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仍是我们认识中国的另一把钥匙
——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
李甲才
2011年10月26日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在130年的社会演变中，潮起潮落，潮落潮起，不仅感慨万千。毛主席评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仍是我们认识现代中国的显微镜。先生一生涉猎广泛，“读书破万卷”，著述丰硕量惊人。那些针砭时弊的语句惊世骇俗、珠光四射，读来仍令人思绪震颤。
毛主席晚年把继续革命理论全面深化到全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升到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要求“读点鲁迅”的著作，并在一封信中说“我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相通在哪里？相通在“文化革命”上。他们都是上世纪中国风云激荡中涌现的最卓越的革命家、思想家和伟大的导师，在理论、思想和社会实践上的建树，至今仍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两面旗帜，对目前中国的现实仍有普遍的指道意义。
一
鲁迅生于1881年8月24日，比毛主席年龄大12岁。经历了晚清，民国，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在“风雨如盘”的旧中国，对中国各类反动派、黑暗势力，进行了最有力的鞭挞；对中国的旧文化、旧观念、旧习惯、旧思想，一一进行了最深刻、最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十分精湛的阐明中国旧的意识形态，包括孔孟之道是“慢性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是吃人的社会。目前仍具有非常具体的针对性，其罕见的时空穿透力史无前例，仍然是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的一把金钥匙。他的文章，思想、理论仍是我们评判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准则和准绳。
鲁迅先生文采飞扬，言简意赅，文学语言寓意深刻。以独特的杂文作匕首、投枪刺向黑暗社会。认为中国漫长的历史是“想做奴隶做不成和做奴隶做稳了的时代”，又阐明统治阶级一直在排着人肉宴席，并想永远排下去。黑暗如庞大无比的监狱，将人窒息到死亡的程度。因此弃医从文，救治国民的灵魂，在深刻揭示几千年旧中国形成的国民劣根性方面空前绝后，最深邃、最有力、最全面也最形象化。写出了《狂人日记》、《呐喊》、《论雷峰塔的倒掉》、《照相》等巨量的多卷多集战斗檄文，在批判麻木不仁的看客，自私、迷信，目光短浅等方面，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战斗力极其顽强烈。
他对中国巨量的小说、诗歌、史书、文学等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点评、批注、诠释，“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正确评价秦皇的“焚书坑儒”，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一文中论《水浒》，“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鲁迅的评论同毛主席相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1934年3月24日致姚克的信中说：“（梁）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鲁迅先生对中国的旧文化深恶痛绝，连中医的缺陷也予以指正，包括文字改革，都有独到的见解。“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花边文学·汉字拉丁化》1934年8月23日）。论证情感真挚。笔画那么多，不知耗费了多少人多少宝贵的时光。简化字推行并不十分顺利，还有一批简化字，因人废事被取消。
二
他一贯站在时代的前列，时刻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脉搏和时代前进的步伐共振。当长征到达延安，拍发的电报振奋人心，“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致中共中央电》1935年）。致电对革命处于低谷，几乎陷于绝境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是的，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力量配享这样名符其实的赞誉。
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险之时，日本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毛主席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的主张。鲁迅说“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得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的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且介亭朵文未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问题》1936年8月3日~6日）。根据统一战线的客观需求，先生在“左翼作家联盟”中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国防文学”，在文学领域开辟了另一战场，使新文化运动紧密结合现实革命战争。
