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朝鲜电影前世今生

　　朝鲜电影与中朝文化交流

　　朝鲜电影前世今生

　　从《卖花姑娘》谈起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公映，引起巨大轰动。无数的中国观众带着哭红的眼睛走出影院，影片的同名插曲也在中国传唱一时，甚至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姜文在他作为电影导演的成名作《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曾经热播的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曾经借用这段旋律有力地烘托了70年代的时代氛围。

　　2008年，朝鲜血海歌剧团来华演出《卖花姑娘》，盛况空前。

　　1897-1925年：朝鲜电影启蒙时期

　　1897年电影传入朝鲜，1919年第一次放映了朝鲜人自己摄制的舞台剧影片《义理的仇斗》(金陶山导演)。1923年第一部故事片《月下的盟誓》(尹白南导演)问世。在以后的几年中以尹白南为代表的电影艺术家拍出一批电影，如《海的泣诉》(1924，王必烈、李庆孙导演)、《沈清传》(1925，李庆孙导演)、《云英传》(1925，尹白南导演)、《开拓者》(1925，李庆孙导演)、《双玉泪》(1925，李龟永导演)等。这些影片多改编于朝鲜古典小说，是悲欢离合的情节剧。

　　无声片黄金时期

　　1926～1935年，是朝鲜无声片的黄金时期，不少影片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最有影响的是罗云奎导演的《阿里郎》(1926)、《风云儿》(1926)、《野鼠》(1927)、《寻找爱情》(1928)、《金鱼》(1927)、金幽影的《流浪》(1928)、《昏暗的街道》(1928)、姜湖的《黑暗之路》(1929)、《地下村》(1931)及李圭焕导演的《没有主人的渡船》(1932)等。

　　罗云奎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导演，他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揭露日本军阀统治的罪恶，反映被压迫人民的悲惨生活，从而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对当时的朝鲜进步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后5部影片，是朝鲜卡普(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简称)电影运动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品。

　　卡普电影运动开始于1927年，结束于1935年。近10年间，进步电影工运用电影作为武器与日本占领者进行战斗。他们的影片大多取材于社会最底层人民的生活，不仅反映他们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而且也反映他们强烈的反抗精神。因而，卡普电影在当时赢得广大观众欢迎。1935年，由李明雨导演的第一部有声影片《春香传》获得成功。

　　1936年后，随着日本统治的加剧，卡普电影运动遭到公开镇压，朝鲜电影完全被日本侵略者掌握在手中。

　　朝鲜光复初期的电影

　　1945年日本投降，坚持抗战的金日成将军凯旋回到平壤。朝鲜在经历了日本35年的殖民统治胜利光复。

　　1946年2月，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电影班，当年即拍摄出《我们的建设》和《民主选举》两部纪录片。1947年初，根据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的决定在平壤建起占地5万平方米的北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前身)。

　　建厂初期，即推出一批表现人民建设新朝鲜和反映国际友谊等内容的新闻纪录片，代表作如《民主建国》(1949)、《人民委员会》(1947)、《友谊之歌(1949)等;故事影片《我的故乡》(1949，姜弘植导演)和《熔矿炉》(1949，闵定植导演)。《我的故乡》真实地再现了朝鲜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悲惨生活，表现了人民热爱自己的故乡、渴望祖国独立的美好愿望，深得观众好评。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爆发后朝鲜电影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电影工组织了前线摄影队。在战争期间，他们拍摄了100余部纪录片和6部故事片，重要的有纪录片《正义的战争》(1951)、《为了祖国的统一》(1951)、《粮食战线》(1951)、《世界的呼声》(1951)、《细菌暴行》(1952)、《战斗着的铁路员工们》(1952)、《向着胜利》(1952)，故事片有《少年游击队》(1951，尹龙奎导演)、《重返前线》(1952，千相仁导演)、《侦察兵》(1953，全同民导演)等。《少年游击队》和《重返前线》曾分别在第6、7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争取自由斗争奖”。

