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要仰仗灵动的生活洪流
——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
编者按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当前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这篇文献以其坚实的哲学根基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依然具有鲜活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本版特别邀请相关专家撰文发表各自的学习感悟，以示纪念。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有七十个年头了。作为一名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我以当代视角解读《讲话》精神，依然感到意义非凡、魅力无穷。
乡亲与土地是永恒的主题
《讲话》重点谈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一个作家要真正关心基层百姓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精神风貌，为他们的文化消费提供更大的空间。父老乡亲与多情深厚的土地一样，是永恒的主题，是创作的源泉。看一个作家是否有力量，要看他从人民大众身上吸收了多少营养，看他与这个时代、民族精神生活有无深刻的联系。一个作家认识历史的深度，取决于他精神视点的高度。
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有了这个支点，才能进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现实生活需要作家静下心来，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不断地摈弃旧有的创作模式，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改变对生活简单和肤浅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谈超越世俗，超越常规，超越现存。
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文学实现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过于强调文学的精神引领功能到强调“纯文学”、“向内转”、“小叙事”、“日常化”、“个人化”、“私人化”等。文学的“个人发现”，成为表达真实自我的有效载体，肯定世俗化的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扬弃了“假大空”和“伪崇高”，它顺应了经济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发展要求，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更文学化、更艺术化、更自由开放的姿态，并产生了一批好作品。这是大进步。但是，作家的生活在雷同，文学便自然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过度沉湎于个人的独语，颠覆传统文学的一些要素，拒绝社会深度和宏大叙事，淡化了文学的使命、良知，疏离了民众和底层社会。把这一切都剥离了，还剩下了什么?
不要忘记，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底层百姓，文学应该温暖他们的心灵世界。怎样温暖?不应该用低格调、低俗化的文学产品来哗众取宠，吸引他们的眼球。即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艺是要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要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讲话》早就作出了回答。人民性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基础。中华民族有着雄厚的历史积淀，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特习俗、情趣、观念等，这些都蕴涵着民族的独特精神。以这个视角反思当下的创作，是不是有脱离人民的现象呢?
治治创作的“贫血症”
尽管我现在挂职体验生活，但实事求是地说，已经很难像柳青、赵树理等文学前辈那样扎实了。现在的部分作家，往往热衷于写作姿态和技巧的翻新，而忽略了向人民群众的学习，殊不知要把这些技巧性的东西做得优秀，首先要把它建筑在对人民与土地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之上。今天的文坛，突出的问题是创作落后生活，创作出现了严重的“贫血症”。作为扎根乡土的作家，始终不能忘记人民和土地，人民中间和土地之上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真善美的故事，尽管不同时代的真善美变幻着不同的辞章，但这些辞章都是瑰丽的文学景象。创作要仰仗灵动的生活洪流，书写人民群众的命运史。
近些年，我把自己的创作基地放在唐山老家农村。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中国最基本的“国事”。文艺工再也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农村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农业文化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农村题材文学经典摆在面前。但是今天，农村处于农耕文化气息、现代城镇工业气息和科技信息杂糅融合阶段，农民艰难地行进在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轨的半路上。现实是文学的土壤，文化则是文学的精神。如果创作游离于社会潮流之外，其活力和价值就会削弱。但是要表现好这个时代，还要多一些真思考。要把握今天的农村和农民生活，就首先要深入下去。但是光有深入和贴近是不够的，走马观花式的贴近只能令人茫然。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文艺工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
文艺工要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之中，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需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大河深层，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
现实生活不好表现，作家在当下生活面前碰到了认知和表现形式的困难。抛开惯性写作，寻找新的空间时，我才感觉到认识和表现现代生活有多困难。价值的混乱，现象的复杂，从而增加了把握的难度，也就增加了寻找全新体验的难度。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是所有作家必须遭遇的。当年柳青写《创业史》、梁斌写《红旗谱》时应该同样面临着认知时代生活的问题。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作家应该怀着一种“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这样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农民每天都在投入一种新的生活，不仅要凭借好政策的外力，更需要战胜自身的障碍。这障碍包括历史渗透在他们心灵深处的小农经济意识。文艺工就是要揭示这种历史复杂状态。如果用同情式和批判式的态度都会失之偏颇。通过农村变革的具体事件来分析，透过这些事件就能洞察到那条时缓时动的时代之河。中国农民的历史姿态在这样的交汇点上会变得清晰而辽阔。
所以，面对复杂的乡土世界，文艺工应该具备更宏大、更客观的历史眼光来表现尖锐矛盾和艰难曲折，表现农民的生存和命运。
依然追寻现实主义理想
记得台湾作家陈映真说过，文学是使绝望丧志的人重新点燃希望的火花，使扑倒的人再起，使受凌辱的人找回尊严。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更有精神上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来自生命本身的呼唤。他们怎么表达自己的意志?怎样表达他们的理想?这就要求文艺工们重提现实主义的理想问题。今天面对乡土应该呼唤这种理想。
当然，这里崇尚的理想不是脱离农村实际的“乌托邦”，真正的理想应该建立在现实的深刻真实的洞察上，只有真正透析了“三农”问题，在现实揭露与批判之上的理想，才是真正现实主义的理想。
我现在手头还继续在写农民和土地上发生的新的故事。我有着兴趣与自信。这两者给了我创作上一个纯正的追求。我的态度首先是真诚的，最后体现在艰苦的劳动中，体现在独特的眼光上，体现在痛苦的人生思考和艺术思考上，体现在创作勇气和艺术魄力上。
有理由对明天的创作充满期待。苦难使农民具备了土地一样宽容博大的胸怀，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曾失去希望和信心。这是内心的勇敢、力量和尊严。这是农民式的高尚。我应该像农民那样辛勤劳动，文学只有沐浴了生活和人性的苦难才会有力量，才会有风骨，才会写进人的心灵深处。
回望田园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使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的高度如何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还需要艰辛地努力。
《讲话》所蕴含着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像火炬，在土地上冷静地燃烧。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乡村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带着崇高理想去创作，文艺工共唱一曲严峻而美丽的牧歌。
(为河北省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麦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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