研究，备受与会者的高度关注，充分说明了时代需要民族新体诗歌。他们还从地震诗歌的特征中，看出“地震诗歌是一次新诗的突围”，并总结出对民族新体诗歌发展的若干启示。
新的时代需要合乎时代要求的政治抒情诗。王凤娟的《从<唱响中国心>看当代政治抒情诗的新特点》指出：50—60年的政治抒情诗是以“阶级斗争”为主题，新的时代的政治抒情诗应该以“人文关怀”为主题，就是要关心人的生存与发展。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唱响中国心》的特点，展示新时代诗歌创作的多样性。
三、第一次把毛泽东的新诗观放到中华民族文化视野中去研究，揭示出“中国诗的出路”理论的文化内涵和深度
毛泽东“中国诗的出路”的第二条就是“古典”，说明了新体诗歌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研究“中国诗的出路”不能孤立于中华文化之外来研究。这次讨论会不少学者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拓展和深化了毛泽东诗论的研究领域。
陈德述主张：必须要把古典诗词特别是格律诗词放到中国文化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中去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华古典诗词的美学内涵，也才能深入理解毛泽东“中国诗的出路”的内涵。他指出：格律诗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形象地表现了“天人合一”，“阴阳互补”、“义寓象中”这样独特的中国哲学思维。第一，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是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是讲天人相亲、天人同一、物我浑然，消除天人之间的绝对界限。所以诗词中的“物即我，我即物，物化于我心，我心化于物”，从而到达“物我平等，物物和谐，物各自然”的艺术境界，这正是“天人合一”思想在审美意识中的表现。第二，律诗中的平仄对仗，除了决定于汉字特殊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阴阳互补”的哲学思想的艺术表现。“阴阳互补”是讲在阴阳的对立中求得统一、协调与和谐。如果我们把“平”定义为“阳”，把“仄”定义为“阴”的话，那么平仄的对立、对应，达到音调的互补与和谐，正是阴阳互补的哲学思维模式。《周易》中的相错卦之间的对应与和谐，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三，律诗“托物寓情、借景抒情”，情寓象（意象）中，情寓境（意境）中，正是《周易》“义寓象中”的诗词艺术的表现。由此，“律诗”，“这种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更不应该“应予以摒弃”，而是应该继承与发展，这正是“第二条是古典”的真谛之所在。
魏红珊博士在《毛泽东的新诗观与民族文化认同》中指出：“毛泽东关于中国新诗的出路及发展方向的思考，核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诗歌的民族化问题。实际上是关乎新中国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建构、以什么为基础建构、为何要如此建构的问题。新诗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也为中华民族建立了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因此，新诗作为民族叙事和国家想象的方式，它为20世纪中国试图寻找、建构和获取的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和新的民族性。毛泽东的新诗观则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性表达，对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文学性想象，它展现着现代中国对民族身份和印记的一种自我认同。”魏博士的这一论述，深化了对毛泽东新诗观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曾平副研究员也为之专门撰文：《毛泽东新诗观的民间立场和中国文化本位立场》，她指出：“毛泽东对‘古典’的强调，其实就是主张新诗应该充分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放，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位立场，通过创造性地吸取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精髓，赋予新体诗独一无二的中国风味、中国气韵、中国神采；而毛泽东对学习‘民歌’的强调”，是换一种方式强调新体诗的大众化、民间性，促使新体诗真正与现实人生、民众生活、时代精神紧密结合。
总之，把毛泽东的诗论放到中华文化深厚背景去研究是完全正确的、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方法，对深入研究毛泽东的新诗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明确揭示了民族新体诗歌是对中华传统诗词的继承与创新
毛泽东的新诗观不是中华诗词文化的“异己”之物，更不是泊来品，而是中华诗词理论的发展，而民族新体诗歌是这一新诗观指导下的必然产物，是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发展。
龙树准在《民族新体歌诗是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一文中，十分详尽地探索了民族新体歌诗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他说：“纵观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诗和歌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无论是哪种诗体”，其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规律，那就是“诗从歌而发生，诗为歌而兴起；诗载歌而流长；诗离歌而失众；诗再歌而复兴。”他还指出：任何一种诗体都有“始盛终衰”的过程，不同的时代有新的诗体取代旧的诗体；新的诗体是对旧的诗体的继承与创新。他着重从对古典诗词的基本特性、诗体、艺术表现手法、韵美、遣词造句以及传播手段等六个方面分析了“当代新体歌诗”对“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创新”。为此，要发展民族新体诗歌应该从当代歌诗中去吸收养分。
