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为“新工人”歌唱
摇滚歌手许多只为“新工人”歌唱。在歌声里,他希望不仅讲述群体命运,更要反思这个世界。
许多和伙伴们在艺术团工地排练,中间跃起者为许多。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皮村的天空上,不时有飞机伴着轰鸣声飞过;在皮村的天空下,聚集了比轰鸣声更有生命力的打工者和他们的声音。
许多的家,就在皮村,一个位于北京朝阳区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的普通村庄。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蜗居,黄色的木头床占满了房间的宽度,墙上挂着许多的衣服、演出道具,但床 头上方却铺展着一块紫黄色条纹的“墙布”,这是许多妻子,一位来自唐山的打工妹的想法。
和一些摇滚歌手一样,许多拥有一头卷发,语速慢,甚至有一些过于惜字如金。这与舞台上的许多判若两人。
“现实与创作,紧密相连,又截然分开。”他解释说。
现实是许多今年36岁,13年前,他辞掉协警的工作,从浙江海宁来到北京。他和朋友建立了国内首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操办了首届打工文化艺术节,为打工者写歌排戏剧,一 切的工作都和“打工”两个字有关。
可许多显然想实现更多:“我们在舞台上并不是在演戏,而是在讲述中国当代打工群体的命运,在反思这个世界。”
皮村的“事业”
在网络上,曾流传过一个关于农民工名字的帖子:本名(农民工);小名(打工仔);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昵称(农民兄弟 );临时户 口名(社会不稳定因素);宪法名(公民);时髦称呼(弱势群体)……
许多“痛恨”这些叫法,对于工友,他叫他们“新工人”。演出时,如果观众“忘记”了这个叫法,许多会一再提醒,“不仅是感觉农民工是歧视性叫法,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在 当代中国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在他看来,这些来自农村的工友,选择了和父辈们不一样的生活,没有土地、不懂农活,却渴望拥有知识、了解世界,开始有自己的阶层意识和梦想。然而,尽管新工人为城市建 设所做的贡献并不比传统工人少,却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尊重,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和悲剧,一再上演。
许多和他服务的工友之家,就是要帮助工友“用歌声呐喊,用文艺维权”。工友之家的大本营在京东皮村,这是北京最大的工人聚集地之一,一个因为靠近机场不允许建高层建筑 而被保留的城中村。
许多参与的首张原创歌曲专辑是《天下打工是一家》,其中,那首中间嵌着“嘿哟嘿哟”的曲调,和江浙地区“车水号子”相似的《打工号子》就是许多的作品,“我们进城来打 工,挺起胸膛把活干,谁也不比谁高贵,我们唱自己的歌……”歌词包含了他对新工人自尊自立的理解。不过,这张专辑中更有“实用”作用的歌曲是《团结一心讨工钱》,每次 艺术团唱这首歌的时候,工友们都会很激动,“欠薪是十年前就存在的问题,但直到今天这首歌依然有自己的粉丝,这太说明问题了”。
当然,许多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不限于为工人唱歌。当年,《天下打工是一家》唱片大卖后,艺术团获得7.5万元的版税。对于许多和另两位发起人孙恒与王德志而言,这是“天文数 字”,关于如何分配,几个人有过认真的讨论,最后决定用这笔钱在北京市朝阳区开办一所打工子女学校,“教育对于新工人的子女和城里的孩子一样重要,而且有了自己的学校 ,村子里就会少很多的留守儿童,这意味着会多一些家庭团圆,少一些社会问题”。
但这家叫“同心”的打工子女学校在创办初期并不顺利。当地政府一度想要关停学校,理由是没有办学资质,并要求工友之家“写承诺书,而且不允许上访,不允许接受媒体采访 ,后果自负”。“警察和挖土机就围在学校门前,水管被挖断了,一条街围了几百人,相持了一个下午,如果没有崔永元等人联名给教育部部长写信,如果没有工友的支持与我们 一起保卫学校,可能‘同心’就真的消失了”。
