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问，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看得最多的英雄形象是什么。我以为，是那些在经济大潮中能够呼风唤雨的企业家、改革者，这些被英雄化的企业家、改革家不仅开创了商战小说、职场小说、经贸小说等各种小说类型的流行，而且也成为了家族小说、现实题材小说的主角。我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今天，我们社会进入到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上面。人们最关注的也是经济上的沉浮。
文学中的英雄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换着身份和面孔，这似乎是一条铁定的规律。回想半个多世纪来的当代文学，在英雄人物塑造上真像是川剧里的变脸一般。毛泽东曾经概括过去的舞台上是帝王将相唱主角，也就是说，旧文艺是把帝王将相作为英雄人物的。古人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革命文艺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工农兵成为英雄人物。可以说，英雄形象的更迭标志着新旧时代的更迭。从英雄人物的塑造更能看出政治时尚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当代文学，即使是以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为新的方向，但也有时尚的变化，从最初的战斗英雄转向劳动英雄，意味着国家政治逐渐由战争思维转向了和平与建设的思维。但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英雄形象变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应有的文学魅力。新时期文学经历了一段反思英雄形象塑造的思想变迁，期间尽管也包括了否定英雄、贬低英雄精神的主张，出现了非英雄化的写作，但重塑英雄形象，仍然是反思后的基本趋势。在重塑的英雄系列中，改革英雄和反腐英雄大概是最能表达社会普遍意愿的两类英雄形象。现在，企业家、老板则成为了引领社会潮流的人物，有的作家干脆认为，这是一个“经济英雄的时代”。
但是，当我看到小说中铺天盖地的经济英雄涌过来时，便有一种感叹和疑惑油然而生。我感叹的是，这个社会的价值取舍变换得竟是如此彻底。我们曾是那么的崇尚劳动，曾是那么的崇尚知识，曾是那么的提倡无私奉献，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了。唯有经济，以及由经济演绎出来的资本、金钱、财富，成为社会价值评价的唯一砝码。这样一种社会思潮所带来的恶果越来越凸显了出来，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造假问题，受贿收贿问题，归根到底，都与唯经济至上的价值观有关系。作家们面对这样一种社会思潮是有自己的判断和质疑的，但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却不能脱俗，一味跟着社会思潮走。这不能不让我对作家们的英雄观表示失望。伟大的文学应该是作家自由精神的表达，自由精神超越了现实和世俗的约束，冲破了思想的牢笼。但当下的小说创作给我们造成的印象就是，当代作家的精神境界跟随在现实和世俗的后面，显得“英雄气短”。作家们的“英雄气短”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塑造的英雄只是一些具有时尚特点的经济英雄，其次是他们以这种英雄观去总结历史和现实，无论是写家族小说，还是写历史小说，都简单地从经济的盛衰去总结人物的命运。
在长篇小说《闯海南》的研讨会上，我直率地向杜光辉表达了我的不满，我的不满就在于小说没有跳出经济英雄的窠臼。其实《闯海南》是一部写得很扎实也充满感情的作品，小说真实记录了二十多年前一大批内地人闯海南的创业历程。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在改革大潮中，海南独立建省，成为改革的前沿阵地，十万内地人先后奔向海南，他们自称为“闯海人”。今天，海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一切变化显然凝结着十万闯海人的青春和心血。杜光辉在《闯海南》中塑造了一群闯海人的形象，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他们的抱负和志向，他们不畏困难的性格以及他们的美好情感。有人将其称为新时代的创业史，我非常认同这一评价。可惜的是，跟随时尚，将主人公塑造成一个经济英雄，束缚了他对自己亲身体验的精神提炼。并非说我们不能写经济英雄，问题在于，我们囿于“以成败论英雄”的传统观念去衡量经济英雄，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思路：越是挣到大钱了就越有英雄的资格。《闯海南》的主人公毕志磊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浓缩了闯海人怀揣淘金梦的艰辛和奋斗，但小说的局限性也在这里，因为把毕志磊塑造为一个经济英雄时，也就将一代闯海人的拼搏锁定在“淘金”的目标上。然而事实上闯海人的经历远比“淘金”要丰富得多，杜光辉本人就是一名闯海人，他说：“十八年里，我和我的朋友在这个岛屿上，经历了贫穷、卑贱、饥饿、干渴、日晒、雨淋、台风、屈辱、困惑、迷茫、陷阱、欺骗的考验，几乎倒毙在南中国的椰子树下。”“同时又经受了爱情、友谊、真诚、援助、奋斗、自强、挣扎、策略、机遇、成功”。这种体验是独特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不仅表现了这种体验，而且应该提炼出一种精神境界，只有这样，作品才具有更强大的震撼力。也许跳出经济英雄的视角，会从自己的体验中有更深刻的发现。比方说，一方面作为一名闯海人，同时又是一名文化人，他在闯海过程中仍能坚守自己的文化理想，并在文学上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一份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因此，我坦诚地对说，希望他不要放弃这份写作资源，跳出经济英雄的视角，写出新的《闯海南》。
