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叙利亚是自古以来是中东地区的心脏地带，20世纪以来又是代表阿拉伯文明现代化努力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中心。在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对抗中，叙利亚是前线地带。当这些因素与现实交织，扭结成了当前作为全球形势焦点的叙利亚问题。本刊研究员殷之光作为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中东问题专业学者，撰写本文梳理了叙利亚问题的来龙去脉。本文较长，分两期发表。上期详细介绍了叙利亚民族宗教对立的历史背景和复兴党之演变及其改革策略，本期着重分析当下各方政治势力在叙利亚的博弈。
三、反对派阵营的性质
自 1963年复兴党军事政变上台之后，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的政党，它便不断受到来自逊尼派穆斯林与伊拉克移民等的挑战。1964年在哈马发生的暴动，便是直接由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领导的一次重要反抗运动。在此之后，叙利亚境内1967年、1973年，1976-1985年，持续不断的发生由逊尼派领导的针对复兴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其中，1982年在哈马的武装暴动则几乎将叙利亚推向了内战的边缘。在哈菲兹•阿萨德对这场武装起义进行铁腕镇压之后，复兴党针对逊尼派穆斯林开始改怀柔为压制。这一政策，即便在叙利亚199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改革之后也未发生动摇。
这种针对反对派的强硬政策，使得叙利亚境内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反对势力分崩离析。特别是在1982年的流血镇压之后，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主的反对派势力开始纷纷流亡海外。穆斯林兄弟会内部也主要分裂成为两派，一派基地在英国，主张温和的政治抵抗;另一派流亡伊拉克，仍旧保留其军事组织。此外，在德国、美国、约旦等国家，都有这时期流亡出来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这一时期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反对派，主要包括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库尔德人政党等，这些流亡政党在很大程度上组成了目前叙利亚流亡海外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的雏形。
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目前共有230个成员党组成。除了几支在1980年开放党禁之前流亡的老牌反对派之外，其余都是新近成立的叙利亚反对派。这些反对党中，甚至有不少反对党领导人来自于现任阿萨德政府内的异见阵营。与20世纪中期叙利亚境内由于暂时政治与战略目标一致形成的同盟一样，叙利亚国民委员会除了希望推翻阿萨德政府领导之外，并不享有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甚至在是否需要武装推翻阿萨德政府这一基本问题上，委员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也存在着极大的分歧。另外，与利比亚过渡委员会不同，叙利亚国民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全部来自海外流亡人士。因此，一组织在叙利亚境内完全缺少必要的支持和社会影响。
另一只在暴乱时期形成的反对派联合阵营是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National Co-ordination Body for Democratic Change)。这一组织的明确目标是寻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以求推翻阿萨德政府。2012年1月，在一份该组织和国民委员联合向阿盟提交的声明中指出，该组织明确拒绝一切来自外国对于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但并不将其它阿拉伯国家视作"外国"。该声明还提出，在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叙利亚应成立联合过渡政府，寻求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形成更为紧密的兄弟关系(brotherhood)。这一组织成员主要包括叙利亚的库尔德反对派，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叙利亚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地理位置
