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反思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时提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从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入手，指出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社会主义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首先夺取文化领导权。其有效途径，就是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中介，通过“阵地战”策略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育。[1]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指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协调的、在意识形态建构中起积极作用的知识分子。对于肩负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无产阶级来说，必须造就新型的、为本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即“知识分子有机化”。“文化领导权”理论产生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特定历史语境下，在内涵上根本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课题存在明显不相吻合之处，但考虑到这一理论提出的和平斗争背景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背景有相似之处，且此概念有较强的阐释能力，同时对“文化领导权”意义的认识和觉醒也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因此笔者认为在相关研究中引入“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是适宜的。
考察毛泽东1942年5月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等思想，笔者发现，其本质在于在确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指导地位的目标下，以规范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形式，改造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小资产阶级属性，使其彻底“无产阶级化”，造就党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并以其为中介，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造就取得全国胜利的政治基础。如果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敏感地触及了“文化领导权”的命题，那么，结合延安整风运动和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历史实践，《讲话》则从整顿文艺队伍、使知识分子有机化以及确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政治领导等方面入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文化领导权的蓝图和操作手册。
一、抗战以前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状况及列宁文艺思想的启发
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中共党内，尤其是党的领导机构和领袖人物中间，非工农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色彩和启蒙思想占据主流。此后，一方面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领导人的“机会主义”错误逐渐受到批评和组织排斥，中共六大又过分强化了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加上土地革命时期以军事工作为中心的客观实际，使知识分子在党内逐步边缘化，造成了党内长期排斥和厌恶知识分子的历史状况，使白区的革命文艺斗争处于隔离和孤立的状态。另一方面，“革命文学家”深受五四“文学革命”之全盘西化思想影响，之后转而认同“苏俄之西方”，尽管在作品中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但并未彻底完成无产阶级化的思想转变。对此，郭沫若后来说：“《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3]周扬也承认：“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以前，尽管我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4]他们在白区的文学实践“带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特色，即精英性、空想性和抽象性，而归结到一点，就是理论上的意义远远大于实践的意义。这跟十年后延安时代扬弃了理论教条、把马克思主义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化、组织化文学模式，有本质的区别”[5]。以上两方面，造成了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文武两个战线的隔断”、革命文艺与革命发展不相适应及知识分子游离于党的领导之外等不可忽视的现实。
而要动员和发展全民族的抗战，壮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以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将那些游离于外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充分无产阶级化。对此，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时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6]毛泽东对“真正的革命者”的界定，确立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也夯实了之后《讲话》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列宁。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7]他所引用的这一观点，来源于1905年11月13日《新生活报》发表的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瞿秋白、博古等中共早期理论家都翻译过这篇文章。1942年5月14日，根据毛泽东提议并由博古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8]
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不但论证了无产阶级文艺“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观点，而且明确了文艺附属于政治的、“工具论”的“螺丝钉”理论，以强烈的政治组织力和强制力，实现其文艺政治化、知识分子有机化的政治目标。这些理论被毛泽东接受，成为在延安整风时期整合革命力量、建立文化领导权进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思想武器。
二、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的挑战和确立“文化领导权”的历史契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带来了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安宁，为中共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随着日军进犯和上海等大城市的失守，大批文化精英流离失所，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气氛的感召下纷纷涌入延安，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态的一大特征。与国统区和大后方政治文化专制下的文化凋敝相对比，延安被认为“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9]。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提醒党和军队注意克服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的同时，还富有预见地提出对知识分子加以“教育”、“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并进而指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10]
中共的民主政治和对知识分子的礼遇，使延安和根据地的文化生活格外活跃。大量的文艺社团和刊物纷纷涌现，各种艺术创作活动如火如荼，然而其作品却由于精英意识和脱离根据地斗争实际难以被工农兵大众接受。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在创作实践和政治参与上表现出个人主义的追求。如1942年2月张谔、华君武、蔡若虹举办的讽刺画展，3月《解放日报》发表的丁玲《三八节有感》、艾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还是杂文时代》、王实味《野百合花》以及墙报“轻骑队”、“矢与的”，均充满了个人主义色彩，同时还表现出排斥党的领导的自由主义倾向。1938年3月，初来延安的萧军在一次宴会上，发言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认为“把文艺的水平降低了”。在随后遭到不点名批评后，萧军中途退席。
这样的现象引起了中共的严重注意，认为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对团结不利”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延安的学习和检查工作时，毛泽东说到延安文艺界的情况：现在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等问题。文艺界对整风是抵抗的，现在我们进行全党的整风运动，文艺界的党员也应如此，《解放日报》要考试，乘此机会讨论党的文艺政策。因此，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重新厘定党的文艺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就成为毛泽东当时的思考重心。这一思考，直接指向了造就为本阶级服务的“有机知识分子”进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目标。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知识分子有机化”的完成
