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姆斯出发的26条恶犬
：桑博
人类有热爱和平的天性，但那是在丧失和平之后。
遗忘才是人们的本性——所以，同样的故事才会周而复始。地中海的东岸：1982年曾经发生过什么，2012年又在上演着什么？霍姆斯距离贝鲁特有多远，三十年的时光又有多长？信息传播的技术越发达，人们对真相的了解越茫然、对他人的苦难越冷漠；储藏记忆的手段越繁杂，人类记忆的丧失越迅速，故事——尤其是悲剧故事重演的周期越缩短。今天才来惊叹“地球越变越小”会被人耻笑，但究竟有多少人对此曾有过切肤之痛，哪怕一瞬？叙利亚，多么遥远的国度！3月7日凌晨，一条短信里“Yarkend”这个名字，让我恍惚错觉自己正身处遥远的叙利亚、战火纷飞的叙利亚。
2008年，以色列导演Ari Folman拍摄了一部叫作《与巴什尔跳华尔兹》（Waltz With Bashir）的动画片，试图用电影的手段来复原散逸的记忆碎片。其实记忆并不久远，时间仅仅相隔26年。但“人们不会尝试开启那扇本能不愿打开的门，人性本身会阻止我们走进记忆的阴暗面……”（影片中心理咨询师的对白）相反，几乎所有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人都在努力试图遗忘。卡米在荷兰拥有了十英亩大的农场，Folman则已是功成名就的导演（这部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动画纪录片”的电影，是一部自传性的影片。作为以色列军人，导演Ari Folman本人曾参加了1982年的那场战争。）所以在影片开始，当博阿兹无意中提及“夏蒂拉”、“萨布拉”这两个单词时，Folman反应才会那么激烈：“别跟我提夏蒂拉和萨布拉！”——如果没有战争的参与者之一博阿兹两年来反复地梦见26条恶犬飞奔在特拉维夫深夜的大街上、聚集在他的窗口下狂吠，不会再有人想起那场战争。对于以色列士兵来说，当年的黎巴嫩之行“就如同一场战争主题的异国旅行，没什么好可怕，只不过是亲身经历了一场电影。”
国家比个人更愿意遗忘。2002年7月15日，以色列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考虑到政府的意见，法院不同意对1982年黎巴嫩大屠杀调查报告进行解密。如果说个人的忘却是为了逃避直面黑暗，那么国家的刻意失忆，则是为了拒绝责任。——两者都是出于恐惧，但个人的恐惧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得到宽恕的；而国家的恐惧，不仅是一种怯懦，也试图为今后旧罪重犯预留一扇后门。不能不说Ari Folman是勇敢的，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当年的战友，采访了他们在那场战争中的各自经历，收集起每个人的不同记忆，拼接和复原了那场惨绝人寰的、被国家企图从历史中抹去的大屠杀全貌。包括Folman本人，影片对受访者采用了原声加卡通形象的组合，尝试用动画片的形式反思战争、寻求心理治疗。
影片的序幕中，用字幕对夏蒂拉和萨布拉难民营大屠杀作了最简单的描述：1982年9月14日，黎巴嫩新当选总统巴什尔·杰马耶勒被炸身亡，以色列当晚派兵攻占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西区，装甲部队围困了位于西区的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难民营，切断了难民营与外界的联系。9月16日，以军按照国防部长沙龙的指令炮轰难民营，配合黎巴嫩基督教右翼武装长枪党进入难民营，对难民营里的巴勒斯坦难民展开持续三天的大屠杀：“先沿大街，后入小巷，逐户搜索……两个难民营的废墟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多数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老人、小孩和妇女。”18日上午，以色列军队出动20多台大型推土机，推倒残垣断壁盖住尸首。这场血腥大屠杀造成的无辜平民死亡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一般认为是1000人（以色列官方估计）到 3500人之间，另有说法为3万人。
