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有好多好多会议/都可以省略/但这个会议万万不可……/开会原本是路途之上很重要的事情/只是有些弄不清楚/哪个会议的意义/能够是又深又远/因为意义这个东西/要事后很久很久/才能知道。”
——一位诗人写在遵义·代题记
(一)
遵义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缓缓移出一袭微弱的灯光。那是一盏马灯。它的主人是时年42岁的毛泽东。
此时已是深夜，黑暗无光的村落足以说明大多数人已进入了深度的睡眠。而面容清瘦，满身烟味的毛泽东却沿着村头这条几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无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无比坚定地向前行走着。
这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山村小道，谁也想不到，在那盏马灯伴随着那个身影在那个夜晚走过之后，这条小道就和未来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对于毛泽东来说，进入贵州的这些日子太不平静。将近两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约一个月前，在“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的著名扎西会议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就在一个星期前，他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而几个小时前，在这个叫做苟坝的小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苟坝会议)上，与会者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的作战计划，他提出关于不能强攻固守之敌，要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建议。他没想到，这个建议却遭到与会者的一致否决。他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据理力争，结果非但没能争取到大家，而且会议还通过急转直下的表决，作出了取消他刚刚就任不到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
夜色渐浓，毛泽东心潮翻滚，红军的命运在脑海里激荡。在他看来，今天的高级军事会议，虽然不能说是犯了个低级错误，但进攻打鼓新场国民党之黔军的决议，起码是过于仓促，过于武断了。他完全能够理解红军指战员一心要扩大战果、渴望战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赞同有些领导人的考虑，占领物产丰富、商业繁华的打鼓新场使红军得到更多的后勤补给，有利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是，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轻而易举地忽视了。一方面，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大家心气很高，但综合力量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场的国民党黔军固守和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军就近机动，召之即来。就是在这种极不对称的情况下，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并制订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在由20多人参加的高级军事会议上，与会者就打与不打争执不下，会议时间一拖再拖。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会议非但没有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还举手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而且免去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作战命令即将发出，打鼓新场之战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毛泽东觉得，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以卵击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忧思忡忡。必须即刻上路，去找周恩来进行最后的说服，作最后的努力——尽管，此时理解他的可能只有这盏马灯!
(二)
一盏昏黄的马灯，带着坚定的理念，领着被视为异端的提议，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动。那是新中国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灰暗的日子。好在，手里的马灯还亮着。
在那条仅仅两公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不知毛泽东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艰难。这正如从瑞金出发一路走来的红军，不知经历了多少坎坷泥泞、围追堵截、夹击轰炸，但救亡图存的信念始终如青春的脉搏从未停息地跳动着。也正如毛泽东本人在那段时间的经历一样，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坚持，在挫折困难中咬牙挺住，在失败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继续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部队86000多人，分别自瑞金等地出发，“战略转移去远方”。继而，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一路狂飙突进，缕缕的希望燃烧着战斗的激情，可喜的胜利伴随着巨大的牺牲。到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约有49000多个鲜活的生命血洒沃土、长眠大地，永远成了革命的根须。
遵义战役之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调集其滇、川、黔各部，摆兵布阵，把刚刚在胜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红军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围圈之中。而当时的红军将领，无论是领导能力还是决策方式，都与战局和形势的变化不相适应。军事“三人组”时期，李德、博古专权，政治局不讨论重大军事决策，在战略指导和作战指挥中屡有失误、屡遭失败。遵义会议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但情况又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队伍往往是白天行军、晚上研究重大问题，20多人的会议七嘴八舌、枝蔓横生，有时争论不休，有时议而不决，耗费精力、贻误战机在所难免。
遵义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红军的战略机遇来得殊为难得!它必须也只能成为下一个胜利的出发地，而万不可成为一支队伍走向倾覆的绝响，一群热血战士集体光荣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为己任的队伍，此时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自我拯救。幼年的红军，必须尽快地自我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在军事思想、全局观念和战役决策等极其重大的问题上，必须拥有比这盏马灯还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须以真理的目光作出历史性的选择!
(三)
历史，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艰难的选择。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会议，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选择了毛泽东。史学家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于今已成共识。
但是，当我们走进苟坝会议的深处，就会渐渐发现，这种说法必须基于一个辩证、务实的理念：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也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换言之，遵义会议的精神，在苟坝得到了落实;遵义会议的主张，在苟坝得到了贯彻;遵义会议的选择，在苟坝得到了更加具体的确认。
这是历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寻味的连环选择题。
对于宏大的历史来说，遵义会议无可置疑地成为了党和红军的伟大转折。通过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党中央负责人;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军事“三人组”。但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只是通过遵义会议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没有明确领导工作。何况，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击战也没打好，以至于本来对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颇有微词。
历史还在选择。在2月5日的扎西会议上，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泽东，站在了军事指挥的前沿。但是，怎么实施军事上的“帮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历史继续选择。3月4日，在鸭溪根据敌情和红军的现状，中革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几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苟坝会议上又被免去这一职务。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亦犹未悔”。被免了职务的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长征中身心困顿的毛泽东，那夜无法安睡。他提着马灯来了!
