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暨小说《钢城》研讨会资料汇编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
2011年10月
目 录
一、鲁迅简历
二、毛泽东同志论鲁迅
三、鲁迅语录
四、发言稿
1.李定凯:纪念和学习鲁迅的几点感想
2. 付欣雨:朗诵风雨如《诗三首》
3. 赵剑斌:关于长篇小说《钢城》的写作和反响(代后记)
4. 韩西雅:一曲中国工人阶级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英雄凯歌 (序)
5. 陈寒鸣: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看赵剑斌小说《钢城》的
意义
6. 肖衍庆:文艺怎样高于生活
7. 郭松民:“国有情结”工人是国企最强有力的“守护神”
8. 孔庆东:这力量是钢!(序)
9. 左大培: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长篇力作(序)
10. 陶 冶:浅评赵剑斌及其书稿《钢城》
11. 范正美: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历史经验
五、资料摘编
1. 介绍鲁迅资料前言
2. 郭沫若: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3. 《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4. 网文:毛泽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5. 网文:鲁迅到底伟大在哪里?
6. 网文: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一、鲁迅简历
(半年表式)
鲁迅(1881.9.25——1936.10.19),本名周樟寿,字豫才,又名树人, 1881年9月25日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一个周姓大家族。父亲是秀才;母亲姓鲁,以自修达到能看文学作品的程度。六岁入私塾学习。1883年(光绪十九年)十二岁时,祖父因事下狱,从此家道中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十五岁时,年仅三十七岁的父亲病故。
因家中无钱,不得不寻找不用学费的学校。于是到南京考进水师学堂,开始接触新的思潮。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十八岁改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二十一岁,矿路学堂毕业,由江南督练公所派往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二岁,开始为《浙江潮》撰文《斯巴达之魂》等多篇。又有译本《月界旅行》出版。
1904年(光绪三十年)二十三岁,决定改学医,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二十五岁,中止学医。回到东京,从事文艺运动,撰写论文,又作翻译,希望以文学改变国民精神。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二十七岁,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赞成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主张。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多篇文章。
1909年(宣统元年)二十八岁,出版选译的《域外小说集》。因母亲生活困苦,于8月回国省母;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宣统二年)二十九岁,任绍兴中学教员与监学,本年前后辑录完《古小说钩沉》。
1911年(宣统三年)三十岁, 十月十日 湖北新军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1月绍兴光复后,任山会师范学堂监督(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是冬写成第一篇小说《怀旧》。
1912年(民国元年)三十一岁,年初应蔡元培之邀到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5月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8月任教育部佥事①。
1913年——1917年(民国二年至六年)三十二岁至三十六岁,继续在教育部任职。公余编校《后汉书》、《嵇康集》,研究与刻印佛经。
1918年(民国七年)三十七岁,五四运动前后,站在反帝、反封建的最前列,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5月发表了猛烈抨击封建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刊于《新青年》杂志,开创了中国新文学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开始用鲁迅笔名。九月起,陆续在该刊上发表短评,因而树敌渐多。张勋复辟时曾愤而离职,平定后乃返部。
1919年(民国八年)三十八岁,迁家至北京。发表小说《孔乙己》、《药》。
1920年(民国九年)三十九岁开始,陆续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师、世界语专门学校等校的讲师。发表小说《明天》等。
1921年——1924年(民国十年至十三年)四十岁至四十三岁,1921年12月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小说《阿Q正传》,还有《故乡》、《补天》、《呐喊》、《祝福》等,出版《中国小说史略》,并创办《语丝》周刊。
1925年(民国十四年)四十四岁,因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大,被章士钊违法免去教育部职务。发表小说《长明灯》、《伤逝》、《离婚》等。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四十五岁,恢复教育部佥事职务。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三一八”惨案后受北洋军阀迫害而避难。印《华盖》集、《彷徨》、《小说旧闻钞》、《汉文学史纲要》、小说《奔月》、《眉间尺》等。
因段祺瑞将先生撤职并欲逮捕之,乃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 文科 教授,因又与校长 和几个 教授有冲突,乃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四十六岁,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教务长兼 文科 教授)。“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广州亦屠杀逮捕学生,先生营救学生无效后,乃愤然辞去中山大学职务。10月回上海,想以译作谋生,并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印发散文诗集《野草》,编篡《唐宋传奇集》。在上海与许广平结婚,两年后生海婴。主编《语丝》,曾应邀赴暨南、复旦等大学演讲。
1928年—1929年(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四十七至四十八岁,主编《奔流》,翻译《苏联的文艺政策》,出文集《坟》、《朝花夕拾》、《而已集》、《科学的文艺理论丛书》,译本《文艺与批评》等;组织“朝花社”,与柔石等合编文艺书籍与木刻集《艺苑朝华》。
1930年(民国十九年)四十九岁,《萌芽月刊》出版,翻译《毁灭》、《十月》,是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不顾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共领导下,和其他革命文艺战士一起,同国民党反动派御用文人及其他反动文人、反动文学进行不懈斗争,粉碎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因而受到通缉,其1926年以后的译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禁止。
1931年(民国二十年)五十岁,被迫避难一段时间。在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发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作家。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五十一岁,“一二八”事变发生,寓所受日军炮火威胁。编《三闲集》、《二心集》,翻译苏联作家短篇小说集《竖琴》及《一天的工作》。曾北上省母并赴多所大学讲演。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五十二岁,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执行委员,蔡元培邀先生赴宋庆龄宅与萧伯纳会晤。五月至德国领事馆抗议法西斯暴行。九月参加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并被选为会议主席团名誉主席。编印《两地书》、《鲁迅自选集》、《伪自由书》等。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五十三岁,编《北平笺谱》、《南腔北调集》、苏联木刻《引玉集》等,小说《非攻》出版。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五十四岁,翻译《死魂灵》、《俄罗斯的童话》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印小说《出关》、《起死》等。
先生与部分作家致电祝贺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五十五岁,虚岁五十六。年初“左联”解散后,先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编印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花边文学》等。
因病重,口授《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八月,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痛斥部分人的机会主义谬论。
10月19日 上午5时25分,不幸因肺病逝世于上海。冯雪峰、宋庆龄、蔡元培等牵头成立的以毛泽东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发出讣告,成千上万的各界人士纷纷吊唁。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高度评价鲁迅,并提出若干悼念措施和纪念计划,号召继承先生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总之, 鲁迅 先生除创作大量小说外,从1927年到1935年,还创作了大量杂文,编为《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他还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等进步文学团体;主编了《奔流》、《萌芽》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还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外名画、木刻;并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艺遗产。他的后期杂文,自觉运用马列主义思想作指导,深刻地剖析各种现实问题,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韧性的战斗精神。
先生论著编有《鲁迅全集》(十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日记》及《鲁迅书信集》等。
先生的笔名,除鲁迅外,还有令飞、巴人、宴之敖者,L,L·S,旅沪记者、唐丰瑜、孺牛、子明、燕客、阿法、且介、越丁、旁、洛、齐物论等一百三十多个。
注①佥事(佥音签,qian)——宋、元、明代的文官名,清代废止。其职责是协理政务,总管文牍。民国时曾设立此官职。
本文年表简历根据原七机部《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文学家鲁迅》一书的资料,并参考《中国历史大事纪年》、《简明历史辞典》、《教师手册》、《百年中国实录》、《土地革命战争纪事》等书中关于鲁迅的记载和介绍整理、修改、补充而成。七机部原书中的年龄为虚岁,本文均改为周岁。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 马青柯执笔
2011年10月
二、毛泽东同志论鲁迅
论鲁迅
(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
同志们:
……
我们今天纪念 鲁迅 先生,首先要认识 鲁迅 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 鲁迅 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 鲁迅 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2]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义论》(1940.1)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1940.1)
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1940.1)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
——《反对党八股》(1942.2)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反对党八股》(1942.2)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反对党八股》(1942,2)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在延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在延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们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绝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5)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
——《论十大关系》(1956.4)
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习,用来改造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里,是在创作。
——《同音乐工的谈话》(1956.8)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或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3)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957.3)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957.3)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2)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给江青的信》(1966.7)
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贤人,是圣人的学生。
——毛泽东接见武汉地区座谈会成员谈话记录(1971.11)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请文元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语》(1975.7-11)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水浒》百十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关于《水浒》的评论(1975.8)
三、鲁迅语录
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答托洛茨基派的信》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
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
《漫与》
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怒愤已经够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反而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受兵匪之苦,就是最便的证据,再露骨的地说,怕还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能烧掉甚么呢?
《杂忆》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时代的文学》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象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预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
《杂感》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记念刘和珍君》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记念刘和珍君》
战士死了的时候,苍蝇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chuài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死了,不再来挥去它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
《战士和苍蝇》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说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随感录四十一》
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象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蹋,将遭删刈,直到于死亡而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野草•题辞》
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
《“醉眼”中的朦胧》
无论什么黑暗来防范思潮,什么悲惨来袭击社会,什么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生命的路》
四、发言稿
纪念和学习鲁迅的几点感想
—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纪念 鲁迅 先生诞生13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定凯
(2011.10.16)
今年是 鲁迅 先生诞生130周年,各个阶级、各种人群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以不同的方式评价鲁迅,发表各自的主张。毛泽东同志早在71年前,即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对毛主席的这个论断,革命派完全拥护,反革命派则完全反对,而一些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中间游移不定的人,特别是一些标榜自己为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人们,或者口头上赞成,实际上不完全赞成,或者在口头上和实际上都不完全赞成,他们宣称要重新认识鲁迅,重新评价鲁迅。
反革命派对鲁迅一贯的、公开的肆意歪曲、诋毁和污蔑谩骂,我们且不去管它。革命派对鲁迅的崇敬和遵循,也不大需要一味地重复。在此纪念 鲁迅 先生诞生13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想主要就两个问题谈点肤浅的感想。第一点是,为什么多年来在执政的层面上,一方面表面上仍然维持着共产党在历史上对鲁迅的认识表达,而在实际上却把鲁迅完全地或部分地抛弃了;第二点是,对当今把对鲁迅的学习和研究尽量往象牙塔里装的现象,值得我们高度注意和警惕。
我不是专门学习和研究 鲁迅 先生和他的著作的,我只是一个热爱鲁迅和喜欢他的作品的搞理工科的知识分子,而对鲁迅的热爱完全出自对他的作品的喜欢。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因为毛泽东把鲁迅捧为“圣人”,我们才尊鲁迅这个“神”。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对 鲁迅 先生的评价,对我读懂鲁迅起到了指引方向的作用,就像一个 高明的 老师引导学生如何去读书,掌握其中的要领一样。我是从中学语文课本上开始接触鲁迅作品的,逐步感受到 鲁迅 先生作为一个作家对国家民族无私的责任感,对人民的同情和关心,对历史和现实深邃的洞察力,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及他的博学和高超的写作本领。后来,我就在业余看些介绍 鲁迅 先生生平的文章和书籍,购买和翻看《鲁迅选集》、《鲁迅全集》和《鲁迅年谱》,以求得到精神的滋养和熏陶。正因为我不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所以我的感想可能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语,甚至有错误,请大家理解和谅解。
首先谈第一点感想。在今年纪念 鲁迅 先生诞生130周年的活动中,北京和上海都举行了官方的纪念大会,分别有中央和地方宣传部门的领导人发表了演讲。当然,演讲照例最后还是落到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小康社会”服务。我看了几遍网上刊登的演讲内容,总觉得很少看见鲁迅身上那种特有的对一切腐朽、没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势力不妥协的批判和战斗精神,好像鲁迅的灵魂被剥夺了。联想到在执政的层面上,一方面嘴上说,要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另一方面又把鲁迅的许多文章从中学语文课本中拿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现在的与未来的青少年都不需要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了呢?
据报载,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公布的资料:在201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中,按入选作品篇数或稿费多少排名,老舍占第一位(29篇);后面有金波(28篇)、郭沫若、巴金、曹禺、冰心、叶圣陶、艾青、沈从文、张秋生、圣野、冯志、朱光潜等人都榜上有名,独独“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却不见了踪影。而人教版教科书是目前全国中学选用率最高的教材版本之一。真是奇哉怪也!
2009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来自全国中学的一线语文老师探讨在“新时代如何读鲁迅作品”,有的教师形容鲁迅的作品成了“鸡肋”,认为“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在中学校园里流传着“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于是就把鲁迅的作品从教科书里大量删减掉了。据说理由是:“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现今的学生与鲁迅的作品存在“时代隔膜”。这些“理由”显然是说不通的。如果说有的鲁迅作品文字比较晦涩,难于读懂,难道比《论语》还晦涩,还难懂?何况鲁迅更多的作品是明白易懂的。如果说现在的学生与鲁迅存在“时代隔膜”,难道他们与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老舍、巴金、郭沫若、曹禺、冰心……就没有“时代隔膜”?为什么过去的学生不怕鲁迅的文章晦涩难懂,不觉隔膜遥远?其实,要说有隔膜,那是教材的主管者、编纂者们与鲁迅的革命精神有隔膜,与鲁迅揭露和批判黑暗的鬼蜮世界和鬼魅伎俩有隔膜,他们害怕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刺中他们需要掩盖的脓疮和腐肉,他们需要培养奴才。既然学生有“三怕”,那干脆把读文言文、写作文也取消好了,为什么只在鲁迅头上动刀子呢?出现这样的现象,是与最近二三十年来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告别革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正如网友“锟吾山人”所写的:
“而今天,‘革命家’的身份总遭人嫉恨诬蔑否认,‘告别革命’的今天,‘革命’成了一个不好的词。革命,革命,谁革命?革谁的命?可是,他们错了,正因为鲁迅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才见深度,才有力量。”
“不是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而是鲁迅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着让他滚蛋了!”
我相信,鲁迅是不会 “滚蛋”的,鲁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请到网络上看看,人民呼唤“鲁迅归来”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北京大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 孔庆东 教授在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的时候,就直问“鲁迅精神今何在?”他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鲁迅 先生写的那些文字,字字都是发烫啊,好像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事。”“我觉得(如果) 鲁迅 先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写博客,他一定会写微博,他一定会上‘第一视频’。”
如果一个经常走过北京的地下通道、立交桥和闹市的中学生,学了鲁迅的《野草》集里的《乞求者》中下面的描写,他会产生什么想法呢?
“一个孩子向我乞求,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一个孩子向我乞求,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啞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我走路。另外有几个人各自走路。”
“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予烦腻,疑心,憎恶。”
接着谈第二点感想,就是一方面真的鲁迅被从千万间中小学的课堂里驱逐了,被从普通大众的视线中刻意隐去了,另一方面却在大学的象牙塔里,被一些内外科神经科医生似的学者们用笔诊断着、肢解着,解剖着,塑造着,整形着,鞭笞着,终于成为一件件带着“学术”光环的“创新”作品,成为“缺席的在场者”,在聚光灯下鲜亮登场,吸引看客们的眼球,引起一片惊叹:哇!原来真的鲁迅是这样!这些学者们说:“鲁迅始终生活在对现实的绝望和浓重的虚无中”;“他并未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他的思想中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成分而已”;“《野草》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出了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密切关注,并努力追求一种对灵魂的复杂性和深邃感的完美表达”;“他从一位享有国际声望的著名作家、一名有战斗力的左翼文人,怎样被圣人化,又如何一步步走下圣坛,以一个更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形象走向民间。”
上面的言语是我从网上搜到的三个样本中引来的。一个是登在《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上的 文学 博士杨××的文章;第二个是另一位专攻鲁迅的 文学 博士写的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的网文——《<野草>在歌唱》,该文说,他准备写博士论文时用的《野草》小册子,还是在1970年代从一个旧书摊上花了5分钱买来的呢;最后一个是钱江晚报的记者在今年8月8日对北大一位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钱××教授的专访报道。
《南方文坛》一秉南方系的“光荣传统”,这一回鲁迅则成了他们的“普世价值”的“代言人”了:“作为边缘人、业余者的鲁迅在人类基本的普遍的关于正义、自由、解放等价值基础上去思考,去对公众与权威发言。”呜呼!在南方系看来,“普世价值”是永恒的绝对的真理,所有的人都要匍匐在它的脚下,连鲁迅也不能例外!可是,鲁迅压根儿就没认过“普世价值”的账,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中分明写着:“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
钱 教授的使命是要“帮助”鲁迅从毛泽东给他搭的“圣坛”上走下来,从被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扭曲”中矫正过来,变得“有血有肉”起来。我看出来了,鲁迅在 钱 教授那里是被毛泽东和文革“殃及”了,或许可以叫作“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吧!不过,我 怀疑钱 教授这个大学问家,可能因为偏见,竟把毛泽东的意思理解错了。毛泽东1937年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讲话中,确实讲过:“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显然,毛泽东称鲁迅为圣人,是和孔圣人相对立有感而发的。“圣人”一词不是毛泽东发明的,在此之前孔子早就有了“大成至圣先师”的封号。作为中国人民革命领袖的毛泽东,是不相信有什么“圣人”的。既然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把孔子尊为他们的“圣人”,为什么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把鲁迅这位在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看作自己的“圣人”呢? 钱 教授不会不知道,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幽默的大师,他在讲话中借用“圣人”一词,可以说是幽默了一把,使讲话更生动,更能吸引人,正如他不相信有什么“上帝”,却把人民称作“上帝”一样。看来 钱 教授过于“严肃”了,为什么一提起毛泽东就板起面孔,不能让脸上的肌肉稍微放松一点呢?
再来驳斥 文学 博士的“鲁迅始终生活在对现实的绝望和浓重的虚无中”之说。诚然,在1924年到1926年鲁迅创作《野草》中的23篇散文诗期间,鲁迅的心情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但那决不是在关注“自我内心世界”,也不是在表达自己“灵魂的复杂性和深邃感”,这样的理解显然脱离了鲁迅所处的时间和空间的环境,带有浓厚的主观强加的色彩。后来,鲁迅是这样解释他那段生活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时的心况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感觉自己“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实际上,鲁迅并没有消沉,他始终在与周围的黑暗与寂静抗争,依然如他在《呐喊》的《自序》中说的那样,他在“破毁”“绝无窗户”的 “铁屋子”,“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到了 1927年4月26日 ,就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发生“四一五”反革命屠杀之后没有几天,鲁迅在广州为《野草》的出版写了《题辞》。《题辞》写得隐晦而激越,象征而奋进。他说:“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血淋淋的屠刀,鲁迅如此公开地期盼“地火”的燃烧和“熔岩”的喷出,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里有一丝一毫的“绝望”和“虚无”吗?没有!
