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此文名为影评，实质上是探讨中国革命为何能取得胜利的问题。对于《智取威虎山》这样一部以娱乐为主的贺岁片，本不应该做过多政治上的解读或批评，那是对导演和编剧的无意义的苛求。但是马平既然借《智取威虎山》来重构中共的革命史，那么笔者也就以此为切入点作出回应。
按马平的说法，解放战争研究共有五重境界。在这五重境界中，第一重“好人VS坏人”和第三重“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境界比较Low，马平没有做重点分析，笔者也直接排除，直接分析马平所重点分析的第二重“土改”、第四重“组织”、和第五重“狠挖思想根源”的问题。
第二重的“土改——保卫胜利果实”是中共的传统革命叙事逻辑。在马平看来，这种叙事逻辑本身是有问题的。他认为，翻身农民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在得到土地之后更容易倾向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而不是像现在的宣传中所说的那样为了1%的胜率拿着枪去打仗。瓦解掉“土改决定论”之后，马平找到了更为根本的力量，这就是“组织”。他认为，有组织才有战术，有基层才有资源，有团结才有战略，相比于土改，组织是更为根本的力量。然而问题又来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继承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体系，同根同源，而为什么最后共产党会赢呢?
马平找到的答案是——“人”，因为组成组织的人是不一样的。组成共产党的是什么人呢，马平列了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懂得“全国”和“世界”;第二是必须要有理想主义，而理想主义又来源于现实主义。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入侵破坏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却未能提供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做替代，这逼迫考虑现实问题的人转向理想主义，转向寻求社会革命这个全面的解决方案。那么最后问题又转变为谁能提供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可行方案?而共产党正好提供了这么一个方案，所以共产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总结起来，马平的逻辑是：谁能提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案，谁就能争取千千万万个有宽阔视野又有理想主义的人，有了这些人就有了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先进组织，而有了先进的组织才能有战场的胜利，有战场的胜利才能保卫土改的成果。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让有想法的中国人争相选择当共产党，选择为所有同胞做一个好人”。这样，马平从第一重“好人VS坏人”的境界出发，经过分析之后又回到了“好人VS坏人”的逻辑，不过这一次是“基于社会现实，结合国内外经验作出的宏大战略”。
笔者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和笔墨，只是为了梳理清楚马平混乱表述背后的逻辑，然后我们就能发现问题之所在。从所谓“组织论”、“谋略论”的角度来讲，这两者都是建立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的。中共军队之所以能够有马平说的超强的团结凝聚力和战斗力，靠的是农民出身的士兵对中共的高度认同，而这种认同是通过土改以及与土改相关的政治教育实现的;中共军队能够有效掌握农村基层政权获取剩余，也是以土改为前提的。而中共的“谋略”能够得以实施，又与土地革命所激发起来的军民鱼水情分不开。中共早起之所以能够一步步发展起来，靠的就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而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共的战略战术就不可能有效实施。土地改革把中共和农民结合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农村的翻身农民来说，不支持共产党，自己就随时有被还乡团反攻倒算的可能，不仅是分得的土地会被剥夺，甚至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在中共有效的政治教育和完善的拥军优属政策的辅助下，农民自愿参加解放军是一个合乎历史和逻辑的现象，不是靠撇开当时历史背景的简单逻辑推理能够否定的。
曾在山西张庄参加过土改工作的国际友人威廉·韩丁描述他当时亲眼看到的现象：“最后胜利的到来，说到底还要依靠千百万农民对于革命的心甘情愿的支持。这里关键的是土地问题。只要获得了自己的土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自愿加入正规军，他们就会为前线提供运输队和担架队，同时在解放区到处组织起非正规的战斗部队。土地所有权不但能使前线和后方的老百姓普遍激发出一种任何恐怖都难以动摇、任何挫折都难以阻挠的决心，而且能使人民群众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大搞坚壁清野，骚扰和埋伏奇袭，把敌军指挥官弄得沮丧万分。土地所有权是形成一道堵住敌人耳目、切断敌人情报的隔音墙的基础，它使正规和非正规的革命部队都能灵活自如地集中、分散、进攻、撤退。总之，只有满足了农民对于土地的需要，他们在今后的内战年代中，才可能产生热情和团结。”