我们无法透过历史的暗夜去猜度一个人的思绪。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毛泽东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复杂?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许，兼而有之。
总之，这天晚上，这条路承载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难说这条路的那一端是喜是忧，更遑论这段路同后来的胜利与光荣有着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有时候，历史就需要有那几个应有的、必不可少的脚印;有时候，在抵达真理的过程中，必须踏平坎坷，方见风景;有时候，必须走过最漫长、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拥抱胜利的晨曦。
(四)
历史湮没了很多细节。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们早已无从得知那天晚上毛泽东同周恩来分析战况时的神色和情景，只能从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口中，约略地亲近那个独特的夜晚——“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时而乱云飞渡，时而大浪淘沙;时而水落石出，时而吹糠见米。历史如此无情，又如此多情。
次日，苟坝会议继续进行。会上，周恩来、朱德同红军将士们摆情况、讲形势，力陈利弊，张闻天等领导人也从善如流。如此一来，前一天通过的关于进攻打鼓新场之敌的作战计划，彻底翻了盘。接着，会议又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因势利导，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战机稍纵即逝、瞬息万变的局势，指出决策指挥上的弊端。
战局果如毛泽东分析的那样。就在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同时，国民党之滇军孙渡所部已经从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场进发，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虎视眈眈，敌人以八师之众的兵力正伺机对红军形成合围。
而此时，由于作战计划的临时改变，红军以静制动，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以说，那一夜毛泽东改变了世界。
苟坝会议，一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在遭受孤立时的坚持，不仅挽救了红军，彰显了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进一步树立了他在红军中的威望。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正式成为新的军事三人组的主要指挥者，成为革命队伍的核心。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走近苟坝村的一草一木，我们对历史的选择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在此后的军事生涯中，他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战争艺术演绎得出神入化。最终，他和他的战友们摆脱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乘着胜利一路北上，直到黄土高原的吴起小镇“锣鼓响，秧歌起”，直到“三军过后尽开颜”……
(五)
站在这座作为“苟坝会议会址”的老式黔北农家四合院前，总想遥望会场之外的那条小路，而走至这条被称作“毛泽东小路”的山间道路上，又自然而然地让我想起那个遥远的夜晚，那盏在小路上缓缓移动的马灯，那个为了坚持正确道路而在深夜与春寒一起前行的人。
假如那天毛泽东没有走在这条路上呢?也许会如党史专家所说，历史的结局会改写成另外的样子。事实上，毛泽东有许多理由不来的。意见讲了，利害关系也辩论了，该尽的“义务”尽到了;多日行军作战，困顿无以复加，终于可以养养神、补补觉了;职务刚刚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长吁短叹。还有，就在会议召开前20多天，夫人贺子珍在不远处的白沙村刚刚分娩，他还没能照顾妻子，还没来得及品味做父亲的喜悦。但是这些，他都暂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还是革命队伍生死存亡的大事。是啊，诚如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所言，“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在这条路上，在这个夜幕沉沉的时刻，绝不能没有毛泽东，绝不能没有那盏马灯。这是思想的灯盏、智慧的灯盏，这是为真理而不顾小我、勇于担当的灯盏，这是为了革命事业随时可以夺门而出、冲向暗夜的灯盏。
对于提灯夜行的这段往事，毛泽东是记忆深刻的。在1943年延安整风中和后来的几个特殊历史时期，他都提到苟坝会议，并语重心长地讲过许多闪烁哲思的话语。重温往事，其实也是在温故知新。具有独特意义的往事，往往也蕴含着意义独特的启示。
苟坝会议前后，形势是极其复杂的，战局是极其残酷的，各种思潮和动机也是混杂激荡的。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于，在俯瞰与眺望中发现真相、理清真知，在由宏入微的分析中辩证、发展、联系地探求真理，从而掌握指导实践的法宝利器。
真理有时会被阴云遮蔽，会被冷雨淹没，甚至有时会被孤立，被排挤。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会以排除万难的弥天大勇坚持真理，就如毛泽东手提马灯走暗夜也要说出真理，坚持、坚持、再坚持，力争不让真理失真失效;就如今天我党在大事面前倡导久久为功，在难事面前提出抓铁留痕，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力挺“打通最后一公里”。
历史反复证明，真理最开始常常在少数有崇高理性的人手里，而真理的流布与践行，需要人们与崇高的理性同频共振。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产党人，往往会在真理面前放下一切狭隘与成见，心底无私、从善如流，甚至敢于否定既有的偏私。这就如当初否定毛泽东提议的红军将领们一样，在是非辨析、利益权衡中自觉纠正偏差，主动靠近真理、拥抱希望;就如今天我党在新形势下自觉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面对痼疾顽症不惜壮士断腕、刮骨疗毒!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哲学家克罗齐的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切历史都能读出当代意义和当下启示。
面对我党我军生死攸关的这段历史，面对80年前长征路上留下的这个细节，我们每个人是否都应当“低下头并且记往”，记住那盏摇曳的马灯?记住那条漫漫的小路?记住一个坚定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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