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孙恒、许多、王德志等“新工人艺术团”的朋友认识已有近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他们做了不少事情，出唱片，演出，此外还排话剧，拍电影，自2012年开始的“打工春晚”也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这些文艺活动之外，他们还开办打工子弟学校，创立新工人历史博物馆，创办同心互惠商店，创建“同心农园”，组织社区工会，组织新工人文化艺术节，等等。他们的文艺与社会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但是他们的意义尚没有得到更加深刻而清晰的认识，在我看来，他们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为未来中国及中国文艺的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是他们有着清醒的身份与阶层意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属于新工人群体的一部分，他们代表这一群体发言，并试图以文艺的方式凝聚起他们的经验与情感，改变这一群体涣散无力的状态。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新工人群体处于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巨大夹缝与鸿沟中，他们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主体与动力，但在现实中他们却被压榨、歧视、伤害，甚至难于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不公与不义。面对这样的不公平，很多人视而不见，也有人从中渔利，甚至很多底层青年也都转身而去，千方百计去追求个人意义上的“成功”。但是“新工人艺术团”不同，他们始终将自己的命运与这个群体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属于这一群体，新工人所受到的压榨、歧视、伤害他们感同身受，不同的是他们将这些疼痛与耻辱升华为艺术，转化为改变的动力，他们唱出了新工人群体心中的歌，也在与他们一起探寻着改变世界的途径与方法。
其次，他们的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内心真切的感受，他们的艺术也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组织生活的一种方式，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形式。“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但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割裂，很多文艺作品并非来自生活中的真情实感，而是以华丽的形式掩饰内容的空洞。如果我们将“打工春晚”与央视“春晚”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打工春晚”虽然简陋质朴，但是他们的节目却都言之有物，是从他们的生活中生发出来的;而央视春晚的很多节目，却只注重炫目的舞美、灯光、造型，节目的内容却是苍白空洞的，无法真正深入人的内心。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人艺术团的“打工春晚”可以为将来文艺的发展提供启示。
再次，他们的实践不仅探索着新工人的出路，也在探索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出路。在充斥着消费主义与原子化个人的社会氛围中，他们坚持“合作”，探寻着将生产与消费结合起来的健康生活方式，探寻着破解城乡二元对立的新思路。“新工人艺术团”的主要成员在一起共同工作、生活，以类似公社的方式将个人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对原子化个人的一种克服，也将理想与实践结合起来，探寻着新型合作的可能性。再以同心农园为例，在食品安全危机之下，现代城市人对蔬菜水果质量的担忧愈益加深，同心农园提供小块土地供他们亲自种植，他们还可以亲近土地、颐养身心，而这也为同心农园及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可以说这样的探索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人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新工人文学奖”同样如此，创设一个专门奖励新工人创作的奖项，不仅是要为新工人的创作在文艺界争得一席之地，而且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学评价机制与体系。在作为评委参与评奖工作的过程中，我也深深感到了确立评奖标准的不易，既要考虑到新工人的生活、情感与立场，也要考虑到作品的艺术性，还要敏锐地发现“新工人美学”的萌芽与可能性。在我看来，“新工人美学”不能简单地以现有的文学标准加以评价，现在的文学评价体系是建立于1980年代初期的，以精英化、现代主义、面向海外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美学原则”，以这样的美学原则来评价新工人的创作，显然是不恰当的，评价新工人的创作，应该结合1980年代以来的“新的美学原则”与1940—70年代的“人民美学”，结合新工人创作的具体实践，形成一种新世纪的“新工人美学”。