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曹征路：君讲《民主课》，谁唱“忠字歌”？
苏 杜
日期 2011-12-28
【本文大意】《民主课》最大的不足是没有深刻写出“民主课”上何以会大唱“忠字歌”。毛泽东最后并没有“心灰意冷”。“评水浒”意在打破中国浓厚的“水浒气”，将无旨造反的平民革命进行下去。
曹 先生：
您好！节日快乐！
拜读了您的《民主课》与《对文革，反思不是妖魔化》（曹征路，严海蓉），深为你那“写出我亲眼看到的历史变迁，写出我能感受到的精神困境”的“小小抱负”所感动，为小说中、访谈中所作的思考所感动。我以为先生的“小小抱负”是难得的，尤其在现在。这就促使我写出这篇文字，与先生作一交流。我身体不太好，久坐不得，文字会写得零零碎碎，请谅。
一 《民主课》的得
《民主课》的最大之得，在于为“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伸张，在于将泼在文革中造反派平头百姓身上的污水冲洗了一番。尽管这还不足以完全申明历史的真实与正义，但已经准确地触及了当权者的政治底线，让更多的人们，尤其是未亲历过文革的中年人、年轻人，明白了文革中将“革命皮带”狠狠地抡向老舍们的，并不是原本处在政治底层，备受压抑的平头百姓，而是历来处在政治上层，备感优越的“革干子弟”---“红五类”中之皎皎者。是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站在政治制高点上，革老舍们命，革所有其他人们的命。“伤痕文学”中所描绘的那些比日本鬼子宪兵、国民党特务、希特勒的党卫兵还要凶残的“红卫兵”“造反派”，给老舍们剃“阴阳头”，挂“铁牌子”，带“白袖章”，关“牛棚子”，以及烧书、砸庙、刨祖坟等等胡作非为，绝非政治底层的平头百姓所能所作。政治底层平头百姓起来造反，给当权派贴大字报，上街游行，高呼打倒走资派口号，是有的，那是他们得了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之后，是在“红五类”们抡“革命皮带”、“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的“红色恐怖”之后。而且，这种贴大字报、上街游行、高呼口号，也只是贴大字报、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而已。即使当权派被揪上舞台，也只是弯腰低头罢了，有谁想动手，便是一片山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说什么脖子上戴几十年重的铁牌子，我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的，木头的也没有见过、听说过。而且，批判当权派的大会，在一地，次数也是很有限的，更多的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广场大辩论”。如果说这就是“政治动乱”，那么，充其量，“全国山河”，上、下、城、乡统算起来，也超过不了三几个月。所谓“十年动乱”，实在是凭空的政治捏造。
其实，我看，平头百姓对当权派的“动乱”，是用不着冠“十年”以示其恶久的，三几个月已经足矣，三几天也不能算短。给党组织贴大字报，对党委书记提名道姓的批评，质问这，质问那，其性质是不必用时间来计算的，几个词，几句话，甚至文字中几样标点，脸孔上几种表情，恐怕就绰绰有余了。1957年，有位老教师，自视有点阅历，大小会从不开口，不置可否，谁也揪不着他的辫子。运动过后，他一时得意，忘其常形，对其同仁说，“我说有屁也不要放呀，你偏偏不听，结果如何？”不料这位同仁立即将他的这番言论报告了党组织。一个“补课”，他被补为“极右”。罪过是：他有屁不放，比放出来的更坏。这是一点历史小掌故。年轻人看了，恐怕忍不住一笑的。但且慢一笑，不妨设想一下，煤矿又淹了，校车又翻了，大楼又着了，你跑到改革开放了的党组织门口质问质问，看看可以质问几天，几月，几年。
有位年轻人问我，造反的平头百姓有了这么一段质问党委的“动乱”，完全是可以给他们定罪的，何以将老舍之死的罪名也扣在他们头上，“伤痕文学”将他们描绘得土匪也不如？这一问，又问得有点不知历史、不晓国情。不将这一罪名扣在造过反的平头百姓头上，难道要将“革命皮带”抡得呼呼响的“红五类”来戴吗？他们的政治制高点，是绝不允许别人来占领的。即便是当文革其时，平头百姓们还在热情高涨地质问当权派，北京有位“革干子弟”便冷冷地说道：“共产党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平头百姓们还自以为关心国家大事，以社稷为重，他们哪里知道，他们根本就不具备关心国家大事、以社稷为重的资格，要关心，要质问，也得我们这些“好汉儿子”，你们这些“混蛋儿子”，还得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阿Q最终掉头，是历史的逻辑。