土改问题是当前“翻案史学”的重点领域，说明了即使是反对中共革命的人也都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否定掉土地革命的合法性之后，以阶级革命为核心的中共历史也就被否定了。而马平表面上自称是要给“土改决定论”加上“组织”、“谋略”的层次，实质上是要以“现代化”问题为基点来重新构建中共的合法性，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就不再是阶级代表性问题，而变成了哪个政党能够更好地提供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有效方案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讲，马平和李世默的叙事逻辑是一样的。在否定了所谓的“土改决定论”之后，中共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不再是通过土地改革动员起广大农民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在于其提供了一个正确的现代化方案吸引了无数视野宽广的理想主义者。“思想”取代“利益”之后，阶级就退场了，革命的主体也就被置换了，“好人”取代了“阶级的人”成为革命的中心(从马平提供的两个标准来看，资本家、地主、买办出身的人要比农民有更高的革命性，因为他们能接受更良好的教育，会有更高更宽广的视野，会更容易脱离自己狭隘的物质利益而满怀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主义情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中共提供的方案，更像是马平所说的组成中共的“好人”)。中共就不再是一个代表被压迫阶级实现阶级解放的政党，而仅仅变成了一个站在超阶级的“好人”的立场上，使国家摆脱半殖民地泥潭、实现现代化的政党。被压迫阶级在这个将要建立的现代化国家中的地位问题，就不再是革命的主要问题。
马平与李世默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李只是提供了一种改革时代的去政治化叙述方式，他无法解释这种去政治化的叙述与革命年代的阶级史观的断裂，从而无法把这两种史观统一在一种叙述方式中。而马平所要做的恰好是这一点，既然不能把阶级史观延伸到改革年代，那就只有把去政治化的史观延伸到革命年代，把中共从一开始就变成一个去政治化的政党，中共革命年代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承诺就被“现代化”问题给置换掉了，从而给当代的去政治化的叙述(遮蔽现实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建构了更大的法理性基础。
接下来我们回到《智取威虎山》。马平认为，徐克的这部电影实际上利用了第一、五重解释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讲述了一个好人打倒坏人的故事。因而用马平自己构建的革命史观来衡量，即使略过了中间的土改等环节，这部电影仍然不失为一部好电影。但实际上，在原著《林海雪原》里，剿匪问题是和土改的大背景联系起来的。许大马棒等土匪头子本身就是大地主，剿匪问题的背后是农民和地主围绕土地问题所展开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取消土改这个大背景后，整个故事就变成了马平所说的红色侠客团保卫夹皮沟的神奇战史，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治安保卫战。作为这个治安战主角的“好人”，可以是中共，也可以替换成侠客或者是国民党的保安团。没有了阶级的纬度，革命本身的意义就消解了，从而变成了一个徒具革命形式的红色武侠片。
笔者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好是在海淀的工人文化宫。这种以“工人”命名的建筑，是革命年代嵌入这个社会的遗产，反映着中共革命的阶级性质及其改造社会的承诺。不过这种遗产的实质意义早就丧失了，正如《智取威虎山》是一部消解了革命意义的革命影片一样。革命年代的遗产与后革命时代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宪法第一条就是这种反差的集中体现。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讽刺与耻辱。
附文：马平：《智取威虎山》| 解放战争研究的五层境界
一 欢声雷动威虎厅
周日去看《智取威虎山》。早场，没坐满，身边大多是四五十岁的大爷大妈。之前看了预告片花，对坦克、飞机和钢筋水泥要塞印象深刻，本来单纯地打算来看徐克的笑话，看看203首长怎么带着重炮群强攻威虎山，剿匪小分队怎么变成林彪帐下最强主力。没想到，开场竟然跳出了八一厂片头，大出我意料之外。因为八一厂插手的作品虽然也经常很烂，但总不至于把历史拍成魔幻片，不会把解放战争变成蜀山剑侠传。我开始好奇：这片头究竟是说明徐克翻身做人，还是预示着八一厂的进一步堕落?
开场不久，身边的大爷大妈开始和徐克互动。只要有一个新人物亮相，他们一定抢在看清字幕之前宣布自己的判断：“少剑波!、李勇奇!、杨子荣、栾平!”。平时电影院里的吵闹会引起我的厌恶，这次身边的嘈杂却带来了几分亲切感，当年在空地里看露天电影的亲切感。