在取得“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中，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一个重要节点。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毛泽东提议的。毛泽东曾谈到他当时的思路：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要让文艺家与在党政军经工作的同志相结合。194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同意毛泽东的提议，拟就作家的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为了开好这个座谈会，毛泽东集中精力做调查研究工作，“仅4月间，他找文艺家们谈话或给他们写信，有文字记载的，就有一二十起”。“根据一些当事者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有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过程、观点、理论，本文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讨论的是，何以以精英自诩的文艺家们在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就“缴械投降”了呢？或曰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是如何建立的呢？
为了把未经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家纳入毛泽东思想指导的轨道，毛泽东在《讲话》中首先预设了一个逻辑前提即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有文武两条战线和文武两支军队，其中的文化军队与拿枪的军队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并且帮助了中国革命。但是两支军队“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要使两者完全结合起来”，就“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个“文艺政治化”、“文艺方面军化”的逻辑，知识分子文艺家就必须做党的事业的“工具”和“螺丝钉”。
在这个逻辑前提下，毛泽东从容地展开思想论证：从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到如何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以及与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文艺界整风问题。逻辑紧密，层层递进，丝丝入扣。
事实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由于中共领导人的民主作风和对知识分子文艺家的宽待，明显存在着与会者之间的思想交锋。欧阳山回忆：虽然毛泽东的讲话清楚地指出了正确方向，但接受并不是毫无障碍和矛盾的，那意味着“我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也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民干部的考验。很显然，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不能一下子提得很高，所以我的文学创作跟他们的阅读爱好就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样子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呢？还是改变我自己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草明则承认：“当时，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头脑里怀有不少小资产阶级情感的我，实在搞不清这些问题，即使有些认为不对的，也不能从理论上加以剖析。”
然而，这些思想上的抵触和不理解却在此后的整风运动中逐步消除，接受直至真诚的拥护成为知识分子文艺家真实的思想感情。个性耿介的萧军亦在45年后的回忆中表示出心悦诚服：“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抓准了。……事实证明，从那以后，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努力同工农兵结合，一切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尤其在文艺创作和戏剧活动方面，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大家都抢着下农村，上前线，进工厂，很快写出许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丁玲也曾表示：“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许多重大问题、根本问题，也提到写光明与写黑暗的问题。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当时在文抗整个机关，每个人都打起精神，鼓足勇气，每天开会，互相启发，交换批评，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这一段严肃、紧张、痛苦、愉快的学习经历，将永远留在人们记忆中，成为一生中幸福的一页。”她还自我检讨说：“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自己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都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回溯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虑和错误，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到自己的躯壳随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下去。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
这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惧”是如何实现的呢？
《解放日报》文艺版的改组，标志着文艺界整风的开始。自此，文艺界和党内其他部门一样，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经历了整顿作风、检查思想、审查干部和清理队伍等阶段。起初，文艺界整风被定性为“思想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但随着康生的介入，审干和抢救运动采取了专政式手法，对知识分子文艺家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后来甚至还发生了王实味悲剧。虽然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抢救运动过分之处“赔礼”，但思想问题的政治化，客观上催化了知识分子文艺家的转变。
事实层面的逻辑也使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得不服膺党的领导。一则比起在上海等大城市主要靠个人写作的稿费生活，在延安，他们享受着供给制的生活保障；二则这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从感情上早已归属党的队伍，很多人本身就是共产党员。虽然“文艺工具论”与他们内心的个人主义价值追求相抵触，与他们认同的文艺创作规律仍有矛盾之处，但生活保障和组织归属带来了思想的认同。
《讲话》对知识分子文艺家最大的触动，还在于毛泽东通过展开伦理层面的论辩，将知识分子文艺家置于道德困境，从而成功地解构了他们的精英心态，使之心悦诚服地做工农兵大众的小学生和党的文艺战线的忠诚战士。
民本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文艺大众化”、“为工农兵服务”就具有了无可疑义的道德优先权。毛泽东抓住这一点，切中肯綮地论述说：“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毛泽东巧妙地将知识分子文艺家内心“化大众”的伟大使命转换为“大众化”的现实任务，使知识分子文艺家失去了高高在上的心理根据。毛泽东以自己为例指出：原来，“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至此，毛泽东以雄辩的思想论证、有力的事实逻辑和巧妙的道德追问，消除了知识分子文艺家内心个人主义思想的抵抗，完成了知识分子有机化的塑造过程，从而在决定意义上完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关键一步。
《讲话》的发表是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整合“文化军队”以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关键步骤。积中国共产党人20余年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之功，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之思想整合和组织整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也因为《讲话》提出并建立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而更加完备和深刻。《讲话》不仅在文化方面整合了革命队伍、净化了思想、造就了建立新中国的文化队伍，而且塑造了此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式及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方向和独特面貌。
注释：
[1]参见任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问题的觉醒，表现在他对五四运动前后文化革命的反思上：“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3]《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
[4]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节选）》，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5]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560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4页。
[8]参见黎辛：《博古与〈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翻译》，《文艺理论与批评》1998年第1期。
[9]《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19、620页。
（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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