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不温不火的谍战剧《渗透》慢慢“渗透”进人们的茶余饭后，这部非典型谍战剧再次展现了电视剧的“与时俱进”。大众文化的魅力在于总能往类型的骨架中塞进新鲜的血肉，以实现旧瓶装新酒的效果，《渗透》不经意间触及了当下最敏感的社会话题。如果说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腐风暴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整饬吏治、树立执政威信的利器，那么《渗透》则用谍战剧的外套讲述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如何丧失信仰、腐败溃败的故事。剧中，“渗透”意味着让“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地下党加速国民党的腐化堕落，因此，这位打进敌人内部的渗透分子不仅要随机应变、刚强坚毅，还要善于经营、八面玲珑。与此同时，军统特务也准备用“渗透计划”对付新中国，成为“看不见”的“糖衣炮弹”。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地提供了一个关于政党政治、关于国共关系新想象的维度。
间谍故事再度流行
谍战、反特题材曾经是冷战年代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不管是拯救“自由世界”的英伦特工007，还是在“无形的战线”上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英雄虎胆”，这些飒爽英姿、神勇无敌的间谍成为少有的能够被冷战双方共同分享的文化形象。正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泾渭分明和尖锐对立，这些无名英雄无需经历成长就“自动”成为代表彼此阵营的正义战士，并借助他们在敌后的“亲身经历”，让冷战时代的人们得以窥视敌对一方的生活。
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终结，正邪二元对立的逻辑陡然失效，谍战题材一度陷入沉寂。直到新世纪之交，好莱坞、韩国电影、香港电影以及中国内地影视剧中无名英雄再度归来和复活。与冷战时代英勇神武、孤军深入的谍战英雄不同，这些重新披挂上阵的间谍英雄们在后冷战时代拥有更多的私人情感和忧郁，他们或患上失忆症不知道自己是谁，或发现自己深爱的人原来是一个敌方间谍，或挣扎于双重身份不能自拔。如成龙电影《我是谁》(1998年)、《特务迷城》(2001年)以及改编自畅销小说《伯恩的身份》的好莱坞系列电影《谍影重重》(2002年)等，都把寻找自我的身份作为谍战片的核心主题。这些失忆的间谍如同无家可归的精神孤儿，在猝然来临的全球化时代亟待重新锚定自己的位置。而1999年带动韩国电影产业振兴的影片《生死谍变》则讲述了朝鲜女间谍与韩国男特工相恋的故事，这部谍战大片开启了此后韩国电影中新的谍战主题，用南北特工之间的爱情或兄弟情谊来隐喻依然处在冷战分裂状态的朝韩关系。也正是在新世纪之初，香港电影用新的警匪卧底故事《无间道》(2002年)来演绎回归后依然无法安放的香港人的暧昧身份，拥有双重身份的卧底如何“重新做人”成为此后香港电影中表达主体身份的自我隐喻，仿佛“成为卧底”成了当下香港人无处可逃的宿命。
从这里可见，如孙悟空般神通广大的间谍在后冷战时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们与不同的在地文化结合起来，讲述孤独、隐忍的个人与全球化时代之间的焦灼关系。简单地说，这些间谍故事实践着两种基本的文化功能。第一种是表达主体身份的内在焦虑，在冷战时期间谍有着清晰的政治认同和敌我之分，而随着冷战结束“真正”的敌人消失了，间谍也没有了好坏之别，正如用相对中性的命名“间谍”、“特工”来取代负面词汇“特务”，这就造成不管是我方特工，还是敌方特工，都是从事相同职业的人，彼此之间没有实质区别，这也就为昔日你死我活的冷战敌手握手言和、彼此爱慕提供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谍战剧成为后冷战时代指认和想象“冷战”故事最为重要的舞台，只是这些重新讲述的“冷战谍影”与其说凸显了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斗争，不如说完成了冷战的去政治化，甚或是为新的故事表达提供“他山之石”。
国产谍战剧的新功能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就已经先期进入后冷战情景。随着改革开放对革命(冷战)逻辑的反思和消解，一种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表述逐渐取代了50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对抗。80年代，通过重新讲述近现代中华民族悲情历史以及国共在中国人的名义下联合抗日的新故事，完成了以中华民族为历史主体的新国族想象，这种80年代出现的国族话语又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景下转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流论述。不过，这种后革命时代的国族认同却无法处理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里国共内战(兄弟操戈)的历史事实。与韩国电影用谍战来隐喻南北关系相似，近些年中国的新谍战剧也经常被用来讲述国共关系，因为谍战故事恰好提供了一种既能展现国共暗战，又能避免直接处理国共正面冲突的叙事类型。不仅如此，这些新的无名英雄还发挥着更大的文化功能，他们成为重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新体制关系的想象中介。