罗洪深、杨天琼也撰文论述“民族新体诗歌是古典诗词的继承与发展”，他们认为，古典诗词是在民歌的基础发展起来的，民族新体诗歌要从当今新民歌中吸收时代的养分，表现新思想、塑造新形象、选择和提炼新的诗语、创造新的意境，继承古典诗词的艺术精华并加以发展，使之成为时代需要的、人民大众欢迎的新体诗歌。
五、对什么是新体诗歌以及新体诗歌的地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为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何火任副会长特地以《中国诗歌的出路：从“新诗”到“新体诗”歌》为题，作了主题发言。他说：“中国诗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从五四新诗也有90年的历史了，当然诗歌理论探讨也有90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探讨的道路上，这次会议具有回顾总结的性质，思考中国诗歌将会怎么发展呢？我的发言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一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五四新诗；二是，梳理新体诗的探索历程；三是，新体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的趋势；四是，不要误读毛泽东关于新诗主体论。”何会长的主题发言得到与会者的充分认可和肯定。
这次研讨会贯穿一个基本的思想与精神，就是企图在理论层面和创作层面上回答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民族新体诗歌的地位问题以及如何发展民族新体诗歌等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对于有人否定民族新体诗歌的主体地位的问题，有的与会者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毛泽东诗词到底是新体诗还是旧体诗呢？学术界有人认为是旧体诗，有人认为是新体诗。何火任在其主题发言中认为，毛泽东诗词是“旧体形式的新诗。”张朝勇的《谈毛泽东诗词的新体诗特征》，对毛泽东诗词作品从题材、语言、艺术风格、写作动机、表达感情、对传统的继承上六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定毛泽东诗词是新体诗歌。探索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想回答长期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新体诗歌有没有体？它的体是什么样子。当然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创作实践的问题。
第二，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它与“新诗”有什么区别？它的体式是什么？什么是民族新体诗歌？许多人都从它的特征和内容方面来探讨，如陶美传在《学习毛泽东诗论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一文中说：他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去思考，什么是民族新诗歌的思路就“明晰”了。他认为：第一，民歌与古典相结合；第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第三，精炼，不要太散漫；第四，有韵，押大致相同的韵；第五，要用形象思维，要用比兴手法。即是说具有以上特点的诗歌就是民族新体诗歌。
关于“新诗”与“新体诗”有何区别的问题，有人认为“新诗”是指自由的欧化体诗；“新体诗”是指古典与民歌相结合而产生出来新诗。何火任会长则认为，“新诗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新诗是指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相结合的诗。广义上的新诗是指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内容的诗歌，不计较形式上是新体还是旧体。”他还说：“我认为应该将五四新诗更名为‘白话自由体新诗’，简称为‘新体诗’，也是从形式方面来讲的。”他特别强调：“‘新体诗’与‘新体诗歌’是不同的，1958年毛泽东关于中国诗出路理论以及1965年给陈毅的信中有关新体诗歌的论述提出以后，新体诗加上民歌的成分成为‘新体诗歌’。中国诗词的大体脉络是从古典诗词到新诗，再从新体诗到新体诗歌的大体发展历程。”
关于新体诗歌的体式问题，与会者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各自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如熊矩分析了贺敬之诗歌后认为有五种体式：一、新民歌体；二、新信天游体；三、新马（马雅可夫）体；四、古典、民歌与新诗三结合的新体诗；五、新古体诗。又如何火任说新体诗还没有完全定形，处于理论探讨期，他认为有：一、自由体新诗；二、格律体新诗；三、民歌体新诗；四、新古体诗。再如龙树准则认为民族新体诗歌有七种类型的诗体：一、纯白话体，如《孩子，来生我们一起走》；二、民歌型，如《好汉歌》；三、仿《诗经》型，如电视电视连续剧《如此多娇》的主题歌。四、离骚型，如李叔同的《朝阳》；五、仿古风体，如闻一多的《死水》；六、仿律绝型，如台湾电视连续剧《几度夕阳红》的主题歌；七、仿元曲型，如故事片《红楼梦》的插曲《分骨肉》等等。
