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一部描写左翼作家萧红的电影《黄金时代》在国内热播，热播的电影当然也有热门人物来进行评论，近期崛起的网络闻人刘仲敬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刘先生的评论的主旨是把萧红(以及同一时代的左翼作家)归入所谓的“上层”范畴，然后以所谓“底层”的名义对这些左翼作家进行“批判”。这种手法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仔细一考察，就完全站不住脚。
刘先生的评论的基点是，当时亦即民国时代，能够承担得起较高水平教育的只有少数人士，因此这些人士都是“脱离群众”的“上层”，这些人的观点也就不能代表“底层”。这个说法的前半部分倒也的确合乎历史事实——当然这已经是对目前国内那些极力吹捧民国的人士的讽刺。但是，刘仲敬先生在这里蓄意偷换了一个概念。诚然，民国时期的底层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是这完全不意味着民国时期的底层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表达自己的想法。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民国时期的“底层”并不是刘仲敬先生所幻想的那样对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俯首帖耳，温良恭俭让。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民国时期恰恰不是一个“安稳”的时期，而是充满着动荡和革命的时期。“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我们都知道，刘仲敬先生自己非常仰慕的“文明”就是以个性解放为其标志为其内容的。请问刘仲敬先生，你是赞同个性解放呢?还是反对?从历史上说，刘仲敬先生的指控同样是毫无道理的，任何一个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古代中国的宗法结构从来没有抵消古代中国“国家”的“强制”，而是与之相互补充。
接下来刘仲敬先生把包括萧红和萧军在内的民国时期左翼知识分子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人士相提并论地加以批判。同样，在这里刘仲敬先生把美国的“底层”右翼引为同道。不过，对于刘仲敬生及其同道们来说十分不幸的是，这些对于这种思潮已经有了研究。笔者在这里根据Chip Berlet, Matthew Lyons的Right Wing Populism in America总结一下刘仲敬先生所青睐的这些人在美国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刘仲敬先生所青睐的这些人，正是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的急先锋和参与者(正如每一个熟悉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些人要维持的秩序中就包括了美国南方的Jim Crow)，三K党就是这些人组成的，排华也是这些人投身于其中的。这些人还是美国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力——其中一些人至今坚持为纳粹辩护的“修正主义”史观。不仅如此，在美国工会于1930年代被罗斯福的新政收编之前，这些人一样是反工会的排头兵(因此刘仲敬先生把美国的“工会会员”拉来做自己的虎皮实在是滑稽，同样滑稽的还有刘仲敬先生对于“国家强制”的“反对”)。1995年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的白人民兵麦克维，等等等等。笔者以为，刘仲敬先生引这些人为同道，只怕更加证明萧红和萧军(以及他们的同志们、战友们)所从事、所追求的事业是正当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纳粹的支持者，纳粹的“群众基础”也正是同一批人。这真是刘仲敬先生的无上光荣。
不过，刘仲敬先生及其同道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要捍卫的，显然不是这些右翼民粹主义者们自己。他的目标是所谓的“文明”。这一种“文明”的内容是什么，他也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所谓“旧社会”。很显然，稍有常识的都知道，刘仲敬先生所捍卫的这个“文明”，从来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而且恰恰相反，是充斥着剥削压迫和奴役的。维护这样一种“文明”，这样一个“旧社会”，从来就需要“国家”的强制来维护——在这里，刘仲敬先生的同道不仅有他自认为的英国保守派，而且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地区的保守派(参见Karina Urbach: European Aristocracies and the Radical Right等)。同样，当这个“旧社会”无法用旧的手段维护的时候，这些人就转向了法西斯和纳粹。更具体地说，东普鲁士的容克们就是把他们占据宰制地位的这些秩序视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共同体”，并极力抵制各种来自“外部”的“颠覆”(参见Shelley Baranowski: The Sanctity of Rural Life，以及，这些容克们也最终倒向了纳粹，成了纳粹上台的重要推动力量(另见Hermann Beck: The Fateful Alliance， Raffael Scheck: Alfred von Tirpitz and German Right Wing Politics, 1914-1930等等)。刘仲敬先生会向何处去呢?