但这一美学显然仍处于萌芽与未完成状态，但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勾勒一下其主要特征：(1)在立场上，“新工人美学”应该站在新工人及底层民众的立场上，书写他们的生活经验与内心世界;(2)在艺术上，“新工人美学”应该创造出自己的高级文化——即可以与经典作品相媲美但又与之不同的新经典，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立场正确而忽视美学上的追求，只有这样，“新工人美学”才足以与资产阶级美学相竞争，并在整体文艺生态中处于先进的位置;(3)在与生活的关系上，“新工人美学”应该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来自生活中的真切感受，并在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对生活的重视，并非是要否定对经典作品的借鉴，但经典作品只是流而非“源”，我们可以继承，但不必模仿;(4)在发展方向上，“新工人美学”应该继承“人民美学”与“新的美学原则”的不同探索，在融会中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化与中国文艺。
以这样的美学标准来观察新工人的创作，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新工人的作品在立场上及与生活的关系上都可以达到水准，但在艺术上及对美学原则的探索尚不够，但对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工人美学”来说，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或许更重要的是建设性的意见，以下我将结合获奖作品及相关问题，略做一些分析。
首先要说到体裁，在新工人的创作中，诗歌占据着绝大多数。这有着可以理解的客观原因，新工人大多是在高强度劳动之后的业余写作，诗歌简短易学，不占用太多时间，也能抒发他们的情感，或许这是诗歌被新工人广泛采用的原因。值得关注的是，在担任评委时，我发现不少新工人还广泛使用旧体诗词、顺口溜、对联等形式，这些体裁显示了一部分新工人的旧学功底，但其内容与情感却较少新鲜感，或许是旧形式内在的规范性太强，他们很难以此表达出新的经验与情感，比如打工者的思乡之情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与社会经验，但以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便与“乡愁”、“闺怨”等传统诗词中的主题和情绪没有太大差异了，我们很难从中看出新工人此时此地的独特体验，他们的情感似乎被传统形式“格式化”了，所以在评选时，我基本没有选择这一类作品。从最后的评选结果来看，此类作品除《讨要劳动合同檄文》之外，也没有其他作品入选，我想这主要是旧形式无法表达新情感的缘故。这又涉及到如何借鉴与继承传统形式的问题，在一般的意义上，我并不反对以旧形式写新感情，但关键在于旧形式很容易束缚、规范情感，抹杀了新工人在新世纪中国打工这一特定主体、时空、事件的独特性与新颖性，让他们的经验与情感归于“统一”，他们生命体验中最独特、最有价值的部分反而得不到彰显，这便本末倒置了。在我看来，只要能表达出最独特的经验与情感，采取任何形式都是可以的，现有的形式难以表达，甚至还可以进行新的创造，旧体诗词等形式当然也可以采用，但这应该有助于独特生命体验的表达，而不是相反。
与旧体诗词相比，新诗似乎更能表达新工人独特的经验与情感，在形式上也更加自由，所以在入选与获奖的作品中也更多。《大地上的素描》、《城中村》、《在远方(组诗)》、《矿工(组诗)》、《城市山歌》、《麦秸诗十二首》、《阿优诗十首》等优秀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新工人的所思所想所感，以及他们在美学形式上的探索。
比如唐以洪《大地上的素描》中的《蚯蚓》一诗：
一截流着血
从我左边的身体爬出来
另一截，也流着血
从我右边的身体爬出来
它们是怎样断裂的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这些年，我缝合了
很多件破旧的外衣
却没有针线和办法将它们
缝合在一起
我只能装成一个旁观者
眼睁睁地看着它们
分别在故乡和异乡
蠕动着
在这首诗中，“蚯蚓”既是具象的，也是一个比喻，通过蚯蚓及其断裂的意象，生动、深刻地表达了内心中故乡和异乡的“断裂”。诗歌的开头突兀而形象，让我们以为是在以拟人的手法写蚯蚓，但从“它们是怎样断裂的”到“缝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所写的并非蚯蚓，而是内在的自我，缝合与无法缝合，外衣与蚯蚓的对比，更强化了蚯蚓断裂这一意象，也显示了内在伤痕的剧烈与创痛，“我只能装成一个旁观者”，不是旁观者，而“装”成旁观者，表现了面对这一断裂的态度，既有疼痛与坚忍，又能以平静的目光观察自省，而“蠕动”一词既贴合蚯蚓的动作，也显示了卑微渺小，以及创伤的剧烈程度。整首诗流畅自然，但包涵着丰富深刻的内在体验，写出了打工者在故乡与异乡之间生命体验的断裂与痛楚。
再比如吴开展《在远方(组诗)》中的《请求》：
那些在老家成长的孩子们
顽皮天真是你们的天性
你们都是好孩子，但你们要听我的请求
不要欺负我的女儿
她是你们的同学，好乡邻，小伙伴
与你们情同秭妹弟兄
这些年，她的爸爸出门在外
她显得越发羸弱，伶仃孤僻
少了自信。想哭时只能躲进妈妈的怀抱
找不到爸爸阳刚的肩膀
没有爸爸在身边，她少了许多话语
快乐，缺了很多技艺和刚强
今天晚上，她又在电话里哽咽哭诉
把我的心都哭碎了，枕头都哭湿了
我真想丢下手中的机器，回去陪着她
回去和你们好好谈谈心，请你们也一起来
关爱她，这个有父亲生没父亲带的孩童
这首诗写出了一位外出打工父亲复杂微妙的心情，面对留守在故乡的女儿被同学欺负，他无能为力，只能“请求”老家的孩子们关爱她，在这首以书信体写就的诗歌中，既有讲理(你们情同秭妹弟兄)，讨好(你们都是好孩子)，劝慰(她是你们的同学，好乡邻，小伙伴)，也有自责(没有爸爸在身边，她少了许多话语/快乐，缺了很多技艺和刚强)，解释(她的爸爸出门在外/她显得越发羸弱，伶仃孤僻)，愧疚(有父亲生没父亲带)，也有伤心(把我的心都哭碎了，枕头都哭湿了)，愿望(我真想丢下手中的机器，回去陪着她)，期盼(请你们也一起来/关爱她)。在一首短短的诗歌里，汇聚了如此复杂而细微的情感，似乎信笔下来，但内在的情绪却饱满而富有层次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父亲孤单无助的心情及其勉力有所作为保护女儿的尝试。