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两种新的谍战剧类型，分别是《暗算》模式和《潜伏》模式。电视剧《暗算》(2006年)改编自同名谍战文学，这部作品一经播出就引起巨大反响，直接引发电视剧领域谍战题材的热潮。这部由3个独立故事组成的电视剧中，前两部《听风》和《看风》主要讲述拥有特殊能力的奇才和天才为国家无私奉献的故事，这些无名英雄既发挥了个人才能，又完成了国家任务，这种个人与国家的“通力合作”回应了80年代有关国家(组织)作为个体压抑性力量的批判，这也是市场经济下原子化的个人对抽象的国家利益的认同。第三部《捕风》则讲述了被囚禁在封闭空间里的地下党如何把情报传递出去的故事，这种个人深陷密室之中的困境在电影版《风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呈现了全球化一体化时代个人变成密室中的老鼠的境遇。也就是说，在“同一个蓝天，同一个梦想”的时代，个人所具有的主体状态就是成为专门性的有职业伦理的技术人才，并处在一种既定的权力格局和游戏规则之下，没有外部空间，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2009年谍战剧《潜伏》把《暗算》的逻辑进一步具体化，或者说这些地下党有了更加清晰的社会身份，他们就是后工业时代从事非工业生产的都市上班族(白领或新中产阶层)。如果说《暗算》把一种有政治信仰的间谍变成为国家利益恪尽职守的好员工，那么《潜伏》的创新之处在于把血雨腥风的谍战转换为白领职场的办公室政治和中产者的家庭生活。余泽成过着和上班族一样的生活，一边在工作中与上司及同事勾心斗角、巧妙周旋，一边下班后与3个女人发生情感纠葛。这样的工作和家庭秩序对应着两种典型的社会空间，一是包括机关、公司在内的现代科层制，二是中产阶层核心家庭。其实在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与社会最紧密相连的关系就只剩下职场和家庭了。余泽成的魅力在于一方面能够深得领导信任、在晋级式的科层管理中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尽心呵护他的全职太太(游击队长翠平主动变成家庭主妇)。可以说，他是事业与家庭双丰收的“职场楷模”。
这些披着谍战“外衣”演绎的中产阶层故事在好莱坞电影如《史密斯夫妇》(2005年)以及韩国谍战片如《生死谍变》、《间谍》(2012年)等中，也是经常使用的套路，这说明“有工作有家庭有责任感”的中产者是后工业社会的理想主体。这些过着间谍般双重生活的中产者也预示着一种对越来越科层化和技术化的职场文化的不满，他们想像间谍那样拥有一个充满信仰、更加本真的自我。这种《潜伏》模式成为此后国产谍战剧借鉴的对象，如2012年热播的《悬崖》、2013年下半年播出的《渗透》等就是如此。
“渗透”与政治表述的蜕变
《渗透》几乎完全照搬《潜伏》的基本元素，同样是一个科层制分明的军统机关(有主任及若干同僚)，同样是一个从军统倒戈过来再潜伏回去的地下党“许忠义”，同样有一个大义凛然的军统特务齐公子处处与之作对，当然，也少不了假扮夫妻的桥段。唯一不同的是，作为军统出身的许忠义不善于搞情报，却是一个生意精，懂得利用各种关系赚得盆满钵满。这部剧最大的“噱头”就是塑造了一种新型的潜伏者，他们不窃取情报，也不搞暗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腐蚀军统机关、让其丧失战斗力。于是担任总务处长的许忠义“光明正大”地向领导、同事行贿，形成利益共同体，并用经济手段控制整个军统督办处。在齐公子眼中，他就是害群之马，如蛀虫般腐蚀党国的利益。许忠义用经济手段笼络人心、“要挟”政敌的方式显示了一种经济转化为政治权力的能量，这种经济与政治权力合谋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将更大。
从这种投机钻营的地下党与“忠心耿耿”的军统特务的形象可以看出文化想象的倒置。与经典反特片中英俊潇洒的地下工和妩媚妖娆的女特务不同，国共之间的主体想象发生了有趣的逆转。许忠义是一脸坏笑的“腐败分子”，齐公子则是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的“高大全”。就像《潜伏》中余泽成是有滋有味的卧底，而死对头李崖却是誓死报效党国的工作狂，前者是有血有肉的正面人物，后者却是缺乏人情味的“道德模范”。反面人物比正面角色还要“正面”，以至于不少观众认为李崖、齐公子才是有理想、有信仰的人，这尤为体现在《渗透》后半段齐公子对党国的腐败和无能痛彻心肺，最终成为无力回天的悲剧英雄。这种文化认同的错位是信仰相对化和抽空化造成的，它传递的信息是：共产党有信仰，国民党也有信仰，甚至从维护党国利益的角度国共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种现代政党政治的产物。
与一般谍战剧或职场剧所表现的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不同，《渗透》还涉及政党政治如何蜕变为科层化的官僚机器的问题。许忠义的“危害”在于一旦“渗透”成功，利用官僚机器的“制度优势”来做生意，就会把科层制变成维护个人私利或特殊利益的工具，这就有可能导致整个官僚系统的瓦解和毁灭，《渗透》结尾处用末日逃亡来呈现这种“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悲惨景象。国民党如此，共产党也面临着“渗透”的挑战，所以许公子反其道而用之，试图用“渗透”计划对付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其实，早在解放前夕，毛泽东就用“糖衣炮弹”来形象地比喻共产党执政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对腐败的担心以及腐败对执政党的威胁恐怕是现代官僚体制的顽疾。
不过，许忠义会做生意的才能并非只有“坏处”。与余泽成因为女朋友是共产党而转变信仰不同，《渗透》开头段落讲述了许忠义在军统系统里不受待见，是标准的“差等生”，在他被排挤到解放军做“卧底”期间，却凭着有文化、懂经济而格外受到重视，从而找到人生的新出路。剧中特别用解放军实行的官兵平等、干部爱护士兵的做法与军统内部等级森严的官僚作风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不同的管理文化凸显了共产党自身克服官僚化的制度尝试，也呼应着当下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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