仔细研究一下 文学 博士写的高深莫测的文章,倒是能发现,原来他在托鲁迅以自况。他在文中写道:“1990年代初期,时代的文化氛围沉闷压抑,精神的天空一派黯淡,这在一定程度上,跟鲁迅写《野草》的时代有相似之处。”“而在1990年代初期,我们也看到了曾经激情四射的1980年代正在一点一滴消逝,那个年代的思想群体也开始发生分化。一些仍想保持独立精神的人,也丧失了目标,只能在精神的暗夜里盲人瞎马地前行。”199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背景是什么,大家都是明白的,后来在苏东实现了的动荡颠覆没有先期在中国达成,看来真的有些绝望了。
上面的例子告诉我们,革命派是不能把学习和研究鲁迅这件大事的任务和权利放心地交给象牙塔中人的,因为他们可能修正鲁迅,就像一些政治人物会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一样。我们必须自己努力,去读懂鲁迅,坚决反对对鲁迅搞修正主义的卑劣行径,这也是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的源头和方向。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鲁迅和毛泽东在看待后人的问题上心是如何相通的。他们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鲁迅在他去世前于病中写了《死》,成了他的遗嘱。在这个遗嘱中,他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由此联想到在1972年出版的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了1964-1965年他重访中国时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斯诺问毛主席:“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通过什么方式学习革命呢?”主席回答说,当然,今天中国20岁以下的年轻人没有打过仗,没有见过帝国主义者,不了解掌权的资本主义。他们对旧社会没有亲身的了解。父母可以对他们讲旧社会的事,但听一听过去的事,读几本书,与亲身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斯诺又问:“许多人不知道,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将会做些什么。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毛主席答道,他也不知道。主席还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年轻人会否定革命,去干坏事:与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势力重返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鲁迅的遗嘱和毛主席的谈话,说明他们都不相信在信仰和特殊才能上会有基因上或天然的传承,他们的话都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鲁迅的儿子和孙子是怎样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确是“寻点小事情过活”,后来有点“名气”,循的道似乎有违鲁迅的初衷。毛主席只讲在他身后有两种可能性,自然是对的,符合辩证法。所以,革命的人们不能把人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二代、×三代身上,而要谨记毛主席的教导:“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诗三首:
纪念 鲁迅 先生诞辰130周年
:风雨如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
一、关于“爱”
你有一筐金币
甩给穷人一个
——这是富人式的“爱”
你有一个面包
分给饥饿的人半个
——这是穷人式的爱
你有一件大衣
脱下来,披在寒冷的人的身上
——这是格瓦拉式的爱
你有一条血脉
切开来,洒在国人贫血的灵魂上
——这是鲁迅式的爱
二、鲁迅,真正的慈善家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屠格涅夫说的那个农夫
为了收养一个穷侄女
自己喝不放盐的汤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雨果说的那个主教
把自己银质的餐具
送给了吃他偷他的冉·阿让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英国
诗人雪莱
风雪中看到一个赤脚的妇女
便把自己的鞋子给她穿上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
见到农奴们一无所有
便把自己的土地无偿转让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红色游击战士切·格瓦拉
把被子送给冻馁的矿工
任凭寒风吹透自己的胸膛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特里萨
得了病拒绝吃药
把药送往贫民居住的地方
鲁迅
也许你比不上
大大小小的慈善家
他们用大把大把的钞票
救济穷人,慨当以慷
鲁迅
我要说,他们都比不上你
你是拿自己全部的生命
“救济”给了——
中国人民大众的灵魂
中国人民大众的希望
三、 向鲁迅 先生汇报
鲁迅 先生
我读了
您的全部著作和传记
之后
我以为
我已经有点儿
像您
可是
忽然有一天
我发现
我被人请上了宴席
一边吃着
别人的肉
一边也发现
别人在宴席上
正喝着我的血
这时
也就是这时
我才明白——
我
像的不是您
而是
您笔下的人物
吃人,被吃
将“三千余年古国古”的
“文明史”
延续
可是
我不能再这样——
吃人,被吃
那样
您会太失望
忽然
在我的脑海里
生出一个怪想
结束了吧
站起来
把这宴席掀翻!
鲁迅( 1881年9月25日 — 1936年10月19日 )。
关于长篇小说《钢城》的写作和反响(代后记)
赵剑斌
2011年9月26-29日
作为一个工人阶级作家,其实我原来学的是工科,但因为从小我就喜好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看了不少,从二十岁就开始尝试写小说。当时写小说想以其为载体来表达我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和感想。这些年来写小说是想以小说当作斗争的武器,来揭露反马列毛主义的骗子们打着改革的幌子大搞私有化,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苦难,来弘扬工农群众不再甘当弱势群体敢于反抗斗争的革命精神,以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唤醒他们,鼓励他们继续革命,重新回归和复兴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不是一个天才的小说家,但我懂得可以把小说当作反对腐败、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发动人民、团结人民、共同战斗的思想武器。我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首先我要求自己先当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先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马列毛主义水平的工人阶级作家。
我的长篇小说《钢城》(原名《钢城改制变局》)在一些网站连载以后,已产生比较强烈的反响,得到很多网友的赞誉和喜爱。大家对2009年7·24通钢事件的热心关注,对通钢工人抵制私有化重组改制的坚决支持,是在我的预料之中的,但这么多网友和工人群众对我的小说《钢城》予以好评,却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现在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及相关网站的同志们为我的小说《钢城》召开作品研讨会,我感到很荣幸,同时也感到身负重任,要继续努力创作,不辱使命。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领导和同志们介绍一下自己创作这部小说《钢城》的思想准备、材料准备及构思写作的过程。
一、 我为什么要写小说《钢城》
我于1969年文革期间从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中专)毕业,分配到本市三大动力的锅炉厂工作。开始在车间生产第一线当了十年工人,以后相继安排到厂宣传部编辑企业报,到厂劳动服务公司基建工程队和服装厂任负责人,领导过二三百青年工人。我有过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也有过较短的能够熟悉全厂宏观情况和领导一个部门的阅历。在这个大型国营企业十二三年的工作时间,为我实际接触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群众,感受国营企业状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给我留下极其难忘的记忆,同时也为我创作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提供一定的生活积累。
从1982年起我被调到一个国营商业批发企业从事业务,后来被调到另一个商业零售兼商服集团担当部门经理。上个世纪末,我所在企业因为领导腐败、决策失误、国家对国企改变政策,切断国企良性循环的资金血脉而资不抵债,面临破产而不允许破产的局面,职工一批批下岗失业,严重侵犯上千名职工的合法权益。于是直到退休前,将近十年期间,我作为企业职工选出的维权代表,排除干扰、团结群众、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维权活动,终于争得市长主持专题会议研究我们的问题,为合理补偿职工工资等福利待遇做出决定。有关我所在国企改开中如何衰败,我和单位众多职工如何维权抗争的故事,我于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新潮旋风》中已有部分记叙。这部小说被评为“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维权自救文学的开篇之作”。
在《新潮旋风》中,我以相当的情节描写反映改开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反腐败没有多少前途,搞腐败没有多少风险”的严重现状。我国著名无产阶级老作家、当代鲁迅——魏巍生前曾审读过这部作品的书稿,并分别推荐给国内大型文学刊物和出版社,这部作品也曾得到李成瑞、程恩富、李炳炎、范正美等老领导和国内著名学者的好评。
北大中 文系 教授孔庆东曾在博客上撰文点评我的两部小说:称反腐倡廉的长篇小说《父恩难辞》和《新潮旋风》“写出了当今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抗争,新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风生水起了”。
2009年3月初,我到北京接收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新潮旋风》一书,又被安排在大讲堂做了一次有关介绍这本书的演讲。接着跟一个朋友去河南临颖南街村参观学习,路上接到家人打来老父亲突然发病的电话,不得己返回哈尔滨。
84岁的老父亲因脑中风造成右半身瘫痪并失语,后来又得了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引起的尿潴留,做了插管引流手术,处处需要有人照顾他的衣食住行。我大弟当时患再障性贫血,小弟下岗失业后在彩票点打工,妹妹患抑郁症,只好由我日夜守候在老父亲床前护理,每两天两宿才能回一次自己的家,睡上七八个小时的安稳觉。但为了上网浏览相关的动态,我又不得不牺牲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打开电脑看一段。
这一年7月24日在通钢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并不知情,是几天后我的老朋友左大培打电话告诉我的。他在电话那头言语激动地对我说:吉林通化钢铁公司的工人们为了抵制私有化重组改制,全体罢工一天,还围殴一名私企老总而致死;他说:你赶快打开互联网看看报道吧,看看网民们的热情评论吧,我已写了文章,以后还要写;吉林省国资委暗箱操作连职代会都不敢开,他们才是私有化改制的罪魁祸首。他跟我提议:你也可以写网评,以后也可以写这方面的小说;可以用小说将这次震惊中国、震惊世界的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全面私有化的壮举写出来!
我在电话这头也一扫因为护理老父亲而异常疲惫的阴霾,立即有所感触地答复:是的,我要写,不但现在要写网文评论,以后还要写文学作品,要写小说……
利用每两天休息一晚上的时间,我打开电脑搜索有关通钢事件的资料,自己也写了两篇网评,即:《吉林省国资委为何撤销了建龙对通钢的重组?》、《面对吉林通钢打死人事件,频频叫好声从何而来?》刊发在我的博客,也转发在毛泽东旗帜网和网,点击率都在数千次以上。本来还应该再写几篇有关通钢事件的网评,但每天要守候在老父亲身旁,给他喂饭、喂水、导尿,扶他下地进行极不方便的活动。他因病痛情绪低落,经常耍脾气,我和家人必须时刻防备着,不让他动辄从床上往地下滚,摔坏了他原本已经残疾的身子。弄得我的身心也十分疲乏。
每天护理老父亲自己身不由己,但脑子里却常常在想问题。我出版《新潮旋风》时在后记里谈到下一部长篇应是《大意、失意和小小得意》,就是要塑造出几个国企职工形象,要表现他们如何在改革大潮中经过命运的沉浮起落、反思觉醒,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甘愿为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无私奉献、做出牺牲的工人阶级英雄形象。我想下一步一旦有时间,争取在一两年内将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然而护理老父亲已容不得我动笔,我只好默默打腹稿,天天琢磨构思着。
自从发生了7·24通钢事件,我暂时放弃了对《大意、失意和小小得意》的酝酿,觉得应该先以通钢事件为原型,结合自己这些年来对国企问题的见闻和感想,运用文学手法做典型化处理,改编创作一部新的长篇。
我认为,我们的文学作品,不但应该揭露改开三十多年来官僚资产阶级推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给广大国企职工,给失地农民,给复转军人,给一切受到权益损害的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揭露社会上越演越烈的腐败、民不聊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揭露妄图搞颜色革命、肢解中国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本质,揭露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的骗子伎俩,还应该反映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觉醒,反映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抗争的艰难历程,反映他们不畏艰辛曲折、不畏反动阶级的威胁利诱,不折不饶坚持斗争的坚定信念和继续战斗的革命精神,为他们指出一个正确的光明的方向,鼓舞他们的斗志,使他们不再是弱者,而是能够真正不怕牺牲战胜顽敌的大智大勇的战士。这样的文学不再是什么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也不再是什么反思新时期的所谓伤痕文学,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
在这种文学精神的指导下,我越发迫切地感到一有机会就应该把7·24事件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来教育启发更多的工人阶级群众奋起战斗。
二、 我为创作小说《钢城》所做的准备工作
经过八个多月的治疗,2009年10月,老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终于因再次中风双侧瘫痪、因严重肺感染,再次住院抢救无效而病故。父亲病故时我因着急上火、血小板减少出鼻血,免疫能力下降,感冒发烧,感觉极度劳累,所以办完丧事后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调养一下身体。
11月中旬,我的体力和精力略感恢复,就立即投入到搜集通钢事件材料的工作中,我每天坐在电脑旁,一篇篇地搜索查阅相关报道和网评,然后复制粘贴到我的邮箱上储存起来。一篇篇的材料积攒多了,我到有打印机的朋友单位去一一打印出来,,分出类,订成册,反复阅读并将重要材料摘编到我的笔记本上。
在网上,我发现中国工人网编的一本《媒体网友评论资料汇编:通钢事件与国有情结》。我很想寻购,但没有得到。
中国解放区研究会的老会长肖衍庆了解到我的创作意图后,立即将他手中的一本汇编材料免费寄给我,这种援助十分及时、十分得力,使我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觉得只有努力把创作搞上去,早日写出这部文学作品,才能不辜负老同志的期望。
将通钢事件来龙去脉方方面面从媒体材料上把握清楚熟悉几遍以后,我决定到通化去一趟,亲自采访通钢工人。为了接上关系找到联系人,又是肖老师和左大培为我提供通钢老工人、维权领袖人物吴敬堂等人的电话,又为我提供了吉林省几个朋友的联系方式,以便到那里有人接应。
2010年春节前,中国工人网和毛泽东旗帜网曾邀请通钢吴敬堂等人赴京参加《老工人怀念毛主席》座谈会。开会期间,北京有关老首长、各方面革命人士热情接见了通钢工人代表,彼此建立了通信联系,也为我去通钢采访提供了方便。
到了通钢,一提起我是李成瑞、马宾、肖衍庆、左大培、时迈、张耀祖的朋友,通钢工人就非常热情非常信任地接待了我。在通化那一周多的时间里,每天都有通钢工人到我住的旅店跟我叙谈,他们向我介绍通钢这些年国企改制情况,送我一些参考资料,借给我三大本《通钢年鉴》和一本《通钢志》。
但是当时,通化公安机关因7·24事件刚刚发生,对通化二道江区的严加监管控制还没有解除,我在几个老工人的带领下,从后门进入通钢私下里察访。在焦化分厂看到那座工人们围殴私企老总的三层小楼,但没有走遍全厂。我想在厂里照几张相,因为紧张,连续按动一个旧式傻瓜相机的快门时,不小心将一个齿轮打坏,所以没能照成。我住在旅店里因为不断有一些当地工人来找我谈事,旅店老板就威胁着撵我走,迫使我不能在一个旅店停留两天以上,只好不断地住下又不断地撤离。听通钢老工人说,他们的手机也受到监控。有时来记者采访,公安先得到信息就将被采访对象控制起来,再将记者打发走。倘若我来这里采访一事被当地公安得知,也会对我采取驱逐限制措施。所以,我到这里采访还是时刻谨慎小心。通钢老工人曾为我约谈一个年轻的工人,一个7·24事件现场见证人,但这个人当时答应下来,后来却因为防备公安找麻烦而爽约。
采访并不顺利,一个原因是时间短,没法长期待在那里,一个原因是通钢工人群众受到公安机关的控制,使我不能更多地接触、采访他们。
作为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员,仅仅利用一个真实事件来写作一篇大部头的作品,是有些难度的。这里涉及到很多人物、很多场面、很多情节,甚至很多细节、氛围,都不会很明确很清晰很完整地展示在你面前,而需要你去通过合理的想象虚构来填补,来组织材料,重新塑造各种人物,重新设计描绘场面、情节。
过去毛泽东时代要求文学创长期扎根基层,要去所反映的行业单位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几年时间,才可能创造出一部长篇来。现在我们已没有这个条件,这就要求调动自己多年的生活积累,充分利用自己的暂短采访,进行归纳整理。
我本身就是一个国企职工,我对改开以来的国企问题关注了几十年。我以前写过这方面的作品,我这次采访通钢7·24事件来写一部新的长篇,需要调动我多年对国企问题的研究感受,调动我多年在这方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素材积累,寻找出来我以前搜集的相关资料,进行运筹帷幄、协调安排。
对一个真实事件的采访,只能得到一些原始的素材。毛泽东同志说过:“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为了从时代的历史的高度来认识7·24事件,为了更集中更深入地反映7·24事件,从而体现出它的社会典型意义,我必须对原始的素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处理,也必须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进行艺术想象和补充,虚构出一些新的更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场面、故事、情节。
我先进行思想上的充电,我翻阅这些年来一些学者相关人士对国企问题的论著,如郎咸平关于对MBO的论述,巩献田关于对物权法的论述,左大培的著作《不许卖》及其相关文章。
除了思想上、生活上要充电,艺术上也要有所准备,也要充电。为此,我在正式写作之前,翻阅了重读了许多相关的中外文学名著。我读了维克多·雨果描写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1793年》,读了前苏联高尔基的《母亲》、《一月九日》,读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读了一部当代俄国左翼青年作家描写人民反抗政府当局的长篇小说《萨尼卡》,读了中国茅盾的《子夜》等。用心注意到这些作品的结构安排、人物塑造以及情节、细节,因为我要写的小说有一些大场面,我也十分注意其中群体事件的场面描绘,注意如何渲染烘托这些大事件大场面的氛围,也参考了《红岩》《水浒》分散归一的写法。
这样,我从2010年3月份赴通钢采访后,一方面参加社会活动:如纪念魏巍诞辰90周年、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8周年、参加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理事会、批判反毛小丑袁腾飞、进行反对转基因宣传、九·九祭奠毛主席逝世和 12月26日 纪念117周年等。一方面整理材料,一方面进行思想、艺术准备,一方面进行构思酝酿,直到2010年冬初,我才开始动笔。但是即便有了半年多的构思,我仍然感觉时间紧准备不充分,但我等不了,觉得更有必要将书稿尽快写出来。
三、 我如何写这部小说《钢城》
小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没有志向、没有理想、没有崇高是相当多的人们普遍接受资本主义复辟现实的社会基础,是使广大工农群众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难以发动、难以团结的思想根源,也是阻碍我写作要我极力克服各种困难的客观环境。
我的家里人,包括上辈人、同辈人、下辈人,对我的写作并不以为然。他们跟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不同,他们常常劝我:你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还能有什么发展,挣不了钱还要搭钱出书,没名没利的,太不现实!我每月只有二三百块零花钱,包括日常买书、乘车、外出、平日里节假日去母亲那买些吃的东西。去年我狠狠心,买了一台打印机,买了几包复印纸。平常老伴喜欢去早市、超市买些便宜商品,因为她腰部有病,常常拉着我帮她拿东西。除此之外,还要拉着我一起去儿子家看孙女,领孙女去公园玩耍等等。总之,家里人谁都不把我当什么作家,我要像平常人那样尽到一个儿子、父亲、爷爷、丈夫的角色和义务,该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点都不能少,然而,我还要挤出时间写作,还要组织和参加公益活动。
可是我的身体并不好,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感冒好几次。去年我来京三次,其中两次住在一个年轻的朋友家,秋末那次我一连几天整宿咳嗽,弄得那个叫三冰的朋友觉都睡不好。但我回到哈尔滨市,不等感冒痊愈,很快就投入到紧张的写作之中。
从2010年11月到今年4月中旬,半年时间写出30章,其余6章是我作为指导老师,参加东北地区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后,从7月下旬写到8月中旬写了4章,然后再去通化征求通钢工人对书稿的意见,回来后9月上旬才结束最后两章的写作。
写作这部小说,我采用如下的写作方法:
(一)、时空交错:大部分以现在进行时和过去进行时交叉进行叙述,以现在进行时为轴,从7·24这天的早晨开始到晚上深夜;过去进行时则不按时间顺序叙述。以现在进行时推进7·24事件的叙述,以过去进行时展现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从而大大拓宽反映社会生活的容量。一章现在进行时叙述和一章过去进行时叙述组成一个对应的单元,表现一个事件的侧面,如第三章《宣讲宪法太重要》和第四章《创业年代的奉献者》,第十九章《短兵相接,万众一心保钢城》和二十章《劫访下的自焚和他焚》,等等不胜枚举。
(二)、着力用浓墨重彩描绘烘托大场面和群体事件的氛围、气氛、情绪,描写大场面注意突出其立体感和层次感,有整体描绘也有细节描写。
(三)、散点侧面较多,写了老工人、青年工人、毛泽东时代的政工干部改开时代权益受损的政工干部,写了勇于抗争的干部、工人,写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层领导、省国资委里的走资派,写了私企老板、高管,写了国企的腐败管理层,总之林林总总方方面面都要写到,全面铺陈,线索较多,人物较多,但都围绕7·24事件一个中心展开,写出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以多层面多角度相互关联的因素参与作用,影响一个大事件的发生发展。
(四)、各个章节的现在进行时按时间顺序叙述,各个章节的过去进行时不按时间顺序叙述,但现在进行时的某个情节如何搭配过去进行时的某个情节需要用心设计,尽量达到相互照应、相辅相成或反差突出的效果:如三十一章《欢腾的钢城》写取得阶段性胜利和三十二章《心连心公园连接上万个职工的心》写发动群众的艰辛曲折,两章相对应;如第二十一章《工人们围殴冤家对头》和第二十二章《严管严罚的“以人为本”》两章相对应。
(五)、因为描写的群体事件线索较多、人物较多,相对来说重点人物笔墨不够,但还是有所注重,如正面人物武继松、孙益生、谷胜,反面人物申玉驹、沙金、潘凤鸣等都有单独的章节描写。
(六)、不仅仅以通钢事件为原型,作品只有少数几个人物有原型,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许多没有原型,即便有原型也是经过改造、经过典型化处理,已不再是原来实际生活中的人,而是艺术化的另一个人物了。如《万众一心保钢城》一章的工人跟警察对峙、砸汽车的情节,仅仅依据《暸望东方周刊》报道中的几句话:“在现场参与维持秩序的警察向记者描述:‘根本进不去,往前一走就是砖头和钢块,砸到盾牌上砰砰响。’‘当时工人们都红眼了。’一位目击者说,外围的聚众人员与警察对峙,有警方车辆被掀翻……”其它情节是据此虚构演绎成篇的。而且结合我多年对国企问题的见闻及感受,仅仅借这个事件的叙述作为宣泄口来表达,因此许多场面、人物、细节感想是我根据典型化的文学方法创作出来,从而能够更集中更尖锐地反映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可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按周恩来同志的说法是厚积薄发。
(七)、为了进一步提炼和升华主题,为了使正面人物的英雄形象更丰满、更崇高、更感人,也为了使反映的社会问题更具典型性,更具醒世作用,我补写了六章,使小说具有较重大的现实意义和较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 小说发到网站后的反响及得到的支持
《钢城》小说由一些网站连载以后,已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仅在和毛泽东旗帜网,有的章节点击率已超过一万次,一般的章节点击率也在四五千至七八千以上,很多网友发布了跟帖,这些跟帖几乎异口同声地对小说表示坚决支持:一是支持小说中所描写的东钢工人群众抵制私有化改制的正义行动,一是支持为成为工人阶级代言人而创作的小说《钢城》。
下面是选摘几个网友的跟帖:
【zzxxpp2】 于 2011-6-4 13:21:00 评论说
写得好!