鲁迅先生把中国的社会现状比作土壤，反复在文章中论证说明其中消极落后的、迷信的、陈旧的非常厚重。认为如不改变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土壤”条件的构成，什么也干成、搞不好。康梁搞英日式“君主立宪”行不通，孙中山主张美式资本主义干不成，蒋介石模仿法西斯也不行。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践证明也十分艰难。因而一生致力于更新社会基础方面的“文化革命”，以笔当枪，著述批评、批判，揭露黑暗，“破旧立新”。围绕这条红线，夙兴夜寐、至死不辍，“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再从各方面阐明如不努力改变“土壤”条件，中国不能强大，人民不能解放。阅读鲁著，就会有更清晰的理解。
毛主席和鲁迅思想“相通”，为使社会主义有巩固的社会基础，持续前进不中断，创造性的用文革的方式涤荡一切旧世界的污泥浊水，具有极其深远的革命意义。只要看看现在，任何人都可随意举出很多件使人愤怒的、口诛笔伐的坏人坏事，就可以认识领悟文革和鲁迅著作的现实性、革命性、人民利益性和最基础的治本的极端重要性。青年时期几乎反复读遍了先生的著作，前后比较几十年，印象越发凸现。
中国什么时候干过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当左翼人员现在奋力争取真正社会主义回归时，无数的要人、文人学者纷纷为私有化大唱颂歌，更有甚者，无耻至极，高唱“老调子”，极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三
鲁迅先生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对几千年的“孔孟之道”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认为是毒害人民的鸦片。也把目前大兴孔学的倒退性暴露在批判的锋芒之下。他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指明“孔夫子曾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命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的圣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现在到处兴办孔子学院，绝不是好兆头，是复古的典型表现，其有害人民的后果将不断显现。
先生论述“‘中庸’是奴才的卑怯”，“王道”和“仁政”是骗人的。“‘孔子和孟子确曾大大的宣传过那王道’，好个王道，只消一个顽民，便将它弄得毫无根据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是胡适博士给中国之所谓王道下的定义”，“他自己恐怕也未必相信自己的话的罢”。“在中国的王道，看去虽然好像是和霸道对立的东西，其实却是兄弟，这之前和之后，一定要有霸道跑出来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1934年）。水平很高，几句话就道破了天机。
就是因为有无数此类哲人、圣人、文人学者在为统治者出谋划策，使“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查考，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1934年12月17日）。回眸历史，百感交集。
中国在改朝换代中十多次人口被屠杀掉80%左右，把人民威压得见官跪拜称老爷。三国时代初，公元157年（汉桓帝永寿3年）的人口是5648万，到公元220至265年的三国后期，人口为767万，减少4881万，战乱屠杀死亡人口为86.4%。设身处地的想象，其时的人民就是“不像活在人间”。
唐时到解放初的西藏，上层僧俗统治阶级喝人血、剥人皮司空见惯。为什么现在的藏民那么崇拜达赖喇嘛？是特殊的地域难以逃避，无数代谁敢反抗就杀谁的人命换来的威势。千百年不变的惯性使偶有谁一时变动点，藏民也不信，相信了“还乡团”回来咋办？
用嘲讽的笔调，先生剥去御用孔孟之道的伪装。“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至于偶有凌辱诛戮，那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人的缘故。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满洲人‘入主中夏’，不久也就染了这样的淳风。”(《“抄靶子”》1933年)。一个“偶有”，一个“淳风”，正话反说、惟妙惟肖。
这“淳风”是血流成河、人头如山体现的。明朝崇祯（1628年到1644）年间，后期人口达到20000万。1644年满清入关，1651年（清顺治8年）中国人口锐减至1063万。满清取得统治权以1亿多人口被屠杀为代价。思此常愤怒不已，又黯自涕泣。反抗“蓄发令”的扬州惨遭屠城，几十万人无一幸免。尽管已过去了几百年，岂能抹得一干二净，阎专家讲清史美化统治者，遭不平青年掌掴也有自为的原因。清朝、袁世凯都是尊孔的，孔学对社会的毒害是多方面的。
鲁迅先生是最有力的批判“男尊女卑”，提倡妇女解放的先驱，痛斥“‘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运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中国的为母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
又进一步从经济财富取得的途径分析，“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关于妇女的解放》1933年）。并在早期《我之节烈观》中对封建社会害人的“节烈“做法进行了鞭劈入里地深入揭露和批判，读来仍是耳目一新。“宋以来，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直到现在，还是这一个。”（《坚塑清野主义》1925年）。