由于主导叙利亚反对派的两个重要组织都具有非常明确的逊尼派穆斯林，甚至是更为极端的莎拉非主义影响，因此，这也就使得叙利亚境内包括基督徒、德鲁兹派等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逊尼派穆斯林社会上层，都对这场所谓试图推行"民主化"政治的暴动持保守观望态度。对于这群人来说，这场主要有社会下层激进逊尼派穆斯林主导的反抗，更像是一场暴动。在世俗化的叙利亚，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宗教自由、经济自由得到了来自阿拉维派阿萨德政府的保护。而相比，在"革命"后的埃及、利比亚，甚至是突尼斯，相对保守的穆斯林政党很快上台的情形，也令大多数习惯了世俗化政治的叙利亚人感到不安。
此外，在这两个主要反对派组织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政见差异，反对派内部，由于其组成成为份为大量不同时期、因不同原因流亡海外的叙利亚异见人士，因而其政治目的也各自不同。这一点，在反对派内部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认识。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领导人哈桑•阿伯德尔•阿奇姆(Hasan Abdel Azim)在一份2011年10月发表的声明中便指出，反对派阵营应当尽量避免其内部分裂。虽然，在一个松散的所谓寻求叙利亚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之下，这两派力量有暂时的合作关系，但两者之间，包括两者内部的分裂状况，却已然是事实。甚至由叛变军人组成的自由叙利亚军(Free Syrian Army)也在批评这两支由流亡政党组成的反对派组织里面，充满了阴谋家与国家叛徒。由泛伊斯兰主义穆斯林兄弟会主导的叙利亚国民委员会和由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导的民主化改革国家合作组织之间的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与20世纪上半叶，在反殖民目标促使下，两种意识形态形成的战略同盟一样，都属于非常脆弱的暂时联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今天的叙利亚的动乱，更像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东变局的延续。其核心问题，仍旧是巴以冲突以及穆斯林世界与世俗政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这两种矛盾，无论从那个方面来看，其本质都是无从调和的。充满整个阿拉伯半岛及周边穆斯林国家的反犹主义情绪，连同逊尼派和什叶派根深蒂固的宗教冲突则是理解叙利亚周边地区区域政治的关键。
四、国际力量的战略博弈
针对叙利亚问题，大量的媒体意见都纠结在阿萨德政府与反对派冲突之间所在的人道主义问题。西方媒体在抨击阿萨德政府这一问题上，又一次与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取得了一致态度。在这场铺天盖地的媒体战争中，阿萨德政府被描述成极端的极权主义政权和人权的粗暴践踏者。而阿萨德的支持者则在各类博客与网络媒体上，极力指出这类针对阿萨德政府的媒体报道失实。实际上，通过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相比其父亲哈菲兹来说，2000年继任的巴沙尔更倾向于进行政治与经济的民主化改革。并且，巴沙尔对应这次伊斯兰主义暴动的态度，与1982年其父镇压哈马暴动的铁腕手段相比显得柔软许多。因此，与其纠结于革命/反革命这样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之上，不如将这场叙利亚变局看作是结合了地缘政治与宗教意识形态冲突的战略博弈。其本质仍旧是在20世纪殖民主义衰退之后，中东地区集中的民族、教派等的多重利益冲突。是四次中东战争之后仍未彻底解决的矛盾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中东战略要地叙利亚汇集了巴以冲突问题、奥托曼帝国旧有疆界遗留问题、以及逊尼什叶派冲突问题。正是由于这样的复杂状况，使得美国与北约国家不能像针对利比亚那样贸然以军事方式主动干预。因为，利比亚的情形表明，现任强人政府被推翻之后，宗教势力迅速借助其长久的民间影响力进入政治。并且，由于逐渐扩大的逊尼派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在这类社会分层不平等状况严重的阿拉伯国家内，下层人民对于沙特阿拉伯所秉承的莎拉非/瓦哈比主义颇有认同。而在务实的世俗政府统治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叙利亚一直也未对周边国家，特别是以色列作出任何过激的举动。哈菲兹上台之后，也开始搁置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战略要地革兰高地问题。虽然叙以之间从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协议，叙利亚也一直在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以及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但是这种事实上的国家之间战略和解，确是以巴以问题为核心的中东地区的和平基础。如果武力推翻现任政府，很有可能继任的会是什叶派穆斯林。再加上目前两支主要反对派联盟都与沙特阿拉伯及卡塔尔的瓦哈比主义政府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武力干涉之后的叙利亚是否还能够对以色列问题保有相同态度，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同时，由于叙利亚境内各派力量纷杂，一旦阿萨德政府倒台，那么这种在强人政府下所维持的统一是否能够继续，分裂之后各派力量是否会出现如现今伊拉克、阿富汗境内的乱局，也还是一个令人深感忧虑的问题。