附文：飞蛾与红炉的爱情——自恋者最后的挥霍 ▏刘仲敬评《黄金时代》
文明在其积累阶段，通常不会产生才子或文人;只有在挥霍阶段，才会释放这些美丽的焰火。焰火的任务就是燃尽膏脂，为种子留下适宜的苗圃。名垂青史的美丽景观，对焰火本身只是无足轻重的副产品。五四青年及其精神苗裔就是这样的焰火，以其临去秋波向行将灭亡的母体告别。焰火就其自身性质而言，最不适合兼任种子的角色。然而，焰火的崇拜者对此经常不能理解。文革以后最常见的神话有两种：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马列主义，都怪我们没有坚持真正的五四精神。不言而喻：前者通常出自政治家之口，后者通常出自文人之口。于是，今天的文学青年仍然经常重复余烬发出的哀号：回到五四~回到自我解放的天真时代~
五四精神所强调解放包括政治和社会两层意义。前者意味着抛弃军绅政权劫持的代议制，直接诉诸集体和先验的庶民、平民或国民。后者意味着打破儒家宗族共同体对个人的约束，实现全面的个性解放。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国民或人民都是构建以后才会出现的行为主体。构建主要依靠组织和津贴，不久就证明只有国民党和苏联才能胜任。个性解放才是自恋者的终极追求，但也不是有产阶级家庭以外的青年所能承受的奢侈品。张中行这种华北农村的小地主子弟觉得，脱产读免费的师范学校已经构成重大和不容损失的投资，普通城市中学教师的薪水已经足以将他提升到大多数乡绅不能企及的社会阶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欲望脱离旧家庭，只能做余永泽。
典型的文人反叛者犹如美国六十年代的左翼青年，多半出自有产阶级的上层。只有他们才有资格高呼革命口号，蔑视出身无产者或有产阶级下层的右派和秩序维持者——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会员、尼克松总统和里根州长。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和女权主义者萧红都是大地主家庭的产物。在内地和农村，阶级地位比这更低的家庭根本没有产生左派的资格。对他们而言，左派身份意味着抛弃内地-农村出身的宝贵通行证，保证从此以后可以混迹于城市布尔乔亚子弟和留学生组成的更高圈子，甚至获得政治寻租的机会。有钱人才能做左派或自由派，致力于传统社会的解体。小有产者或无产者的子弟如果有出头的机会，多半只能做威权主义者、儒家保守主义者或法西斯主义者，例如陶希圣、钱穆和戴笠;因为他们没有富人专享的反社会资格，小共同体的保护或约束对他们的安全和升迁至关紧要。对穷人而言，五四意义上的自由或解放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
自由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代表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五四青年真正关心的自由并不是信仰自由或思想自由，而是摆脱宗法大家族专制、资本主义经济压迫和社会习俗束缚的自由。恋爱自由集中了三者的焦点，远比政治自由更得人心。他们欣赏国家的强制，如果这样有利于富国强兵的话;敌视社区的纽带，因为后者肯定有碍个性的解放。这种组合的怪诞程度，犹如一个人无法忍受蚊子的骚扰，却不介意将眼镜蛇养在卧室里。他们心目中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易卜生和萧伯纳惊世骇俗的主角。他们根本不愿承认：西方社会的基本细胞恰好就是诺拉和斯多克芒医生挑战的虚伪市民(“结结实实的多数派”)，文人发明的边缘人英雄从来没有组织共同体的能力。明代士大夫就已经发现：较之天主教徒，儒家社会的性管制可以说相当松弛。新教社会对家庭价值观和严肃风俗的重视比天主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本容不下丁玲、萧红这种自恋成性的滥交者和杀婴者。粉红色新青年对传教士、救世军、基督教青年会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异常厌恶，其实这些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倒是当时中国最接近西方的类型。
