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永刚 刘琼雄 肖伊绯
样板戏，一个被标上特殊符号的历史标签。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在此之前的3年中，曾被称为“现代戏”“革命戏”，但最后定名为“革命艺术样板”。由于这些作品描写的都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现代生活，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政治意义，被纳入了与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的舞台相对立的革命文艺路线，被奉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典范。
第一部样板戏 《红灯记》的前身
1938年的延安，中国的革命圣地，31岁的阿甲还是个美院学生。在某一次联欢会上，学过京剧的阿甲用“流水板”的技巧演唱了革命歌曲《游击队之歌》，这种将传统文艺与抗战内容混搭的风格立刻受到了军民的热烈欢迎。一唱闻名的表演者阿甲，也因此特长被调进了鲁迅艺术学院正在筹备中的“实验剧团”所属的平剧小组(当时还把京剧称为平剧)。
1938年7月1日，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阿甲所在的“鲁艺”专门排演了一出反映抗日题材的现代京剧《松花江》。据相关人士回忆，军民上下都很欢迎这种创新，受到鼓舞的阿甲和他的同事又连续创作了几部抗日题材的京剧。京剧与革命的结合受到领导的重视，阿甲和他的同事对京剧现代戏的探索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1963年阿甲又参与排演了《红灯记》，他认为此时京剧排演现代戏才达到了一次飞跃。
《红灯记》本来不叫《红灯记》，它早在成为样板戏之前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电影文学剧本在1961年就发表了，最早的名字是《革命自有后来人》。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映，反响很大。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京剧院紧随热潮，迅速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并恢复了原来的名字《革命自有后来人》。京剧在当地公演后，一口气演出100多场。周恩来总理在巡访时看过这出现代京剧，而曾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剧本提出了改动意见。
上海的爱华沪剧团受到启发，他们迅速将《革命自有后来人》又改编为革命现代沪剧《红灯记》，并于同年在上海进行了公开演出。1963年国庆节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指示中国京剧院总导演阿甲，让其在中国京剧院组成排演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阵容。1964年7月，哈尔滨市京剧院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和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都在北京表演，两出现代京剧同台比武，演员表演精湛，各有千秋，一时在京城传为佳话。由翁偶虹、阿甲根据上海爱华沪剧团同名沪剧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甚至在1965年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红旗》杂志上。
京剧是否演现代戏 被提到“革命”的高度
1964年六七月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样板戏发展史上一起绕不开的重要事件。这是新中国第一次集中了如此多的京剧现代戏同时到北京演出，总共有5000多人参与，《红灯记》、《杜鹃山》都是这次送演的剧目。
据说提议组织这次汇演的是毛泽东。他在1963年观看了现代话剧《雷锋》、《霓虹灯下的哨兵》和豫剧《朝阳沟》之后决定组织这次汇演。在这次的京剧汇演开幕式上，主管文化的官员陆定一坚持中国舞台仍然应该上演历史剧，他主张上演好的传统剧目，例如“三国戏”“水浒戏”等，也不反对演出一些好的神话戏，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而在参加汇演的戏剧工出席的一个座谈会上，江青的讲话却提到了另一个侧重点：完成主要任务，即刻画当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她明确反对上演神话戏和鬼戏。而京剧是否演现代戏，也被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毛泽东1964年6月11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唱戏这15年根本没有改，什么工农兵，根本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那个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在汇演期间，江青曾经把《红灯记》和《革命自有后来人》两个剧组的人员召集在一起，提出共同改编这个戏。修改是样板戏的一个重要特色，某些样板戏的重新修改甚至导致作品的整体结构发生逆转。这种修改实际上并不仅限于台词，还包括情节、结构，甚至主题。《红灯记》前后改动达200余次，在样板戏的修改过程中，还曾发动群众参与。《红灯记》的修改一直延续到1970年，在这一年出版了演出本。
样板戏的确立
关于《红灯记》的演出还有这样一则花絮：1965年2月，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结束，中国京剧院的《红灯记》剧组在毛泽东观看并得到首肯之后，南下广州和上海演出，他们甚至来到了当时只是一个与香港有一桥之隔的荒凉、偏僻的小镇深圳演出。据说在当夜，无论是深圳当地的渔民，还是来自香港的居民，都把手掌拍红了，情绪极其高昂，这种热烈程度让《红灯记》剧组始料未及。1965年3月16日《解放日报》曾发表评论员文章对《红灯记》演出的热烈程度进行评论：“看过这出戏的人，深为他们那种战斗的政治热情和革命的艺术力量所鼓舞，众口一词，连连称道：好戏，好戏!认为这是京剧现代化的一个出色样板。”
“样板”一词，肇始于此文，并迅速为戏剧圈内外的人们所接受，用以指代《红灯记》这样经过精心加工创作，被公认为思想艺术已臻上乘的现代戏代表作。《红灯记》成为最早获得成功的京剧现代戏。
在京剧现代戏汇演中另一个获得好评的剧目是《芦荡火种》，在北京连演100多场盛况不衰，而其中又以“智斗”一场尤为值得称道。该剧原故事取材于崔左夫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着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20世纪50年代末由文牧执笔改编为沪剧，初名《碧水红旗》，1960年上演时更名为《芦荡火种》。
将《芦荡火种》移植为京剧的改编者有大名鼎鼎的作家汪曾祺。1963年3月底在北京市委汇报演出时，从剧本到导演包括表演者已经焕然一新。整个汇演期间，毛泽东只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两台戏。几天后由江青传达了几点毛泽东的具体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要有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据说毛泽东幽默地解释：“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
从革命现代戏到样板戏，是一个无法分割的过程。《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6日一篇题为《贯彻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的文章，第一次正式出现了“八个样板戏”的说法。这篇文章第一次把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交响乐《沙家浜》并称为“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选自《革命样板戏：1960年代的红色歌剧》，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已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于201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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