然而，相比阿萨德政府来说，更令美国与欧洲国家头疼的问题是伊朗。作为一个唯一的伊斯兰神权国家，什叶派的伊朗正像是所有阿拉伯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一样，对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问题持非常强硬的态度。同时，伊朗对于美国和欧洲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有着非常强硬的立场。正在进行的伊朗核计划同样对于该地区的战略平衡提出了重要挑战。一方面，拥有核武器了的伊朗会成为以色列(目前唯一一个在中东地区拥有核打击力量的国家)的重要对手;另一方面，又会对逊尼派瓦哈比主义主导的沙特在阿拉伯半岛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作为伊朗在该地区的重要盟友，叙利亚紧靠以色列，倘若将叙利亚政府替换为逊尼派主导，则伊朗将会在中东地区被完全孤立起来。对于以色列的直接威胁便更加缩小。而在逊尼派包围之下的伊朗什叶派政府，也可能进一步丧失在阿拉伯地区的重要战略影响。因此，基于叙利亚对伊朗的重要意义，有观察家指出，目前伊朗正在霍尔姆斯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主要是希望转移国际视线，为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缓解压力。
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布，深绿为什叶派人口占优势的地区
替换阿萨德政府对于美国和欧盟的另一个好处是消灭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唯一的盟友。随着土耳其日渐增强的亲欧态度，阿萨德政府倒台之后的叙利亚能够将整个阿拉伯半岛与中亚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当然，这一所谓的战略优势，基础是建立在目前逊尼派穆斯林国家会持续保持与欧洲和美国的盟友关系。然而，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目前阿拉伯世界穆斯林的基本态度都倾向于极端主义走向，而无论是极端主义穆斯林还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支持者，将以色列从阿拉伯半岛赶走，恢复巴勒斯坦国，将阿拉伯半岛收归阿拉伯人全部所有，这一基本目标始终未变。因此，武力推翻阿萨德，就相当于用以有的局部战略平衡去赌未来可能形成的更大的战略同盟。但以利比亚和其他倒台的世俗政府状况来看，这一局势发展的天平并不倾向于欧洲与美国，同样也更不倾向于腹背受敌的以色列。目前看来，欧美仅仅在口头上对于反对派活动表示支持，却并不真正希望直接进行武力干预，恰恰表明了这些国家的观望态度。其更主要的对手，在于伊朗，在于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中投下了反对票的中国与俄罗斯。
与欧美观望态度相比，真正希望推翻阿萨德政府的力量来自阿盟内部，特别是沙特与卡塔尔。早在突尼斯开始所谓"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时，就有消息表明，来自这两个重要海湾国家的资金与组织支持，促成了该国境内穆斯林政党的有效运动。虽然在媒体报道中，逊尼派莎拉非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被极力缩小，但是这类由海湾国家资金支持的穆斯林政党其莎拉非主义的色彩确实非常明显。在议会选举之后的突尼斯和埃及，获得多数票的穆斯林政党都公开表示其莎拉非主义的背景。而在叙利亚境内，逊尼派穆斯林下层人士中间，莎拉非主义的影响也非常广泛。因此，阿萨德政府抨击武装暴乱为"恐怖主义"也并不是全无来由的指责。
两个逊尼派海湾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政治博弈。作为传统的逊尼派大国，沙特阿拉伯一直以海湾地区乃至阿拉伯地区的宗主身份自居。沙特赖以建国的瓦哈比主义其本质上是莎拉非主义的逊尼派极端思想。本着对于穆斯林律法的教条式遵从，莎拉非主义将伊斯兰教内部求智的思辨成分排除在外，而严格以是否遵从古兰经教法作为判断一个穆斯林优劣的唯一标准。由于基地组织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和莎拉非主义被当作极端恐怖主义思想，在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中--被单独区分开来。同时，由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结成的临时同盟关系，沙特逊尼派穆斯林主流思想中深厚的莎拉非主义成分在媒体宣传中被完全淡化。同时随着日益增多的海外投资与收购，沙特在穆斯林世界中不断进行的意识形态输出也通过资助穆斯林政党、学校，建造清真寺等方式向外扩张。而这种原先并不为媒体所关注的扩张，正在这场"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才重新显现出来。阿萨德政府不断批评的穆斯林兄弟会，便正是在这一资助下成长发达起来的逊尼派穆斯林组织。而目前叙利亚境内的武装分子，其资金与武器来源也大多来自于沙特或是与沙特密切相关的叙利亚海外流亡组织。
