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政治的作品没有生命力”吗？
唐德亮
有人著文认为：“搞创作还是远离政治为好,反映政治的作品(如政治抒情诗)很快过时,是没生命力的,还是写点爱情、人性、山水风光的东西才能流传下去。”
此言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政治生活则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
考察古今中外文学史,发现流传千古、震撼人心的名篇佳作大多都是反映政治生活的。如中国古代的《诗经》,屈原的《离骚》、《国殇》与《哀鄞》，李白的《丁都护歌》《长干行》《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韩、柳的散文,苏、辛、陆游与岳飞的诗词,关汉卿的《窦娥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滸传》,曹雪芹的《红楼梦》，现当代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风波》,茅盾的《子夜》与《蚀》,巴金的《家》与《随想录》,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雷雨》与《日出》,夏衍的《包身工》,田汉、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的《长征》,贺敬之的《白毛女》与《雷锋之歌》,田间的《假如我们不去打仗》,艾青的《火把》与《古罗马斗兽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的《茶馆》;外国中, 德国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与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法国雨果的《九三年》与《巴黎圣母院》,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司汤达的《红与黑》,莫伯桑的《羊脂球》,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 英国雪莱的《给英国人民的歌》《1819年的英国》,拜伦的《路德分子之歌》与《〈制压破坏机器法案〉制订者颂》,莎士比亚的戏剧,宪章运动的诗歌;俄国、苏联普希金的《致西伯利亚囚徒》《纪念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与《复活》,涅克拉索夫的《严寒, 通红的鼻子》与《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前夜》与《父与子》,高尔基的《母亲》,奥斯持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静静的顿河》;智利聂鲁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伐木者,醒来》与《颂歌》;匈牙利裴多菲的《斗争是……》与《民族之歌》;美国惠特曼的诗歌《船长》,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小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与《太阳照常升起》;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些光耀古今的不朽杰作,哪一篇(部)不是描绘时代风云、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
中国古代早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文以明道”。 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韩愈又提出“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初唐大批文人如魏徵与陈子昂等就批评了南朝文学“意浅而繁” “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 。宋代古文家周敦颐在《周子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涂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周敦颐认为，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者甚至是思想家,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 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 一些人用剑, 一些人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页)投身政治与社会生活,是写出思想内涵丰厚、艺术精湛的优秀作品的前提。
还有人说, “只有写山水田园,写风花雪月的爱情才是永恒的主题,才能传之久远” 。
诚然, 写爱情,写人性、风花雪月、山水田园的确也出现了不少名篇杰作,如谢灵运、王维的山水诗,温庭筠、周邦彦、勃朗宁夫人、狄金森的爱情诗,读起来很美,但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强烈的震撼力与冲击力吗?显然不能。明朝胡应麟就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的诗使人“读之身世两亡,万念俱寂” 。 (《诗薮》)我们可以说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歌德、海涅、欧仁·鲍狄埃、雨果、普希金、裴多菲、托尔斯泰、高尔基、惠特曼等为伟大的诗人、作家,但没人说只写山水田园或爱情作品为主的谢灵运、谢眺、王维、温庭筠、周邦彦、勃朗宁夫人、狄金森、澳斯丁为伟大的诗人、作家。写山水诗较多的李白,如果没有《丁都护歌》等一批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作品,或其山水诗若没有浓郁的家国政治情怀,称他为“伟大诗人”恐怕就很勉强。其实,有许多反映政治的作品,将政治与爱情、人性结合得巧妙完美而成不朽名作的,如《红楼梦》、《水滸传》、《欧也妮葛朗台》、《哈姆雷特》、《羊脂球》、《静静的顿河》、《尘埃落定》等等。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指出, 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 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也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列宁称赞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他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毛泽东称赞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革命家”。如果这些作家也只是一味山水田园, 一味风花雪月,“情情塌塌”,男女私情,“表现小我”,轻飘飘,软绵绵,雾濛濛，“温吞水”,能博得这么崇高的赞誉和一代又一代无数读者与人民群众的敬仰与热爱吗? 裴多菲说: “假如心头只能歌唱自己的悲哀和欢乐,那末,世界并不需要你,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也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均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 反映政治,不是“写中心”“唱中心”的政治,也不是少数人的政治,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不是空洞干巴与概念化, 不是图解政策,而是艺术地、形象地、真实地反映社会政治生活, 反映时代激流中人的性格命运与情感愿望, 反映时代风云变迁中人性的美丽与阴暗, 反映历史前进的法则。尤其是要遵循艺术规律,讲究艺术质量。因为,“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艺术力量的。”(毛泽东语)同时,要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就需要作家艺术家对时代生活的关切与投入, 需要作家艺术家对祖国的赤诚热爱, 对人民的命运怀抱深情,并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学经验营养自己,惟此,才能创作出政治思想内容与艺术质量相统一并广受读者喜爱并传之弥久的优秀作品。
(原载《清远日报》2012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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