在这里，还有一个关于题材的问题值得讨论，那就是新工人是否只能写“新工人”这一社会身份带给他们的经验与感受?是否可以(或提倡)写除此之外的情感内容?比如新工人作为一个“个体”对祖国的深厚情感，或者新工人作为一个“人”，面对自然万物抒发自己的细微发现与感动?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书写呈现了新工人的丰富性与层次感，但从“新工人”的身份来说，这样的作品似乎模糊了特定身份所带给他们的独特感受。其实在这样的作品中也不乏佳作，比如瑶瑶的《冬天的树》：
孤零零地立着
任凭寒风
吹落最后一片枯叶
冬天的树
卸去沉甸甸的负重
轻轻地思索
昨天 现在 未来
这首诗中所表达的情感并不一定与“新工人”的身份及感受直接相关，对“冬天的树”这一意象及情感、色调的描述，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萧索的场景，以及在孤单、寒冷中忍耐及期待转机的心情。这样的情绪可以来自新工人，也可以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那么，新工人是否可以超越自己的身份描绘更为广阔的世界呢?在我看来，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新工人立足于个人独特的经验，以开阔的视野去触摸整个世界，这正显示了他们心灵的开放与完整。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强调类似这样对世界的感觉，应该是从新工人的视角去看的，尤其在新工人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如何表达出新工人的经验与情感是应该最先考虑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可能拥有一个更为宽广的世界。
在诗歌之外，此次评选的范围还包括散文、小说与口述等不同类型。值得一提的是，口述这一体裁或类型，以往很少被纳入“文学”的范围内评选，而只是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调查方法。但考虑到“新工人”的文化或文学水平，以及他们讲述个人经历的愿望及其社会价值，此次我们特别将之作为单独的一个类型加以评选，在获奖的篇目《工人抱团来取暖，集体谈判争权益》、《路到桥头自然直》、《我的打工生涯》、《一个职业病工友的自述》等作品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新工人的独特经历与体验，以及他们在残酷现实面前逐渐团结起来“抱团取暖”的过程，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经历，也是当代社会发展中富有历史性的时刻，当新工人逐渐具备自我意识与阶级意识时，将有可能改变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
散文同样如此，在获奖散文《病房七友》、《爱，在工厂的夹缝》、《看燕子垒窝》、《孩子眼里的拆迁》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总体变迁中新工人的感受，比如《孩子眼里的拆迁》是按“五年级下册语文书165页习作要求”，让学生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文中选摘了五位学生对“拆迁”，其中一位叫王子健的学生写到：
“这次拆迁我有很大的感受，那就是我从没见过拆迁是什么样子的，这一次我看到了。拆迁就是把你的家拆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可是拆了，还是有好处的，可以盖楼房，可是要住上楼房是很贵很贵的，我们住不起，想也不敢想。现在的房子很贵，因为大家都在找房子住。据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还不够租楼房住呢!
拆拆拆，拆完什么时候能盖完，盖完也很贵，比现在更贵。”
这样的拆迁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司空见惯了，但出之于一个孩子的眼中，仍不能不令人讶异、感慨，我们为孩子提供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他们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未来?这是我们不忍，也不敢想象的，但我们必须面对。
新工人创作的小说也大多是从他们的生活境遇出发的，《死无对证》写在工厂受伤的刘老汉讨要赔偿不得，最后被迫自杀的故事，《蓝色的星期天》写一位年长的男工与一位女工之间相濡以沫的故事，他们的之间虽然不无心动，但是纯洁的，当女工告诉“我”她的男友来找她时，“我”心中五味杂陈但很快冷静下来，“我很快找到了答案：和她在一起的星期天，本不应该属于我，是我的不冷静而误入歧途。下个星期天，应该是俩个年轻人和好的好日子，苦尽甘来!”如此简单而朴素的感情，显示了新工人内心及生活世界的单纯。不过相对来说，小说在新工人的创作中并非长项，或许他们尚未找到一种将自己复杂的生活经验相对化，并以审美的形式表达的途径。
“新工人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并非尽善尽美，但这一奖项的设立，却为创建“新工人美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新工人加入文化创造和文学创作，他们将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这将极大地改变当前中国的文艺状况，并将为中国与世界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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