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阿炳认识，直接原因是住得很近。我们家住无锡城里的图书馆路4号，与30号阿炳所在的雷尊殿近在咫尺。
上世纪20年代末，我和图书馆前的一群童年伙伴常去雷尊殿大殿上做游戏。到大殿对面阿炳矮平房内听他说新闻讲笑话的时候，阿炳已经双目失明，上街卖唱为生。
当年洞虚宫雷尊、火神二殿合用的山门日夜开着，门楣上有“古三清殿”砖刻。进山门，甬道东侧是雷尊殿，西侧是火神殿。雷尊殿在我小时候已经破败不堪，殿内供着雷公、电母，两边是风伯、雨师等塑像。
阿炳矮平房有30平方左右，屋内桌椅残缺不全，床是竹榻，灶是行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音乐，我父亲60岁还在学拉小提琴。我上小学时期，父亲就为我买了把高档次的老红木二胡让我练琴。因为在音乐上有共同语言，又住得近，因此我们一家和阿炳交往较多。阿炳晚年，我的做中医的舅舅陆同坤，我的哥哥黎松祥——当时是无锡普仁医院的胸科主任，都曾去看望诊治过阿炳的病。我跟阿炳之间，有廿年左右的师友情、忘年交的历史。
阿炳当年总叫我的乳名松官，而要我叫他阿炳。
阿炳个子比我矮一点，我是一米七六，他在一米七二到一米七四之间。阿炳方面大耳，鼻正口方，头上有个用小辫子绾成的道士发髻。他脸色黄里透青，嘴唇上有几根八字胡须。阿炳最引人注目的是歪戴在鼻梁上的那付（副）墨镜，墨镜的一条腿已经掉了，只好用条细绳圈套在耳朵上，于是整付（副）眼镜就一高一低地挂在他的鼻梁上，让初次看到的人哑然失笑。
我以为，二胡、琵琶、说新闻是阿炳的艺术三绝。
阿炳现在是以音乐艺术著称于世，但是在他生前，社会影响最大、最受群众欢迎、最足以说明这位街头艺人刚强不屈、峥嵘傲骨性格的，还是他独创一格的“说新闻”。“说起新闻，话起新闻，新闻出嘞，啥府啥县，啥格地方？”这是阿炳每次说新闻的开场白，然后再正式开始，四字一句往下说。阿炳基本上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在崇安寺“三万昌”茶馆门口，站在借的一张凳子上说新闻。他敢说敢唱，勇于为劳动大众打抱不平。1950年我们为阿炳录音时，没有把他演唱的那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说新闻”录下来，实是一大憾事。
阿炳的琵琶技术，据他自己讲是他父亲华清和传授的。实际上他本人也勤学苦练，善于学习。抗日战争前夕的某年，著名的苏州评弹艺人张步蟾来无锡的观前街蓬莱书场演出弹词《双金锭》。张步蟾是琵琶好手，每逢阴历初三、初六、初九，他在开书前总要先弹一首琵琶曲酬谢观众。阿炳知道后，每次都按时站在入口处，聆听他的演奏，琵琶弹完开始说书时方才离去，风雨无阻。后来张步蟾了解到情况，感其诚恳，向阿炳传授了演奏琵琶的心得。阿炳的琵琶曲《龙船》实际就是张步蟾教的。阿炳的琵琶技术就是这样越来越好。在崇安寺场子上，阿炳每次必弹琵琶曲《龙船》，以此吸引听众。他每次都将琵琶横放在头顶，高举双手边弹边解释琴声所显示的音乐形象：“锣鼓敲起来了，第一条龙船来哉，第二条又赶上来哉，第三条龙船……”有声有色，煞是热闹。
阿炳的艺术三绝，绝中之绝是他的二胡演奏技艺。阿炳的二胡技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阿炳二胡厉害在两根弦。一般人的二胡都配用丝质中弦和子弦，阿炳却用粗一级的老弦和中弦。两根弦绷得又紧又硬，手指按弦非用足力不可。阿炳的双手满是老茧，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左手的掌面以及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的指面上，处处是苦练的标记。他所拉二胡的音色又糯又甜，而且甜而不腻，糯而不粘。他的琴音嘹亮异常，音波传递极远，根本无需借助话筒扩大器等电声设备，当年只要一踏进崇安寺山门，就能听到阿炳的胡琴声，崇安寺里很闹，声音很杂，但是随便什么声音都压不住他的琴声。阿炳的二胡声有股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瞬间便能引发听者心灵的共鸣，使你的心潮随着乐曲的旋律而起伏荡漾，听过他演奏的人无不有着“一曲难忘”之感。