　　50-60年代：朝鲜电影进入繁荣时代

　　战后的1954～1960年，是朝鲜电影创作繁荣的时期。各类题材的影片大量涌现出来，如有战争片《游击队姑娘》(1954，尹龙奎导演)、《渔郎川》(1957，尹龙奎导演)、《战友》(1958，闵定植导演);现实题材影片《新婚夫妇》(1954，尹龙奎导演)、《幸福之路》(1956，全同民导演);喜剧片《我的女婿，我的儿媳》(1958，崔男先导演);侦探片《9时正》(1959，崔男先导演);历史片《春香传》(1959，尹龙奎导演);儿童片《小船厂》(1958，李基成导演)、《母亲的怀抱》(1958，全同民导演)等。

　　60年代，随着朝鲜千里马运动的蓬勃开展，影坛上出现了一批反映时代风貌和新人的影片。如《红色宣传员》(1962，朴学导演)、《细纱工》(1964，吴炳初导演)、《人民教师》(1964，韩尚云导演)、《海鸥号船员》(1961，韩尚云导演)、《百日红》(1963，千相仁导演)等。

　　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朝鲜电影的黄金时代

　　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拍摄的许多朝鲜电影给中国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71年《摘苹果的时候》

　　多年前，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冒雨视察北青以后，立即召开北青扩大会议，亲自制定了全国山区变成丰硕果园的宏伟方案。以贞玉为代表的石花农场的年轻姑娘们，遵照金日成同志的指示，敢于革命，勇于实践，克服保守自满和落后意识，经反复实践，试制成功苹果酱，取得了思想与生产双丰收。

　　1972年《卖花姑娘》

　　1972年，在金正日将军的亲自指导下，该片根据1930年在五家子创作和演出的革命作品《卖花姑娘》改编出炉，是中国中老年观众十分熟悉的一部朝鲜电影。片中卖花姑娘一家人的命运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催人泪下的情节和动人的音乐旋律使它成为那时的经典。片中的主要演员已成为朝鲜的功勋演员。该片曾在第18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获特别奖。

　　以革命传统教育为主题。有崔亿奎导演的《血海》(1969)、《卖花姑娘》(1972);严吉善导演的《安重根击毙伊滕博文》(1979)等。

　　以反映金日成和其亲属的革命活动为内容。有朴学、严吉善合作导演的《大地烈火》(1977);严吉善导演的《第一支武装队伍的故事》(1978)、《白头山》(1980)、《朝鲜的启明星》(1～10集，1980～1986)等。

　　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有金英浩导演的《鲜花盛开的村庄》(1970)、《农民英雄》(1975);刘浩顺导演的《劳动家庭》(1971)、《轧钢工人》(1972)、《摘苹果的时候》(1971)、《青春的心脏》(1982)等。

　　描写朝鲜地下工敌后斗争。有郑基模导演的《木兰花》(1～3集，1971)、刘浩孙导演的《无名英雄》( 1～20集，1978～1981)等。

　　针砭社会生活中某些落后面和不良风气。有《在某一工厂》、《试制品事件》、《车间主任和两个姑娘》、《不能等闲视之》、《两个作业班长》、《婚礼日》等。这类干预生活、比较轻松活泼的喜剧短片为广大观众喜闻乐见。

　　以南北统一为主题。有严吉善导演的《金姬银姬的命运》(1974)、闵正植导演的《骨肉》(上、下集，1979)等。

　　除了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一大批为中国人所熟悉的经典影片外，朝鲜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还创作了很多影片，如《一个党的干部的故事》、《郡委第一书记》、《保证》、《留在心里的人》等影片，其中系列影片《民族与命运》最为有名，到现在已经拍摄了50多集。影片表现的是领袖与人民的伟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参与该系列影片拍摄的都是功勋卓著的艺术家和优秀的文艺工。

　　先军时代的朝鲜电影

　　以1995年1月1日金正日将军对某边防哨所进行现场指导为标志，朝鲜进入了“先军时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朝鲜电影也进入了“先军时代”的创作时期，朝鲜拍摄的关于新时期军人革命题材的电影多了起来。朝鲜人民军4·25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从军的日子》、《一个女战士的手记》等影片。其中《从军的日子》通过一个军人家庭的故事表达了“不是穿上军装就能成为真正的军人，只有誓死保卫领袖的军人才是真正的战士”这一主题。