四
在继续革命的思想精神上，鲁迅先生和毛主席的思想是一致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1927年3月24日）。他坚持永远进击，深刻正确的认识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基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想的意见》1930年3月2日）。这是正确的远见卓识。毛主席搞了十年文革，尔后的复辟证明其论断的英明。
他又讲，“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1934年9月24日）。这个改革是革新，当然不会是“分田单干、化公为私”的倒退式老调子。“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2月19日）。
“改革开放”发展私有制，不以“民众为主体”，只顾资本家的利益，已被革命禁止的“老调子”：私有化，经济一体化，同世界接轨，“三翻四复唱不完”，国家被唱成了殖民地。
鲁迅先生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坚持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抓住了往往革命失败的要害。“老实人将它（狗）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面咬人，实在是大错特错的事。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25年12月29日）。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精神和鲁迅先生的正确认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毛主席逝世之后，一批落水狗被认为成好人“上岸”得到了宽恕，后来的结果当然同人们的幻想大不相同，社会主义基本被全部咬死。如若是无人指教的印巴美俄工人阶级，令人痛惜，中国完全相反，明明白白干错事，只能总结自己为什么愚蠢到好话听不进、坏话很赞成。但鲁迅先生把继续革命的精神坚持到生命的终点。“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且介亭杂文未编·死》1936年9月5日）。革命到底。
面对黑暗的旧中国，他明确指出“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袭用”。毛主席逝世后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名，什么老黄历都翻出来通行无阻，“一夜退到解放前”，各种旧社会的弊端一一重现。毛主席当然被“难辞其咎”。
不放过毛泽东当然也就放不过鲁迅。从毛主席时代的肯定到“改开”时代的否定，因而多篇文章被不断“请出”了各类学校的课本，更有无数旧世界的卫道士挖空心思歪曲、诽谤，绞尽脑汁进行无害化无革命化处理，无中生有的向鲁迅先生泼去诬蔑的脏水。
党内的大小走资派、洋奴汉奸卖国贼们的确很“幸运”，连个共产党员所应具备的一丝一毫都没有，却掌握了党的大权，“明修栈道”，明“度陈仓”，走与共产党目标理想相反的道路，连续多年竟能混下去，说明共产党的许多东西确实要改进。对比分析，无神论者能混个主教、主持在教堂、寺院里讲无神论照吃“贡献”？还是他们把家门看的紧、看的好。
五
先生是激越奋进的文化革命的主将，解剖自己严于别人，没有片面性。鲁迅提倡白话文，抛弃文言文，反对八股文。翻译、写作严谨缜密，毫不留情的删去多余的字句，经常为恰当的词语费旬月之踌，是新文风的典范、楷模。
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他成为共产主义者。晚年用马列主义分析中国，文字表达也实现了突破。“地球上不只一个世界，实际上的不同，比人们空想的阴阳两界还厉害”。“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绝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年12月31日）。他说煤炭大王不知拣媒渣的辛酸，阶级不同，爱憎也不一样，贾府的焦大不爱林妹妹。
愈是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就对旧社会延续不断的黑暗认识愈加深刻。“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狂人日记》1918年）。130年以来，虽然历史年月数字在积累加大，“吃人”者的脸谱和方式不断变化，“吃人”的现实仍然未变。几个社会主义的区域停止了一段，随后又复原如初。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又同列强联结在一起化公为私，“全个中国，就是这样一席大宴会”（《马上支日记》1926年）。
“尊孔读经”，维稳稳定，强迫人们“等着”为非作歹、穷奢极欲阶级“的‘多行不义，必自毙’”（《礼》1933年）。与此相连的是“依法治国、有法必依”，也是等着坏人把坏事干成有证据后“处理”。谁愿意有个让恶人“捅一刀的证据”后，再依法找个说法？
现在仍然是鲁迅先生论证的那样，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资本家和工人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利益对抗中。“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也是全国人民的使命。
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思想文化上的制高点，一篇纪念文章是挂一漏万。过去和现在，鲁迅先生的思想文化仍然是光芒万丈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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