要记下社会主义国企的宏伟事业是怎么被资改派们一步步搞垮的,
要记住中国工人阶级的沉痛历史教训和“被下岗”的血泪史。
【粪土资改】于 2011-6-20 11:47:02 评论说
就像巴黎公社革命,
【银川崎】 2011-06-20 12:02:30 [回复]
很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杰作,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忠实信徒】于 2011-6-20 18:43:02 评论说
看后热血沸腾。
【易立人】 于 2010-4-21 22:08:56 评论说
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为无产阶级革命鼓与呼,是进步作家的良知和责任,也是区别进步作家和反动作家的试金石。
一切记录和讴歌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反抗压迫、追求光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学作品,必定是真实和有生命力的不朽之作。
【ymxr】 于 2010-4-21 22:22:23 评论说
有作为的,都应该深入社会、深入底层,了解社会真实,写出传世佳作。说不定,再过几十年,人们讲到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就不是十九世纪欧美作家,而是中国的作家了。 一切有志作家,不要为不能获得现在的什么狗屁奖而懊恼,而应该多想想名作传世的辉煌。
【wangminghong】 于 2010-4-21 22:51:03 评论说
赵剑斌,支持你!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可现阶段,有谁以文学的形式真实的反映了他们的生活?改开以来,工人阶级从领导阶级到被“弱势化”,这是一个真实的过程,可又有谁以文学的形式表现或评判了这一过程?文学还能给予社会真正的思想启迪吗?......文学到了今天,快走进死胡同了。也许有很多人在思考,在徘徊,但总得有人站出来,反映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明天的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支持你。
【太阳风】 于 2010-4-21 23:33:34 评论说
强烈支持!!!
【严啸】 于 2010-4-21 23:57:16 评论说
经济、政治、文化 三大领域,三大战略构成整个社会的历史环境,这一点,毛主席老人家实在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大家,不管在任何一领域都有自己清晰明确的战略方式和指导思想,反观今天三十年改革开放,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路线指引下,经济美国自由经济学为师,政治因循守旧、文化放任自流…… 实实在在的摸石头,实实在在的瞎折腾,实在黑了山河,穷了百姓,乱了心灵…… 让我们心疼!
支持的口号可以有,但如果的书出来了,最现实的我想还是花钱买上几套来……
【xflqs】 于 2010-4-22 6:10:19 评论说
能紧紧抓住时代的脉搏,尤其是通钢工潮的事例,积极而迅速地深入生活,掌握第一手资料或素材,力求用平凡之笔揭示工人阶级团结战斗、保卫国企的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赵剑斌同志无愧于工人阶级作家!而恰恰是这样的工人阶级作家,才极其值得学习和钦敬!——同志:钟声
【行者52】 于 2010-4-22 9:21:30 评论说
向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致敬,支持你的想法和做法。
【昨天多美好】 于 2011-7-24 21:31:05 评论说
好小说,希望能早日出版。
【真理至上】 于 2011-7-26 22:08:26 评论说
无产阶级应当有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文学。
【徐陈新】 2011-7-26 08:28:10
如果这篇小说出版不了,我们应该协助他自己来出版。需要什么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政府不给出我们自己来
我感谢这些不相识的网友的热情支持,其实我的小说到目前为止已经得到一些朋友的实际资助和支持:
小说在网上刊载后,钟声、郭松民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郭松民的文章还刊登在《国企》大型期刊杂志上,国内著名学者、北大中 文系 教授孔庆东、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左大培分别写了序言,原中华总工会书记处书记韩西雅不顾年迈,不但审阅了书稿也写了序言。
为了能够顺利出版印刷,跟我有三十余年交情的老朋友左大培资助我一万元,新结交的长春朋友沙铁成资助2700元。在今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相识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何承烨为出书免费设计封面,长春林业工人擅长美术的赵利民已答应为出书免费绘制几幅插图。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现任会长李定凯、原会长肖衍庆、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青柯等等同志不辞辛苦,多方张罗着为研讨我的作品召开了座谈会。
在此我一并表示诚挚的深切的谢意。我希望这部书稿出版,能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能够增加点印量,形成更大的社会影响。
序
——一曲中国工人阶级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英雄凯歌
韩西雅
有幸先读了赵剑斌同志的新作《钢城》。这是一部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优秀小说。剑斌同志以高度的政治敏锐,抓住现实生活中的这个突出典型,深入实际,有始有终,多角度地概括了事件的各个方面,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以丰富多彩的形象思维,给读者介绍了事件厚重的政治本质。
作品在当今文艺领域中覆盖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充满着胡编乱造、是非混淆甚至散播腐朽臭气的阴霭中,有如一股清风、一束阳光。
《钢城》,已经不止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超越了文学领域,其本质已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的一部当代史书,记录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史记,一部信史。有了它,就把中共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集团,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白纸黑字,逃脱不了。
《钢城》也是揭露那些走资派、修正主义集团,及在其孵化的卵翼下的新资产阶级罪行的起诉书。作品把这些社会力量,上下内外勾结,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共产党的一贯宗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庄严规定,向着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向着当家作主的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劳动知识分子、全体劳动人民猖狂进攻、疯狂掠夺、残酷剥削压迫的罪行,进行控诉。
《钢城》更是作为先进生产力、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的中国工人阶级——中国社会领导阶级,自觉起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英勇战斗的凯歌。作品如实地记述了工人阶级万众一心、奋不顾身,冲破资产阶级专政的镇压,组成了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把妄图吞没国有企业的恶浪挡在门外,不得越雷池一步,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东钢工人阶级成为举世瞩目、钦敬的英雄阶级队伍,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榜样。
“一滴水可以看太阳”,《钢城》以东钢和东钢工人阶级的斗争为典型,却使我们从中看到三十多年来中国修正主义改革开放的几方面重大问题。
第一,像东钢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国营的企业,是人类社会最先进、最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获得幸福生活的先进企业。把它们改革掉,是完全错误的。
国有、国营企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由国家有计划经营管理,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实际是劳动者联合集体占有生产资料;实行民主管理,在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是平等、互助、协作的关系;消灭了资本对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根据《哥达纲领批判》的阐明,实行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对于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除去按每个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量,以工资形式分配给劳动者本人以外,无论是企业的积累或国家所收的利税,最终都通过企业扩大再生产资本,职工的生活福利、社会保险和国家对社会基建、对公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服务,以及行政开支、国防建设,全部返回给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提高,没有了后顾之忧。工人阶级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充分涌流,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帮后进、超先进,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产生了职工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生产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结合,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三结合的“鞍钢宪法”,生产力大解放。企业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充满生机活力,欣欣向荣。
就以东钢为例,东钢是1958年建厂的,当时是白手起家。待到改革开放时,已经有职工3.6万人,年产钢能力700万吨,80年代中期,年可完成工业总产值1.4亿元,实现利润3600万元,上缴税金2300万元。东钢所在地成了一个东发市,城区人口9万人,仅东钢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有近5万人,加上家属,整个城区同东钢无关的人少之又少。改制前,东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5—6千元,连一个水泵工也有3—4千元。工人们说,东钢很大,徒步围着东钢走一圈,最快也要两小时。站在高处往厂区里看,厂房高低错落,铁道纵横交叉,就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公园。走在由200多栋楼房构成的家属区里,使人以为是在一个小规模的城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国有国营的制度下,由东钢工人阶级几代人的劳动创造的。
其实全国所有国营企业,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以上事实说明,那种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无人负责、是养懒汉的、没有生机活力、阻碍生产力发展、必须改革的观点,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偏见,不符合事实。那种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二元论的、虚伪的、蒙人的方针为掩护,实际上是推行“国退私进”、甚至“中退外进”,硬性规定所有国有企业都要让中外私有资本进入,改成混合所有制,或者让私资控股,甚至完全改成私有制,像东钢所在省长山省省委书记莫奇志所干的那样,限定时间,把全省国有企业全部改成生产资料多元所有,实际上是把公有制根本否定,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复兴”半殖民地经济,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二,把东钢这样的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改为让资产阶级进入,变为生产资料多元所有,私有资本控股,甚至完全变为私有,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致命灾难。
以东钢为例,《钢城》的大量材料说明:
首先,宇虹进入东钢“参股”重组,实际完全是一场“空手套白狼”对国有资产的掠夺。2005年宇虹第一次进入,只把东钢的总资产评估为106亿元,将东钢参股的净资产只估为18亿元。而2006年底,东钢的总资产已达到278亿元。其实这些数字也无从准确判断,东钢是1958年建厂,经营发展了半个世纪,大片土地不予评价,企业文化、营销渠道、技术成果等等无形资产这笔巨大财富被评估为零;就算实物资产,几座高炉,尽管使用了好些年,由于不断维修更新,依然保持七八成新,结果却被评为一文不值的零!
相反,宇虹承诺出资8亿元,这8亿元根本没有到帐。宇虹实际是空手获取东钢的国有资产。
待到2008年,东钢出现亏损,在宇虹借口退出东钢时,又根据“股权分立约定”,由宇虹拿走东钢的长山精品钢基地和东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而这两处正是东钢最宝贵的优质资产。
宇虹进入东钢以后,就实行所谓的“台湾钢企管理制度”,高管实行高薪制,宇虹派来当副总经理的申玉驹年薪300万元;为了收买东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潘凤鸣,居然给他定了700万元的年薪。但申玉驹一进去,就大权独揽,把潘凤鸣完全架空。
然后就大刀阔斧地裁减职工,从原有的3.6万人,裁减为2.2万人,使1万多人失业;而对人员减少后劳动强度大大增加的职工,把工资降下来,从5—6千、3—4千降到1—2千元;并且动辄罚款,一罚1—2百元,使许多人被罚成月收入几百元,生活陷入困境。
宇虹还要从外地另招5000人进东钢,东钢职工还有进一步被裁减的威胁。
所有这些,当然引起了东钢职工的不满,逐步起而斗争。
就在这时,由于市场变化,东钢出现了亏损,宇虹也就退出了东钢。
宇虹退出,东钢工人、干部积极了起来,从2009年3月宇虹退出,到7月,东钢转亏为盈。宇虹又要重回东钢,并宣称要加码投资,实现控股。
这样被宇虹反复忽悠、欺侮的东钢职工,当然坚决不肯接受,就在7月掀起了这场《钢城》的大斗争,成万职工进入厂区,要求“宇虹滚出去”。对于职工斗争的怒潮,宇虹代理人申玉驹却气焰嚣张,面对工人叫嚣要把东钢工人全部下岗,并且说:三年以后就要使东钢姓申!而宇虹资方同东发市、长山省的党政勾结起来,派出了大批警察、武警、特警去镇压工人,向手无寸铁的工人进攻。长山省委书记莫奇志向宇虹老总章焕良保证,让章放心,政府对工人会该抓就抓、该捕就捕。在大量警力攻不动团结坚强的工人时,长山省领导应宇虹资方要求:在必要时是否可以向工人群众开火?省里居然向中央公安部提出了这个请示。
由此可见,那些政治上变质、完全丧失阶级立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就是这样残酷无情,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真会向工人阶级开杀戒,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已经完全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修正主义这样的“改革”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动,必须从根本上制止和纠正。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不愧为先进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代表,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他们既有思想觉悟,又有集体力量,通过革命,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当有人要毁掉这个优越制度而复辟资本主义时,就起而捍卫。
东钢工人斗争说明,工人们即使在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情况下,也会有积极分子带头,自觉起来,百、千、万人团结一致,形成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武警、特警的进攻面前去,巍然挺立,不容越雷池一步。把穷凶极恶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找到,迫使资方放弃他们的私有化阴谋,使斗争获得胜利,把社会主义公有的国有企业捍卫住。
东钢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根本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既然私企宇虹进入国企东钢,马上使他们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受剥削、受压迫,重新陷入痛苦之境;眼睁睁看着本已当家作主的国有财产被掠夺、侵吞,使自己安生立命的基础被挖掉,他们当然要愤怒、反对、奋起抗争。
同样重要的是,东钢工人曾经在毛主席路线指引下,幸福的社会主义企业中工作、生活过;又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武装。有了这个实践锻炼基础、思想基础,面对国有私有,两相对比,天堂地狱,泾渭分明,自然会激起他们坚持真理、奋起为自身和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坚决战斗的无比勇气。
毛泽东主席在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曾经不止一次地提问: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他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他还说:“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毛主席还写信赞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说“……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看吧,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以后的2009年,东钢工人在展开他们这场反对私有化斗争的时候,虽然未必明确认识自己是在贯彻毛主席关于“造反有理”的教导,但可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心有灵犀的。东钢工人实际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开展了这场英勇的斗争。工人阶级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切身事业。
写到这里,我深切感到赵剑斌同志及时地创作了这部《钢城》,实在宝贵,意义重大。如果全国所有原国有企业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们都像东钢工人那样起来反对私有化,捍卫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复兴起来,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可重新真正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有了光明前途。
中国的社会主义重新发展强大起来,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将得到启迪和鼓舞。
正当我在书写这篇序言的同时,美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正在展开一场“占领华尔街”的群众斗争,方兴未艾。人类世界确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为此,我满腔热情地向读者推荐好书《钢城》。
是为序。
2011年10月1日
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看赵剑斌小说《钢城》的意义
陈 寒 鸣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
任何事件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或社会背景下发生的。故要对任何历史事件或反映这事件的文学作品之意义,都须将之放到其发生的特定社会背景下并结合对导致其发生的那些社会条件的分析来予以考察。对赵剑斌以“通钢事件”为基本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钢城》亦应作如是观照。
近三十余年来,由于公有制经济的衰退和私有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别”有成为具文的危险。而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呈现出“五化”状况:
一是雇佣化。目前约有一亿多职工在个体、私营和“三资”企业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就业,约占全部职工的一半。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职工在私营企业劳动是具有雇佣性质的。不少集体企业和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名为公有而实为私营,在这类企业中劳动的职工自然也是雇佣劳动者。至于国有企业,通过种种改革举措,实行了“小卖大股”,即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被卖给了中外资产者,变成了私有企业;一部分经营者或管理层持大股,其所有制性质也有了部分变化。在后类企业“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也搞点“工人持股”,这其实不过是蒙骗工人的手段,因为即使每个工人分得几百、千把元人民币的股权,也绝不可能改变其实际的阶级地位;有的,甚至还要工人给企业投入现钱以作为其参股的必需条件,不投便不能上岗。这样做既使工人受害,又模糊了工人的阶级意识。这些“改制”,很多由少数人“暗箱操作”,并不经过职工代表大会议决,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在改制过程中,不认真评估,甚至有意低估企业资产,在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同时,人为造就了一批资产者。 2000年8月7日 的《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该文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国有中小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经营者持大股”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界的广泛推崇。通过多种多样的购股方式,相当一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在“一夜之间”骤然拥有数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股份,社会生活领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新百万富翁”群体。这些人在经营管理国有企业时无所作为或很少有所作为,并把国企衰败的原因归咎为“产权不明晰”,工人素质低下,而一到化公为私式的“改制”时,便各显神通,想方设法地破解筹资难题,有的向亲朋好友借款,有的以个人资产做抵押向银行借贷,更有当地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借”给经营者,或政府奖励经营者一部分技术或管理要素奖,让其“虚拟入股”,而其本人并未出一分钱或只出很少钱的经营者却摇身一变成为持大股者。还有的经营者居然动用职工工资节余基金配股,使自己占有大部分股额。这样一些获得了大股的经营者坦言,与过去“一刀两断”了,从此为自己好好干!而在经过如此改制后的企业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其身份亦有了本质性变化,即由原来的企业主人翁沦变而为雇佣劳动者。此外,国有大型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外商或国内私有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则强调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作为产权代表的经营者及以之为核心的管理层持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并享获高额年薪,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乃至上百上千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从事生产劳动的职工群众,实质上也成为雇佣劳动者。更重要的是国家劳动制度上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职工企业主人的地位;即使是完全国有企业中的职工,也只是雇佣劳动者了。