拒绝家庭和社区的义务，蔑视社会风俗和舆论的柔性规训，仇恨资产阶级腐朽自私的财产观，怀疑和嘲笑宗教价值观，信任和崇拜国家的刚性强制。这些元素构成了粉红色知识浪人的标准画像，在每一方面都跟缔造美国民主的朴茨茅斯清教徒恰恰相反。这种人通常是孤苦伶仃的畸人，异乎寻常的批量产生就是洪水即将来临的征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毁灭自己和产生自己的社会。早年的高尔基就是这种人。他曾经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结果却发现：美国人憎恶他混乱的私生活，超过了沙皇憎恶他的政治观点。他永远没有忘记这次侮辱，毕生诅咒和嘲笑金元帝国的伪善。
这种叶公好龙的态度在民国知识分子当中并不鲜见。他们经常从少年时代的崇拜西方转到成年时代的敌视帝国主义，诸如此类的隐秘屈辱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远远超过他们愿意承认的程度。针对西方社会的自卑感、挫折感和报复欲驱使他们投入苏联的怀抱，远比任何阶级和经济的动机更为有力。然而，这种报复的饮鸩止渴性质过于明显了。鲁迅晚年就很清楚：他的生活方式完全属于自己口头抨击的旧社会，在这种社会溃灭后几乎没有什么生存机会。问题在于，他的优点和特点就是：正因为出身旧社会，对旧社会的弱点格外了解，因此反戈一击格外有力。他若不能有效地开发利用这些优势，怎能维持文坛领袖的地位?人生已到暮年，他还有重新选择的余地吗?“我死之后，不管洪水滔天”，将“求为清洁工而不可得”的命运留给下一代，岂不是更加明智?
萧军和萧红(他们的名字就意味着“小小红军”)没有他们的导师那样有远见，更没有他多年积累的文学才华和社会资本。鲁迅同时跟苏联人、日本人、国民党元老、共产党中央和左联保持关系，坚定地拒绝任何完全依附一方的建议。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李立三，不会放弃装甲保护的安全地位。他满怀轻蔑地告诉周扬，现在还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他早已放弃真正的文学创作，却运用左右逢源的政治手段，依靠经营自己的形象，赢得了更大的声望。他的许多弟子却像飞蛾扑火一样，迫不及待地投入红炉。相形之下，儒家宗族包办的婚姻和资本主义的压迫堪称温柔敦厚。在他们以前，柔石等人已经在炉火中焚身。做出同样选择的小文人大部分都死于苏区内部的清洗，不会有著名的保护人为他们留名。萧红死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大概是她毕生最大的幸运。萧军和丁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终点，暗示了她本来可能落到的、并不值得羡慕的下场。没有发生的历史不可能准确判断，但我们并非不能根据她前半生的性格和作风推测一二。她和大多数左派作家一样，是相当自私和冷酷的人，习惯严以责人、宽以待己，把一切责任推给万恶的社会，用政治家的决断对付亲人，不择手段地索取资源。她和男人的关系就是不断的投靠和反目，在忠厚者面前残酷，在凉薄者面前软弱，尤其酷似丁玲。以她的处事方式，如果长命百岁，未必不会变成另一个丁玲、甚至范元甄——主动认同有能力迫害自己的人，反过来迫害自己的同类。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她大概免不了泯灭于“无多幻想要全删”的众人之列。无论哪一种情况，她都会丧失今天供人消费的主要卖点。
作为作家，她无疑比丁玲更有价值。她们的布局都是图解式的“愚昧与压迫”，投合当时政策或风气的需要;但萧红对人物和语言有敏感性，丁玲却没有。《呼兰河传》与满蒙危机的投机性关系，不逊于《桑干河》之于国共内战。她的特殊之处在于不经意间流露的尼采式残酷，跟她本来应该发挥的意识形态截然相反。这是一个没有归属的世界，在永劫的铁轮下转动。刻意的渲染如此虚假，使人无法怀疑她内心的真实想法：发生的一切，就是应该发生的一切。局外人从此经过，无缘亦无因。这些文字属于这样的人：她拔掉了联接自己和世界的无形线索，像失控的气球一样飘离曾经沉重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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