从小说的思想意义上来说，您的《民主课》将历史的这一逻辑讲了一讲，将造过反的平头百姓们身上的污水冲刷了一下，是其最大之得，也是难得之得。但是，勿庸讳言，这，还远远不够。
二 《民主课》的失
当然，以下所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算不上《民主课》的失。一篇小说，总不可能将所有的事情都说完，分析、挖掘过了头，更没有意思。但先生讲了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抱负，从这个高度来看，说《民主课》有所失，大概也不算为过。
将泼在造反百姓头上的污水冲洗一下，虽然能还他们一点历史清白，但不对污蔑者的诬行多着点笔墨，却很难画出他们的历史嘴脸。您是知道的，平头百姓造反，触及上智下愚的统治秩序，不过只有三几个月，但“英雄老子”与“好汉儿子”对他们的清算，却长达十年又三十年，以后还得多少年，尚在未知数之中。“十年动乱”是诬蔑之词，十年清算却是历史实际。后边的年头不算，小说划定文革背景之下，那十年清算却是应该好好写一写的。
您在小说与访谈中说，“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造反群众就失去了斗争方向，不知道该干什么了。我的看法则是，从那以后，造反群众渐渐从站了几天脚的政治制高点上被轰了下去，有形的与无形的政治压力重新压到了他们的头上，他们是什么也干不成了。
有位“许兆田”网友对您跟贴，将对造反群众的清算大体作了一个归纳，我抄在这里吧：
1、XX镇压期：文革初期的50天白色恐怖，工作组和钦定“左派”打击右派时期，导致学生群起驱赶工作组。
2、老帅镇压期：1967年1月底开始军队支左，当权派开始利用军队镇压群众，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青海223事件”打死造反派群众一百八十多人，抓捕上万人；四川抓捕12万多人。
3、拥军派镇压期：1967年4月“军委十条”出台之后，直接用军队镇压群众失去了政策支持，当权派在民间组织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来镇压造反派，武汉市人武部组织和“红武兵”镇压造反派，重庆驻军把“革联会”作为镇压“反到底”的力量，这才是文革武斗的真相——当权派组织“群众力量”镇压造反派。
4、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从1968年夏天到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期间，当权派结合保守派力量，以造反派为清查对象，目的是把造反派定位“出身剥削阶级的反革命反党份子”或者“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解放军、反对新生的红色政权”的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此次镇压成果是全国在造反派中间打出上千万的反革命份子。
5、XXX镇压期：1975年XXX复职之后，以“整顿软懒散班子”为名，要求各地当权派必须以镇压造反派为第一要务，否则就意味着“软懒散”需要同时下台，他对去运动任省委书记的贾启允说“还乡团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人家说你复辟那就对了”，赵紫阳去四川任职之后也按照XXX的吩咐发起“批判派性”的运动，镇压造反派。
6、胡耀邦镇压期：1976年10月之后，各地当权派支持保守派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抓捕造反派，这一次镇压造反派的罪名是“四人帮的爪牙”，1978年之后开始直接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以公检法直接出面镇压造反派把大多数造反派头头判刑入狱。这一次镇压的人数，全国超过2000万。