这次危机后,工友之家又在2007年开办了全国首家打工博物馆,许多成了馆长。
博物馆面积大概300多平米,由一个闲置的厂房改造而成,有5个展厅,2000多件物品,包括各种证件、书信、工服、工具等,其中最大的展品是废品回收行业工人使用的平板车,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经常见到,但人们却很少为它留意,这个工具和回收废品的人只有在春节时,北京一夜之间变成垃圾城才会被想起”。
后来,许多他们又开办了二手同心商店。工友之家把旧衣物重新维修处理,以很便宜的价格义卖给工友,夏天的衣服一般不会超过10块钱,冬天的也只有20块钱左右。“同心商店 现在有12家连锁店,营业额这几年都超过100万,是工友之家的支柱产业。不过我们倡导的依然是有尊严的捐赠,而不是同情和施舍。”
看起来,许多很享受为新工人歌唱与服务。但是,13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却并不是一个低调的打工青年,发起工友之家更是源于一次偶遇。
许多和乐队在为打工者表演。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种子找到土壤”
许多的家,在浙江海宁,一个有名的皮革城,父母经营着一家小店。高考落榜后,他做了一名协警,工作就是查证、巡街,“无聊而浪费生命”。半年之后,许多和父母结束了旷 日持久的争论,揣着一把口琴悄悄离家,他说自己听到了摇滚乐的召唤,那是一种可以强烈倾述与表达的音乐形态。
1999年的冬天,夜色中西北风呼啸而过,许多站在了北京南站的出站口。当时的北京南站,破烂混乱,开黑摩的的人、做小买卖的人以及扛着大包小包来北京打工的人,构成了许 多眼中对北京的第一印象—一个巨大的吞吐机,而他的目的地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
和性格张扬的摇滚乐手不同,许多喜欢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象着外面的世界,然后闭门造车,去街头、地下通道、地铁站,弹着吉他唱自己的忧伤和愤怒。一年之内,他唱遍了 长安街所有地下通道。
但他依然是个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异乡人,租住在郊区村子里,最怕的是联防来查暂住证,习惯在睡觉时把门从外面反锁上,制造屋里没人的假象;出去唱歌时,最怕被罚款,更怕 被收容,偶尔回想做协警追查别人的经历,“有一种奇特的反讽感”。
2001年夏末,许多在西直门地下通道卖唱时,认识了在附近卖唱的孙恒。初识的两人一拍即合:一样是受了摇滚乐的诱惑,逃离压抑的故乡来到北京。但孙恒似乎早许多一步找到 了心灵的另一个支点,他不仅是北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音乐老师,也是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的志愿者。
随孙恒去工地的一次经历,或许是许多人生的一个拐点。
那天,孙恒约许多一起到工地给工人送书和衣服,简陋的工棚中,拥挤着铁制上下床,屋顶吊着洗好的衣裤,工友们还穿着干活的脏衣服。送完物品,孙恒拿过吉他为工友唱了自 己创作的民谣歌曲《一个人的遭遇》,内容是工友小吴的亲身经历。拿着DV的许多,用镜头扫过工友的脸庞,他发觉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孙恒,投射着真诚与质朴,这些目光完全 不同于他在地铁里演唱时路人的目光。
“那一瞬间,我就想明白了,这里才是我唱歌的地方。”许多同时想明白了自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只是要靠双手来养活自己的劳动者、打工者。
“这是种子找到土壤的感觉。”许多说。
此后,许多和孙恒一起成为“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发起者,肖家河与皮村相继成为他们为工人表演的基地。但更多时候,他们会骑着三轮车,驮着大堂鼓、吉他和既小又破的 音箱,从五环外去往城里的建筑工地,为工友唱歌。两人都是善于搜集与倾听故事的摇滚乐手,所以很多原创曲目总是会引起工友的共鸣。而在倾听中,新工人的命运被勾勒了出 来,“所以想做更多的事去记录他们,去帮助他们,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勇敢去战斗