二是贫困化。比之于私营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上层,我国工人阶级生活的改善非常有限,处于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状况。20余年来,我国私营企业能够迅猛发展起来,外商投资者愿意来华经商办企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从又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阶级中还有一部分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连最低生活水平都难以维持。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或最低工资线以下的收入;一是虽然收入高过最低工资线,但同他原来的工资收入相比大大下降,加上其本人或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或者突遇重大灾害,基本难以维持下去,陷入绝对贫困的窘境。绝对贫困的职工究竟有多少?这似可从一个数字作出推算: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万人,还有数目难以统计的漏保者不在其中,故而处于最低生活水平线以下的人当远远不止这2053万。他们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养老抚幼、子女上学、看病买药、住房消费等等负担。在他们那里,就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卖血”“卖淫”之事,甚至自杀身亡的惨剧也并不鲜见。
三是无权化。当今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职工群众有“困难群体”的称谓,这主要是就其生活状况而言的;又有“弱势群体”的称谓,这是就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状况而言的。本来,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具体说来,职工群众最切身感受到的政治民主权力乃是其在企业有参加管理之权。过去,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有流于形式之弊,但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在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广大职工群众由此而感受到了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主人的地位。但现在企业中的职代会则普遍存在形式主义,有的干脆不召开职代会,连做表面文章的形式都弃置不用。像企业如何改制、企业对职工实施“买断工龄”或“一刀切”的举措等诸如此类直接关系到企业和职工命运的重大事宜,很少让职工参与讨论,职工几无知情权,更遑论参与日常管理和参与企业经营方针、发展方向的讨论决策了。至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据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研究报告》一书披露,1993年以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的共产党员比例逐年上升,而产业工人中党、团员比例则不断下降。现今的工人、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与党组织几无联系,很少参与、也很少关心党组织的活动或有关政策精神的宣传学习。思想理论上讳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私营企业主等新生资产阶级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实质上是要磨灭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掩盖剥削者同被剥削者的根本矛盾,模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又反反复复地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社会主义要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的事情又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不可能也不必要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人甚至说,中国究竟是否要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得让如“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样一个二三千年后的人去做决定。这样一些“主流”性的鼓倡,严重地动摇和涣散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成员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企业基层党组织很少对职工群众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而是听任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在工人群众中传播,工人群众、尤其是青年职工难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这种情况下,说普通工人群众与党的关系逐渐疏远、情感淡化,绝非毫无事实根据。此外,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工人、农民的代表为511名,仅占代表总数2984人的18.46%;有人认为,工人、农民民主意识薄弱、素质能力低下,缺乏参政议事能力,不能当选为代表,而只应由那些“精英”或中产阶级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去参与讨论决策国家事务。这也反映出工人政治地位的下降。更根本的是:企业已为资本所有,由资本主自己或其代理人------经营管理人员掌权,他们用资本购买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要买你、不买你,买来了怎么使用你,劳动力价格、工时、劳动强度、安全卫生条件等等,一切都由出资购买者决定,无产者只能服从,如不服从,就不买你。无产者连组织工会的权力也得不到保障;工会也无权发挥作用。
四是分散化。工人阶级本是靠社会化大生产培育起来的最有组织、最有纪律并最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企业是工人阶级产生的基地和成长的摇蓝。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锻炼成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起着社会基层组织的作用,党、政、工、团等企业基层组织把职工群众紧密而又有层次地组织起来,职工群众也形成以企业为家、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但现在只强调企业是经济组织,职工群众与企业的关系依靠一纸合同来维系,契约存续期已无多少亲和力、凝聚力,而一旦终止合同或“买断”工龄,职工群众就与企业了无关联,再也找不到组织了。所谓“减员增效”的改革举措导致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无依无靠的职工群众只能另寻生路,个人顾个人,有的打零工,有的成为雇佣劳动者,有的做点小买卖而成为个体劳动者,工人阶级队伍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个体化倾向。大庆职工被“买断”工龄后,党员连组织关系都不知往哪里转,他们反映不但买断了工龄,连党龄都被买断了!而这种状况绝非仅见于大庆,而是在全国范围。中国工人阶级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几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锻炼本已成为特别能战斗的先进阶级,但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把这支队伍中的数千万人剥离出来,强行把他们抛到社会上,涣散掉了。这是对中国工人阶级最惨重的摧残,从而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和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职工群众主要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和捍卫国有资产而发生群体事件时,往往甩开党、政、工、团组织,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共势力正虎视眈眈地妄图插手我国的工人运动,试图颠覆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一方面利用国际劳动组织等向我方施加压力,另方面或通过海外的所谓“民运”分子、或在我工人群众或其他社会人士中豢养工贼和特务向我进行渗透,企图挑拨工人群众同党、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关系,建立并发展非法组织,制造事端,破坏我国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干扰乃至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国内腐败未除、阶级矛盾有所发展,相当一些地方党、政府和工会又都并不真正认真代表和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情况下,有些工人群众确有被利用的危险,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式人物的出现及由之而造成的危险并非绝对不会在中国出现。至于在新补充进工人阶级队伍的上亿农民工中,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都很低,其维权亦多采取分散的、个体的形式进行,党和工会更不对他们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难以组织化、整合化为工人阶级的生力军。总之,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国工人阶级从整体上看,无论在经济生活、还是在政治生活中都正逐渐地被社会边缘化,并积累着社会矛盾。既然无产阶级被迫到这样的阶级地位上,他们终将觉醒起来,为争取新的解放而斗争。
五是灾难化。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质。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
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总之,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正处于遭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灾难之中。
上述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五化”状况,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开宗明义第一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成为具文的现实危险性。
正是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出现这种“五化”状况,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日益丧失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出现了“通钢事件”。而“通钢事件”表明了中国工人阶级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心,反映出他们迫切希望改变“五化”状况的心情。这无疑是中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觉醒的先声,是中国工人阶级为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和社会主义企业主人而发出的呐喊。赵剑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通钢事件”为基本素材,创作而成长篇小说《钢城》,既有现实意义,更有历史意义。
“国有情结”工人是国企最强有力的“守护神”
郭松民
一切所谓精英学者以及妄想靠鲸吞国有企业一夜暴富的贪腐分子,在“国有情结”浓厚的国企工人面前,其阴谋难以得逞。
2009年7月,东北老工业基地某市“东钢”的职工,因为强烈反对私企宇虹集团在未经职代会讨论的情况下就对“东钢”进行二次控股重组,于是他们在老工人武继松的带领下停工抗议,并且将第一次重组时用“铁腕”迫使大批工人下岗的私企高管申玉驹控制起来,与相关部门谈判,最终迫使有关方面先是作出暂缓重组,继而作出了中止和永不重组的决定。“东钢”工人反对全面私有化、维护国家宪法、维护国有资产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当天晚上10时,“东钢”全厂恢复了正常生产,工人住宅区礼花四起,鞭炮齐鸣,简直像过年一样热闹。
这是有工人阶级作家之称的 赵剑斌 老师的最新力作——《钢城》的主要故事情节。赵剑斌是根据2009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通钢事件”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目前小说已经杀青,正在出版过程中,笔者有幸先睹为快。这部小说结构缜密,场面宏伟,语言精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字里行间浸透了工人浓厚的“国有情结”——对国有企业的无限深情。
笔者 和赵剑斌 老师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2010年暑假,笔者带领一队大学生到东北进行社会调查,途经哈尔滨时,特意邀请 赵 老师和同学们进行座谈。当 时赵 老师正在患病,但他仍然坚持拖着病躯和同学们整整座谈了一天。他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两则真实的故事:
一则是,当时一个工业区很多工人全家下岗,已经青春不再的妻子们也被迫到洗浴中心以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肉体。每到傍晚,丈夫们便用破自行车驮着妻子去洗浴中心。作为丈夫的十几位大老爷们儿就在外面默默地抽烟。午夜过后,憔悴的妻子出来,丈夫们再用自行车带他们回家。他们被称为“忍者神龟”一群。
再一件是,一户家庭夫妻下岗。一日,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但父亲实在拿不出买鞋的钱,儿子委屈落泪。妻子心疼儿子,开始抱怨丈夫无能,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饭后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我至今记得, 赵 老师讲述这些故事时,几度哽咽,而围坐在一起的同学们,男生默默垂泪,女生则已经泣不成声了。
赵剑斌讲述的故事,很好地解释了“东钢”的工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浓烈的“国有情结”,因为国企就是他们的家,是他们的母亲。在国企当中,他们可以获得保障,获得尊严,获得安全感。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武继松所说的那样:“当年,我们加班加点义务劳动献工,没有半点怨言,因为主人翁的地位体现出来,因为企业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每个工人心里都明白。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多付出点辛劳从不讲价钱,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参与,没有任何抱怨,渴了喝口凉水也心甘。大家心里有杆秤,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并非巧合的是,正当通钢事件爆发之际,河南传出一起离奇的“开胸验肺”事件。说的是一家私人耐磨材料厂的普通职工张海超,因患尘肺病屡屡得不到政府相关部门认证,根本原因是私营企业主担心,如果将张海超确诊为职业病,很多与他情况类似的工人就会要求赔偿,企业就要破产。张海超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开胸验肺。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不把工人当人的事。抚今追昔,中国工人阶级怎能不向往社会主义,怎能没有“国有情结”?
目前,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大型央企,正在遭遇空前的“舆论围剿”,国有企业的主管部门国资委和国有企业自身,简直可以说动辄得咎。正如一位前国资委领导同志对媒体抱怨的那样:“国企做得不好挨批,做得好也挨批,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具有强烈“国有情结”的国企工人,正是保卫国有企业的主力军,一切所谓精英学者以及妄想靠鲸吞国有企业一夜暴富的贪腐分子,在他们面前,阴谋难以得逞。《钢城》就用浓墨重彩的笔墨,描述了“东钢”工人怀着对国有企业深厚的感情,依托宪法和法律,为保卫国有企业不被搞垮而进行的不屈不挠、有理有节的斗争。
耐人寻味的是,“国有情结”这个词,正是出自“通钢事件”后一位省级国资委发言人之口,而且他是将其作为一种阻碍国企“改制”负面因素指出来的。在笔者看来,这位官员真是糊涂得可以,岂止糊涂,简直是反认他乡为故乡。从这位官员的糊涂观念看,国有企业陷入目前的舆论困境,岂是偶然?
《钢城》的赵剑斌,本身就是一位下岗工人。当时他已年逾五旬,但是他还是克服各种困难,连续创作了《父恩难辞》、《新潮旋风》等一系列反映社会转型期国企问题的长篇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新工业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他塑造了许多有着“国有情结”,不怕打击、善于联系群众、率领群众与腐败分子进行顽强斗争的新工人领袖的形象。赵剑斌认为,在工人已沦落为弱势群体的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这样的工人英雄形象更多地涌现在文化艺术的舞台上。
文艺怎样高于生活?
——在小说《钢城》研讨会上的发言
肖衍庆
( 2011年10月15日 )
赵剑斌同志的小说《钢城》,我没有读完,因此,很难有发言权。读了几位同志的评论和序言,受到很大启发,尤其是韩西雅同志写的序。一位这样年事已高的老同志,竟然读完了这部长篇小说,写出这样一篇感人肺腑的,不愧为一位长期关怀工人阶级命运的革命领导人。
我想说的是这样两点:第一点,我是以什么心情读《钢城》的?
赵剑斌同志初下钢城前,曾给我发过一封短信,说他要写钢城改制变局这件事,我非常高兴。因为他是我们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理事,能这样带头深入生活第一线,创作当代工人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这将对整个研究会的工作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看了他的代后记,才知道他是在那样个人生活困境下,挤出时间和精力下去采访的。这里反映出把阶级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一种情操。是以这样的阶级觉悟,为自己的阶级写斗争史,所以字里行间渗透着的阶级情和使命感。
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批新生的强盗抢劫和掠夺中国劳动人民物质财富的过程。我是比较注意他们在农村的抢劫和掠夺。因为在文革以后,我就以文革期间我在北京郊区农村下放插队的生活为素材,写了一部小说。为了再认识,我又到一份郊区报当记者,看看这批篡夺者比毛主席高明在什么地方?虽然农村的抢劫和掠夺欺骗性比较大,但是只要认真辨别,还是看得出来的。
我看到,这种抢劫和掠夺,变农民集体所有制为农民个人私有制,把原来一心为公的模范老支书活活气死,把有科学文化、会科学种田的村支书,罢免掉并逼迫他去干个体户,把决心建设家乡的一对青年夫妇诱引到个人发家致富上,成了农村的新贵。
有了这个再认识,我修改小说的准头更足了。
但是,对工厂的抢劫和掠夺,我知道的很少。最早是从清华同学的社会实践报告里,看到鞍钢下岗工人生活的悲惨情景,只有结果,没有过程。这次看了《钢城》,这个抢劫和掠夺,有人物,有事件,有过程,有细节,有矛盾,有斗争,让人看了真是怒发冲冠,对毛主席定性的这批货真价实的走资派,有了活生生的再认识。
这个再认识太重要了!因为这批新生的强盗是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欺骗人民接受他们的抢劫和掠夺。这个抢劫和掠夺的本质,经过三十多年的展现,终于暴露在人民面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激起人民无比的愤怒。这个如铁似钢的事实,连强盗们都无法掩盖。现在他们想用所谓“蛋糕论”来忽悠人民,用“做蛋糕”和“分蛋糕”的说教,来转移人民的视线。鲁迅当年讽刺说:“强盗装正经”。如今这批由共产党变成强盗的家伙们天天都在装正经,我们要帮助人民认识他,首先我们自己要认识,这就要借助马列毛主义。
四十多年前,毛主席把走资派这个新生的党内资产阶级,用一场人民大革命的办法教导人民认识他们,说他们“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有几人理解?经过这三十多年的抢劫和掠夺,我们总算认识了。这是多么大的代价啊!
毛主席一生都在教导人民认识他的开创。井冈山道路开始有几人认识?抗日山地游击战战略开始有几人认识?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开始有几人认识?反对党内最大走资派的“三自一包”,开始有几人认识?都是毛主席用实践教育了全党,从失败走向胜利。唯独这一次,毛主席离开了我们,我们只能从更大的失败中接受毛主席的开创。太高的代价,必然会换来巨大的回报。人民群众对走资派的再认识,必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再辉煌。
第二,文艺怎样高于生活?
文艺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工具。和其他认识工具不同之处是,它是通过形象帮助人们认识生活的。
这个特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这么说的:“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着普遍性。”毛主席这段话,把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揭示得明明白白。周恩来总理也是一位精通文艺的革命领导人,他把这个关系概括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毛主席的六个“更”,集中起来就是“高”。怎样高于生活?就成为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成功的关键。
有同志称《钢城》是纪实小说,恐怕就是指小说写实性太强,而高于生活还有欠缺。我读《钢城》,往往被描写工人工作流程和生活细节所折服。常想如果没有长期的生活积累,单靠这么短的时间采访,是写不出这样一部长篇的。因此,不能说作品没有高于生活的地方。但是掩卷一想,又觉得“高”的不够。
在哪些地方呢?
(一)立意不够高
钢城事件所以震惊全国,传遍世界,反映了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反抗走资
派和大小资本家的斗争,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事件的背后,必然是一大批工人的新觉悟。如何描写这个新觉悟,就是一个立意的问题。
小说第三章写了“宣讲宪法太重要”,我认为这个立意就不高。因为修正主义修改后的宪法已经失去了原来宪法的革命性。作为某个时期、某个问题斗争的策略,是可以的。但是把宪法神圣化、绝对化就容易使群众误解。归根结底,法律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现行的宪法与1974年宪法,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就有不可容忍的倒退。何况,走资派也没有真正按宪法的正确条款执行,只不过作为欺骗人民、掩护他们搞复辟的烟幕弹而已。
我们那位眼睛只往上看、经常深情仰望星空的大领导,近来不是又拿宪法说事吗?他说:“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难道我们要和他唱一个调调吗?