“许兆田”网友的这个归纳是不是完全科学，在此不作评定，但与我的一位老师的经历，到是十分相符的。我的这位老师，文革前以业务突出留校任教，是个“白专典型”，平时受尽了“红专典型”的窝囊气。文革初期造反，给系院党委贴大字报，成了青年教师造反派的小头头。然而，不久就成了“坏人”，被关了起来。后来，“清理阶级队伍”清他，“抓坏头头”抓他，挖“五一六”挖他，查“三种人”查他，直到1978年，研究生恢复招生，他要报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截止报名的最后时分，他才被告知，他的问题“还没有说清楚”。报考研究生的事，自然也就泡了汤。我这位老师后来提及此事，对我说：“造了三天反，说了十年，还没有说清楚？！”我这位老师是否深思过那块政治制高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不得而知，但此一例足可以证明，“十年浩劫”，其实功夫多花在了对造反群众的清算上了。只是由于毛泽东在，他的“请善待造反派”在，一次次清算，总难令“英雄老子”与“好汉儿子”称心满意罢了。
所以，我对先生您所说的“文革在68年之后就基本失去了方向”，“1974年批林批孔群众自愿参加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文革提出的这些口号离他们太远。所谓抓走资派，评水浒，和他们没关系”，是不太同意的。“厌倦”自然是有的，但根本的是造反的平头百姓已经从政治制高点上被清了下来，本来“参加”就被认为没有资格，现在不仅是资格不够，而是“阶级异己”，趁着共产党犯错误而“高兴”，是“混蛋”，“基本如此”，怎么可能还再去“参加”？先生在访谈中也谈到了造反派这时已经被整得“七七八八”了，但在小说中，“三三两两”的造反派也是在“学习班”里苦挣，却没有多少细节性描写。而像肖明那样的造反派“黑笔杆子”，又有那样的反动老子背景，能脱了省、市级“学习班”之灾的，恐怕极少，不典型的。
然而，我还要说，即使是先生在访谈中或小说中大笔大墨地写了对造反派的清算，写出了另外一种“伤痕”，也还是不够的。
三 《民主课》上“忠字歌”
造过反的平头百姓之被整得“七七八八”，固然有一波又波的清、抓、挖、查，这样的清、抓、挖、查固然需要文学典型来表现，但是，种种形态的镇压，只是维护统治秩序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较次要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维护，我以为，是对治下平头百姓的教化。而在这一方面，先生在小说中，似乎着墨就更少了。
文革中的“保皇派”虽然以“英雄老子”“好汉儿子”为中坚，但也并不乏见“反动老子”“混蛋儿子”。 “京城西纠”烧书，五四文豪郭沫若就高呼烧得好，我的书都该烧，早该烧，语惊世界。各种“战斗队”大战犹酣之际，北大教授季羡林亦充当队长一名，“服务”颇为“全心全意”。我的一位同学兼老乡，富农出身，急忙画了一幅画，毛主席头像在左上方光芒四射，下边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工人，手托红宝书，脚踏牛鬼蛇神，竖立在主楼门前。不料，这画中的工人托起的手，被中文系一位烈士子女分析出了“是指向红太阳的一支手枪”，吓得我这位老乡当夜落荒而逃，然而，他以画表“忠”且“保”的心是真诚的。而造反派中，也并非个个都是因为受过压制，感到过不公，造反以求公平，更多的造反群众，其实是真心实意响应“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反修防修”，要将共产党内、毛主席身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大辩论，大串连，彻夜看大字报、抄“北京来电”，不辞辛苦，且无私心的。取向“反”或格守“保”，造成夫妻反目、朋友对立的，十分常见，但无不对党忠心耿耿，现在似的为了争房产或甩爹娘或护小三而大闹街巷、对簿公堂，是绝没听说过的。要说他们是为了宣泄一已之恩怨，实在是诬枉的。即使郭沫若、季羡林者，虽然他们后来一则高歌“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被举为“旗手”，一则屡受总理下顾，荣膺国学大师，但若 能起二 君于地下以叩问，凭心而论，他们也是会承认当时所言所为乃出自真心，绝非早预见了风向，来政治投机的。您说毛主席思考的是反对苏美霸权的大局，民众造反折腾的是身边不公，我以为，是不确的。