“穿过这座城市的五环路,路边有个村子叫肖家河,村里一条热闹的小街上,老张和他老婆摆着个水果摊……”这首《老张》是许多创作的众多歌曲之一,听过的网友说“这是一 首让人听了很多遍之后,忍不住突然流下酸楚眼泪的歌。”
许多写老张的故事,一点都不花哨,歌词直白地说尽了一切:
“老张今年三十岁,老家在四川。他曾有个姐姐,现在已不在这个世界。姐姐当年十八岁的时候,就离家去了广东,和许多同龄的女孩在一起生产玩具。老张当时还是小张,不久 也去了传说中的城市,他很少给姐姐写信,他认为这是坚强。姐姐原本那年年底,就要回家嫁给自己的心上人,可工厂的那场大火把她永远地留在了那个地方……”
歌曲里的老张是一个为收容遣送制度担忧的打工者,里面有许多自己在北京的体会,而老张姐姐的原型来自于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丽玩具厂发生火灾,87名被烧死的女工。“ 不能因为死掉的是普通的工人,就没有凭吊,她们不应该只活在短短几句新闻里”。
许多找到了认同感。在听到“现在肖家河这个村子就要拆啦,老张和他老婆将去向美丽的六环”后,几乎所有的听众都开始为老张的命运担忧,“其实也是为自己的命运,当我的 呐喊成为众人的思考,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有时,许多的歌里又会有幽默感,甚至有些魔幻主义。在《这草淡的日子》中,许多把工人变成了一只深受富人喜爱的宠物猫,这只幻化而成的小动物,“不用每天十多小时呆在 流水上,不用把自己磨炼得和那机器一样,不用担心自己有天着了魔去跳楼,不用担心机器吃掉自己的手指头,还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美好的恋爱”,但这猫却咬了工厂主,逃去了 “一家最高档的夜店,店的名字就叫天上猫间,里面美丽性感的猫女郎都是猫大的学生”,然而黄粱一梦,“突然工厂起床的铃声就响了起来,原来竟是美梦一场,现实让我们无 处可逃,和这草淡的日子勇敢去战斗”。
2008年开始,新工人艺术团开始筹划戏剧演出,因为戏剧的容量更大,能将打工者的生活表达得更充分。2009年元旦,许多作为导演和编剧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开始正 式演出,讲述了改革开放30年打工者的生活变迁,编导初期他并没有想到这部戏剧作品会在当年9月的北京青年戏剧节上获得孟京辉的青睐。“奥运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同一个世 界,同一个梦想’,但新工人的梦想是什么几乎没人关心。”
演出当天,北京城阳光和煦却干燥寒冷,北京新工人剧团在没有采暖设施的剧场里,裹着自己的羽绒服上台演出。许多扮演的来子,一个来自南方乡村的年轻人,姐姐小芳因为家 庭贫穷外出打工。来子很羡慕姐姐可以离开农村,一再要求父母让自己也出去,但姐姐却无数次告诉他“外面不是想象的那样”。后来,小芳受不了工厂没日没夜的工作和老板的 严苛,想要回家结婚。老板不放行,因为接了几百万的急单,小芳被留了下来。没想到下午一点多厂房起火,而出口和门窗却被老板用防盗钢网焊死,小芳在做新娘的前一周葬身 火海。
这是许多又一次对致丽玩具厂女工的纪念,他在歌曲和戏剧中一再重复这个故事是希望悲剧不再发生,但今年吉林工厂的大火让他感觉很无力。
而他扮演的来子,歩姐姐小芳的后尘来到城市,打零工谋生却偏偏爱好写作,一心想要遇到伯乐。然而,却在大学门口被一个自称教授的人骗走全部的书稿,一去不回。来子在愤 怒中清醒过来,呐喊“原来,教授不过是世界的帮凶,而这个世界想让他变成哑巴”。
许多想发出更多的声音,可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工人故事,许多一再“迷茫”。“迷茫”不是因为目的不明确,而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期待的改变仍未发生。“这个群体不缺少梦 想,只缺少尊重与善待,该改变的是社会对他们的态度。”许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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