　　《一个女战士的手记》则讲述了一个普通新兵的部队生活，阐明了“先军时代”一心为国意味着什么，要一心为国又应该怎样去做这样的问题。影片主人公池香顺是备受全家宠爱的小女儿，她怀着远大的抱负参军入伍，梦想守卫祖国前哨，成为能够建功立业、闻名于世的军人。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一个只有几个女战士的铁路桥哨所。这样的落差让她心里很不平衡。她不想在这个深山里虚度年华，因此对工作失去了热情。班长对她进行了教育，为她讲述了曾经驻守在这里的老兵的革命事迹，这让她很受感动。一天，忽然发生了山崩，巨大的石头和树木从山上滚落下来挡住了铁路，就在此时正有一列客车向这个方向驶来。池香顺奋不顾身地把大石头和树木推离铁路，保证了列车的通行安全，乘客们打开车窗向她招手致意，她也不顾受伤的身体，微笑着回以军礼。在晋升为初级战士的那天，她在哨所手记里写到：“不管在哪个哨所，都要胸怀祖国。我的哨所告诉我，真诚地为祖国服务是人生最大的荣誉。我的手记在这个哨所将继续不断……”

　　可以说，先军时代的朝鲜影片都带有这种鲜明的特征，即使是社会生活题材的影片也不例外，影片都教育人们要拥戴领导者金正日将军，拥护“先军政治”。

　　当代朝鲜电影《女学生日记》

　　2007年，一部朝鲜电影《女学生日记》在朝鲜公映后引起轰动，并受到西方影坛关注。总部设在巴黎的电影发行公司“美丽电影”购买了4部朝鲜电影的法国发行权，包括《女学生日记》，并在2008年戛纳电影节上展映了这部电影。这是朝鲜数十年来首次出口电影到西方。

　　《女学生日记》讲述的是一个快要中学毕业的女学生金秀莲，用写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学习和父母的生活琐事。她总是抱怨从事科研工作的父亲不关心自己的生活，甚至把单位分配的住房都要让给更需要的家庭。但是当自己的父亲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后，深受感动的她，便立志要成为像父亲那样的国家栋梁。

　　这部电影的剧本以及片中音乐，均经过金正日将军的亲自指点修改，故该片风格与过去朝鲜的经典影片有很大不同，很像现在非常受欢迎的青春片，色彩明艳、处理完美。

　　《女学生日记》上映后，大约有800万民众前往观看，仅在平壤一地，每天观看的人数便达数万人，盛况空前。从影片上映开始，朝鲜中央通讯社、《朝鲜劳动新闻》、朝鲜中央广播电台、朝鲜中央电视台、平壤广播电台等媒体便对该部影片每天介绍一次以上。朝鲜中央通讯社评价说：“《女学生日记》是新世纪主体电影艺术开创新的转换契机的模范作品!”而《朝鲜劳动新闻》则发表评论说：“新时代青年的理想是什么?不是父母留下来的荣誉和财产，而是真心拥戴金正日将军的真心气节和实际行动……”《朝鲜新报》报道说，“《女学生日记》是在平凡、朴实中，勾画出了全世界都难以寻觅的朝鲜人民的生活。”

　　该片可谓云集了朝鲜的众多明星和演技派新人。剧中扮演妈妈的金英淑是朝鲜的“功勋演员”，扮演父亲的金哲是“人民演员”。而女主角扮演者朴美香目前还在平壤戏剧电影大学演员专业二年级就读，《女学生日记》也使她成为朝鲜家喻户晓的明星。

　　此外，50多年来，朝鲜儿童电影也有了很大发展。朝鲜儿童电影制片厂负责制作儿童电影。儿童影片既有以金日成和金正日给孩子们讲的故事为题材改编的电影，如《蝴蝶和公鸡》、《刺猬战胜老虎》等，也有以朝鲜寓言、童话及民间故事为题材创作的儿童片《少年大力士》、《月亮国的万里镜》等，其中数十集的动画连续剧《少年将帅》最受儿童的欢迎。

　　朝鲜电影受到领袖的特殊关怀

　　朝鲜历任领导人都非常重视电影。《卖花姑娘》就是金日成创作的，金正日将军本人就是一位天才的电影艺术家，他曾经说过，如果他不担任领导国家的工作，就会成为一个电影导演。