我和钢城生活原型的工人领袖交谈过。他们说,工人认定:法不责众。只要大伙抱团,看他还有啥法子整治工人。我说;文革中,工人造反不就是抱团干的吗?他们说:啊呀,我们咋就没有想到这份上。并表示以后要多看文革这方面的材料。这就说明,今天工人阶级的斗争,必须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起来。这方面越自觉,工人就越能抱团,越有斗志。
毛主席用文革的事实教导我们: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一变,一切皆变。走资派三十多年的翻案复辟,证明了这一点。就说国有企业,经过走资派的演变,还有多少社会主义成分吗?大部分没有了。工人群众有“国有情结”,主要是指他们怀念在毛泽东时代的主人翁地位,那时工厂就是他们的“大家”,所以能涌现无数的工人以厂为家的感人事迹。现在,经过二三十年来一系列的制度嬗变,经过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变成了由少数人当“管理者”,多数人当劳动力的纯粹的生产单位。工人群众面临这样的局面,不过是想更多地为自己争得一些稳定的劳动权,支撑自己和家庭能够活下去的比较稳定的经济保障。即使这样,走资派也要指责他们有“国有情结”,不许工人群众抵制和反对私有化。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不仅是保饭碗,要的是当家作主的地位的恢复。
小说稿中类似的缺陷还有“国资委里的私改派”(第七章标题)。我认为,现在各级国资委里的主要掌权人物,主张不同形式私有化的人恐怕是多数,不宜让读者误解里面还有什么能成气候的“公改派”。
郎咸平 先生是个爱国主义者,对所谓“郎旋风”要有全面分析,不然可能会误导工人的认识。
要写这样一部反映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作品,首先需要自觉地运用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自己。自己有了这个主心骨,笔下的人物自然就有高度了。
(二)主题要深化
钢城工人的斗争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重组,工人还不知道私有化坏到什么程度。待到第一次重组以后,他们有了切身感受,所以才有第二次重组时齐心合力的斗争。我记得第一次重组,工人不仅工资大大降低,而且劳动强度大大增高,工人所受的劳动管制,也很残酷,动不动就罚款。不仅下岗工人生活无着,在岗工人也难以忍耐。所以,写好第一次重组,工人的劳动苦难和生活困顿是十分必要的。现在,把这些化整为零,加写在工人第二次反对重组的斗争中,恐怕削弱了工人的认识基础。
毫无疑问,这场私有化的阴谋,是从省委到市委主要领导预谋的,现在小说这一点写的很突出。但是,即使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走资派的活动阴阳两面都有,好像是舞台上的主角。但在我们看来,它既是反面角色,我们就不要给他们过多的活动舞台和空间,而要把笔墨尽量留给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这是个无产阶级文艺以正压邪的问题。
走资派想用廉价的农民工替代熟练的在岗工人,这当然是一种阶级分化。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写工农本是同命人。记得九十年代发生过一个劳模工人偷了一户农民的饲料粮。农民知道他是被生活所迫,就放过了他。据说当时某大走资派知道了这件事,还慨叹了一番。要借鉴《青春之歌》的经验,林道静深入农村,无疑是深化了主题。反私有化有农民的支持,力量就大多了。
有的评论正确地指出,钢城工人这次斗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这是很必要的。打倒了一个资本家的走狗,震动了整个统治阶级,他们害怕了,暂时退却了,私企从重组中退出来,答应工人按照重组前的秩序工作。但是,这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在企业所处的地位。工人还需要继续斗争,直到整个推翻走资派的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恢复他们原来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后半部分,不知是否写明了这一点。这里提出来,供参考。
题材决定了这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要把这样的政治艺术化,需要在主题上加以匠心。就是说,要把两个阶级的生死搏斗生活化,艺术化,需要在主题展示运作上下翻功夫,矛盾、斗争有起有伏,有低潮,有高潮,主题的展示和深化,是抓住读者的重要条件。毛主席把《红楼梦》当政治书来读,道理就在这里。《红楼梦》的结构,值得我们借鉴。
我希望不要急于出版这部书,要有匠心独运的勇气。我的小说写了25年,开始认定写文革就是要写阶级斗争。经过八九风波,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我的认识就发生了大变化,把社会主义命运问题挂在心上。小说出版后,女主人翁的原型之一——一位农村妇女对我说,她有一个朋友看了我的小说,说:看来,毛主席在培养一两个接班人上是失败了,但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接班人。我想,没有这些震撼人心的变故,我不会有这样的认识。因此,我劝静下心来,把自己帮助工人“维权(利)”的认识提高到“维政(权)”的高度。这里用得着斯大林的一句话:“伟大的毅力只因为伟大的目的所产生。”认识了自己从事的事业的全部意义,作品的思想基础就牢固了,视野就开阔了。
(三)主要人物要典型化
一部长篇作品,没有几个人物形象是支撑不起来的。好的文学作品是和好的人物形象分不开的。《钢城》写了工人群体形象,也写了省市两级的走资派及其走狗。但是典型化不够。
就说被工人打倒的申玉驹,代表了走资派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培植的一个代理人。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他们是用什么手段干这件事的?申玉驹的原型,据说还是一个钢铁厂车间的领导干部,表现并不坏。为什么在私企的利诱下,变得那么凶恶?用“人的本性是自私”不足以服人。要写出新的角度,除了金钱和美色的利诱,是不是还有被修正主义骗人的宣传所俘虏?对这一点要深入挖掘。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会更大。人们会从世界观上看清他变坏的原因,从而触动到自己。
光写工人群像是不够的。这样一场大斗争,没有一个像样的领导者,没有一个领袖人物,那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常说: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塑造一个工人斗争的领袖人物,是对这场斗争的最好歌颂。现在全国每年发生几万、十几万起的群体事件,那里面隐藏着多少领袖人物。把这些人物的优秀品质集中起来,塑造一位代表人物,那是很值得的。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资产阶级专政下,领导工人和走资派及其走狗作斗争,无论如何都是革命新阶段的新的英雄。这样的领袖人物必然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自觉实践者,是公而忘私的自我牺牲者,是群众信赖的主心骨。
据我了解,在钢城斗争中,领袖人物中还有退休的知识分子干部,他们是军师,很多过激的行为都是他们出计谋给予制止的。工人运动中,不能没有知识分子参与。这一点要考虑。
赵剑斌同志,是一位难得的工人出身的作家。由他来写这样一部作品,人们有理由寄予厚望。希望他努力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修改好这部作品。
魏巍同志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他说:“文艺创作只能有中生无,而不能无中生有。”“愈是生活底子深厚,艺术想象驰骋的天地也就愈是宽广。”他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概括:“当你研究生活的时候,要有最大的老实;当你结构作品的时候,要有最大的‘不老实’。”这里的“不老实”,就是想象,就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升腾起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是“高于生活”的各种思维途径和艺术结晶。
高于生活,是艺术活动的最高境界,毛主席既有深刻的理论,也有光辉的实践。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结晶,他的脍炙人口的诗词就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精品。然而,要领略这个境界,没有一番自我改造,那是很难得到的。就我的体会而言,知识分子没有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既认识不了毛泽东,也认识不了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文艺的无限风光也就难以降临到你的头上。资本主义复辟的文艺黑线,反证了这一点。
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民和走资派作坚决的斗争!
这力量是钢!
——序赵剑斌《钢城》
孔庆东
我知道并且相信,大多数读过赵剑斌此书的人会激动、会激愤、会激越、会热血沸腾。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根本没必要来写这篇短序,如果中国的人心已死,希望已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来对一本描写希望的纪实文学作品评头论足呢?
然而,我自己却是非常冷静地、分几次读罢此书的。不知道是为了预防自己不冷静,还是觉得自己太冷静,我阅读的同时,不是听着绵软的评弹,就是听着俏皮的相声,用以化解字里行间那汹涌的涛声。虽然赵剑斌在年龄上是我的前辈,但我仿佛面对我的研究生的论文一样,尽力摒除个人情感,摒除先入之见,先入乎其内,然后再出乎其外。所以,我可能有几句不同于革命群众、也不同于汉奸国贼的话要说。国贼们不是经常怨恨革命群众不理性、污蔑爱国志士不冷静吗?那我们不妨做几个理性的秀给他们示个范儿。
本人是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快要出版我个人的一部现代文学史讲稿。赵剑斌的这部长篇小说,倘若放入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或者“无产阶级文学”系列,实事求是地讲,“艺术水平”只能达到中等。比不了茅盾丁玲等人。但是,这不恰好说明,无产阶级在今天的文化滋养,还不如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吗?
本书的价值,不专在所谓“艺术”,而在其沉甸甸的现实所指。一部钢城改制史,就是一部当今工人阶级血泪史。汉奸国贼们,连续开了30年的“忆苦思甜”批判会,忆毛泽东时代之苦,思改革开放之甜,对革命、对中国、对工人、对农民,口诛笔伐,批得体无完肤。最后仿佛只有他们是人,只有手握巨款才是人,面朝黄土背朝天者则都不属于人类。中国的工人农民们忍耐着、妥协着、幻想着、盼望着。然而,终于有忍耐不下去的一天,终于有幻想彻底崩溃的一天,因为眼泪已经流成了河,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已经堆成了山。当他们最后一条生存的底线也要被突破的时候,人性中最后那一丝尊严便昂扬立起了。
实际上,中国工人农民的奋起反抗,这30年来一直存在着,并且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但在文学艺术领域,甚至在新闻传播领域,却没有得到起码的反映和表现。亿万中国人民,就那么“杀人如草不闻声”地被欺压、被屠戮,他们的反抗,则正像样板戏《杜鹃山》里柯湘唱的:“有多少暴动的英雄,怒目苍天饮恨亡。” 鲁迅 先生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坟·论睁了眼睛看》)没有这个灯火的照耀和鼓舞,人民在黑暗中前赴后继,也难以获取真正的胜利。而今天,赵剑斌就用他的并不十分“艺术”的手臂,擎起了一支熊熊的火炬。
我曾经在博客中简评过两句赵剑斌的作品:“哈尔滨作家赵剑斌的两本长篇小说,一本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 年版的反腐倡廉小说《父恩难辞》,一本是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 年版的‘中国当代工人阶级维权自救文学的开篇之作’《新潮旋风》。书名取得都太朴实,文笔也不够灵动,但内容却很扎实,写出了当今工人阶级的苦难和抗争。新世纪的无产阶级文学,风生水起了。”既然风生水起,接下来就该登堂入室。本书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还太写实,提炼与升华不够。当然这不能苛责,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在现实生活中,毕竟还没有产生智勇双全的工农领袖和草根英雄。工农大众一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和斗争艺术,另一方面则需要与知识分子相结合或者培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今天之所以能产生赵剑斌这样有胆识有思想的无产阶级作家,我们还是要感谢毛泽东时代,不仅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且还让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识,培养了成千上万代表劳动人民的专家学者。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今天才能再一次举起反帝反修的大旗,捍卫社会主义的无限江山。
本书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告诉读者,面对依靠帝国主义撑腰的资本强权,工人农民只有团结起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进而维护社会主义事业,维护中华民族的宝贵血脉。汉奸国贼之所以肆无忌惮地祸国殃民,就在于亿万群众的自然状态是一盘散沙。就如本人在北大“现代文学史”课堂上所云:现代化不是高楼大厦和电灯电话,而是高度的组织化和系统化。当人民团结起来,用森林般的手臂掀起钢铁狂飙之后,无论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都会惊异地发现:
这力量是钢!
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长篇力作
—— 序赵剑斌长篇小说《钢城》
左大培
( 2011年9月9日 )
赵剑斌的长篇小说《钢城》(原名《钢城改制变局》),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创作的。但是,这本小说绝非漫无目的地来记叙一些事实,它有着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
对这本长篇小说的写作风格和艺术水平,不同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是:这本小说完全是根据多年来对国企问题的调研而进行典型化创作的,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在生活中有一些确定的原型。从这本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中国北方国企的一座钢城的真实状况,看到那些在一个大型国企东发钢铁集团中工作的人们,看到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看到他们感情的流露,看到他们因为私有化改制而遭到的权益损害和由此引起的愤怒和抗争;最后,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到一座愤怒的火山如何爆发,一场惊天动地的群体反抗如何凸显在世人面前。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称呼小说的这种写作手法,因为我在文学理论方面所知甚少。也许,这就是原来意义上的一种“现实主义”?这可能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可能就是有目的的革命现实主义:它是描写工人阶级斗志的现实主义,是为保卫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现实主义!
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企业从来就是有钱的资本家统治工人的场所。工人从企业中所获得的利益,必须服从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的需要,只有在资本家赚到钱的前提下,工人才能够就业,才能挣到工资。
而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公有制给了工人们以企业主人的地位,工人的就业、收入和福利待遇不再以资本增殖为前提。在那30年中,国营企业中的中国工人享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就业保障、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不再听任少数资本家宰割。
但是最近二十几年来,新自由主义横行于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信徒们控制了经济政策,要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复辟资本主义,让所有的企业都变成资本家赚钱的工具。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更发明了权贵私有化的新招数,以各种迷人的手法将公共所有的财产无偿地赠送给私人。他们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国有企业改制”,以各种各样的金融手段为掩护,实质上是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来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财产无偿赠送给极少数人。国有企业私有化在最近30年的世界各国风行一时,但是其手段之卑鄙,却在中国的某些地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倒是那个在俄罗斯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的丘拜斯一语道破了他们这样做的“天机”:他们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完成私有化,哪怕是把国有企业送给“小偷和骗子”。
这样的掠夺性私有化不仅让少数私人抢夺人民的公共财产,使全体人民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将国有企业变成了少数暴发户的私人财产,使广大的国有企业职工重新落入听任少数资本家宰割的悲惨境地。它遇到了职工群众的强烈反抗。尽管这些反抗一直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强力压制,但是我们仍然在十多年里不断地从各种缝隙中听到反抗权贵私有化的怒吼。这些怒吼终于在2009年的“通钢事件”中演化成了暴烈的反抗,让全世界看到了被激怒了的国有企业职工的力量。中国工人阶级用他们反抗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壮举,为全世界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使 7月24日 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节日。
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那些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各种人物,都活生生地再现于赵剑斌的小说中。这是真正“写真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它告诉了我们一个最真实的现实:中国工人阶级是如何保卫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因为切实保卫了工人阶级利益,这部长篇小说在一些网站连载以后,已经在广大网友和工人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他们也从中得到极其有力的鼓舞和激励,纷纷发表了很多网评,表示说:
“看后热血沸腾!”
“向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致敬!”
“人民的作家!”
“写得就像巴黎公社革命”,是“当代的巴黎公社”!
“不愧为工人阶级作家,这么快就写出了一部这样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很有战斗力,佩服极了!”
甚至有一个网名“草帽”的网友激情地写道:
“东钢工人保卫战震惊中国、震惊世界,是现代工人阶级与资本家斗争的继续,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现代的重演。东钢事件将进入史记和教材,同罗马的斯巴达克起义、法国的巴黎公社、中国的二·七铁路大罢工一样,可歌可泣,千古流传。谁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弱势群体’?我们曾经做过国家的主人。现在遭到了资本家的围攻,我们正在呼吁、觉醒、反抗、斗争,工人阶级崛起之日,就是万众一心的钢铁长城!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奴隶们,起来,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谢谢,你是中国的高尔基。”
我想,无论这些高度赞誉这部作品的网评是否完全合适,但是这么多跟帖确确实实地反映出:广大左翼网友和工人群众,已经认定这是一部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长篇力作,已经得到他们相当强烈的支持和喜爱。
浅评赵剑斌及其书稿《钢城》
——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文化战士
陶 冶
(书面发言稿)
工人作家赵剑斌的书我已经读了两部,从网上看见了他的新作《钢城改制变局》(现定名为《钢城》),很是振奋和惊讶。振奋的是,终于有人以文学的小说形式正面歌颂“7、24”革命风暴了;惊讶的是的作为怎么这样迅速?我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给发了信息,表示祝贺,也表示了自己未能把《通钢风暴》写出来的遗憾。希望我能写写书评,可是我回老家就滞留下来,打印机未能随电脑一起带回来,而我也难于在荧屏上阅读,所以一直未能通读。这样是无法写书评的。接到解放区文学研究会的通知后,作为研究会文学组的理事赶不回去参加会议,写个评论发回去总是应该的。对于是完成个承诺,对于会长也是完成了一份任务。于是,我只好就眼前的这一章(三十六、钢城工人高举毛泽东的旗帜前进)说说我浅显的看法,算不上评论,只是个感想吧!
武继松接着毫无畏惧地说下去:“不用这么威胁我,你们能判得了我算你们有权势。我今年七十有二,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我死,可能比泰山还重,我是为党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但是我现在还是有些后悔,我维权费了那么多力气,群众没得到多少利益,都是为你们维权,你们穿着警服拿着高工资,哪儿来的?东钢要是纳不上税,你们还能开支吗?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开不了!现在东钢的领导把乌纱帽保护住了,要是这次私企老板来了,东钢人一个都不用!我为谁?我都为你们维权啦!我现在真后悔,私企老板整我们工人,你们也来当帮凶,我能不后悔吗?!”
后面几句话击中了胡局长的软肋,更让他无地自容,只好继续陪着假笑,讨好地对武继松说:“行了行了,老爷子。别在这儿卖乖了,我说不过你还不行吗?但是你要记住,不是我要整你,你以后千万不能再给我们找麻烦。以后你不能再去省里上访,不能再去接受外地记者采访。政府不允许,领导说我们没管你,你愿意让我们把你拴得紧紧的吗?你可以回去了,但要记住,以后少给我们找麻烦吧!”
我读这里心里很痛快,主人公在胡局长面前不卑不亢的态度、柔中有刚的语言,不仅仅是对一个强大势力的示威和抗争,更是对执政当局直接而有力的批判!我觉得这样的表述太好了!
时隔多年再次见到毛主席遗容的一刹那,武继松内心感到深深的震颤。人群中有人在哭泣,甚至唏嘘不已。武继松也百感交集,鼻子一酸也老泪纵横。毛主席已安卧在这里三十多年了,可是自从他老人家辞世以后,亿万劳苦大众就重新遭受到了二遍苦二茬罪。在改开大潮的逆境中受尽了屈辱,被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所压迫,人民时刻都盼望着毛主席能醒过来,再领导中国工农群众继续革命,把这些年死灰复燃的沉渣泛起的党内走资派、私企资本家、买办汉奸重新打倒,让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主人公确实代表了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心声!这是广大的失去了靠山的劳动人民憋在心里无处发泄的呼声。通过笔下的人物呼喊出来了,我心里感觉舒服多了!
这次开会发言的主角是参加工作多年的老工人、老工程技术人员。王金星来北京之前曾跟孙益生切磋,俩人合写了一篇文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灵魂》。孙益生还在单位上班,就委托刚刚办了退休手续的王金星,来这里宣读这篇文章。他说毛泽东同志不但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即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而且领导中国亿万工农群众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的新中国,而且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高效率、高速度初步建成中国的工业化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毛泽东同志非常注重生产关系的变革,尊重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将鞍钢等工业企业在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试行的实践经验,提升到宪法的高度予以肯定和倡导。鞍钢宪法是毛主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体现,是毛主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重要思想的体现,然而改开三十多年来,全面私有化的妖风使工人阶级大多数群众,失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制保障,他们下岗失业、买断工龄,或者在雇佣劳动的岗位上受尽压迫剥削,失去民主诉求的权利,因而工人阶级群众成为所谓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要重新成为企业的主人,必须重新以毛泽东思想为强大武器,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灵魂,肩负起拯救社会的责任和重担,完成复兴社会主义的大业。他说东钢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阶级的胜利。
这样的表述是合乎现在实际的。我认为这就是对资改路线的批判。占有了足够的素材,就可以充分地表达。但是,能不能如实地表达,还是需要勇气的。我看是毫无顾及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为本阶级说话。这说明他没有忘本,更没有背叛。他的立场是坚定的,革命性是很强的。于是,他才能表现出一定的战斗力!
