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题目是《如何讲述新的中国故事?》，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文学也形成了一种新格局，我们需要以新的视野去重新看待中国与中国文学，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讲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中国故事;另一个是对于青年作家来说，他们在经验、视野、美学等各方面，与前几代作家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处在一个新时代，处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也有着远大的抱负与追求，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愿望与能力，必定可以讲述出新的中国故事。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才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在社会经济与生产方面仍处于落后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在短短30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人不再是“弱者”，也不再是“落后者”，而正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我们不仅在探索中国的未来，也在探索着整个世界的出路。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在世界上位置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人自1840年以来精神历程上的转折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伴随中国走过了最为艰难险阻的道路，从“启蒙”到“救亡”，从“为艺术而艺术”到“为工农兵服务”，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波折与苦难，可以说“新文学”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开拓了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空间，也为我们奉献出了最为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中国与中国文学都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期待青年作家可以讲出新的中国故事。
当前青年作家创作较为活跃，他们可以说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之一，不少青年作家已经出现了大气象。但在这个青年作家会议上，我更想谈的是局限，以期在相互砥砺中共同提高。在我看来，青年作家的局限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视野与格局较小，大多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现实，很难有一种更宏大的把握历史的能力，在思想上也缺乏创造力，而只注重个人感受，个人感受当然很重要，但仅有个人感受是不够的，还需要思想的穿透力，我认为这是当前青年作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二是他们受前辈作家美学上的影响过于强烈，尚未从他们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与艺术风格。一个真正成熟的作家当然会汲取前辈作家的营养，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真正艺术上的创造，这样的创造不是写得像前辈作家那样，而是像前辈作家那样写——即为自己丰富、复杂而微妙的个人体验寻找到一种恰当的艺术形式，而不是以一种固定的美学规范去制约自己丰富的体验。
“文学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红楼梦》讲述的是“中国故事”，鲁迅讲述的是“中国故事”，我们今天则需要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我们可以讲述一个“个人”的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也可以讲述一个阶层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将个人、家族或阶层的故事讲述为“中国故事”?——这需要作家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开阔的视野，以及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自觉意识。
首先，青年作家要有“历史感”。现在的青年作家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置身其中的每个人也都经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青年作家对这些变化更加敏感，这些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表现，如果能够真正写出这一巨变，写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将会是重要的经典作品，我想这也是不少作家追求的目标。但是要写出这一剧烈的变化，我们不能沉浸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将当下的现实视为“自然而然”的存在，我们需要具备一种“历史感”，我们要充分意识到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我们需要在历史的变迁中考察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衣食住行的变化，这里面既有激烈的冲突，也有细微的差异，但只有在历史的视野中，我们才能看到很多事情并非自然而然的，也并非从来如此的，我们才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具有了“历史感”，也就具有了“现实感”，这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生活更加敏感，也可以在现实的变化中去把握未来。
其次，青年作家要有新的“世界视野”。由于中国的迅速发展，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也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考察当代青年作家的创作。在今天，青年作家不必再以追赶的心态去面对世界，我们拥有对我们自己文化、我们所走的道路以及未来的自信，可以用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态去观察与思考，这可以说是一个新视野。我们的青年作家与其他国家的青年作家共同面对着这个世界，他们不是“走向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写作”，我想这对于中国作家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坐标。五四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有一种强烈的“影响的焦虑”，我们在西方文学的参照下写作，但是现在，我们的青年作家可以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作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某些方面或许我们还占有优势——比如作为生活资源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变革的时代，以及作为思想资源的传统中国文化等，这些都是别国青年作家所难以深刻体验的。我们不仅在创造中国文学的历史，而且有可能改变世界文学的格局，这是时代为我们的青年作家提供的机遇，当然他们尚需要通过作品去充分证明自己，但我想这对于有追求的青年作家来说，无疑是值得去努力的。
再次，青年作家要有一颗“中国心”。最近在文艺界有所谓“中国风”，这可以说是巨大历史变化的一部分，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不再以西方文化为圭臬，而开始以中国文化的眼光打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风”是值得肯定的，但又是不够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让“中国风”转变成真正表达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精神的艺术，怎么从“中国风”变成“中国心”。我们可以说“中国心”是当代中国人正在蓬勃发育中的民族精神，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在创造生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只有有了“中国心”，我们才能从内在的角度更深刻地把握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才能呈现出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但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心”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它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也不同于现代西方文化，而是既“现代”又“中国”的新文化，是在当代中国现实中熔铸而成的新的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样的新文化尚在形成之中，而我们青年作家讲述的新的中国故事，或许可以为新的民族精神融入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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