　　建国初期，朝鲜就在平壤建立了培养电影人才的平壤电影大学。大学设电影导演、摄影、美术、表演、电影理论等专科。活跃在朝鲜影坛上的电影工大部分出自于这所大学。

　　朝鲜在60年代初建立起了电影奖励制度。为作品设“人民奖”，为电影工设“人民艺术家”、“人民演员”、“功勋艺术家”、“功勋演员”等荣誉称号。

　　80年代朝鲜有电影制片厂主要有4个：朝鲜艺术电影制片厂、二·八电影艺术制片厂、朝鲜纪录片厂、朝鲜科教片厂。每年生产故事片、纪录片近百部。

　　1981年，根据金正日将军的指示，朝鲜电影制片厂在厂区的后山岗一带75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建立了“外拍电影城”。在这个外拍电影城里有170多幢建筑，从高句丽到李朝时期的百姓草房，从地主家的大瓦房、北部地区的原木房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朝鲜时期的边防炮楼和警察驻在所、30年代的抗日游击队兵营，等等，应有尽有。此外，还有朝鲜街、中国街、日本街和西洋街等。“外拍电影城”建成后，成为朝鲜电影制作的重要基地，与过去相比，不仅电影制作成本降低了60%，还缩短了制片时间。如今电影城还成为旅游者参观的景点。

　　看电影是朝鲜人娱乐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平壤每个区都有一家电影院，像《血海》这部30多年前制作的电影，至今还在平壤电影院里反复上映，拥有众多忠实影迷。

　　2005年年末，金正日将军视察平壤电影城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要求提高国产电影质量，参与国际电影商业竞争，超越美国大片。

　　就在这一年，朝鲜迈出了向国外开放电影业的重要一步。《东方角斗士》是中国电影人与朝鲜第一次联合拍摄的电影;韩国向朝鲜订购了一部以15世纪为背景的片子;中国大陆和香港也订购了一些影片。韩国影评人认为，朝鲜电影艺术表现中的洗练和简洁，正是韩国电影正逐渐丢失的。购买了《女学生日记》法国发行权的“美丽电影”公司总裁维莱塞表示，他相信西方观众将对朝鲜电影持非常好奇的态度，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西方观众知道朝鲜普通人的生活。

　　在2006年9月的第十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首次有西方主流电影获准放映。最佳影片奖(即金奖)被德国的《纳波拉学校》摘走。最佳音乐奖和最佳摄影奖被法国影片摘走。中国参展的8部影片中，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太行山上》获“特技奖”，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暖春》获“电影节组委会奖”，山西电影制片厂并将《暖春》一片作为礼物赠送给了金正日将军，这部电影犹如当年《卖花姑娘》在中国一样，在朝鲜感动了无数观众。

　　中朝之间的电影文化交流以此为契机翻开了新的一页。

　　朝鲜电影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电影已经成一代中国人的情感记忆

　　2009年9月4日和5日，朝鲜电影乐团在北京世纪剧场演出，几千人的剧场内座无虚席，很多人慕名从远道而来。剧场走廊展出的电影海报，揭开了众多观众情感世界的序幕。

　　在这次演出中，朝鲜电影乐团共演奏和演唱29首歌曲，除了礼仪性的鼓掌以外，观众随着熟悉的电影和歌曲节拍发出阵阵掌声，像《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卖花姑娘》等，每首歌每唱一句就引发热烈掌声，对每首歌曲都报以几十次的掌声，尤其是《卖花姑娘》的开头曲和结尾曲，全场下来，这次演出博得观众几百次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很多观众眼含热泪。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的电影能够在整整一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换起如此深沉的情感记忆。在70年代初期，朝鲜电影文化的确充实了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们的青春年华和情感世界。当时，很多知青、青年农民是乘坐农用拖拉机，集体到县城或临近城市影院看这些电影的，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青春和泪水的痕迹。艺术中的主人公及其遭遇和时代背景深深唤起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对现实和未来的美好向往和追求。