可是这位身怀绝技的超人，在旧社会里始终湮没无闻，没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我一直为阿炳的怀才不遇而抱怨叫屈。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到南京，在下关火车站工作。1948年冬天我第一次和杨荫浏先生见面。杨先生大我22岁，老家在无锡的留芳声巷42号。杨先生作为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当时在南京古林寺前的国立音乐院当教授，他对我特别好，记得南京解放前夕那段时间，兵荒马乱，他特意叫学生把我从下关车站宿舍接到音乐院内，和他同住一个房间，这是后话。认识杨先生后，经他介绍推荐，我跟他的同事、著名二胡演奏家储师竹先生学二胡。储先生是宜兴人，名气很大，是刘天华先生的大弟子。
1949年冬天的一天，我去储先生那里还课。因为天冷，正式还课前，我想先活络活络手指，无意间便拉出了后来定名为《二泉映月》的这首曲子的某一段旋律，并顺势拉了下去。在一旁的储师竹先生听着听着，认真起来，不待我拉完，忙说：“停一下，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对储先生突如其来的提问，我也感到奇怪，就回答说：“这是我们无锡的民间艺人瞎子阿炳上街卖艺，边走边拉的曲子。”“这是什么人作的？曲名到底叫什么？”储先生步步紧逼。我也问过他好几次，他老是说瞎拉拉的，没有什么名字。我这样回答。
“你能把它完整地拉一遍吗？赶快拉！”储师竹先生迫不及待。
这首曲子我在无锡听得太熟悉了，凭着记忆，我完整地把它演奏了一遍。凝神屏气的储先生听完之后，用异乎寻常的激动口吻说：“这是呕心沥血的杰作！绝不是瞎拉拉能拉出来的！”
接着，储先生问我是否认识阿炳？我告诉他，我们两家相距很近，不仅熟悉，而且两人相处也很不错。储先生大感兴趣，那次没有上课，他要我专门聊聊阿炳。
我把阿炳的家庭身世和坎坷经历简单地讲述了一遍，并告诉储先生，除了这首乐曲，还听他拉过其他几首……谈话间，杨荫浏先生正好进来，他听到我们在谈阿炳，也插进来说：“你们说的这个华彦钧（阿炳道名），也是我的琵琶先生，我11岁就向他学过琵琶，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但已经是无锡城里有名的音乐道士了。”此人确实有才华，他双目失明后，我还曾向他讨教过梵音锣鼓。杨先生还对我开起玩笑：“听你讲，先前曾向阿炳请教过胡琴要领，这样叙起来，我们还是同一师门呢！”
我向两位先生介绍，此时阿炳已长期在家休养，时常吐血，靠卖些治“丹毒”的草药偏方，加上同居的女人董催弟——很多地方写成董彩娣，但应该是董催弟——的孩子接济，勉强糊口度日。
杨先生听完后，深为其忧，要我下次回无锡后，代向阿炳问好；并关照我要设法尽快把阿炳的曲调全部记录整理。不能大意失荆州，再耽误就恐怕来不及了，一旦失传会抱憾终身！杨先生神色凝重，储先生在一旁也一再叮嘱。
这年清明，我回无锡见到了阿炳，转达了杨荫浏先生的问候。阿炳面色黄里泛青，比以前清瘦，不过精神尚可。寒暄过后，我向阿炳提出要听他拉一曲，并且指明要听他以前每晚边走边拉的那支曲子。阿炳几番辞谢，但经不住我一再央求，终于拉了。那情景交融、如泣如诉的旋律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家喻户晓的这么好的曲子，为什么不取个动听的名字，而总是说瞎拉拉的呢？听完后我又问。阿炳笑着说，你以为我哄你？哪里有名字，又没人想学它。我立即接话，我们都想学，杨先生和我的老师储师竹先生都爱你的曲调，叫我把它写成谱，将来介绍给音乐院学二胡的学生，让它一直传下去。你怎么把我的丑出到音乐院去？阿炳不好意思。这不是出丑，杨先生、储先生都非常赞誉你。真会是这样？阿炳半信半疑。我对阿炳说，我已经凭记忆把曲谱写出了小样，并请求他再拉几遍，越慢越好。阿炳听后又从头到尾拉了两遍，我发现除了主旋律的乐句在第二次演奏中少出现一次外，其余无甚差别。再加上演奏用的弓法指法，这首日后名扬中外的暂无曲名的二胡独奏曲的初稿便形成了。
回到南京后，我把记录的曲谱请两位老师审阅。两位老师问我，阿炳是否还有其他二胡曲，我说不但有，还有琵琶曲。