从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层面说，经济英雄在当今成为主角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伟大的文学不应该满足于成为一面镜子，只是被动地将现实景象呈现出来。特别是关于英雄形象的塑造，它本身就包含着人类理想的成分。英雄身上所体现的价值观和精神品格，也许正是现实中所稀缺的东西。作家应该努力去发现这种现实中最稀缺的东西，用文学去弥补现实中的精神稀缺。在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尤其应该这样去做。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崇拜还不完全一样，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更具理想化色彩。我们常常引用捷克作家伏契克的一句话：“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这句话出自他的《论英雄与英雄主义》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伏契克还说了另外一段话：“真正的英雄主义不符合于英雄主义的流行概念，也是因为创造了英雄主义概念并使其在社会中通行的那个阶级害怕真正的英雄，所以那个阶级就捏造了使他自己完全满意的各种‘代用品’。”伏契克这段话提醒人们，社会上流行的英雄主义概念并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的概念是由主宰社会的阶级提出来的，有着阶级的利益诉求，带有阶级的局限性。尽管伏契克的文章写于阶级斗争时代，是针锋相对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英雄观的，但他的观点至今仍有启发性。因为社会流行的英雄主义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作家必须要超越时代的局限性，不要被关于英雄的各种“代用品”所迷惑，从而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告诉读者，真正的英雄主义是什么，真正的英雄在哪里。
不错，今天是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经济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单纯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越来越彰显。现实促使人们去思考，我们的社会最稀缺的是什么样的英雄。在历史上，我们也曾多次有过经济繁荣的时期，回望历史上这些经济繁荣的时期，最值得人们称颂的英雄人物多半不是那些经济上的“大佬”。不久前我到了唐代诗人陈子昂的故乡四川射洪，对此深有感触。陈子昂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盛世时代，经济繁荣，国力雄厚。“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凰翼。”这是诗人卢照邻所描写的当时的长安，竟是如此富丽堂皇。经济发达固然是令人欢喜的事情，但陈子昂却忧心忡忡，因为他觉得当时的文化现状实在是太糟糕了。他指责当时的文坛是“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可以想见，当时的京城，日日歌舞昇平，处处杯觥交错。诗人们则是纷纷写一些绮丽轻飘的诗句去装点一下这样的场景。朝廷内也汇聚了一群有才华的诗人。应该承认，武则天是一个爱才惜才的女皇，陈子昂也是因此而得到她的欣赏，进入朝廷当了一名拾遗官。朝廷内的这些诗人们整日把才华耗费在歌功颂德上面，自然也讨得了女皇及权贵们的欢心。而这些歌功颂德、应制咏物的诗句虽然艳丽，却毫无生气。问题还在于，这样一种毫无生气的诗风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英雄陈子昂站出来了。尽管他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但他丝毫也不看武则天的脸色行事。他不仅常常直言纳谏，而且还公开反对流行的颓靡诗风，他把目光投向远古圣贤，主张恢复风雅传统。他用自己刚健清新、兴寄志向的诗作向整个诗坛发起了挑战。也许陈子昂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是失败的，武则天终究没有给他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最终他还卷进政治漩涡中而丧失了生命。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来说，他的文化挑战成功了。《中国文学史》是这样总结陈子昂的历史意义的：“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主张影响了有唐一代。他对风骨的追求，他提出的诗美理想，对于唐诗的变革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为后来唐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成为盛唐诗歌行将到来的序曲。”可以说，陈子昂是一位胜利的文化英雄。当我从当年陈子昂的读书台走出来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今天的时代正是一个呼唤文化英雄的时代。文化英雄也许不符合当今社会对英雄人物的流行概念，但他们的精神里蕴含着一个民族的理想，指涉着人类文明的未来，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这才是今天最需要的英雄形象，当然，这样的文化英雄首先应该活在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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