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文学批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文学批评如今却成为了我与世界相联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时常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从事文学批评，我是怎么做文学批评的?通过文学批评，我最终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或效果?
对于我们这一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来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做文学批评?从事文学批评是一件艰辛的工作，也是一件寂寞的工作。在文学如此不景气的社会环境中，文学批评还有什么必要?与文学创作相比，文学批评缺乏吸引人的生动故事与鲜明形象;而与文学理论、文学史研究相比，文学批评则缺乏在学院体制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在文学的整个环节中，文学批评处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处境。但是文学批评又是重要的，是文学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从小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要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做出判断，要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要对其好处与坏处做出深入、细致、专业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整套文学评价的体系与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套评价体系，整个文学界将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可以将一部很差的作品说得天花乱坠，也可以将一部艺术性很高的作品淹没，无法认识其真正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学批评维护了一种正常的文学秩序，为文学作品的优胜劣汰提供了一套评价机制。从大的方面来说，文学批评还要关注文艺界的新现象、新因素与新思潮，在文艺界的最前沿创造与引导新的文艺思潮。
在从事文学批评之前，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研究生，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我涉猎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也积累了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自己也尝试过文学创作，但当时的一个缺陷是，对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缺乏了解，也缺乏兴趣，我不知道中国文学的现状是怎样的，我们怎样做才能使中国文学朝好的方向发展，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在现实的基础上创造理想的中国文学?这样，当时的理论学习便只是单纯的学习，文学史研究也只是单纯的史学研究，没有与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文学结合起来，很多研究便缺乏问题意识与方向感，是一种“无的放矢”。
介入文学现场只是一个开始，在这样一个文学场域，需要你去发现新的问题，并做出自己的系统性解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时候，仅仅依靠文学理论或文学史知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融入个人的生命体验，需要融入情感、血泪与欢笑，需要融入对这个世界的观察与思考，当然这些体验与思考并不是系统性的，但是当我们开始具有“自觉”的意识，我们便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共通的“美”，我们应该寻找到一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经验与情感，应该创造出一种我们自己的美学。文学是这样，文学批评也是这样。这是一个发现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也是一个创造“美”的过程。
2005年以来，围绕曹征路的《那儿》及其他作品展开的“底层文学”讨论便是如此，在这一讨论中，不少人对“底层文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而我是“底层文学”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之一，正是这些批评让我意识到了我与“他们”的不同，这一不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身份与自我意识上，我来自于社会底层，并与之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其他评论家强烈的“精英意识”有着鲜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识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资源，对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新自由主义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与文学的独特视角。正是在这些基础上，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与历史等方面为“底层文学”辩护，并探讨其健康发展的道路。在“底层文学”的讨论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当曹征路、陈应松、刘继明、王祥夫、刘庆邦、胡学文、罗伟章等作家已经创作出了不少优秀作品之时，却并未在文学界得到足够的认可，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学”，但在我看来，在他们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学”)中，恰恰蕴含着另一种美学或美学的萌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与剧烈变化的时代，文学批评应该站在文艺发展的最前沿，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做出自己的判断，创造并引导新的文艺思潮，这对批评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不仅应该具有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敏感，而且应该敏感于整个文学界的发展与变化，并在这些变化中捕捉到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因素，从而抓住最具时代精神症候的变化，而这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对于一个批评家来说，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不在于以一套固定的文学评价标准去评判所有的作品，而在于在时代的变迁中把握住美学上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在挑战着旧有的文学评价体系，也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学体系的萌芽，我们应该捕捉这些具有生长性的因素，并在与自己旧有知识的碰撞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新视角。
2006年以来，我撰写了以“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为主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所针对的问题主要是，五四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在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重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很多中国文学的作品中，我们看不到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世界，文学当然可以表现人类共同的经验与情感——那些生老病死、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但我认为如果某种经验与情感要表达得深刻、细腻与微妙，必然是与脚下的大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所不满的是这样一种状况，20世纪尤其是最近30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经验是那么丰富复杂，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与表达，而来自西方文学的某些观念性的东西(如恐惧、暴力、性等)，却吸引了不少作家的注意，成为了他们写作的主题。在这样的状况下，要不要讲述中国故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便成为了我所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在贾平凹、王安忆、王祥夫、郭文斌、付秀莹等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尝试借鉴传统中国小说的形式讲述中国故事，他们在传统中国文学中发现了巨大的宝库，不再借鉴西方的文学资源，而开始借鉴中国的文学资源，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巨大转向。但是在我看来，文学资源的借鉴只是初步的工作，借鉴《红楼梦》与借鉴《百年孤独》并无本质的不同，我们需要的不是“现代版的《红楼梦》”或“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表达出当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著作，而这则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将借鉴转为创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以表达当代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人，也不同于现代西方人的经验与情感。