这与当时百姓不了解资本主义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关系不大。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百姓总算是亲身体验到资本主义道路的滋味了，但情形又如何呢？自称要“掌控工人运动”的“旗手”们，不是“保党”“保党”地更加义正词严、不容侵犯了吗？不断声讨“穿西装的宋江”的毛泽东左派，不是也一再声明是“路线问题”，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这还是能发出一些声音的民众，而其大多数，只能是要么安贫乐道当工奴，要么读书改变命运当学奴，有个把“下跪”“跳楼”的，经过“教育”，已经采取了“非极端方式”表达诉求，比方，一年，两年或者三年颇有耐心地讨工薪，间以歌颂与拥护，以证明自己终是顺民而不是刁民。如此等等，与文革时的情形，除了表面形态，几无二致。
这与读没读过《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没有多少关系。读过马列书本甚多，研究甚透的人，反得更起劲的，不胜枚举。李锐，谢韬，反起毛泽东来，都是引马恩经据列斯典的。
这与那时与现时的政治统治相关也不是根本的。那时与现时，虽为同党，实有云泥之别。那时以工农联盟为执政之基础，现时以“先富一族”“成功人士”的“新阶层”为执政之基础，那时以公有制、全民制经济为主体，现时以国内私有经济、国外垄断资本经济为主体，天翻地覆，改朝换代，但并没有改变民以顺为民，官以忠为官的文化理念半丝半毫。大桥尚塌、动车方撞、烈焰未息之时，大都是文人们，已经在忙着讴歌“大灾中见大爱”了。歌功颂德总是上去的一条捷径，“忠字歌”总是时代的最强音。
这，只能是与中国固有的忠顺、忠孝文化有关。这是锤炼了几千的文化。这是渗透了国人血液细胞的文化。这是令中国社会延之绵绵的文化。官员，就讲究“忠”。百姓，就知道“顺”。忠臣顺民，上下一统，以顺为治。顺治，真是难得的经典。
这种文化理念，经过历代统治阶层的“践行”与提炼，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精密的系统工程。这是从摇蓝到坟墓的工程，这是从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到须发体态无所不至的工程。“听话”不知始于史上何年，但没有一家中国父母对子女的教训，从孩提到成年，无出其外。“忠君”，无论蛮荒夷所还是闹市京畿，没有一个黎民不将此作为评判官牧的标准。岁月悠悠的文化传统，与义正词严的统治教育，像绳的两股索一样从两个方向扭合在了一起。这种扭合天衣无缝，让治下百姓总觉得受其直依其律是天经地义，历来如此，事本如此，理应如此，后亦如此，非此不可。
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民心得之不易，历代统治者都靠这个“民心工程”。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算得什么？“早请示”“晚汇报”“语录岗”算得什么？讴歌到铺天盖地，赞颂到曲尽词穷，总会有边有沿，有完有了。“忠字歌”“忠字舞”当年唱了几天，跳了多久？“照像师傅”留下的“老照片”，恐怕已经淡黄得难以辨认了吧。“民心工程”的建树，不在这表面文章，而在孔乙己、祥林嫂们心中。孔乙己是“读书人”，“写得一手好字”，只是读书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终于落魄到为大户人家抄书为生，又终于小偷不摸为继，终于被打断了腿而不知所终。但他坚持着长衫，这是“读书人”的标志服，坚持“满嘴之乎者也”，这是“读书人”的标准语。他以圣训为指导思想，包括小偷小摸，格守圣训至死。祥林嫂不是“读书人”，有的只是力气，但她以“读书人”榜样。“读书人”，“大户人家”对她的影响深入躯体灵魂，令她先是逃亡，后是寻死，最后是赎身，照样格守圣训至死。这才是发自内心的“忠字歌”，这才是“可使之民”的样板，这才是文化物化的极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鼓声有终，“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标语有褪，这样的忠之歌者，低眉顺眼，毕恭毕敬，从小“听话”，一生“本分”，却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种子不绝。虽然日子过得很苦，绝非什么“白领阶级”，但总觉得有依有靠，有人做主，的确是一个“安全感很强的群体”。