……接着,武继松回顾东钢创建时的情景,他的语调时而平静,时而铿锵有力、慷慨激昂:
“当年,我们加班加点义务劳动献工,没有半点怨言,因为主人翁的地位体现出来,因为企业是我们的,国家是我们的,我们每个工人心里都明白,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进程中,多付出点辛劳从不讲价钱,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参与,没有任何抱怨,渴了喝口凉水也心甘。大家心里有杆秤,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不能辜负毛主席、共产党的厚望。”
主人公一点儿也没说谎,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工厂的主人,除了个别的思想落后人员都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以厂为家出工出力互相比着多做贡献的。资改派为了摧毁国有经济,推行私有化,先从否定大锅饭入手,说计划经济、公有和集体所有的企业养懒汉,这纯粹是对工人和社员的诬蔑,是放狗屁。个别人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和懒惰的无赖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会有的。那不是计划经济产物,更不是社会的主流。资改派的头子为了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这样以偏概全,抓住一个枝叶当全树,就挥起大斧子砍倒了生机盎然、枝繁叶茂的社会主义大树。到后来就发展到“砸三铁”,靠“减员”来“增效”,让以厂为家的职工“下岗”。有下岗就该有上岗的时候,职工为厂子的效益可以做一个时段的牺牲。可是,厂长成了老板,把你蹬出后就招用临时工(没有转正的可能就只能被称为“农民工”)以减少成本。种田的叫农民,做工的叫工人。这是有史以来的称呼。360行,“农民工”是什么行当?资改派可真会“理论创新”,竟然弄出个“农民工”的称谓,足见煞费苦心至极了。当局为了让老板彻底放下包袱,就又弄出个“买断”来。“改开”以来新词不断,所谓“买断”既不知所买的“断”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交易双方谁是顾客。而交易从来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可是“买断”的交易却是不允许卖方要价的。于是,就有大量的为计划经济忘我劳动的企业主人被赶出企业,致使老板可以为所欲为。至此,大家才看清楚,所谓的“改制”就是要改变所有制,就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所谓的“转型”,就是要转变到私有制的、既非公经济的类型。“民营”在毛泽东时代是人民群众自己创办的,和国营单位并举的事业和企业。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民办教员。所谓的民办教员那不是现在私人办的学校的教员,是派到公办小学里的由人民公社所辖的生产大队负担报酬的、还属于社员的非正式教师。而现在,把私人办的企业统称为“非公有”的“民营”经济,就是为了当局的需要而捏造的不伦不类的称谓,严重地混乱了我们的国语——汉语语言的规范。
至于今天的东钢,我们真是感慨万千,深深体会到今非昔比:今天是新型资本家说了算,是走资派说了算。现在分配原则是‘按劳发薪作废,按资提取翻倍,然后纳够税,留够费,揣满挎兜再分配’。工人的感受是‘憋够气,挨够累,有话不敢说,待遇差千倍’。因此,东钢的问题不是突然爆发的,矛盾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才造成今天的局面。作为一名普通的老工人,我读书不多,理论性不强,既无权又无钱,但是由于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我敢于站出来斗争,以后还将继续与私有化作斗争,即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主人公的剖析可谓一针见血。我见过主人公,他确实就是这样说的。可以说,是忠实地记录了主人公的谈话,决不是强加给笔下人物的。
武继松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沫,呷了一口,然后慢条斯理地应付说:“北京接待人员对我们说,你们反映的问题,已经通过网上转到地方政府解决,我们反映的问题都已在网上,你自己打开看吧!”
胡局听他这么说,就笑了一下,说:“老爷子,你这么回答我的问题,不是难为我吗?我到什么网上查找呀?好,你反映什么问题可以不说,你总应该说说,你到北京哪个部门去反映吧?”
武继松又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毫不局促地一板一眼说:“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访局去上访。”
胡局这才裂开嘴开心地笑笑:“好,你就这么回答。我再问你:人家怎么答复你呀?”
武继松也笑笑,说:“人家说回去找地方政府解决,可以去省去市,不解决还可以再去北京。”
胡局瞪起眼睛,诧异地表示:“不会吧,你到北京是越级上访,以后不能再去了!”说完,他摆摆手,让作记录的下属过来,“签字吧,老爷子,你承认到北京国务院上访啦!”
武继松接着啜茶,拒绝签字说:“我签什么字,我到省市政府都去反映过问题,至今不给解决,我这是头一次赴京上访,以后不解决我还要再去,算什么越级上访?!这是工人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合法行为,不是违规违法的行为。我懂法——你们警察别来糊弄我们老百姓!你们糊弄我签字承认越级上访,你们就可以拘捕我?没——门儿!”
主人公真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员,真理在手,从容不迫、义正词严。这跟那些靠摇尾乞怜只为保住乌纱帽的狗官们相比,可以说是大英雄了!犹如在场做记录一样的,或者就是给录音了。我很可怜这个胡局长,他掌握的是国家赋予给他的决大的权力,而在本书的主人公跟前却无能为力。这是怎么了?国家机器呀!怎么居然失灵了呢?
学习会上,有工人披露;2008年底被锤杀的宫敬有案已经在邻近的县法院宣判,青年炉前工张广茂被判死刑并已执行;他还说,据可靠人士传达,7.24那天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谷胜可能要被判无期或者二十年徒刑。
武继松听到这里激愤地站起来说:“这不公平,这不公正,现在很多法律是为富人为资本家制定的,改开三十年来尤其是国企改革国企改制十几年来,导致千千万万的工人下岗失业,因生活贫困、有病难医、精神抑郁迫害而死的不计其数,法院可去追究过法律责任吗?没有!对国企改革、国企改制的问题法院曾经一律不立案!宇虹私企申玉驹动不动就让我们工人下岗,砸我们的饭碗,让我们许多职工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法院出面追究过他的责任吗?省国资委跟私企勾搭成奸,严重侵犯我们职工的参与权、监督权以至知情权,致使几十个亿的国有资产流失,法院去追究过他们的责任吗?没有!省国资委主任反而指责我们‘国有情结’严重。所以,在这个环境下,和谐社会很难构建,只有高举毛泽东的旗帜,重新复兴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企业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行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权利,我们的社会才可能真正和谐起来!让我们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努力奋进吧!
主人公在工人队伍里,已经成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旗手了!是谁人给他的资格?是他自己争取的。《国际歌》唱的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工人,在偌大的东发钢铁公司就能“兴风作浪”,而公司上下的要员们,还有负责“稳定”的“胡局长”们竟然奈何不了他。这究竟是怎么了?我思量再三禁不住觉得好笑!
因为元旦是在北京度过的,他和王金星趁在北京多待几天,到革命老前辈家里去拜访,还有几个颇有影响的左翼中老年学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家,也来旅店看望他俩,祝贺他们东钢职工,在反对私有化的斗争中取得阶段性胜利。他们在一起聊起这些年的改革开放主流媒体,向工人群众宣扬的是如何如何发家致富,而不是倡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倡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工人阶级要恢复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除了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必要的斗争以外,还要加强政治思想理论学习。坚持经常学、不间断地学,还要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反思改开三十年的社会变化,向书本学习和向社会学习结合起来。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真理,不能从工人群众中自发地产生出来,需要从外面向工人群众进行灌输。毛泽东除了对工农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以外,还注重让工农群众在革命实践中自己教育自己,接受正反两方面的思想教育,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才能成熟起来,壮大起来。他们向武继松和王金星介绍说,目前全国各省、市先后成立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学会,这是一个很好的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应该得到更全面的普及。其实那天在“老工人怀念毛主席”的报告会上,有几个外地老工人、老工程师介绍的,就是他们成立毛泽东思想学会,批判鼓吹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上都有很大的收获。
这里的叙述都是事实,一点儿也没虚夸。在北京除了他们拜访了马宾老我没在场,其他活动我都在。我认为记录的跟实际没有出入。
王金星透露说:“东钢跟北钢重组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许裁减干部,有的分厂一个变两个,管理干部还要大幅度增加;至于高管的年薪问题,董事长的700万已降下来,仅仅是30万;处级也不再是30万,可维持在六七万,科级维持在三四万。工人的工资可能年后一上班就会上调。”
据我的采访得知,王金星说的也是事实。这个吉林的支柱企业早就给管理层实行高额的年薪制,与普通职工的差距已经拉大到极点了。过去的管理人员在企业中是为企业主人服务的。自称“第二代”“核心”的人不是说“领导就是服务”吗!现在主人已经被一脚瞪开沦为奴隶了,管理层成了资本家、工头和奴才,都鸡犬升天了。旧社会资本家、财主还是用自己(不管是怎么牟取的)财产、资金做资本,赔了还要自己承担的。而这些所谓的“高管”是空手而得。就说那个在“7、24”事件中良心发现而辞职的头号“高管”就是今后一分工资不拿,也够过下八辈子了。其实所谓的企业“改制”就是把企业的管理人员买通了,以便这些大小工头们随意欺压工人,保持他们希望的稳定。前面说的那个“2008年底被锤杀的宫敬有案已经被判死刑并已执行青年炉前工张广茂”,就是反抗所在车间欺压工人的工头。在现在的国有企业里,已经造就了一些跟工人势不两立的管理势力。即使还叫国有企业,已经变质为比私人企业还霸道的个人或跟政权结合的私营企业了。对这样的四不像企业的老板,工人是无可奈何的)
接下来学习会进入正式议程,由孙益生给大家宣读并讲解一篇纪念毛主席五十年前宣布鞍钢宪法的文章。
他介绍说:1960年由马宾主持工作的中共鞍山市委经过调查研究,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鞍山钢铁公司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的情况。该年的 3月22日 这一天,毛主席代表中央写了一大段按语,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命名为鞍钢宪法,并以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业企业的指导方针。他介绍说:鞍钢宪法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才能让工人群众当家作主。
他介绍说:毛主席曾经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联系不久以后东钢将跟北钢的重组问题,认为这两个名义上的国企重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极有可能还是官有制,工人群众不是企业的主人,没有人人平等的生产关系,没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和政策,还是一小撮特权阶层即改开既得利益的小团体利用职权在贪、在捞、化公为私、大搞腐败工程,致使国有资产照样大量流失。这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连国家资本主义都不是,可能也搞资本输出,也搞海外并购,我们职工虽然暂时还可以保住三险一金的福利,但跟毛泽东时代的国营企业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处境可能比那些私企要好一些,比那些大量实行两头在外的大批农民工,只靠低廉工资维持生存的血汗工厂好一些,但是我们不能期望值太高,以后遇到阻力问题,我们工人群众还要团结起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看来要跟资改派做斗争,工人阶级必须组织起来学习毛泽东思想,用鞍钢宪法为武器,夺回主人翁的地位,做企业的主人,把老板回变成为职工服务的公仆。倘若这个公仆不能代表职工的意志管理这个企业,企业的主人——全体职工通过“职代会”就可以罢免另选。可是,“改开”到今天,要实现这样的回归确实是很难的了!因为我还没能看完书稿的全部,尚不知道会怎么样结尾。不过,在这里已经表达了他的意愿,我很感欣慰。
以上仅就书中的内容(仅仅一章)表达了我的看法和感想。下面我要说说完成这项工程的不易!
是怎么深入东钢进行采访的,我不得而知。可是,从我去采访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7、24”那天我在听讲座,忘记了是什么原因我克制不住发了言,不知道是什么促动了哪根神经,竟然喊出了“到了该公开批邓的时候了!”在我的发言中可能流露出我是通化人,于是有人说“通钢出事了!”我立即悄声问怎么回事,等对方跟我说清楚后,我觉得既震惊又振奋,工人阶级终于起来了。回家后我就上网看个究竟,深夜写了《石破天惊的好消息——通钢工人造反了!》赶紧发给旗帜网和,两网也及时发表了。当然,关于“7、24”事件的文章陆续发了好多。工人网还汇集出版了《国有情结》的小册子。于是我就萌生了回通钢采访的心愿。就在我想动而未动的时候,一个很值得信任的网站领导请我带一老一小去通钢采访。这真一拍即合,我高兴地接受了委托。车票拿到手后,我就近到燕郊车站上车,可是燕郊车站上车的旅客很少,到点了没有喊叫“检票进站”,硬是把我扔下了。我跟车站的人大吵一顿也没用,赶紧采取补救措施,改乘汽车去通化。好在汽车走的是直道,我到通化车站比火车还提前了。说是一老一小两个记者来,那个老的临时变化不来了,我接到了个小的。我事先求小友开车接待,把我们俩安顿好了,就和我邀请的通钢方面的联系人见面并一起吃了饭。等要回到住处的时候,那小同志竟然接到单位领导(也是委托我的人)的紧急电话,让他立刻返回。我就觉得蹊跷,怎么刚来就改变了安排,但又不好追问。于是,又赶紧办理退宿,急急忙忙把那小同志安排到我坐的那个大客上。我领的人回走了,我的公差就变成私差了。我就自行其是了。
我已经离开家乡快20年了,跟老友们断绝联系,老电话号码都变了。我就如同挖宝似的总算找到了在通钢的老熟人,可是他已经退休了。但是他毕竟是通钢人,对我的帮助不小。他做了简单的介绍后自然会把接力棒递给下一个人。就这样我的采访总算开始了。当我听说有个比较了解情况的老工会干部就在老干部活动室里消闲,因为我就是老工会干部,想是肯定谈得来的。但是,我找到他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时,他立刻没了热情跟我“再见”了。我发觉他是很谨慎的,也许有什么禁忌。几近吃个闭门羹后我还不死心,就回市总工会再找知情人。我以为通钢出了这么大的事,作为全市职工的“娘家”的市总工会是不能不介入的。近20年的疏离,市总工会对我来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无论是经济部还是民管部都没找到知情人。当我听说当任工会主席的名字后心头一亮,是我初中同学的弟弟。我就敲门进入自报家门说明来意,人家还真的不认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未曾谋面的老兄。从礼节上看毫无挑剔,从关系上看是很负责任的。他说:“老哥哥,我劝你不要介入这个了……”在言谈中听得出他是好心,他在为我担心。他既然劝我不要介入,他自己能介入吗?从他嘴里是采访不出什么的,想让他给我联系被采访人也就别想了。我又想起《国际歌》里的歌词:“不靠神仙皇帝……全靠我们自己。”因为我毕竟干过记者的差事,何况在当地还有几位老文友。我就来个星火点柴的办法发动了老关系,也建立了新关系。于是,我搜集了我想要的大量的文字材料。除了未能见到工人领袖外,我是满载而归的。真是天遂人愿,回北京不久,在参加了几个左派网站联合举办的纪念活动上,看见了这位工人领袖并听了他的发言。之后我采访了他们。他们讲的跟这部书的写的是一致的。本来我是可以动笔开写了,我要以纪实文学的体裁写真人真事的《通钢风暴》,考虑写好了也是很难出版的。但是,天空是不能一直没用晴的时候,把素材掌握了写好了早晚是要出炉的。哪曾想本书走到我前面了。他是采取化名的办法写的小说,但是仍然是纪实的。显然他比我高明、睿智。当然,书稿尽管写出来了,要想在大陆正式出版还是很难的。好在毕竟能在左派网站跟网友们见面了,有了一定范围的读者,达到了有限的写作目的。因此,我对的理解和钦佩很可能是超乎其他读者的。
当初我认识本书就是在的讲堂上。我不仅看到了他的两部大作,还听了他的讲座。出于老乡观念,也出于同是名不见经传的草根作家的心态,我对他的感情是非常的。他的收入是属于低度的。他无力下榻宾馆或是旅店,就寄居在的讲堂里。我儿子理解我的怜悯和对作家叔叔的支持,他买了好几套摆在店堂上他的大作。未征求我的意见,就看谁跟我交谈的密切,就认定了送书的对象,把自己买的书发出去了。而我俩并未深入交谈,只是互相留了对方的电话号。从此联系不断,可以说是建立了革命的友谊。刚刚打开他在旗帜网上的文集,发现他已经写出了《阳早、寒春红色传奇》。我也是寒春老人的崇拜者,也是 阳和平 教授的熟人。可是我未曾想给寒春老写纪念文章,更谈不上著书立传了。可见赵剑斌是个文思敏捷、行动迅速的多产作家。毛泽东称赞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无论如何赵剑斌跟鲁迅无法相比。但是我想,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了,他总该有兵的。我们未能跟鲁迅生于同时,自然连他麾下的一兵也当不上的。那么,既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我们追随鲁迅,沿着他代表的文化方向,做个敢于冲锋陷阵在文化战线的战士,总还算不是妄想吧!所以,我认为赵剑斌就是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的文化战士,恐怕是当之无愧的!
2011年10月10日 于东北老家
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历史经验
——读赵剑斌新作小说《钢城》
范正美
(书面发言稿, 2011-10-9 )
赵剑斌同志的新作《钢城》(原名《钢城改制变局》)见诸网络之后,受到读者高度关注,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正如韩西雅同志在序言中所述,它是一曲中国工人阶级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英雄凯歌,是一部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优秀小说。质言之,《钢城》通过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活生生的形象描述,纪录并揭示了工人阶级维护社会主义成果的历史经验。“作品如实地记述了东钢工人群众奋不顾身,冲破资产阶级专政的镇压,组成了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把妄图吞没国有企业的恶浪挡在门外,不得越雷池一步,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使东钢工人成为举世瞩目、令人钦敬的英雄,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榜样。”(见韩西雅序言)
《钢城》告诉人们:东钢工人群众,起来抵制所谓国企改制是天经地义的革命壮举。因为,社会主义的企业,有两个起码的本质性标志:一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二是该企业的主人。要做到这两条,一必须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也就是谁也休想个别占用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来支配工人的命运;二必须行使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也就是工人群众必须参与企业的产品生产、企业建设、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的管理与监督,领导和控制企业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的进程,使工人们看清楚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国有企业改制不是寻求这两方面的建设和完善。而是要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所有,实行所谓“国退民进”,将属于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改变为企业主的个人所有;要把工人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改变为企业主的雇佣工人。这一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不符合我国宪法;三不符合广大工人群众的愿望。这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钢城》好就好在这里:“它已经不止是一部文学作品,它超越了文学领域,其本质已经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的一部当代史书,记录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史记,一部信史。有了它,就把中共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集团,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白纸黑字,逃脱不了。”(见韩西雅序言)
《钢城》通过艺术再现告诉人们:进行这场斗争,有这样几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必须高举宪法的旗帜;高举民主的旗帜;高举自卫的旗帜;高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阳光的旗帜。一句话,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记得胡锦涛说过这样的话:“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显然,这三个至上,最后统一在“宪法至上”这一基点上。因为党的事业就是社会主义的事业,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民利益的福祉所在。我国宪法正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和斗争,选择关键时刻,将人民利益所系的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前途,变成党的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通过法律转换,最后以宪法这种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执政的革命权威变为国家公共意志的现代宪法规范,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受到国人的爱戴和世人的敬重。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其他反共势力,他们害怕的正是社会主义宪法保护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兴旺发达。因此,逻辑应该是这样的: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正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维护共产党的事业,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应该是贯彻、落实宪法的模范。同理,逻辑当然也应该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宪法为最高指导原则,并严格控制在宪法规定的各种规范范围之内,按照宪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因此,宪法是我国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最高规范,宪法规定的各种原则界限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不能突破的底线。但是,现实却颠倒了过来,我们的改革设计者,在某些精英们的蛊惑和怂恿下,置宪法而不顾,使改革开放离开宪法轨道而依照精英们的设计进行。既不以宪法为指导,又随意突破宪法规定的基本界限。在这种情况下,监督宪法的执行、维护宪法的权威、挫败资改派对宪法的碎片修改,就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的肩上。
问题已经如此尖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到底要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以随意蹂躏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革命烈士已去,但他们的遗愿生辉;毛泽东虽死,但是毛泽东思想继承有人;老一代革命家不多了,但是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犹荣。如果容忍践踏宪法这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那么,共产党的事业就要打水漂了,人民利益的幸福源也要打水漂了。就在这样一种关键时刻,东钢工人阶级以宪法为武器站起来了,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斗争。然而,战斗正未有穷期。用宪法维护党的事业,维护人民的利益,天经地义,合理而合法。应该明确,这也是中国人民唯一的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我们说,这是最后的斗争。事实证明,并且还将证明,资改派的所作所为,一开始就是从修改宪法开刀的,对此,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宪法不保,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必将不保。用宪法为武器,正是现代有觉悟的人民开展斗争的一种政治智慧,正是深刻理解毛泽东政治智慧的一种政治觉悟。中国人民必须在斗争中高度自觉地学会这种政治智慧,迅速提高这种觉悟。《钢城》告诉人民:宪法是中国人民几十年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也必须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宪法。只有维护宪法,才能维护社会主义,维护人民,这绝不是缺乏斗争的明确性、坚决性,而是中国人民目前最明智的也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它是其他斗争手段的根本政治基础。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谨防犯左派幼稚病。
现代社会,民主是民生的基本权利、最重要的权利;民主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言,就是行使宪法所赋予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人民曾经选举共产党人行使日常当家作主的权力。但是,当某些共产党人只要官、只要金钱美女并且到了不顾人民死活的时候,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就必须自己起来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天经地义,合理合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利益之所在。人民不保卫社会主义,指望谁来保卫社会主义!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尊重民意正是维护所谓“以人为本”,坚持所谓“执政为民”。《钢城》以可歌可泣的事实再次证明:民主历来是工人阶级胜利的旗帜。行使民主权力、民主权利,维护民生、民主权益,正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形成联合铁拳、培养领袖、认识自我智慧和力量的伟大学校。试想,没有工人级级和劳动人民敢于行使民主权利,冒死走上街头,哪有五一国际劳动节,哪有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哪有八小时工作制,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哪有中国共产党,哪有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哪有四大的出现,哪有社会主义和各种打击资产阶级的胜利斗争?