在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思考过程中，我逐渐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也在与思想界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的切磋中明确了个人的想法。一方面，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我更注重当代文化的创造性，主张不归于“旧”而成于“新”，我们可以借鉴传统的文化资源，但不必以传统文化为旨归，我们应该在现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但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警惕“中华帝国心态”与“扩张的民族主义”，需要反思民族主义内部隐藏的阶级压迫结构，我所主张的是与“底层”联系在一起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关于70后作家的研究，也是我文学批评的一个重点，这是因为同样作为一个“70后”，我与他们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而且70后作家处于文学格局的巨大转折之中，他们与50后、60后作家所处的“文学场”不同，也与80后作家所处的市场化环境不同，处于一种“夹缝”之中。在对70后作家的研究中，除了对张楚、阿乙、石一枫、吴君、乔叶、肖勤等具体作家的评论与访谈，我还从整体上分析了他们的处境与所面临的问题。我认为，“70后”、“80后”等概念的产生，便是一种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事件，这既是“去政治化”的产物，也是“文学革命终结”的表征，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初“70后作家”的概念产生之前，作家很少被以年龄为标志划分类别，在此之前，正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命名所显示的，作家更多地以题材及其所处的文艺思潮被命名，当然在这一命名方式中也会存在年龄因素，但相对于文艺思潮来说，年龄的因素并不占据主导的地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汪曾祺可以和莫言、韩少功等一起被称为“寻根作家”，为什么马原可以和苏童、余华等一起被称为“先锋作家”。所以，“70后作家”这一看似“自然”的命名，其实质在于以年龄的因素取代了文艺思潮的因素，随着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种“稳定”的文学秩序便取代了一种可以在思想艺术层面进行交流、交融、交锋的文学场域。
但是另一方面，“70后”的命名也有内在的合理性，因为这些作家与19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无论生活经验还是审美经验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的成长经验与背景，他们的美学趣味与偏好，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独特之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何发现这些生活与美学中的新经验、新因素，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探索，从而创造出新的美学，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我认为70后作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作品与个人体验关系，如何历史地理解“现实”，以及艺术赋型的能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他们创作所可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对于70后作家的关注，也是对我自身所处语境的关注，因为我们共同面临着文学的巨大转型。在我看来，最为重要是将我们的处境“对象化”与“问题化”，现在我们文学的处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我们只有将之纳入历史的脉络中，纳入理论的观照中，才能发现“文学”所存在的问题，也才能发现真正的生长点在哪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应该具有历史的视野与理论的眼光，仅仅依靠个人的“天才”与“灵感”，难以对当前复杂的文学状况做出整体把握与细致分析。
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关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学批评还需要关注文学所置身的整个环境，文学在社会与文化领域中位置的变化，文学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文学体制与文学整体格局的变化，文学与时代、政治、经济的关系，文学与社会学、思想史、文化研究的关系，等等，这样的观察方式让我们不再从一个孤立的视角看待文学，而将文学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把握“文学”及其内在变化。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文学具有特殊的内部规律，我们应该将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结合起来，以一种更具综合性的视角来观察文学。在这方面，我也撰写了一些文章，试图勾勒出当代文学格局的变化，并分析其未来的发展趋向。在我看来，我们的文学正在经历的转折，不仅是新时期以来的最大转折，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转折，甚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最大转折，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去把握“文学”，在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中去把握当下的文学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项文学工作，也是观察与思考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最为深刻的变化，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一个新的世界图景，正在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中国是陌生的，这个世界也是陌生的，甚至连我们自身也是陌生的，我们还需要时间去重新认识自我与文学，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但无疑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上。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转变的精神症候，而且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最为优秀的艺术品中，隐藏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密码或“集体无意识”，它们超越了简单的故事层面，直抵我们心灵的最深处，将我们难以表述的经验与情感以创造性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对这样的作品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国与世界。
我想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大体可以了解，我最终想以文学批评想要达到目的，一是发现并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的美学，二是探究人类灵魂的秘密，三是追寻正义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这三者是紧密相连的一个整体，可以说，正义的事业是建立在对人类灵魂探究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的灵魂，也就不能更坚定地追寻正义的事业，而“美学”则是我们在探究与追寻的过程中所创造的表现形式。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在孤立地探究人类灵魂的秘密，也不是在静止的状态中追寻正义的事业，我们是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是在时代的发展之中去探究与追寻，我们探究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灵秘密，但是优秀的作品能够超越时代与国别的限制，从狭窄走向开阔，从“自我”走向世界，从具体的时空走向永恒。“美学”如此，正义也是如此。以上当然只是我的一些设想，自己也远未达到，但是作为一个远景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中能够去逐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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