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中有一名曾亲历现场的摄影记者，他的真名叫本·雅沙，是大屠杀的现场目击者之一。1982年9月17日夜，当长枪党在两个难民营里屠杀难民时，这位正直的以色列记者拨通了国防部长沙龙的电话，发现大屠杀的始作俑者正悠闲地躲在农场度假。当他请求沙龙制止屠杀时，对方轻松地说：“谢谢你半夜给我打来电话，赎罪日快乐！”（10月6日是犹太教的赎罪日）就挂断了电话。电影还采访了一位当时围困难民营的以军装甲部队指挥官，影片形象设计颇似沙龙，导演似乎有意将他放置在一个类似受审的场景下接受访问。另一名曾亲历大屠杀现场的摄影记者多年来强迫自己相信：悲剧只发生在胶片上，与现实没有什么关系。但当自我欺骗失灵之后，他的心理立即濒临崩溃。
事实上早在2001年6月18日，28名夏蒂拉、萨布拉大屠杀的幸存者就将沙龙推上了比利时布鲁塞尔法庭。尽管以色列政府和沙龙本人始终坚称大屠杀是“非犹太人在杀非犹太人”（对此，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的结尾，以一名阿拉伯妇女悲愤的大喊“阿拉伯人！都是阿拉伯人干的！”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拒不认罪。但布鲁塞尔法院仍缺席判决沙龙“反人类罪”。而以色列政府在这一事件中态度前后矛盾的虚伪体现在：早在大屠杀刚刚发生之后不久，面对愤怒的国内民众游行高呼：“把沙龙打入地狱！”，和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就不得不宣布对大屠杀展开调查，并解除了沙龙的国防部长职务。
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夏蒂拉”、“萨布拉”这两个名词早已消失于多数人的记忆黑洞，数千个巴勒斯坦冤魂只游荡于一部动画片之中。今天，在距离贝鲁特不到200公里的霍姆斯，屠杀又在上演，版本如出一辙：依然是“阿拉伯人杀阿拉伯人”，一如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运用三维动画制造出来的梦境与幻觉。只不过，霍姆斯版本的导演不再是良知觉醒的Ari Folman，而是来自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MI6、DGSE、CIA这样一些大腕。阿拉伯人，则似乎永远是一群廉价出卖生命的群众演员，丢失了灵魂的影子。
记忆有没有意义？我们可以选择忘却。但是，懂得珍惜记忆的人却是智慧的。例如，当年选择了血腥和兽性的基督教马龙派（Maronites）如今正分裂成两派：一面是以法乌德·西尼乌拉为首的“3·14联盟”，仍然坚持着与巴黎、华盛顿、特拉维夫的结盟，执着于用锋利的子弹和坦克履带将迦南的伤口撕得更深；一面是主教Sheikh Al-Rahi领导的安提亚教会，拒绝了萨科齐用“地中海东部和中东基督教团体重新纳入欧盟”换取支持推翻叙利亚政权的交易。Sheikh Al-Rahi坚持与真主党结盟，将以色列视作中东和平的威胁来看待；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的反对派——号称“坚守祖宗传统”的赛莱菲（Salifiya）却与“3·14联盟”、特拉维夫的屠夫们打得火热。觉悟的基督教马龙派年轻一代在高呼着“西尼乌拉下台！西尼乌拉下台！”，支持亲叙利亚和伊朗的纳吉布·米卡提；沙特的国王阿布杜拉却打电话给西尼乌拉，表示对“3·14联盟”的支持……不知道，至今游荡在贝鲁特大街小巷的“夏蒂拉”、“萨布拉”冤魂们，该选择支持谁、反对谁？许多年之后，从霍姆斯出发的26条恶犬，又将奔向谁的梦境？
肤色、血统……直至宗教，人间的一切不同，文明的所有歧异——在和平与正义的审视下，最是苍白无色。有时候，也最是阴暗下流，比如在今天的叙利亚和明天的黎巴嫩。
“你在寻找大屠杀发生的原因，你感兴趣的根源是另外一场大屠杀，你对被屠杀的难民营感兴趣是因为‘其他’难民营——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电影《与巴什尔跳华尔兹》中，心理医生解释了Folman被大屠杀困扰的真实原因，道破了这部电影的现实价值所在。同时，它也把一个思索留给观众：悲剧，有没有反思的价值？似乎我们确实有许多漠视叙利亚、以及大地上其他伤口的理由，贝鲁特的夏蒂拉和萨布拉，霍姆斯的Baba Amr和Inchaat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真的吗？
201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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