自卫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自卫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再教导我们,工人级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从来是工人级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国际歌唱得好:“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钢的经验再次告诉我们,自卫从来是对立面逼出来的。当人家以死逼人,难道只能束手就擒,不能反抗吗?东钢的经验告诉我们,自卫就是不等不靠,不迷信,不取侥幸,不抱幻想。老老实实搞调查、摸清情况、掌握信息。不祈望出什么天才、出什么救星、出什么奇迹。不唯书、不唯上。踏踏实实,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团结、智慧和力量。
历史一再证明,对于工人级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旧世界是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及其世界体系,除了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别无他途。私有化改制玩弄各种骗局、搞资产阶级那套吹吹拍拍、拉拉扯扯,千方百计挑拨离间,用金钱美女拉拢腐蚀干部、群众。《钢城》告诉我们:他们对付工人阶级的维权行动,有三大损招:一是威逼利诱,恩威并施;二是制造矛盾、分化瓦解;三是培养工人贵族、工贼,篡改工人组织的革命性质。能够打破这些惯技的,就是工人级级钢铁般的坚强团结。东钢工人群众硬是不信邪、紧抱团,所以旗开得胜。
中国的私有化改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开展的,却又是在个别人的一系列里外密谋、暗箱操作、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实现的。既违宪,又缺德。因此,他们的言行最怕公开,最怕见群众,最怕晒太阳。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以天下为己任,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将他们那套私有化改制的过程、细节全部加以公开,把他们出卖国家利益、出卖民族利益、出卖人民利益,损公肥私,盗窃国家资产,化公为私,所有那些见不得人的一切丑恶行径,全部、彻底、干净、系统地揭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昭告天下,借助各种媒体,将其倾泄于世,晓谕人寰,以得到社会其他各界民众的认同、支援和帮助。东钢工人群众正是熟谙现代社会信息爆炸的基本特征,把私有化改制的那些肮脏的交易,暴露于阳光之下,让它们统统见民众、见太阳、见空气,进而赢得舆论“一边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改派奢谈法制、民生、民主、民权、尊重民意,大谈什么体面、尊严生活,起劲地宣传WTO讲究透明和平等自由。所以,高举这五面旗帜,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抓住了资改派的要害处,体现了工人阶级维宪维权的要求,符合大德、大仁、大义、大理、大法,得天下欢欣,受四海声援。这样,工人级级和劳动人民便由下位,变成了上位;由外线作战变为内线作战;由被动变成了主动;由局部现象上升为全局问题;由少数人的意见,变为全体人民的意志;由申诉变成了护宪维权。
《钢城》的意义在于:东钢工人阶级所提供的宝贵的新鲜经验,告诫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同私有化抗争,任重道远途艰,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这面大旗,才有出路。必须敢于斗争,也必须善于斗争。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注重调查研究,掌握信息,坚持从实际出发,总结经验,讲究斗争艺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力争一步一个脚印,直到最后胜利。
五、资料摘编
介绍鲁迅资料前言
伟大的 鲁迅 先生在他仅仅五十五年的生命旅程中,写下了六百万字的著述,使他成为近现代以来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即使在他离开我们已经七十五年之后,他的著作和思想的光芒犹在。他“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的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
伟大领袖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称赞鲁迅:“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可是,近年来,社会上时有“鲁迅过时了”的声调,“去鲁迅化”的声潮还甚嚣尘上,从鲁迅由学校教材中“撤退”,到炮轰鲁迅的妖风频刮,这些令人忧虑的现象不断出现。但是,众所周知,鲁迅当年所抨击过的那些社会上、文化上的丑陋的、罪恶的、腐败的现象仍然存在,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说明,鲁迅和鲁迅精神并未过时,也不可能过时。小说《钢城》所反映的资本的贪婪,官僚的霸气,群众的痛苦和工人的抗争等等,更说明鲁迅精神没有过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把纪念鲁迅和研讨该小说放在一起举办的原因。当然,若把鲁迅标签化、脸谱化也不妥。
为了纪念 鲁迅 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为了表达对 鲁迅 先生的无限敬意,为了学习他的革命精神以及他的“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和“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以利我们“斗私批修”,更坚决地与假恶丑现象抗争,与修正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斗争,我们整理了有关鲁迅的部分资料,奉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同志们、反帝反修反腐败的战友们和各界的朋友们。
由于时间仓促,占有资料有限和水平所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大家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
2011年10月
纪念鲁迅的造反精神
郭沫若
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来纪念鲁迅,对于国内国外都有深远的意义。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造反的一生。
他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周扬的“全民文学”所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毫不放松地战斗着,战斗着,一直战斗到他最后的一刻。
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于鲁迅作了极高度的评价。毛主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然,鲁迅的一生是有一定的发展过程的。他是毛主席革命理论的实践者。他在不断斗争中受到了发展着的中国革命势力的影响,促进了自己的不断进展;回头又以自己的不断进展,促进了中国革命文化的不断进展。
鲁迅在他的晚年,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文化“围剿”中,战果是十分辉煌的。他由民主主义者跃进而为共产主义者了。
毛主席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毛主席又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
鲁迅的学习精神和革命精神是相为表里的。他真可以说是“学而不厌,战而不倦”。学习是为了革命,革命是为了人民。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革命者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先做学生, 后做 先生。鲁迅正切实地做到了这一指示。
鲁迅有两句脍炙人口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很杰出的鲁迅自画像。
毛主席特别欣赏这两句诗,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今天来纪念鲁迅,就是要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一向是服从党的正确领导的。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文化革命的总司令部。
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 (离鲁迅逝世前四个多月),鲁迅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一再地称颂毛主席而痛斥当时的托洛斯基分子。鲁迅光明磊落地这样说:
“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托派)总是相离很远的罢。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愿意把毛主席和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引为同志”而能“自以为光荣”,在我看来,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临死前不久的申请入党书。毛主席后来肯定鲁迅为“共产主义者”,这也可以认为鲁迅的申请书已经得到了党的批准。
再晚两个月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里面又说:
“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鲁迅就是始终听党的话,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政策、歌颂党,特别是热烈信仰毛主席。
我们要学习鲁迅,就是要学习鲁迅替我们留下来的这种良好的榜样。今天我们的时代比起鲁迅在生的当时,在一切条件上都有天渊之别了。我们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毛主席的语录、毛主席的选集、毛主席的诗词。入目有辉煌的成绩。入耳有浩荡的歌声。我们还可以亲眼看到毛主席,亲耳听到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多么幸运呵!我们就应该更加百倍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看到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全中国七亿人民的统一思想,而且还要成为我们世世代代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这样我们便有统一认识、统一意志、统一感情,不仅会使我们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而且会看到全世界要求解放、要求进步的人民会和我们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
鲁迅如果还活在今天,他是会多么高兴啊!他一定会站在文化革命战线的前头行列,冲锋陷阵,同我们一起,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踏出前人所没有走过的道路,攀上前人所没有攀登过的高峰。
最后我想顺便提到一件事情,请同志们注意。今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诞生八十五周岁。有的国家也有人在这个日子里举行纪念的。鲁迅受到国际友人的尊重,我们是感到鼓舞的。但不容讳言,有的人却是假借纪念鲁迅之名,而进行歪曲鲁迅、猖狂反华之实。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便是一个例子。
就我所见到的材料来说,苏联有一个杂志,在所谓《迎接中国伟大作家鲁迅诞生八十五周年》栏中,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家在继续斗争》。
在约有二千四五百字的文章中,对于毛主席评赞鲁迅的话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故意歪曲和抹杀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而说什么“作家(鲁迅)怀着深刻的人性和对人们的爱”。
那么“作家在继续斗争”,是在向谁斗争,向什么斗争呢?
另外苏联还有一个小报,发表了一篇什么《忆鲁迅》的文章,完全玩弄着同样的手法。
这些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小娄罗们,他们狂妄地假借纪念鲁迅来歪曲鲁迅,以企图达到猖狂反华、反共、反人民、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
我们要警告这些嗡嗡叫的苍蝇和比它们貌似强大的熊罴虎豹:你们这些害人虫,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被各国人民彻底扫荡干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鲁迅的造反精神不朽!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人民日报》社论
今天,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纪念我国文化战线上最英勇的伟大旗手鲁迅逝世三十周年,无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鲁迅曾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毛主席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我们纪念鲁迅,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
鲁迅是旧世界的批判者、造反者。他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致强敌于死命”。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刻骨仇恨,对维护旧制度的旧思想、旧文化深恶痛绝。一切压迫人民,愚弄人民,毒害人民的反动势力和反动文化,他都憎恶之,暴露之,鞭挞之,扫荡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就是要学习鲁迅的造反精神,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
鲁迅在战斗中始终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具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敌人对他进行了种种政治迫害,文化“围剿”。披着无产阶级革命外衣,执行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周扬一伙,对他进行了恶意的攻击,无耻的中伤。明枪暗箭,使他处于层层包围、内外夹攻之中。但是,鲁迅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势不两立。鲁迅的政治方向始终是明确的,不因困难而退缩,不因挫折而动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我们要学习鲁迅的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精神,一定要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
鲁迅对任何敌人从不纵恶和姑息。他决不因敌人被打得狼狈不堪而有丝毫的怜悯,更不因敌人已经奄奄一息而就此住手。他主张“打落水狗”,“要打就得打到底”。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要发扬鲁迅这种“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待敌人决不心软,决不留情。我们要坚决把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斗倒、斗垮、斗臭,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极端仇视。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对我们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苏联修正主义者,甚至无耻地以“纪念”鲁迅为幌子,吵吵嚷嚷,把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和旧文化的维护者,借以攻击我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无产阶级的叛徒们,在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身上,要想找到攻击我国文化革命的任何借口,都是枉费心机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谁要阻挡这个潮流,就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鲁迅说得好:苟有阻碍这前途者,不管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部踏倒他。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这两句诗,是他革命世界观的高度概括。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不倦地追求无产阶级的革命真理,彻底地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
(原载 1966年10月19日 《人民日报》)
毛泽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 天高望断南飞雁 ] 于2008-01-14 21:21:10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毛泽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的两位伟人。毛泽东是思想家、政治家和革命家,文学造诣很高。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同为思想家,毛泽东与鲁迅看问题都很深刻,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不同。毛泽东更多地站在政治家的高度上,而鲁迅则定位在思想家的位置上。他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毛泽东对鲁迅充满了尊敬和敬仰之情,他多次表明:“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互相神交:毛泽东与鲁迅
鲁迅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是相通的。他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1932年秋,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并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境艰难。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毛泽东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向毛泽东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说:“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反映,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 1936年3月29日 ,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 6月9日 ,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正由于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为追悼 鲁迅 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决定:一、在全苏区内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10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在《为追悼 鲁迅 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中,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还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 鲁迅 先生遗体进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 鲁迅 先生生前一切有关禁止他的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
这是 鲁迅 先生最后的照片。在上海八侨仙青年会所举行的"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的会场内,黄新波等木刻青年在聆听 鲁迅 先生的教诲。黄新波是 鲁迅 先生亲自培养起来的版画运动的健将,后来成长为中国现代版画史上的杰出代表性画家,广东美协的首任主席。 10月14日 ,广东美协举办大型展览"黄新波艺术纪念展",上海鲁迅纪念馆专门发来贺电。自左至右: 鲁迅 先生、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1958年改名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亲自为学院书写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校训。毛泽东对鲁迅的尊敬与热爱,还体现在他对鲁迅的学生的关怀上。1938年春,毛泽东从前来汇报工作的丁玲处获知鲁迅的弟子萧军来到延安的消息,便亲自到招待所探望萧军,还邀请他一起共进午餐。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抵达延安后,由于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曾一度萌生离开延安的念头。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又一次挽留他,与他促膝长谈,帮助他解开心头疙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毛泽东先后10次写信给他,多次接他到杨家岭谈话。1945年11月,萧军赴东北工作前夕,毛泽东又两次接见他,与他亲切交谈,期盼他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还邀请萧军去朱德总司令家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与朱德一道,一直把他送到大路旁才挥手告别。毛泽东对萧军的关怀,尤其是对鲁迅的评价,影响了萧军一生。
毛泽东指出: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多万字的《毛泽东选集》五卷中就达20处之多。
1937年10月19日 ,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表了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
“我们今天纪念 鲁迅 先生,首先要认识 鲁迅 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轻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他还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他指出:“综合上述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的演讲,被陕北公学学员汪大漠记录下来。汪大漠将演讲记录稿带到武汉后,交给曾协助鲁迅编过《海燕》杂志的左联重要成员、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将毛泽东的演讲稿刊载于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 1981年9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这篇题为《论鲁迅》的演讲记录稿,后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4个“伟大”、9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还没有第二个受到过如此高的评价,他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
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一篇专门谈文艺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到的唯一一部文学作品就是鲁迅翻译的《毁灭》。他还从鲁迅的《自嘲》诗中引出“横眉俯首”一联,说是应该拿它做座右铭。同时,毛泽东还说:“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都应该学习鲁迅的榜样”,学他“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49年7月,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会议召开期间,各位代表都获得了一枚特殊的像章,这就是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这枚像章为铜质,圆型,直径 2.2厘米 ,中上方一面飘卷的红旗,有毛泽东和鲁迅的肖像,像章上方有“1949”的字样,下方“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代表大会”15个繁体字呈半圆型。毛泽东与鲁迅双人像章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对鲁迅的感情。
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的喜爱和运用
1937年3月,毛泽东会见了到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谈到《阿Q正传》。这是第一次毛泽东谈鲁迅作品的书面记载。毛泽东说: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与悔过”,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
1938年l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青年哲学家艾思奇说:“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个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读了一些鲁迅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系统地读到鲁迅的全部著作,因此对《鲁迅全集》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通过上海中共秘密组织得到了一套。毛泽东对这套《鲁迅全集》十分珍爱,他转移、行军到哪里,就把它带到那里。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不少书籍和用品都丢弃了,可是这套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却一直伴随着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有一天,他在书房里阅读这套《鲁迅全集》,一边翻阅,一边饱含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他也随身带着几本鲁迅的著作,一有空就读。有一天,外事活动后回到住地,离开饭的时间不到半小时,他又拿出鲁迅的书读起来。开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把饭菜放在桌子上,轻声催他吃饭,他说:“还有一点,看完就吃。”毛泽东一边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一边自言自语道:“说得好!说得好!”一直把20来页书读完,才去吃饭。他一边吃,一边笑着对工作人员说:“我就爱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读鲁迅的书,常常忘了睡觉。”
在鲁迅的著作中,毛泽东最爱读、谈得最多的就是《阿Q正传》。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常常利用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与斯诺谈话时,毛泽东批评蒋介石否认统一战线的事实,便以阿Q为例,说蒋是阿Q主义者,是看不到统一战线存在的自欺欺人。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以阿Q不许人家揭他的疮疤,但他斗争起来也算英雄的性格,比喻犯了“左”倾错误的同志。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赞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鲁迅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特别指出:“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有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在1959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道:“阿Q这个人是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瘌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在这里,毛泽东讲这些话,意在说明有缺点要允许别人讲,有缺点或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毛泽东还非常喜爱鲁迅的旧体诗。鲁迅的诗歌揭露黑暗,歌颂光明。毛泽东曾热情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958年12月1日 ,著名粤剧演员红线女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代表演出,并请求毛泽东写几个字。当晚,毛泽东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鲁迅诗句的钟爱和赞赏。
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阅读《鲁迅全集》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鲁迅全集》第四卷,《二心集》中的《唐朝的盯梢》里有一段文字:“那里面有张泌的《浣溪沙》调十首,其九云: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从,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这首词中的“消息未通何计从”的“从”字,如果仅仅从词义来看,看不出是一个错字;但从词律的音韵来看,显然是错了。毛泽东读到这里时,便将“从”字改为“是”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作了改正。
在推崇鲁迅的同时,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指出鲁迅的某些不足。1939 年 11月7日 ,毛泽东在给周扬的信中曾经说过:“鲁迅在表现农民的作品中,看重其黑暗面和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历过农民斗争之故。”新中国成立后,在同音乐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鲁迅)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鲁迅活着会怎样”
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一生当中比较多地谈及鲁迅的时期,而他谈得最多的是鲁迅的杂文。
1957年3月8日 毛泽东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工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中央宣传部办公室 1957年3月6日 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即毛泽东所说的“33个题目”。“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上传说,毛泽东认为鲁迅可做个文联主席,可能这篇讲话是个缘起。
1957年3月10日 ,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道:
“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1957年3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毛泽东:“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毛泽东是鲁迅的真正“知音”。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在武汉致信江青:“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编者注)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个人已经被神化的情况下,他对鲁迅的评价仍然是很高的。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此刻他又一次想到了鲁迅,他命人将《鲁迅全集》排成线装大字本,认真重读并批注。 1971年11月20日 ,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曾思玉等军区领导人的时候说:“劝大家再看看鲁迅全集,他的书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在毛泽东的晚年,多次发出“学鲁迅的榜样”、“读点鲁迅”的号召。 1975年7月14日晚 ,毛泽东同江青谈调整文艺政策问题,对他们把周扬等一批文艺界负责同志长期关押提出批评。毛泽东说:“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1975年8月,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对于《鲁迅全集》的出版,毛泽东非常关心。1975年11月,毛泽东在周海婴的来信中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工作,做了重要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出版部门和研究人员闻风而动,一套崭新的《鲁迅全集》很快就呈现在全国广大读者的面前,对进一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发扬鲁迅精神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鲁迅到底伟大在哪里?