我以前就想自己出钱陪阿炳去上海唱片公司灌唱片，但他不肯去。我向两位老师提出，曲谱记得再好，也无法记录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最好要把音录下来。
杨先生听后说，他最近看到一份音乐资料，说国外已有携带式钢丝录音机，如果音乐院要有的话，就尽快去无锡。
但愿录音机能早日到手——我的潜台词是，就怕阿炳等不到这一天了。
杨先生好像明白我的意思，十分自信：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没过几天，南京和无锡同时宣告解放了。
解放之后，原国立音乐院正式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并由南京迁往天津，由马思聪任院长。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先生任所长，杨先生的表妹曹安和教授和储师竹教授任研究员。约摸是在1950年6月，储师竹先生告诉我，音乐研究所已配发了从外国进口的一台携带式钢丝录音机。
我立即写信给杨荫浏先生，反映阿炳身体很差，建议速到无锡录音。杨先生回信，称暑假就来。
我把这个消息转告阿炳。阿炳听说要为他录音，只说这是混饭吃的玩意。我反复劝说解释后，阿炳才勉强同意：免得扫你们的兴，说我阿炳勿受人抬举，让我试试再决定吧。
1950年8月下旬，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先生回无锡过暑假。回来之后，要我马上与阿炳约定录音日期，并要我找一安静场所录音，以免杂音干扰。
阿炳已经很久没摸乐器，而且这时他自己家中已没有可用的乐器。我们帮他从无锡的中兴乐器店借来二胡，曹安和先生则借给阿炳琵琶，阿炳练了几天，以便录音时更有把握。
我的岳丈曹培灵当时在无锡佛教协会主事，因此录音场所就定在公花园旁边，佛教协会所属的三圣阁内。
1950年9月2日晚上，我亲历了世界名曲《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
当晚在录音现场的共有八个人：阿炳、董催弟、杨荫浏、曹安和、无锡祝世匡、我本人、我爱人曹志伟、我岳丈曹培灵。——现在这八个人就只剩下我们这一对了。
晚上7点半，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在三圣阁内静静恭候着阿炳的到来。
阿炳刚进门，就大声喊：杨先生，杨先生久违久违，想煞我了！
大家注意到在董催弟的搀扶下，阿炳身背琵琶，手执二胡，穿戴得很整齐，梳洗得干干净净，脸上也很有光彩。杨先生闻声出迎，手挽手地把阿炳引入阁内，代他放好乐器，请他入座。
小叙片刻后，阿炳问：怎么录法？
我喊一二三后，你就像平时那样拉，从头到尾奏完一曲，中间不要说话。杨先生边答边问：你先拉二胡还是先弹琵琶？
阿炳说，你先听听胡琴再说。杨先生于是要求在场人员保持肃静并要曹安和先生作好录音准备。
录音机启动，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起来。这首阿炳多少年来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乐曲，一下子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两位著名的民族音乐教授被震慑住了。杨先生还暗暗向我竖起大拇指。
大约5分钟，曲调在渐慢中结束。阿炳在最后一个“5”音上习惯地将一指从高音区滑向琴筒处，以示全曲终结。
啪，曹安和先生停止了录音钢丝的运转，继而把开关向左一拧，只见钢丝飞快地倒转。从陶醉中醒来的杨先生带头鼓掌，连说：太妙了，太妙了！难得啊，难得！
自病自知，我手上功夫已不如从前，见笑了。阿炳摇头谦虚。
杨先生表示要向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和全国音乐院校介绍，一定会受到音乐界的重视和欢迎的，接着向阿炳询问：曲名叫什么？
阿炳回答没有名字。杨先生坚持要有一个名字。
想了很久，阿炳说：那就叫它《二泉印月》吧。
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听了，都觉得这个曲名不错。