等到杨子荣昂首走上威虎厅，嘈杂声忽然消失。“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当这段几亿中国人倒背如流的对话在影院里回荡，骤然的安静之后是满场爆发的惊叹，百十个大爷大妈掌声雷动。我知道徐克这次成功了，他拍出了一代人心中的英雄，让观众看到了年轻时的梦幻形象——红色战神杨子荣。
众所周知，徐克版的智取威虎山是历史上的第五版。第一版自然是曲波同志带队进山，在密林窝棚里和土匪比耐力比吃苦;第二版是少剑波的小分队在《林海雪原》小说中过关斩将，书写当代传奇;第三版是1960年的电影《林海雪原》。第四版是样板戏。最后才有徐克的现代第五版。
正如《魔戒》的旁白：“历史变成传说 传说变成神话”。在徐克之前，《智取威虎山》的每一版都比前身增加了至少一倍的革命浪漫主义，渲染了壮丽的场景：“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同时，每一版也把战争的残酷、环境的艰苦压缩了一个数量级，让从未体会过零下30度严寒的观众(读者)产生强烈的代入感。王朔的《看上去很美》记录了60年代孩子的游戏模式：
“大孩手拿钳子到处去剪人家晾衣服的铁丝，给自己也给我们小孩造出一把把弹弓枪，状似杨子荣和少剑波使的那种“大肚匣子”，铁丝上缠着玻璃丝， 去商场文具柜台买来皮筋一股股穿起来，作业本都撕了叠成三角子弹， 一次打一发，号称德国“二十响”。都是双枪老太婆，埋伏在楼拐角、单元门内， 遇小孩经过便跃出双枪齐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不许放空枪。我们在大孩的率领、组合下天天进行大规模实战演习，日夜争夺每一栋楼门、每一条马路、每一棵树。”
到了80年代，我们在家属院做游戏，规则和玩耍时幻想的场景依然如故。可见几代中国孩子共享一个相同的杨子荣梦。至于大雪中厮杀是否真的如此浪漫潇洒，手持匣子枪的杨子荣是否真的百战百胜，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对于观众来说并不重要。实际上，直到差不21世纪，我才知道杨子荣牺牲时间就在威虎山战斗后不久，失手原因正是风雪冻住了驳壳枪的枪机。
既然样板戏甚至《林海雪原》也对剿匪经历施加了春秋笔法，那的确没必要太纠结徐克版的威虎山修改了多少历史背景。当年舞台条件和特效差，许多细节没有反映出来，所以观众们只能用想象填补细节，在大脑中构造一个比样板戏更夸张的杨子荣战史。现在徐克有电脑特效和3d摄影技术支持，拍的比样板戏更精美，比林海雪原的文字更浪漫，或许距离真实的战史更远;但有样板戏铺垫的市场在前，有几十年的英雄传说做背景，观众反而会觉得徐克的电影形象更符合“记忆”中的“真实”，认为披着皮大衣，胡子精心修剪过的张涵予神似幻想中的无敌杨子荣。这就是徐克成功的首要原因。
二 同志走了，大侠来了
话又说回来，从翻拍红色经典的角度来说，徐克这一版电影的“红色”元素非常可疑。原著小说、黑白电影乃至样板戏虽然并非真实的剿匪记录，但基本逻辑并未脱离史实。都是人民解放军派一部进山，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训练民兵，最后以群众的力量为基础发动进攻，犁庭扫穴，彻底消灭了土匪存在的武装基础和社会基础。激烈的战斗场面从来不是红色经典的唯一卖点。《沙家浜》、《红灯记》没有多少大动干戈的场面，内容以军民合作为主，却和《智取威虎山》齐名。
但在徐克的电影里，解放军形象只体现于几十个能打的好汉。他们更像是偶然到来的游侠或是骑士，而不是要永久改变生活的“解放者”。作为一支解放军，剿匪分队相互称呼居然几乎听不到“同志”二字。失去了“同志”身份的杨子荣与其说是解放军战斗英雄，不如说是红色007。毛泽东为解放军规定的三大任务：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在电影里只剩下了一个职能：战斗队。土匪马队进村，20个解放军拼死一战，村民恐惧地抱在一起要求放弃抵抗，这更像《七武士》或是《魔戒》里的平民，而不是人民战争体制下的力量源泉。
原、解放军军官曲波临终留有遗言，希望《林海雪原》的衍生作品不要成为纯粹的“打打杀杀的武打戏”。但现在看来，徐克版的主要看点恰恰就在“打打杀杀”上，而且是非常脱离实际背景的“打打杀杀”。影片一开始，弹无虚发的狙击枪就把“土八路”的档次往上提了一格;用汽油桶改造的抛射器本来是堑壕战中攻击固定阵地的震慑用具，片中打运动目标的准头堪比重型迫击炮;敌人扔来手榴弹，可以用另一个手榴弹撞回去;少剑波首长的小手枪打快速冲击的骑兵，枪枪中眉心，弹无虚发;轻型坦克向岩石开炮，居然打塌了小半座山。这一版《智取威虎山》终究还是回到了徐克最熟悉的武侠套路。
奇怪的是，在观众口味越来越高，“手撕鬼子”已经成为专有词汇的今天，《智取威虎山》竟然没有成为被取笑的“神剧”。在我身边，许多很熟悉军事知识，平时对国产“战争大片”嗤之以鼻的朋友，这次对徐克竟是交口称赞，再不去纠结那些一望即知的细节问题。
为什么呢?我想说，这大概是因为徐克单纯地拍了一部红色武侠，没有企图去强行驾驭那些他驾驭不了的内容。比如发动群众，比如建立基层组织，比如以小见大、让剿匪作战联系全国战局。相比之下，那些“抗日神剧”情节离奇，转折生硬、特效稀烂的问题暂且不说，还动不动就要改变国家命运，刺杀日本首相，盗窃战略情报，至少也要拯救一个省份一座城市，扭转关键战役的胜负，把撒狗血的江湖械斗硬是塞进清晰的历史框架。这好比玩俄罗斯方块扔出一个圆形，在天安门广场上碰到山寨版的江南水乡，没法不让人觉得别扭。
在人物塑造上， “抗日神剧”往往扭扭捏捏，追求“人性的复杂”。英雄往往气短情长，烈士总要瞻前顾后，一定要让土匪抗日，让流氓有人性光辉才觉得安心。徐克这部电影的人物形象却很简单：好人就是好人，行侠仗义;坏人就是坏人，杀人抢粮。好人打坏人，如刀切豆腐，原则就一个字：“爽到底!”。你问还有其他的内涵没?抱歉，要看上档次的你自己去拍，咱拍的是贺岁片，就图给观众一个痛快!
