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有学者初次提出“新生代打工者问题”后，新生代打工者作为一个独特的对象，逐渐地被学者们从对打工者群体的整体研究中抽离出来，并越来越受到关注。近几年来，“民工荒”的持续爆发，更使得打工者的代际研究倍受青睐。特别是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打工者”的提法，强调需“着力解决新生代打工者问题”，进一步推动了对这一群体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新生代打工者的界定虽然还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代际划分的意义上，绝大多数研究都把新生代打工者看成是与第一代打工者相区别的群体，主要指1980年以后出生的具有农业户籍的外出就业劳动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新生代打工者进行探讨，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
新生代打工者的典型特征
新生代打工者的特征是众多研究的起点。“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拖着拉杆箱来的和当年扛着蛇皮袋来的还是一种人”，学者们普遍认为，打工者已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新生代打工者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数量结构特征。主要是从人口学角度对新生代打工者的数量和结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统计描述。新生代打工者是外出打工者的主体，他们总体比较年轻，大多未婚，女性比例和受教育程度均高于老一代打工者。二是流动就业特征。有研究表明，新生代打工者的流动总体上呈“倒U型”轨迹，经过前几次的向上流动后，过于频繁的流动又使其表现出向下流动的特点。在就业行业中，新生代打工者的分布具有“两升一降”的特点，即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在建筑业就业的比重渐次下降。三是群体诉求特征。新生代打工者融入城市愿望强烈，在诉求上有四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外出动因由进城挣钱向改变生活方式、在城市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发展取向由关注工资待遇向更多关注发展机会和前途转变;维权意识由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权利平等转变;职业选择由苦脏累工作向追求体面劳动转变。
新生代打工者面临的主要矛盾
由于长期城乡分治的体制障碍，加上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加速转型期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期，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打工者面临着更加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其中，主要有五种代表性的观点：
“半城市化”说。新生代打工者的城市融入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该观点认为新生代打工者更加向往、也更容易适应城市生活，但新生代打工者的城市化诉求与制度改革的“碎步化”以及他们自身的城市化能力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张力，从而导致新生代打工者面临技能提升、权益维护、住所改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突出问题，他们的城市融入还只是一种“落地未生根”的“半城市化”。
认同困境说。有学者运用社会认同和社会记忆理论重点考察了新生代打工者的认同问题。研究表明，尽管新生代打工者对城市的认同高于对农村的认同，对工人身份的认同大于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但城市的壁垒和排斥消解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乡土记忆的缺乏又解构着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使得他们成为心灵上“漂泊的一代”。新生代打工者的社会认同趋向不明确、不稳定，这种认同的茫然被谓之为“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内卷化”说。该观点认为，新生代打工者社会交往和情感支持的内卷化，容易致使他们的情绪和心理问题凸显。新生代打工者的人际交往仍然主要表现为亲缘和地缘依赖，他们在同质群体中结成自己的社交网络，情感支持也趋于内卷。新生代打工者的社会资本匮乏，在城市可获得的社会支持有限，较少能得到教育培训、社区参与和组织扶助的机会，精神情感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
“偏差行为”说。在持该观点的学者看来，新生代打工者的偏差和越轨行为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新生代打工者难以融入城市主流文化，又不愿回归农村，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比较强烈，长期累积会引发很多冲突与失范行为。有研究还指出，新生代打工者的犯罪率呈上升趋势，明显高于社会平均犯罪率，如果他们的诉求解决不好，那么他们将可能成为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重大隐患。
返乡适应说。还有学者根据务工行为的实践逻辑指出，新生代打工者虽然大多不愿返乡，但因受职业技能、家庭角色调试、流动生活历程等因素的影响，尤其在经济衰退周期，总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回到农村。而新生代打工者与土地联系减少，且缺乏农业生产经验，回流农村后他们面临着“游民化风险”，其返乡后的心理调适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之策，归结起来聚焦在两种思路上。一种思路把推进新生代打工者的市民化作为出路，这是研究的主流。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加快户籍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改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进对新生代打工者的社会支持，同时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新生代打工者的接纳、融入和退出机制。另一种思路则主张从农业发展和基层稳定入手，保证返乡的新生代打工者能够回得来。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引导和鼓励新生代打工者返乡创业，并进一步增强县域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和带动就业能力，加大对职业农业工人的培育，实现新生代打工者就地就业。
新生代打工者研究问题与拓展
不难看出，对于新生代打工者问题，学者们已经在不同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成果为当前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新生代打工者问题，制定合理的打工者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可从以下方面继续拓展和完善：
加强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已有的研究中专题性研究比较多，且不乏具体性的对策建议，却鲜见前瞻性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让人难免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无力感。新生代打工者问题不仅是一个体制改革问题，城市管理问题，抑或公民权问题，在更深层次上，它还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紧密相连。因此，需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结合我国改革的基本价值和方向，加强对制度的完善与创新、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与新生代打工者个体发展等内容的研究。
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由于研究选取的调查对象和采用的方法指标不同，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缺乏可比性，有的甚至对同一问题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不利于进一步的深化研究。如：有研究表明，新生代打工者工作耐受力低，但同时也有报告称新生代打工者属于吃苦耐劳型，令人费解。为此，提高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强化研究之间的对话，是今后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增进主体行动研究。现有的研究多强调结构性因素对新生代打工者的制约，习惯于把新生代打工者看成一个消极的问题群体，大都忽略了他们对社会环境的积极应对，对他们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能动性、策略性等关注不够。事实上，新生代打工者的社会融入是一个行动者与结构二重化的过程，他们有的还在城市自我组织起来，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研究时，就需避免“先站队、后研究”，相应增进新生代打工者的行动研究。
推进比较和跟踪研究。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和人口结构的新变化，新生代打工者群体内部已经逐渐出现分层。如“80后打工者”和“90后打工者”、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新生代打工者等，他们在社会融入意愿、方式和能力上均存在一定的差异，研究中应有所比较和区分。与此同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新生代打工者的流动必然会出现新特征、新问题和新趋势，因而，着眼于发展视角的跟踪研究也需及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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