　　朝鲜电影在中国唤起广泛共鸣源自两国人民共同的历史经历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关系。近代以来，两国都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们帝国主义的侵略。比如朝鲜电影《永生的战士》、《卖花姑娘》中的故事情节，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跨越国界，激发了两国劳苦大众的共同的悲哀和愤怒;《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的时候》中的故事情节，激发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冲动和美好向往;《南江村的妇女》、《一个护士的故事》和中国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反映出共同的历史情结。正如《卖花姑娘》中花妮的扮演者洪英姬所说:“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历史和情感世界。”

　　两国人民共同的遭遇和历史，激发出共同的悲情、愤恨、同情、纯洁、善良、向往、崇尚和认同。

　　朝鲜电影具有特殊的纯洁性

　　朝鲜电影在中国受到欢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朝鲜电影具有特殊的纯洁性。

　　2008年，我在观看血海歌剧团演出的《卖花姑娘》时就在想，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她们的声音特质，我能想到就是“干净”。实在是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这样干净的声音了——宛如天籁，清澈、纯真、通透、自如，它让你想到早春、初夏、清晨和风，想到在阳光下晾晒的白床单，想到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漂浮着的朵朵白云。

　　再比如，2012年中朝合拍的电影《平壤之约》中对朝鲜年青一代爱情的展示，也一定会让中国的80后、90后感到陌生。金成民爱上了金银顺，可他表达爱情的方式竟只是远远地注视银顺在群舞中的身影，银顺的回应也只是羞涩的微笑。至始至终，他们没有拉过手、没说过“我爱你”，更谈不上拥抱、接吻和上床了。他们的爱情有一个小小的曲折，那就是银顺担心接受了成民的爱情会妨碍她对养子中原的爱，极力要促成他们之间的美事的王晓楠则用图解的方式向她证明，这只会使中原得到双倍的爱，银顺也就欣然接受了。

　　对中国80后、90后来说，爱情也许意味着幸福、快乐、乃至刺激，但对朝鲜的同龄人来说，爱情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在不能安顿好责任之前，是不能妄谈爱情的。扮演金成民的朝鲜青年男演员朴正泽非常出色，虽然他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如山的沉默，但在沉默当中确实又流露出了一种如山的厚重。

　　纯洁源于朝鲜电影还没有被商业污染。相对来说，中国电影往往有过多的色情、暴力和低俗的桥段。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保持电影纯洁性是不容易的，希望朝鲜电影且行且珍惜。

　　中国电影需要向朝鲜电影学习

　　2012年，中朝合拍的电影《平壤之约》上映。《平壤之约》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跳朝鲜舞的青年舞蹈演员王晓楠(刘冬 饰)因为在“民族舞蹈大赛”中落败而到平壤寻找灵感。另一条线索是王晓楠的“奶奶”陈秀珍(陶玉玲 饰)托付晓楠在朝鲜寻找“姐姐”秀美——抗美援朝时的人民军战友。这两条线索通过帮曾经在朝鲜战场当摄影记者的爷爷完成遗愿的中国青年摄影师高飞(高鑫 饰)联系到了一起。最后的结局是大团圆式的——王晓楠找到了灵感，“奶奶”找到了“姐姐”，高飞完成了爷爷的夙愿，而负责帮助、启迪王晓楠的朝鲜青年舞蹈家金银顺(金玉林 饰)则和王晓楠的翻译兼导游金成民(朴正泽 饰)一起找到了爱情。

　　透过影片我们看到，由于中朝两国社会已经存在巨大差异，舞蹈，这一以身体为语言的艺术表达形式，在中国，它是通向个人自由的桥梁，在朝鲜，则是通向社会团结的桥梁——《平壤之约》明白无误地告诉了观众这一点。

　　关于自由的概念，哲学家们给出了很多。法国的贡斯当最早区分了两种自由概念：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伯林进一步阐述这两种自由的实质，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前者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后者是“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免于强制的自由。一般来说，欧陆理性主义的哲学家更倾向于积极自由，而英美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偏爱消极自由。

　　但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人对积极自由的追求会不会损害自己的消极自由?这个问题，哲学家们很少言及，但事实证明，两者的关系并非那么和谐，前者往往会损害后者。