《世界大屠杀》一书曾经高度赞扬了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战役最后阶段的决定：
斯普鲁恩斯的第三个重大决断是不顾这种敦促，也不顾尼米兹发来的语气强烈的电报;他的决断是停止追击，结束战斗。他不愿掉进威克岛的空中势力圈。这简直象是开了天眼一般的明智。据说他曾对参谋们非常简明地说：“我们给人的打击大致差不多了，也不会再多了。我们离开这儿吧。”他的舰只燃料不足了;飞行员们精疲力竭了;天边外有支情况不明但实力强大的敌方舰队使他捉摸不定;还明知道敌人有支以陆地为基地的空中打击力量，使他不能按照追击的原则行事。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就这样决定了，就这样确保了中途岛战役的胜利。
人贵有自知之明，无论是打仗还是拍电影。徐克今年的胜利也是如此。
三 解放战争研究的5重境界——外篇
影评到这里其实已经写完了。接下来，我想谈谈影片之外的解放战争，从另一个角度夸夸徐克的明智，或者徐克的额外运气。
1 好人？坏人？
几代人以来，中国人对解放战争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正是徐克这一版电影的叙事风格——解放军是好人，国民党兵是坏人。好人为老百姓打仗，英勇无畏;坏人为反动势力看家护院，战战兢兢。人多的时候，坏人偶尔会赢，但只要解放军集中兵力或是擒贼擒王干掉反动军官，战局立刻就是一边倒。至于为什么解放军是好人?为什么国军坏人多还要打败仗?为什么只要干掉军官，坏人就一哄而散?看电影、听故事的小孩子不会想那么多。甚至许多成人也持类似的看法。反正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反正“好人”最后赢了，搞那么清楚干啥呢?
2 土改 保卫胜利果实？
第二重印象就要理性一些。因为小孩子谈感情，成年人要谈理性，谈利益，抢我利益的是坏人，一起分享利益才的是好人。中学课本也好，严肃的纪录片和电影也好，谈到解放战争都要点出土改这个要害。指出解放军站在农民一边，替他们抢来了地主的土地，保卫土改成果。所以得道多助，农民支持解放军，愿意参加解放军保卫胜利果实。国民党军则站在地主一边，保护反动势力，打到哪里都是四面树敌。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农业国，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其中的大多数是贫农，解放军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大多数人支持解放军，战争结果不言而喻。迄今为止，这套以土改为中心的解释还是官方的主流宣传词，是多数影视编剧的政治出发点，是受过义务教育的新一代人听到的最普遍说法。
以土改为中心的简化社会模型乍一听很有道理，但只要想一下就能发现许多逻辑问题。其一，多数人支持并不构成胜利的充分条件，历史上均田免粮的造反者多了，成功的没有几个。其二，许多地方的土地矛盾并没有那么严重，常常找不出占有多数土地的像样地主，或是是荒地广阔，土地本身不构成主要矛盾。第三，城里没有地主，共产党虽然反对官僚资本，但也没有许诺要把资产分给工人，但共产党在大多数城市也获得了支持。
再细细推敲，还有一个政治上不很正确，算术上却无可辩驳的说辞可以用来反对这第二重解释：
首先，解放军有上百万人，农民参军不过是给解放军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力量，“保卫胜利果实”这个目标因此增加了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但对自家来说，减少一个壮劳力，土地会减产，房子没人修补，和邻居争利益会挨欺负，这是100%会发生的事实。算利益，为何农民家庭愿意以派壮劳力从军、交公粮为代价，换取那百万分之一的胜率?为何农民在国民党军到来之时，会冒死加入民兵打游击?
稍加分析，就能发现“保卫胜利果实”最多只能作为征兵、征粮的宣传说辞，实践起来解放军不可能主要指望志愿兵和农民的捐献打仗，胜利必然依赖更踏实的机制。对于有社会经验的成年人来说，想到这一点不难，甚至在读书时我就见过同学质疑历史老师的说法。解放战争的胜利必须用更合理的方式来解释。
3 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
既然无法从基本力量上解释，正常的想法自然是归于高明的计策。三十六计、三国演义、田忌赛马、说岳全传……几百年的世俗文学熏陶下来，要说服普通人相信共产党的胜利源于“谋略”并不难。更何况“谋略”这东西不仅适合用来写文艺作品，也适合充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自从80年代官方政治-历史教育受到普遍怀疑以来，只要是谈到解放战争乃至共产党整个革命历程，随便哪个健谈的人都可以谈战史谈的口沫纷飞，内容不外乎是这样：
“毛泽东压服林彪，让东野先打锦州真高明!要让蒋介石先巩固了锦州，还不知道是毛主席还是蒋主席呢!”