除了支持推翻阿盟内部世俗政府的活动之外，沙特还积极参与到维持阿拉伯酋长国内部政局稳定的活动中。前不久，沙特联合阿联酋，共同向巴林派遣武装力量，镇压该国境内针对逊尼派皇室的民主抗议活动便是一个重要例子。实际上，由于长期来自沙特的影响，以及海湾国家中普遍的泛伊斯兰主义情绪，绝大多数海湾国家的皇室领导层内部也都更为倾向于认同沙特为宗主的莎拉非主义意识形态。
此外，随着石油资本的迅速升值，卡塔尔也在近些年开始积极参与到伊斯兰意识形态扩张的争夺中，并对沙特的宗主地位提出挑战。虽然泛伊斯兰主义强调伊斯兰教义的普遍性。但是作为一种与国家政治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其在20世纪的扩张过程中，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沙特对于周边酋长国不断的领土要求，以及对于周边国家内政的干涉便是这种意识形态扩张与国家利益联系的表现。沙特以圣地(麦加，麦地那)的守护者为名，自居这种泛伊斯兰主义的中心，并以其诠释的伊斯兰思想为正统。而日渐崛起的卡塔尔，则希望通过现代新闻媒体，以民主为名，将该国塑造成在更广泛的世界舞台上，阿拉伯地区的意见代言人。半岛电视台的设立，便正体现了这种战略思想。半岛电视台的英文频道，其主要宣传态度侧重于倡导民主与自由化改革。并意图表现出一种符合西方媒体独立传统的姿态。而其阿拉伯文频道则旨在面向一切海湾及阿拉伯国家，宣传其穆斯林意见领袖形象。2012年2月25日在突尼斯举行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便是在卡塔尔的资金组织下举办的。同时，作为阿拉伯联盟的代表、卡塔尔总理哈麦德•本•亚斯敏•阿塔尼酋长也以阿盟主席的身份，要求各国联合对叙利亚进行武装干涉。正如沙特一样，卡塔尔也开始逐渐以更为公开的姿态参与到推翻阿拉伯国家世俗政权的活动中。前不久利比亚武装内战中，便有来自卡塔尔的特遣部队人员，帮助训练反政府武装，甚至直接参与到和政府军的对抗中。
正如信奉极端主义的什叶派真主党一样，逊尼派莎拉非主义也对以色列持有强烈的敌对态度。虽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下，重要的海湾国家都表现出对于欧美国家的友好态度，但实际上，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在希望将阿拉伯半岛收归阿拉伯人的态度上，它们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在中东地区，遏制莎拉非主义扩张的唯一重要力量与其说是美国的反恐战略，不如说是什叶派神权大国伊朗的存在。以目前的情况看来，以沙特为主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无法在武力上与伊朗相抗衡。因而它们的战略重点则倾向于扩张逊尼派影响，瓦解伊朗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虽然无论是伊朗还是沙特都清楚，如果将两国之间、两个教派之间的冲突过分强化，那么其唯一的结果将会是一场在该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战争。因此，双方都希望将直接冲突降低到最少程度。但是这种教派之间的政治博弈却远远没有消失，在叙利亚、在巴林，实际上都能体现出两派之间完全无法调和的信仰与政治矛盾。
在中东地区，除了伊朗之外，阿萨德政府的支持者还应当包括黎巴嫩和伊拉克。甚至还包括以色列。由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自然不希望逊尼派进一步扩张。在国际社会不断封锁的情况下，来自于伊拉克的财政支持，仍旧是阿萨德政府重要的一个后盾。而对于黎巴嫩来说，其境内的主要什叶派政党真主党更是受到阿萨德政府的资金人力与政治支持。逊尼派扩张，对于真主党来说，无疑将会是重大的打击。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两者都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运动。因而，虽然叙利亚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的重要支持者，出于自身实际政治利益的考量，哈马斯也在叙利亚出现乱局的当口，迅速表明了其中立的态度，废除了其设在大马士革的总部。另外，叙利亚还有一个潜在的盟友--以色列。正如前文所说的，叙利亚的世俗政府与以色列之间形成了一种暂时的战略平衡与和平关系。虽然这种和平并未受到任何条约约束，但是只要阿萨德政府坚持其发展战略和实用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事实意义上的平衡状态就不会被打破。在穆巴拉克倒台之后，以色列失去了唯一一个承诺与其维持和平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倘若叙利亚也继而沦陷，那便意味着以色列将处在一个什叶派和逊尼派严密包围圈中。革兰高地归属问题可能重新被提上台面，而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则也因此可能成倍增加。相比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来说，以色列可能更不乐于见到一个受到逊尼派控制的邻居。