来源:求是论坛| :老山羊 | 共0条评论| 时间: 2011年8月10日 12:46
在党的思想理论宣传领域中,鲁迅一直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来赞颂的,其精神被誉为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民族魂。但是,在学术思想层面和社会实际生活层面里,对鲁迅个人的品格、作品的价值以及两者综合起来所形成的鲁迅思想精神的分歧争论,却从来没有停止和消失。在当今一些媒体和学者那里,歪曲鲁迅、否定鲁迅精神的言论观点时常出现。这也让很多对鲁迅不了解或不太了解的人感到疑惑迷茫。鲁迅是否伟大,又到底伟大在那里?这个看似早已普及性的简单问题,仍广泛存在于中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今年9月25日是 鲁迅 先生诞辰130周年,借此之际我们不妨对这个问题再做一次探讨。
鲁迅是一个带着浓重社会政治性色彩的文学家。鲁迅弃医从文进行文学创作,自始至终都是以改变国人落后精神面貌为目的,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为方向的。在鲁迅的文学作品中,政治和社会立意始终是居于首位,文学的艺术追求完全是为其社会功效服务的。这是不是对艺术标准的忽视呢?字面上好像可以这样理解,但其本质却不是这样的。鲁迅的文学作品是政治与艺术高度完美的结合。鲁迅的短篇小说开创了现代新文学的先河,虽然只有几十篇,但是其绝大部分都堪称现代文学小说艺术精品的代表。鲁迅的小说思想深沉,笔意凝重,不是用来让人们饭后茶余轻松舒适地消遣时光的,而是让人对社会现实问题思考反省的。他的散文诗《野草》,是中国散文诗的开山之作,可谓现代白话版《离骚》,至今仍处在后人尚未超越的巅峰。他众多的杂文作品,继承了古代优秀散文和小品文的艺术精华,从艺术形式上为当代文学增添了一种新文体,成为当代中国杂文写作的典范。他的《故事新编》是对传统笔记体小说的继承发展,不仅思想丰富,且幽默诙谐,对后来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乃至今日的网络文学都影响甚大。他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及众多散布在他不同文章中的有关论断,精辟独到,开中国小说研究之先河。在中国悠久丰厚的文学史上,鲁迅的成就是可以和屈原、曹雪芹、吴敬梓等同室而列的。他既是某些文学体裁的开创者,又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杰出成就的代表者。正因为如此,鲁迅的作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领域扎下了根基,渗透到中国社会历史的精神文化血液中,产生出空前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鲁迅不是职业革命家,他没有组织和参加过革命政党和军队,没有从事过刀光剑影的革命武装斗争。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坚定深刻的斗争性,丝毫也不比拿刀枪的革命者弱。他以笔杆为武器进行战斗,揭露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腐朽,勾画出帝国主义的恶脸,撕开剥削者、压迫者、反动统治者的假仁义面具,以及一切伪道学吸血鬼的画皮,批判封建腐朽文化对劳苦大众的精神戕害。这种斗争的效果,常常是用刀枪无法取得的。它是让人灵魂深处发生根本改变的思想的革命。鲁迅以自己的作品来对阶级社会中人性的丑恶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直面人性的弱点。这种直爽和赤裸让生活中把中庸主义、伪善、明哲保身、两面派作为生存方式的人,难以接受,感到如芒刺背、如箭穿心。有人说,鲁迅不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只能称为干将。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被动参与者,不是倡导者和领导者。这个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很不全面。因为在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中,跑在最前面、影响力最大的领军人物是陈独秀,鲁迅是当时几个重要的前锋人物之一。这个事实没有必要否认。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早期的领袖、干将们逐步开始分化,一部人走向与当局政府合作,立场观点发生了倒转;一部分人热情消退不愿革命了,甚至认为自己过去的思想行为是幼稚荒唐的。鲁迅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他依然朝着自己认准的方向前进。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整个过程,从鲁迅人生发展的全貌来看,鲁迅自始至终都把文学革命的旗帜扛在肩上,走在社会和时代前列的。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他一度处于“荷戟独彷徨”的状态,但他没有退缩和放弃,而是上下求索,与时俱进,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精神不断地坚持和提升,直至自己生命终结。鲁迅早年留日期间就参加过反清的活动,五四时期又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时的教育部革职除名,后来又参加中国人权保障会和左联的社会政治活动。他的一生真可谓是生命不息斗争不已。在国内黑暗的强暴面前、在社会的正义面前,鲁迅没有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封口退缩,没有明哲保身。他始终表现出一个有强烈社会正义感、对社会下层大众苦难抱有深刻同情心、不屈服于社会黑暗邪恶势力、始终保持自己道德良知的知识分子形象。当国家处在内忧外患,一些人一味力倡幽默、闲适文学时,鲁迅却把救国唤醒民族独立意识放在首位,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战的民族文学。他的是以笔为枪向社会腐败作不妥协斗争的伟大革命家。
鲁迅没有像孙中山那样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也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主张。他的思想主张,主要表现在对旧中国文化思想制度的全面剖析和批判,对马列思想、赤俄文学理论的响应和宣传。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鲁迅在新文化革命的高声呐喊之后,经过自己长时间的对比总结思考探索,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政治信仰,加入到中国现代社会先进文化思想潮流中。鲁迅的思想性表现在他立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类敌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和揭露,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制度中腐朽落后方面进行的挖掘和批判,对中国现实中人们习以为常、因循保守的各种社会鄙陋积习进行的深刻批判,对中国国民在封建制度下形成的带有一定民族性的思想性格弱点的深刻认识和批判。这些思想论述,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准确地了解现实存在的各色人物思想深层的社会属性,以及社会发展前进的艰巨复杂性,不再盲目地对改造思想和社会现实抱一些不切实际的幼稚简单的幻想。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政治思想是洞察了解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思想习性的一本厚重深邃的教科书,是了解社会历史纷繁表象背后真谛的一面透视镜。它让那些在社会黑暗中寻求社会进步的人们,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的开朗感;让那些不断否定自我追求思想精神境界提高进步的人们,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丑”与“小”,产生脱胎换骨、浴火重生之念。还有他的许多历史、文化、艺术方面的学术观点,精辟深刻,让人们有高瞻远瞩又洞察秋毫之感。鲁迅就是也这样一个批判社会丑恶引领社会进步的思想家。
毛泽东是鲁迅的精神最深刻的理解者和最倾力的倡导者。毛泽东曾对鲁迅作出过全面深刻精辟的评价,在高度赞扬鲁迅的同时还指出了“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的不足。这些论述是我们认识理鲁迅、理解鲁迅、评价鲁迅的一把科学的钥匙。对旧的剥削社会制度的深恶痛绝,对两面派、骑墙者及剥削阶级及其走狗类思想和行为的鄙视轻蔑,对受苦受难民众命运的同情关心,并以改变劳动者的命运、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制度为己任而不懈奋斗的志向,在这些方面他们不是相似,而是完全相同。毛泽东讲他和鲁迅心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总是把鲁迅的著作放在身边,不仅会在战争年代戎马倥偬的行军路上,而且和平年代外出巡视的途中,一遍遍时常翻看,圈圈点点。鲁迅要痛打落水狗,但在他生活的时代,群魔乱舞,恶狗横行,要痛打落水狗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毛泽东开天辟地在中国历史上创造出一个妖魔鬼怪齐现形、树倒猢狲散的社会局面,在他当政的时代,对历史上犯有严重罪行的恶人的镇压,对沾带有丑恶污点秽迹的人们实行的赎罪改造政策,可以说是对鲁迅痛打落水狗思想的一次伟大的社会实践。凡作恶者必须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让恶报不再只挂在人们的口头,停留在善良的受害者的自我安慰幻想中,要把上帝对人类善恶的大审判付诸现实,创造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伟大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这样的审判,已经作恶和有污点的人要坚决反对抵制,那些想作恶的人也不会欢迎拥护。其实,纵观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对鲁迅评价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鲁迅的褒贬及喜厌,从大的方面看,是对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落后、政治意识清醒坚定与迷茫动摇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取向划分的分界限;从小的方面看,是对追求有社会担当的人生与无社会担当的人生、是非分明与正误含糊人生态度选择的风向标。赵太爷、假洋鬼子之类的精神后代是不会喜欢鲁迅的。鲁迅生前最恨这些人,死后也不愿意放过他们。他们永远是鲁迅精神的敌人。正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鲁迅的精神才显得那么伟大,那么有意义。有广博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有正确的社会思想认识。吴妈、九斤老太太、华老栓、阿Q的思想继承者们,仍然不乏其人,要让他们理解并赞扬鲁迅,还要把教育启蒙工作持续不断地做下去。
毛泽东讲,鲁迅是圣人,与鲁迅相比他只能是个贤者。他是多么敬重鲁迅!在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熏陶下的很多以教书、研究、撰文为生计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良知和公平的进步追求又有名利思想的羁绊,有革命的热情愿望又有临危退缩、随遇而安的胆怯和动摇。甚至,极少数者还会主动投奔强者一方,不惜出卖灵魂以求个人的荣升富贵。鲁迅的人生经历主要分为政治、教育、写作三个方面,并且相互交织,难以区分,共同构成他的人生内容。鲁迅在其所有的政治、教育、写作活动中,甚至包括他个人日常家庭生活在内,都没有留下污点,表现出热忱负责、矢志不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高尚道德情操,显出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纯真和傲骨。鲁迅的精神世界是如此纯洁干净,正直高贵,这的确是凡人难以企及的。他个子不高,但无论他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他看人的目光都是平视的,是不卑不亢的眼光。在社会显要、高官名流前,他的目光没有一点怯懦和媚态;在普通的学子及劳动者面前,他没有流露出任何高傲和轻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怒而不恼、刚直不阿、伤而不屈、悲而不悔的圣人形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一生历程和追求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横眉”还是“俯首”,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虚伪做作的味道。他这个“牛”横眉对敌时,两支尖角像钢刀似的锐利坚硬,无论前方的目标多么强大坚固,思想上从不怯懦,不给自己留下后退逃跑的余地;俯首拉车时,是全身心用力的,没有想到回报,更没又想到偷懒。任何男盗女娼、损人利己、卖友求荣、伪君子、假道学家的两面派的思想和行为,都与他无缘。在他的精神世界中,黑白、好坏、是非的界限不仅是非常清晰的,而且还不容别人以大而化之、难得糊涂、息事宁人的态度来含混。对各种虚伪的言行,他不屑于做,还看不惯,不愿容忍。他写了那么多篇文章,找不出哪篇是言不由衷之作。他从不违心去讨好别人,即使对自己的好友,也不讲那种纯粹是虚伪奉承、背离事实的蜜语赞歌。鲁迅留下的文字很多,但是我们找不到一句他在权贵者前面谄媚的话语。鲁迅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回忆鲁迅生前往事的史料也很多,我们仍然找不到他有一件折损个人尊严和人格的确切事例。古今中外多少文豪在其作品中无情深刻地批评社会丑恶,但是在现实的权贵面前又呈现出怎样媚骨奴颜!在中国历史上和人类历史上我们能找出几个具有他那样精神的文豪大家?鲁迅的文学成就、学术成就后人难以超越,鲁迅的精神境界后人更难超越。他是中华民族时刻引以为豪的精神伟人,而在这方面敬佩鲁迅的人越多、超越鲁迅的人越多,我们的民族越伟大、越自豪、越有幸。
当前,鲁迅研究中有一个不好的倾向就要把鲁迅庸俗化。其旗号是破除对鲁迅的神化。现在一些知识分子也很佩服鲁迅,但他们欣赏的是鲁迅所取得的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而不是鲁迅的精神。在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鲁迅敢于在神圣的庙堂里砸偶像踢供牌,大胆地摧枯拉朽,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叛者。与此同时,他也在旧中国这个破旧残败、散发着发霉呛人气味的文化废墟中,仔细审视挑拣每件有价值的宝物,并将它小心地抹去灰尘珍惜地纳入怀中。他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精神,使他成为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杰出的继承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勇猛开辟者。鲁迅是这样的一个伟人。但是现在一些研究者偏偏要把他还原成“凡人”,美其名曰,这样更可信更可爱。其实,伟人之所以被历史认定为伟人,不是因为他身上有凡人之处,而是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非凡之处。这是它区别与凡人的本质所在。把猫当作虎来看待,那是搞神化;把虎当做猫来对待,那是搞矮化。鲁迅研究就像是莎学、红学研究一样,无论当代研究者得出怎样的结论、做出了多么惊人的发现,都不能否定鲁迅作品和精神是伟大的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至于那些志在否定他们伟大的“发现”和“高论”,可以喧嚣一时,吸引众人的关注,欺骗很多人,但不能欺骗所有的人;能风行一时,但不能长久立论。这也是在鲁迅研究史上被反复验证的一个事实。
鲁迅 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将近75周年了。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但是很多的社会丑恶现象仍没有完全消除。迄今为止,中华民族仍是由各色成员组成的庞大种群:有伟人、有庸人;有爱国者、有叛国者;有精神坚强者、有精神懦弱者等等。一个名人,无论他多么有学问、多么有才能、多么有成就,但如果他没有傲然的民族气节、没有鲜明的社会正义感者以及坚强高尚的精神品格,任何时候我们也不会把他们奉为民族的精神代表。鲁迅的精神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为中华民族中那些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治民主、社会进步的仁人志士和党派所颂扬所推崇,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魂。今天,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国人的文明进步,没有一点儿鲁迅的精神是不行的。让鲁迅这面民族之魂的旗帜始终高扬在中华民族奋进的前列,是当代中华仁人志士应尽的职责。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形象的鲁迅----一个身材瘦弱、个头不高,发须密硬,装着很普通,眼光平和有神的小老头;他性情开朗幽默,思想宽广而深邃,做事坚毅认真,话语中还带者赤子般的率直,待人真诚大方,生活做派朴实自然,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心中。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所称道的“仁、智、礼、勇”兼备的君子形象,感受到了屈原所赞美的“后皇嘉树”的美好品行。在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作品中,我们领略到魏晋名士的无拘潇洒,吴敬梓的辛辣嘲讽,曹雪芹的博学多才,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旷古之才的大家风范。在今天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看来,鲁迅精神的内涵就是做人要正直诚实,时刻注意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纯洁;做事要认真敬业负责,不务虚名,不求功名利禄,干实事重实效;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为大众和民族的前途和利益要敢于牺牲自我利益,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要敢于讲真话,等等。在21世纪初的中国,我们要正确认识理解鲁迅、科学研究地鲁迅、公正地对待鲁迅,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仍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去真切地感受他的语言和思想。只有这样做,我们才会真正地认识和体会到,鲁迅到底伟大在哪里。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萧让 文章发于: 点击数:69323 更新时间: 2009-8-18
鲁迅滚蛋了,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了
近来,由于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新版语文教材中逐步剔除鲁迅的文章,引来一片争议,赞者有之,阻者有之。而笔者认为,在近年来对鲁迅话题经历了沉默、回避、冷淡的过程后,现在让其滚蛋,已经是时候了。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讥讽、怜悯的人物又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感到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无地自容。
看看:
孔乙己们复活了。并且以一篇《‘茴’字有四种写法》的论文,晋级为教授、学者、国学大师;也不再提心吊胆地“窃书”了,而是平心静气地在网络上“窃文”了;不仅可以舒坦地“温一碗洒”,而且还能以其博导的诱惑力对“伊”来一把潜规则了,他岂能让鲁迅揭了他前世的底?!
“资本家的乏走狗”们复活了。尽管它们披上了精英、专家的外衣,但依然“看到所有的富人都驯良,看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他们或装神弄鬼地玩弄数字游戏,鼓吹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或干脆作了外国人欺诈中国的“乏走狗”,与其里应外合、巧取豪夺。它们岂容鲁迅再一次把它打入水中?!
赵贵翁、赵七爷、康大叔、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复活了。有的混入警察队伍,有的当上了联防队员、城管。披上制服兴奋得他们脸上“横肉块块饱绽”,手执“无形的丈八蛇矛”,合理合法地干起了敲诈勒索,逼良为娼的勾当。如果姓夏那小子在牢里不规矩,不用再“给他两个嘴巴”,令其“躲猫猫”足矣。想想,这些下做的勾当儿怎能让鲁迅这种尖刻的小人评说?!
阿Q们复活了。从土古祠搬到了网吧,但其振臂一呼的口号已经不是“老子革命了!”而是“老子民主了!”每天做梦都盼着“白盔白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早一天杀过来,在中国建立民主。因为只要美国的“民主”一到,赵七爷家的钱财、吴妈、秀才老婆乃至未庄的所有女人就都是我的了!哼!而鲁迅却偏偏要我做个被世人嘲讽了数十年的冤死鬼,我岂能容你?!
假洋鬼子们复活了。这回干脆入了外籍,成了真洋鬼子。并且人模狗样儿地一窝锋地钻进“爱国大片”的剧组,演起了凛然正气、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让人好生不舒服。此种一边哽咽着颂扬祖国母亲,一边往向征中华文明的青铜大鼎里撒尿的举动,岂不是鲁迅杂文中的绝好素材?!
祥林嫂、华老栓、润土们复活了。他们依然逆来顺受,情绪稳定。因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这样,必须要备足了餐料。而那些准备做餐料的人,本来可以闷在铁屋子里,一边听着小沈阳的笑话,一边麻木地死去,岂容鲁迅把他们唤醒,再一次经历烈火焚身的苦痛?!
那些“体格茁壮的看客们”复活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围观那些“拳打弱女”、“棒杀老翁”、“少年溺水”、“飞身坠楼”的精彩瞬间,依旧“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哈哈,仅看客一类,被你伤害的人就太多了,因为中国人几乎都愿做看客!
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正如 陈丹青 先生讲的“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如果鲁迅赶上这个时代,对于“开胸验肺”、“以身试药”、“周公拍虎”、“黑窑奴工”、“处女卖淫”、“官员嫖幼”等一系列奇闻,又会写出多少辛辣犀利、锥骨入髓、令人拍案叫绝的杂文来,想想,真是让人后怕,所幸这个尖酸刻薄的小人已不在人世了。
让我们彻底赶走鲁迅,欢迎“小沈阳”,让人们在开心笑声中忘却现实的不公和苦痛,在笑声中渐渐地麻木、渐渐地变傻……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