“刘邓大军南下，被堵在黄河边。刘伯承弄了几千个葫芦，扣上钢盔飘过河。国军还以为是共军强渡，拼命开枪开炮，刘伯承趁机就从别处过去了”
“粟裕算准了杜聿明要往西跑。要不是粟裕想的清楚，让杜聿明带几十万人跑到江南，这长江就过不去了”
“蒋介石的侍从室里全是共谍，国防部机密文件都提前让共产党看到了。为这一仗，共产党提前几十年就埋了钉子，要不怎么赢的这么容易……”
当然，这是水平比较低的讨论，资料来源往往是标着“解密”、“真相”的地摊杂志。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也会产生翻战史，看地图，查外国资料的专家，能做出许多上层次的分析，严密程度、探讨问题的深度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和地摊文学。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该不该把精锐部队派往东北?如果杜聿明在四平取胜后勉力渡过松花江，林彪是否会丧失回旋空间?彭德怀攻榆林前后，双方各自犯了哪些错误?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是否意识到二野主力被低调派往西南?许多解答整理出来还颇有道理，值得一看。
但是，无论分析水平高低、严密与否。在这一系列的探讨中，设想的解放战争都是一连串的对弈。毛泽东、蒋介石、白崇禧、彭德怀等人分别在不同的棋盘上落子，共产党棋高一着，胜多负少，所以最终赢得了胜利。对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者来说，不论最后总结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还是“共军太狡猾，从抗日时就保存实力、潜伏共谍”，他们实际上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甚至官方的许多宣传，也往往把胜利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计无不中。电影严肃如《大决战》系列的潜台词正是如此。
4 组织的力量
“谋略论”的致命问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共产党棋高一着。为什么高明的将领、专业的间谍、战术多变的军官总是出现在共产党一边——明明国民党能从更广大的地区、更多的军队中选拔人才。于是，“谋略论”走到最后总是变成了“天命论”，用神秘主义和运气来解释解放战争指挥水平的差异，这实际上完全违反了理性原则。所以，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发现更深层次的原因——组织水平。
a 有组织才有战术
军事理论和历史战例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应该尽量绕开敌人的坚固阵地，攻击对方的后勤仓库;应该让部队机动起来，躲避敌人的火力，寻找对方的弱点;应该集中兵力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这些原则双方的军官都知道。但到底能不能实施，还要看部队自身的能力。
比如说，如果你的军队每天只能走50里，对手的主力能走100里。这时候你就没资格琢磨迂回包抄、花样百出的玩调动了。因为不管你干什么，对手都能在慢一步的情况下从容应对。运动是相对的，你企图绕过敌人的正面，必然意味着把自己的侧翼先暴露给了敌人。显然，在对手比你快一倍的情况下，胡乱运动是作死。所以，运动慢的一方最好还是给自己挂个条幅“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老老实实地一线平推。
“用兵以能聚散为上”。除了迂回，实施任何复杂战术的前提都是分兵。而分兵有效的前提是小部队也有战斗力。分出去的1/10兵力达不到全军战斗力的1/10，这很正常。但如果连全军战斗力的1/100都达不到，那分兵就没啥意义了。
在真实的解放战争中，运动速度慢、小部队缺乏战斗力的一方正是国军。为什么?因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中下层军官、和底层士兵的利益不同，思考方式也不同，军阀依靠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来控制军队。在行军中，士兵缺乏快速行军的动员和激励，军官担心快速行军有逃兵(夜行军尤甚)，食物供应也歧视一线单位，再加上各单位的行进难以协调，自然比共军慢了不少。纵使国军有再多的战术奇谋，也无从实施。
对于国军各级军官来说，军队是自己的本钱，精锐打光了未必有人给补充，好武器用坏了没准会换成落后的。所以分兵的时候，无论是一个师还是一个连，都不愿意单独承担作战任务，都不愿意离开主力太远。结果，国军每次分兵都意味着漫长的扯皮，被分出去执行战术指令的部队无法做出任何威力侦查，会被任何有积极性的解放军小部队甚至游击队压缩向主力方向。