1976年之秋变为何又是“大快人心事”？ “动机是好的，路线也基本对头”的 “80年代的改革”，为何到了90年代就“四个矛盾（工农、城乡、东西、贫富），两极分化，走到了邪路上去了”？其实，“历史逻辑”并没有改变。一个总希望或总觉得有依有靠、有人做主“就是好”的“安全感（愿望）很强的群体”，是“感觉”不出“历史的逻辑”的。如果有人对祥林嫂说，来这庙吧，这里捐的门槛管用，或者说，来新镇吧，这儿能让你上福礼，这儿没人笑话你额上的伤疤，有人听你说阿毛的故事，那她能不觉得是得了解放吗？又如果有人对孔乙己说，离开丁举人家，到赵举人家去吧，在那儿你可以专讲回字的四种写法，整天说之乎者也，还有黄酒和茴香豆，还封你为国学大师，那他能不觉得是欣逢盛世吗？祥林嫂终于做的不过是“农民工”，孔乙己终于教出来不过是小孔乙己，除此之外，还能走到什么样的路上去呢？其实，“先富”“好猫”“不争论”三句话，早就将马克思主义推翻到了人猿相揖别，早就将资本主义的盘剥手段说得很直白，早就将专制说得很通俗，“邪路”从一开始便是，哪会走到别的路上去呢。“奉旨造反”的另一面便是“领旨谢恩”，“改革开放不能动摇不能动摇”的鼓声又响起来了，沙滩又成柴堆。
您说， 1974年，批林批孔，群众自愿参加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厌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是最根本是文革提出的这些口号离他们太远。所谓抓走资派，评水浒，和他们没关系。说到底毛泽东就是太理想化了。他认为能把他所想到的任务都解决，能实现，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也有非常大的历史局限。“毛泽东到了后来，一定是心灰意冷”，“他知道中国人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他不知道解决的路径是什么。说到底毛泽东就是太理想化了。他认为能把他所想到的任务都解决，能实现，实际上他不知道自己也有非常大的历史局限。”您的这些看法，我不能同意。在前有祥林嫂、孔乙己，后有“驯服工具”的沙滩上，“群众自愿参加的程度”是根本谈不上的。“奉旨造反”，并不是对造反民众多么恶劣的诋毁。古往今来，国产的造反，都是“奉旨”的，没有“旨”，也要硬造出一个来。被视为平民造反鼻祖的陈胜吴广，不就既造了旨也造了神吗？文革群众造反，“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旨”。此“旨”下，多数人还不敢“奉”呢，看准了“秋后算账”的，还坚决不“奉”到底呢。“厌倦”是算不上什么“原因”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厌倦”。“最根本”的不是“文革提出的这些口号离他们太远”，“抓走资派，评水浒和他们没有关系”，“最根本”的是他们以前传统的教育与后来政治的训练，将他们绑在了统治者的战车上，他们听惯了驱使的吆喝，只会“听话”，丧失了“说话”的本能与缺失了“说自己话”的养成，如祥林嫂、孔乙己的便是。高明透彻的毛泽东，在继续他的革命，中国唯一不是“奉旨造反”的造反。他“评水浒”，就是因为他看透了中国还是充满了“水浒气”---您知道的，鲁迅说过，《三国》《水浒》“永久”，那是因为中国还充满了三国、水浒气。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就是“替天行道”，就是“奉旨造反”。你可以奉我毛泽东的旨造反，我死了，你们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另有所“旨”了，你们怎么办？毛泽东的意思，我以为，很明确，就是要根本上改变“替天行道”，打倒“奉旨造反”，将造反有理的道理，远播天下，传承永远。不“抓走资派”，不“评水浒”，民众就只能继续“听话”，“忠于”，继续做祥林嫂、孔乙己。“抓走资派”，“评水浒”，也并非只是要打倒刘少奇一个“皇帝”，而是要打倒专门“说话”要人“听”的，专门执政要人“忠”的人与事。当然，可惜的是，终于得到了证明的是，中国懂马列的人不多，“听话”“忠君”“替天行道”“奉旨造反”根深蒂固，一次文革，还远远没有撼动它，“民主课”上，还是大唱了一通“忠字歌”。
“毛泽东到了后来，一定是心灰意冷。” 曹先生您这话说得这太武断了。如果毛泽东连这一点也看不透，也枉称了毛泽东了。我们都是看过毛泽东与斯诺谈话的。
以上，是我在看您的小说与访谈时的一些想法。想时不连贯，落笔时就更加断断续续。如果误读了您的意思，有什么错误，就请批评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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