第三，民族新体诗歌的地位问题。苏文聪、郭诚等，针对《中华诗词》2008年第3期发表的丁国成先生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苏文聪说：毛泽东“中国诗的出路”的论述，“给中国诗歌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使中国诗歌的革新、创新和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毛泽东说新体诗歌不是欧化的新诗，而是指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三结合”，这样“三结合”诗歌，即是具有民族性，又具有时代性和大众性的新体诗歌，这才是今日中华诗歌的发展方向，新体诗歌可以休矣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郭诚认为，“过去文艺界中谁是主体，是自然形成的，由后人归纳总结而提出。今天来评论有无主体？谁是主体？没有多大的必要，并且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利。我希望所有文艺种类、体裁、流派、风格都能有许多精品出现，都能很好地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相互也不能替代。”胡国强认为，今天的诗坛应该是新诗、新体诗歌、古典诗词争相繁荣，不要限制它们的发展。
陈德述认为，民族新体诗歌为主体是当今中国诗歌的现状和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说的新体诗歌是民歌、古典诗词和外国诗歌元素相融合、相综合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诗体。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都有反映自己时代特征的诗歌。中华传统诗词是中华农业文明的产物，今天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应该有反映这个时代特征为主的新体诗歌。时代的变化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变化、交换方式的变化、分配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交往方式的变化、文化观念的变化、价值观念的变化、审美意识的变化以及语言的变化，以新体诗歌为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主”与“次”是相对的，“主”是对“次”而言。以新体诗为主，同时也有旧体诗；有民族新体诗歌，也有引进的欧式诗。一元主导下的多元的并存，不只是诗词文化，也是一切社会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任何人不能拔苗助长，任何人也阻挡不了它的前进。
六、对旧体诗词如何进行改革以及如何发展与如何创新民族新体诗歌提出了看法
万文武以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为例来说明“毛泽东关于词体革命的重大意义。毛泽东的这首词清楚明白，很有力量，有诗美。就词的豪放风格来说，已经超过了苏轼。现在许多人没有认清毛泽东诗词的革命意义，还停留在历史价值层面上。写词也仍然走的旧词的老路子，很少革新的气象。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诗词理论以及创作实践，已为我们铺开了一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大道，许多人不去走这条大道，仍然在过去的小路上徘徊。万文武说，“现代人要写词，最好走毛泽东为我们开出的这条用白话来进行创作的路子”，也就是要走毛泽东诗词创作之路，才合乎时代的需要。
要沿着毛泽东开辟诗词创作之路前进，就必须要对旧体诗词进行改革。苏文聪说，毛泽东虽然曾说过，旧“体诗词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个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格。”但是要有个条件，必须要进行改革，要发展才有生命力，不能因为“一万年也打不倒，不讲改革发展。如何做到要发展要改革呢？苏文聪说，”这是一个从诗的内容到形式，如何继承与创新，如何增强诗的学养，提高诗的艺术水准，以及如何体现时代性与人民性等等方面均须全面考量的“系统工程”。苏文聪具体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意见：首先，着力提倡使用新声新韵；第二，促使旧韵逐步向新韵过度；第三，遵守格律但不为格律所束缚；第四，要从民歌中吸收养分和形式；第五，要作今诗，古典绝不要，等等。旧诗词欲“一万年打不倒”，就要毅然面向新时代，求得新的发展。
要发展民族新体诗歌，不但对旧诗词要改革要发展，还应该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为此，王国钦提出了“度词”这一体式的设想。“度词”在当代诗词创作中，是许多诗友所认同、所实践、所推崇的创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叫“度词”？王国钦说：符合中华诗词传统的语言规范和修辞习惯，基本符合中华诗词的平仄规律，必须注重作品内在的声情与神韵。而其形式，则是自由的自制长短句——句式组合自由，体式长短自由，用韵宽严自由；不受律诗句式之局限，没有词曲谱调之约束，但却有词的潇洒与灵活。要而言之：似词却不是词，形似而神益似。它既要借鉴中华诗词在词语、音韵、平仄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也要接受当代新诗在语言、意象、技巧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它承担着新诗与旧诗之间的回归、发展、扬弃、合拢等重大的历史任务。王国钦还说，要进行“度词”创作，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功底和诗词修养，首先必须在懂平仄、懂对仗、懂声韵的基础上，才能创作出声情并茂、音韵俱佳、为人喜爱的“度词”来。王国钦还提出“新词”这个概念。“新词”是一种新品种，是由当代诗人使用新声韵创作出来“度词”新品牌。“度词”只局限于旧声韵，这与现在流行的普通话和语言发展的现实不协调，有距离。如果能够创造出一种可以使“语言形式”、“声韵平仄”和“思想情感”形成“三位一体”的全新方案来，岂不是皆大喜欢吗？
与会者反映，这次研讨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内容丰富，很受启发，明确了今后的方向，会议获得了成功。
2009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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