所以，国军一方面无法实施复杂战术，另一方面部队控制的范围极小，只在主力行军纵队前后几公里才能做到有效控制，把剩下的战场都扔给了来去自如的解放军。1948年6月，晋军“亲训师”居然会让徐向前的几个旅埋伏到几百米内无法发觉(徐向前元帅距敌不过2公里)，排着整齐的密集队形走向解放军的数百挺机枪。徐向前用20世纪的武器打了一场冷兵器时代的伏击战，消灭7000“精锐”的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晋系军队最精锐的师都派不出一个有主动作战积极性的侦察连，只能靠主力的目视侦查来控制战场。阎锡山输的不冤枉。
b 有基层才有资源
组织能力差异不仅仅体现于作战层面。在基层建设方面，国民党更是输了个干净。上千年来，皇权不下县，乡村是士绅土豪自治的空间。尽管三民主义也包括“平均地权”，但国民党从未实施过有效的农村改造，从未落实土改和减租。国民党的党部和县政府在大多数时间只能蹲在城里和士绅谈判，获取农村资源——或是翻脸命令军队抢劫、拉壮丁。但无论哪种方式，收集粮食和劳动力的能力都很低，都会在中间环节出现大量的贪污和浪费。
对40年代的共产党政权来说，土改和减租最大的实效不是激励农民志愿从军，而是借此掌握乡-村级政权，让高效的现代官僚管制延伸到农村。土改之前，收税(公粮)要让乡村士绅和县里的官吏层层过手，穷人承担的多，富人不但少交，还能赚粮食。共产党把干部派下乡，一个村一个村地搞土改，同时发动农民起来，把各级乡村政权和士绅大户清洗了一遍。土改结束后，共产党政权可以直接核算土地面积和产量，用远低于国统区的实际税率获取更多的粮食。
在征兵方面，国统区士绅买通官员把持拉壮丁业务，随意强迫贫民子弟当兵，借机敲诈中等人家，每次征兵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共产党虽然也要在解放区征兵，但可以越过地主阶层直接清点役龄男子，名额分配公平，不会随意免除一部分人的服役义务。同时，共产党政权拨出税款补偿军属，要求未征兵家庭替军属耕地，从而大大降低了从军的成本。在未激起太多不满的情况下，共产党用全国1/4的人口为军队提供了可靠的兵源。
控制了基层政权，共产党就能掌握农村的剩余粮食和劳动力，野战军一时用不上的资源可以拿来建设民兵。民兵打不过正规军，跑不过土匪，但能让任何企图染指农村剩余粮食的集团不断的放血——无论是日本步兵中队，国民党保安团还是土匪。土匪要么逃到深山，在饥饿中逐渐散伙，要么被迫去攻打集镇，和正规军作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地方治安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在共产党已经建立基层政权的地方，解放区即便丢给国民党，也不会为其所用。
四平战役失败后，林彪就任东北局书记，第一次讲话就要求全体干部“脱下皮鞋，放下皮包，换上衣服，离开大城市，下到农村去搞土改，消灭土匪建立根据地;不要像二流子一样在城市里晃来晃去;只有建立了根据地才能解决兵源、粮源、伤员的问题。”东北野战军乃至全国解放军的胜利，物质基础不是大炮和坦克，而在于党组织能够命令干部离开大城市去农村，用根据地建设抵消了精锐国民党军初期的的犀利进攻。
c 有团结才有战略
从高层组织水平来看，国民党的南京政权不过是军阀共主，实际上各行其是。晋系阎锡山恨蒋介石的程度不逊于怕共产党，白崇禧宁可看着共产党赢得淮海战役也不给杜聿明增兵，渡江战役之前，汤恩伯宁可坐视共产党轻松过江，也要放空西线，诱导解放军先去碾压桂系的湖北。内讧如此，再好的战略又如何执行呢?
反过来看共产党，45年一声令下增援东北，全国十几个解放区抽调精兵强将，让林彪这个多年不带兵的空头司令瞬间拥有最强大的部队;冯白驹带领琼崖解放军在孤岛上发展20多年，和来自东北的第四野战军约定共同作战，四野船队在海上耽搁了，琼崖纵队还是按时拼死出击，攻击有重武器的敌人，用生命换控制登陆场的时间，一直熬到四野偷渡部队上岸。无条件的团结因素才是共产党战略决策显得更“高明”的原因。
总的来说，用组织水平来解释国共战争的胜负的确很有说服力。第二层次的“土改说”和第三层次的“谋略说”都可以在这个结论下得到更清晰、更符合逻辑的阐述。目前大多数认真的研究者最后都走向了这个结论。
5 狠挖思想根源
a有人不算穷
“组织论”的主张者往往认定共产党组织严密的原因是列宁式体制。即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十月革命传统，以“革命先锋队”体制管理全党，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组织原则。但这和“谋略论”有同样的问题——为何国民党和其他军阀不能采取类似的方案?为何国民党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结构?
从史实看，孙中山重组国民党，本身就是靠苏联顾问指导;蒋介石曾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常委，是共产国际中级别最高的中国人;1925年胡汉民代表国民党要求成为共产国际支部，高呼：“第三国际是革命的司令部，总参谋部”，只是因为共产国际担心过早引发帝国主义干涉才未成功。从“列宁式”组织的传承来说，国民党即便不能说比共产党继承了更多的遗产，起码也算是拥有共同的起跑线。绝不能说共产党垄断了独门的“组织秘籍”。
既然设计图是共享的。那么问题的核心还是还是出在构成组织的材料——人。什么样的人会加入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政治组织并充当忠诚的骨干?