除此之外，在叙利亚问题上一个重要的力量是土耳其。今年2月在华盛顿的一个讲话中，希拉里•克林顿将土耳其成为解决叙利亚问题的"领军"力量。叙土之间有 900公里长的边境线接壤，另外，目前土耳其境内还有将近1万名叙利亚难民。然而这些并不足以说明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土耳其是一个要比沙特牢靠的多的盟友。也是一个比以色列麻烦更少的伙伴。长期的世俗化政治与民主化改革的影响，使得土耳其在意识形态上更为接近欧洲。同时，一直以来，土耳其人也是欧洲移民的主体。土耳其与欧洲相互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也相当高。土耳其甚至表示希望"脱亚入欧"，成为欧盟的成员。种种因素综合，土耳其不但成为了防止俄罗斯扩张的堡垒，也成为了防止阿拉伯伊斯兰势力东扩的坚实力量。相比沙特来说，不受泛伊斯兰主义影响的土耳其，无疑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更为牢靠的盟友。
对于美国来说，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形成的中东战略主要以军事干预和海湾驻军为主。但是，一方面这样的军事干预战略引起越来越多的麻烦，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修订，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也日渐减弱。相比直接驻军来说，在中东/中亚地区发展战略盟友则更为有效。土耳其连接中亚与中东，如果可以将土耳其发展成为盟友，则可以进一步完善美国在该地区的整体战略，并将中亚与中东联合成为一整片经济区。因此，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奥巴马称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五个重要伙伴之一。
对于土耳其来说，成为主要世界政治力量的心愿也渐渐明显。伦敦《金融时报》近日援引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的话，声称："我们虽然不希望重新成为一个帝国势力，但历史和我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土耳其有一次推到了重要位置。"土耳其外长阿赫麦德•达瓦托鲁则表示了一种更为主动的态度。他认为土耳其的目标是要重新成为一个"全球事务的参与者"，并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以求将其所在的连接中亚与阿拉伯半岛的走廊地带，建设成为一个"稳定、繁荣、安全的走廊"。作为叙利亚的近邻，土耳其越来越希望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发挥作用。一个动乱的叙利亚并不利于土耳其发展这一安全走廊的战略目标;因为动乱而大量可能产生的叙利亚难民也会对相对脆弱的土耳其国内民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作为土耳其长期的贸易伙伴，叙利亚的动乱也迫使土耳其在今年早些时候关闭了与叙利亚之间的陆上贸易;此外，能否在解决叙利亚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也是土耳其表现其作为新兴重要国际力量的标志。
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不同，土耳其并不支持武装干涉叙利亚政局。这就使得它与欧美的叙利亚策略产生了重要一致性。虽然土耳其同样是逊尼派主导的穆斯林国家，但其内部莎拉非主义的影响较之阿拉伯国家相比几乎是微乎其微。同时，由于民族成份差异，土耳其的逊尼派意识形态完全不受阿拉伯民族主义影响。相反，其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基础的逊尼派穆斯林人口，恰恰可以成为一个阿拉伯国家莎拉非主义扩张的制衡。相比阿拉伯世俗政权与泛伊斯兰主义之间由于反犹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同盟来说，建立在共同的逊尼派穆斯林认同基础上，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态度更可以让土耳其与阿拉伯半岛上的海湾国家保持更为持久的良好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该地区的压力从巴以问题，更多的转移到对伊朗军事力量兴起的遏制上。因此，支持土耳其崛起，对于美国和欧盟来说，几乎是一个一石三鸟的完美战略。
在多方的压力下，阿萨德政府的倒台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即使阿萨德在这次危机之后得以继续存在，该地区的宗派与民族紧张关系，也会因这一次动荡而产生重要的结构变化。因此，与其继续纠结阿萨德政府执政合法性，不如讨论如何找到一个积极有效的方式，及时填补阿萨德世俗政府可能倒台之后在这一重要战略地带留下的权力真空，并迅速应对在该地区乃至国际上所产生的战略平衡变化。否则，这里将会成为21世纪的巴尔干火药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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