我在一旁静听，大脑也在不停运转：30年代初广东音乐风靡江南一带，粤乐名家吕文成创作的《三潭印月》，阿炳曾经学习过，并受它影响不少。我就把杨先生拉到一边，提醒道：阿炳曾学过《三潭印月》，曲名会否因此触发？
毫无雷同可言，这两支曲风马牛不相及，杨先生这样表示，并向阿炳提出：印月的“印”字，改成映山河的“映”字可好？
阿炳欣然同意。
这时录音钢丝倒好，随即，机器内扬声器响起了《二泉映月》。
坐在录音机旁的阿炳激动不已，他沿着桌子摸索，双手抱好钢丝录音机大声叫道：催弟、松官，听到没有，一点没错，这是我拉的，这是我拉的！又说，这东西像有仙气似的，不然哪能马上放出来……曹先生你把声音放响些，不，还要放响些……
放完录音，阿炳问杨先生：还能不能重放？杨先生告诉他，照说明书上说，能连续放10万次也不失真。阿炳很是惊奇，天真地说，这台机器贵不贵？我也想买一台玩玩呢。
然后，又录制了二胡曲《听松》和《寒春风曲》。第二天，又在盛巷曹安和先生家里录制了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全都是一次通过。
由此，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等民族音乐中的瑰宝，正式展开双翅，将伴着它的一飞冲天了。
1950年9月2日第一次为阿炳音乐录音，到当年的12月4日他便因病去世。阿炳生命最后的三个月中有两件事，我至今难以忘记。
第一件事情。录音后不久，1950年9月25日无锡牙医协会在大洋桥堍泰山饭店太湖厅举行成立大会，我的岳丈曹培灵被推为牙医协会的会长。那天，我陪同阿炳应邀参加庆祝大会的文艺演出。在会上，阿炳表演了顶弹琵琶《龙船》的绝技，又演奏了他最心爱的、解放前总在无锡夜空回荡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阿炳的演出博得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久久不息。演出结束后，不少听众还围着阿炳亲切地问他的生活起居如何，健康情况怎样等等。这次演出是阿炳平生第一次堂堂正正坐着在舞台上演出，也是他最后一次的演出。
第二件事情。大概在1950年11月中旬，杨荫浏先生从天津给我来信说，中央音乐学院院方已同意师生们的建议，决定邀请阿炳去音乐学院举行二胡、琵琶独奏音乐会。并且嘱咐我陪同阿炳老两口北上。当我拿着信，前去向阿炳报告这个好消息时，他已旧病复发，吐血不止。卧床不起的阿炳明白信中的内容后，两行眼泪，落在了这个几乎从来没有哭过的硬汉子的脸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话：
我恐怕去不了了。谢谢共产党，谢谢杨先生和你们对我的关心！
[资料写附言]：祖籍广东、在无锡长大的黎松寿先生，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退休后，一直住在南京。
黎松寿先生自小家境不错，其父黎才生是第一任无锡火车站站长，业余时间喜欢操琴弄曲。他本人早先学的是纺织工程，又在铁路上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受家庭熏陶从小喜爱音乐，再加上后来结识了杨荫浏(1899—1984)、曹安和(1905—2004)、储师竹(1901—1955)这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的杰出“三友”，从此改变人生，走上了音乐之路。黎松寿先生1950年在苏南文教学院艺术系兼音乐课；1952—1954年，任教于江苏师范学院音乐系；1954—1956年，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从1956年起，到退休，一直在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执教。
2006年5月9日，笔者在黎松寿先生南京师大的家中采访了他。以上即为黎先生的口述实录。
资料写：黑陶，作家，现居江苏无锡。以上资料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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