首先，他必须理解什么是“全国”和“世界”。上千年来，大多数农民一辈子没去过县城，顺从地在乡下服从士绅的管理，直到帝国主义带着工业化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这个格局才被打破。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上千万人接受了新式小学教育，还有好几千万人离开了传统的小农经济或者庄园经济，集中到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参与或至少见识了近代化的工商业生产——比如三次闯关东的杨子荣。对于这批人来说，世界再也不是一个村子或者一条山谷，而是几亿同胞共同生活的一片广大领域。他们开始发现几亿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不可能独立于这个大世界改变自己的家乡。
其次，他必须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希望自己作一个好人，希望大多数人也能在一个“好”制度下做一个好人。理想主义往往来自于现实主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进入了百年动荡时期、中国和西方的差距渐渐拉开、农村的士绅土豪因为购买西洋商品而逐渐加强了剥削。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破坏了中国人的农业社会，却未能提供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做替代。这逼迫考虑现实问题的人转向理想主义，转向寻求社会革命这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满足这两个因素的人有几千万。由于农业社会秩序解体，通过教育可以成为潜在组织力量的人还有上亿。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能提出一个可行方案来解决问题?”
b 时来天地皆同力
共产党做到了这一点。共产党明确地指出，这个国家还有希望，但梦想成真的方式不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继续努力，而是努力打破现有结构，消灭浪费希望的少数人。
为何说少数人浪费了希望?因为少数人占有了大多数剩余产品。几亿人在糊口穿衣之余，积攒起来的少数剩余财富被统治者拿走了。农村地主(不论好坏)都占有地租，城市买办垄断了大多数商业利润，这些地租和利润没有被用来投资现代经济，而是用来消费西洋商品，用来投机获利，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储存起来。所以说旧社会的统治集团既落后(通过传统方式聚敛财富)又反动(拒绝把财富投资于社会转型)，只有打倒他们，中国人才有机会通过努力改变这个绝望的社会。
共产党的逻辑很简单，但很有力——阶级分析符合普通人的观感;夺回剩余财富用于全社会现代化投资的方案超越了传统农民起义的老套路，提供了20世纪视角下的希望;所以迅速得到普遍认同。在已经被近代化浪潮冲击的地区，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迅速接受了新方案;在近代化浪潮还不明显的地区，共产党努力搞教育，做科普，让封闭的农业人口认识到今夕何年，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挂钩。所以共产党获得了足够的追随者，能够从中挑选最忠诚、最能干的人搭建组织架构。
相反，国民党虽然也继承了列宁主义的架构，却始终企图在原有社会架构上搭建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然后逐步提出改良方案。国民党强调自己是上千年来中国旧结构的继承者，把农村士绅和城市买办当做盟友，通过旧的税收结构和投机市场来收集军政资源，也继承了旧体制的反动。国民党的方案或许也可以收买一定的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但考虑到旧体制的低效，大多数知识分子和近代人口无法被全部收买，也无法在这个体制下实现“做好人”的愿望，自然宁可站到共产党的一边。国共的组织基础因此出现了数量级的差异。
从20年代到40年代，共产党的控制区虽然一直比国民党小，但如果不计算那些“全省人民加入国民党”、“到操场坐2小时，大家就都是三青团成员”的荒谬事件，只比较县区党部(党委)踏踏实实发展出来的、能掌握的党员，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一直要比国民党多。所以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改造农村，接管城市现代化企业，最后打翻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则遇到了死结：组织薄弱—→无法改良基层—→资源获取效率停滞—→组织发展停滞—→组织劣势进一步加强。即便中间出现了日本入侵、美国援助这些极有利于国民党蒋介石派系的事件，陷入死循环的国民党反动派还是在40年代末被彻底赶出大陆，依靠从整个大陆撤退的组织力量到台湾去搞土改了。
总而言之，解放战争的胜负，根源不在49年渡江，不在于48年发起的三大战役，甚至也不在于46年抢占东北应该快一步还是慢一步。从20年代北洋政权解体开始，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是必然趋势：正确的革命思想带来先进的组织→先进的组织令更多高级策略和先进战术成为可能→战场胜利保证了解放区土改成果→最后共产党打败了买办和地主，在4亿人口面前树立了无可置疑的“解放者”和“好人”形象，自然事无不成。
这个过程就是样板戏时代几亿中国人可以背诵的一个寓言：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把20世纪波澜壮阔的革命史拿来当背景，才能在这个平常故事中读出排山倒海的力量。
6 返璞归真 大道至简
说了这么多，和徐克的电影有什么关系?