　　影片一开始，就是王晓楠在参加“民族舞蹈大赛”，无疑，这是她享有积极自由的一种表现，她渴望拿到大奖，在今天的中国，这意味着名利双收，获得更多的积极自由。然而这份对名利的执著，却损害了她的消极自由，她的心灵因此受到强制，舞蹈动作也失去了朝鲜舞的神韵，这立刻被心细如发，见微知著，担任主评委的“奶奶”觉察，并且毫不客气地给出了低分，王晓楠因此心灰意冷，甚至产生了中断舞蹈生涯的念头。

　　为了挽救晓楠的舞蹈生涯，“奶奶”让她随中朝艺术交流团去平壤向朝鲜艺术家学习，其实也就是要她到朝鲜去寻找心灵的自由。王晓楠到了平壤后，一开始和担任大型团体操“阿里郎”艺术指导的朝鲜青年舞蹈家金银顺的交流并不顺畅，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在金银顺的安排下，她来到了金银顺的家乡，一个朝鲜村庄，换上金银顺送给她的朝鲜民族服装，加入到了村民们欢快的舞蹈行列中，就在这一刻，王晓楠忽然顿悟了：“在她们中间，我体会到了舞蹈最原始，最纯粹的东西，那就是朴实快乐又发自内心。”她终于挣脱了名次、大奖对自己的束缚，不再有任何纠结，感受到了心灵自由放飞的快乐!导演紧接着安排了一组王晓楠在夜幕下的大同江岸，独自一人面对江流翩翩起舞的镜头，应该说，这和王晓楠此时的心境是吻合的——从未有过的自由，从未有过的喜悦，只有通过舞蹈才能表达。

　　经常有人告诉我们，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人们的自由不断增加的历史进程，但王晓楠的经历，似乎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反结论，在一个日趋浮躁的商业社会，人们是更加自由还更加不自由?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然，如果说王晓楠是自由的，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到大型团体操“阿里郎”的排练、表演中的金银顺，和她收养的烈士遗孤中原——一个七岁的男孩——也是自由的。在中原稚嫩的心灵里，能够参加“阿里郎”的排练和演出才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会感到自己的自由受到了损害。当他因为生病而被养母拒绝参加彩排时，他站在著名的平壤五一体育场外的草坪上，留下了伤心的泪水。此时，已经能够理解他的想法王晓楠拉着他的手说：中原，这就是你的舞台!于是，合着场内传出的音乐，他在场外的草坪上翻滚、跳跃，想象着仍然和场内成千上万的小朋友们一起跳舞，只有在这一刻，他才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快乐的。

　　不过，朝鲜举办大型团体操的主要目的，应该还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团结，这也是团体操的形式所决定的：每一个参加演出的演员，无论是动作的幅度还是动作的节奏，都必须与其他人分毫不差，如此才能获得整个团队的认同，每个人都必须完全融入到团队中，才能真正获得存在的意义，个性通过共性而存在，个人通过集体才能获得力量，这就是团体操。

　　显然，朝鲜对这种境界的追求，让刚到平壤的王晓楠感到困惑，当她看到金银顺全身心地投入到团体操的表演中去的时候，她问金成民：“在我这里看，连个清晰的面孔都看不清，她和她的舞姿早就被淹没了，也不知道她在这里跳，有什么意思?”金成民回答说：“她和她的舞姿不属于她个人”，“我们几万个人像一个人”。王晓楠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她能够理解通过追求个性去获得自由，却很难理解通过追求团结来获得自由。

　　让我们稍稍离开影片给定的情景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作为美国总统钦定的“三大邪恶轴心国”之一，面对巨大的军事、经济力量的不对称，以及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仍然未能和美国结束战争状态，国内团结对朝鲜来说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中国作为一个核大国，作为一个在尼克松访华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事实上的战略盟国，国民无法理解朝鲜对国内团结的渴求，其实很正常，因为中国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允许国民自由地追求个性。不过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之处就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正因为有了多样性，世界才值得被理解。对于朝鲜，我们还是应该多一份同情性理解吧，何况，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国民也会很快再次体会到国内团结的重要性。

　　保持电影的人民性、纯洁性，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重建社会团结，所有这一切，正是中国电影需要向朝鲜电影学习的。

　　最后，祝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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