还真有点关系。徐克的电影是第5版《智取威虎山》，我也推演了解放战争胜败的5重理由。其中最初、最简单、最直观的解释和这一版电影的逻辑一样：【好人会赢、坏人会输】。经过一轮轮的推演，最后的结论是：【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让有想法的中国人争相选择当共产党，选择为所有同胞做一个好人】。转了一大圈，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好人论”。当然我们知道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前者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期望，后者是基于社会现实，结合国内外经验作出的宏大战略。
然而，两个解释之间的相似绝不是偶然。孙子兵法明确指出：“上下同欲者胜!”最高战略部署和普通士兵的行为达成一致，国家命运和普通人的生活不谋而合，正是伟大变革的必要条件。士兵行军一天，进门就帮房东打水扫地;艰苦的战斗后解放军严肃执行俘虏纪律，给俘虏治伤换药;辽沈战役八十万大军过后，锦州的苹果一个没少(见毛选)……无数个“好人”最后汇成洪流，扑向不让普通人做人的旧社会，这就是杨子荣、少剑波为了新中国而奋不顾身的年代，就是为今天的繁荣富强奠基的解放战争
不知道徐克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智取威虎山》的内容正好利用了一、五重解释之间的相似之处。影片的前2个小时是红色侠客团保护夹皮沟的神奇战史，最后几分钟战士们坦然走上21世纪新中国的春节宴席，硬生生地把一部武侠片扭回红色经典的“主旋律”。正是因为徐克略过了战术、大兵团的组织、土改等复杂问题，直接从普通人对战争的第一观感跳到了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这个转折才没有显得突兀。基于这个理由，虽然这一版的《智取威虎山》尽管有很多问题，但我还是认为它是近年来最好的贺岁片，推荐各位元旦去看。
四 后记 宣传什么样的历史观？
1981年生人。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革命战争电影、小说是我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读《林海雪原》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我当年也曾羡慕解放军的神勇，也曾相信牺牲是罕见事件。我还认定当年的共产党站在穷人一边，打土豪分田地，是正义之师所以战无不胜。但是随着我的成长，对历史的思考越来越深，读到的资料也越来越多，我开始质疑那些“红色经典”，进而质疑教科书的论断。前面列举对解放战争的五种解释，大致上也是按年龄描述了我对中国革命史的认识过程。时隔20多年，我又重新捡起了了10岁时的立场和观点，同时意识到到当年的政治教科书在逻辑上不完整，至少要补上组织→谋略这两个环节，才能完整地介绍一场革命，才能让人信服，这这也算是“认识的螺旋上升”吧。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转了完整的一个圈。今天许多中国人，尤其是网民的历史观处于第二、第三种层次，而且立场往往是站在反对解放军的一方。这其中固然有对今天的社会不满，借古讽今的原因;但共产党自身的政治教育、宣传工作落后于时代，跟不上普通人的认识水平和思考深度，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教科书自身就有逻辑缺陷，怎么能指望读者在深入了解后还相信你呢?
回头看这五个理解层次。第一个层次和第五个层次都是谈梦想，谈做人，是比较感性的认识;中间的三个层次谈策略，谈利益，谈组织，比较偏理性。徐克拍的是商业电影，只求票房不求宣传效果，所以他可以随便跳跃，从一开始的感性宣传直接跳到最后的美好生活，不至于引起观众反感。但如果共产党也这么“跳跃”地描述自己的历史，指望听众只有感性没有理性，结果必然是越宣传越起反作用。
遗憾的是，现实中的文宣、教育、广电系统的确就是这么做的，而且往往是倒过来——先谈今天的建设成就，再说当年解放军顺应了历史规律，胜利是历史的必然，顺手插几句土改-胜利的生硬推理就算完事。当政治教科书里找不到完整的逻辑环，当历史剧只剩下跳跃的煽情和经不起质疑的逻辑，又有谁会相信当年的共产党真的发动过一场得人心的革命?又如何能抱怨网民宁可传谣也不相信党的宣传?以偷懒的心态搞宣传，必然没有好下场。
平心而论，许多宣传人员的问题甚至不是偷懒，而是真的不懂历史，不相信当年解放军的立场，再卖力也讲不出真实的历史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然难以服众。
这个问题的产生要回溯到建国初期的宣传策略。当时把宣传工作视为战场，战场上阵线分明，非敌即友，所以搞正面宣传就是一味地套光环，对敌人的批判就是一味地抹黑，理性的分析往往会被视为反动言论的伪装，踢到一边。好在当时经历过革命时代的人还在，宣传再偏激也不会太离谱。等到新一代人接班，宣传工作就迅速地经历了【历史变成传说 传说变成神话】的过程，再也不去考虑受众的智商了。
现代人大多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生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对这一代人来说，神话可以拿来娱乐(比如拍贺岁片)，但绝不能拿来相信。今天的宣传机构如果真的想把政权的法统、道统说清楚，就得先抛弃那些已经成为负担的神话遗产，认真地研究历史，用理性来重塑革命史。尤其是要讲清楚从思想到组织，从组织到策略，从策略到利益，从利益到胜利的细节。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宣传工作只要真的用心去做，投入一分力气，就会有一百倍的回报。否则的话，一清策划的泥塑再便宜，色彩鲜亮的展板布置的再多，也只能让人闻到僵尸的味道。
拓展阅读：丁学雷：李世默是权贵资本利益集团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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