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今天打算去影院看怎么减肥的，票都买好了，但是到了影院门口，从宣传海报上看到说《第二十条》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片子，我觉得这个好。但凡是反映现实问题的，不管反映得怎么样，总比爆米花有营养一些，于是临时改票看了《第二十条》。
电影谈不上深刻，但是却有十分普遍的社会意义，非常值得探讨一番，因为里面所讲的那些事，可能我们都遇到过，或者至少也都从各种社交媒体上看到过。
下面的内容会有一点剧透，但是基本不会影响观影体验，毕竟这不是啥悬疑电影，带着我们的一些思考去看，你还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乐趣。
电影的故事结构其实很简单，是以雷佳音扮演的基层检察官为主线，串联起来三个故事，而这三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与《刑法》第二十条关于“正当防卫”的内容有关。
其中主线故事：讲的是一个农民工，为了给自己的女儿治病，不得不向当地恶霸借了高利贷，结果因为还不起债，不仅自己遭到恶霸的侮辱和欺凌，自己的聋哑人老婆也屡次遭到了侮辱和欺凌。最终在一次冲突中农民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捅死了恶霸。于是问题来了，这件事到底是正当防卫，还是过失杀人？
支线故事一：雷佳音扮演的检察官，不仅现在管着主线故事的案子，而且多年前还办过另一个案子，讲的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公交车司机，出手制止了在公交车上性骚扰女乘客的流氓。制止过程中司机与流氓都动了手，结果公交司机把那流氓打成了重伤，这事被判定成“互殴”，而且存在防卫过当，于是公交司机被判刑事入狱。司机出狱以后仍然想要通过上访去讨一个公平正义，因为这事在公交司机看来，不是防卫过当，而是见义勇为。
支线故事二：就在雷佳音扮演的检察官不断尝试着劝说曾经见义勇为的公交司机别上访的同时，他自己的儿子在学校因为看不惯校园霸凌，也见义勇为了一波，把霸凌同学的校霸打成了轻伤，校霸的老爹偏偏还是个校领导。于是孩子不仅仅面临着转出这所重点学校的可能，而且还面临着留下案底的风险。
电影到了这里，它想反映的矛盾冲突已经统统表现出来了。
主线故事表现的是一个农民工和高利贷恶霸之间的矛盾，支线的两个故事表现的都是见义勇为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先说说后者，首先电影跳出了肤浅的道德层面的批判与指责，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以往很多人遇到这类是否要见义勇为的社会事件，除了感叹几句世风日下，冷漠麻木之外，再也说不出啥其他的东西来了。但是很显然，电影尝试了寻找人们不愿再见义勇为背后的原因，它确实也找到了一个——那就是见义勇为是需要支付代价的，而且这个代价有时候是很沉重的。
公交车司机见义勇为的代价是锒铛入狱，丢了工作，甩下女儿，而这些代价足以击垮一个举步维艰的家庭；雷佳音角色的儿子，见义勇为的代价是从升学率最高的学校转出去，并且要年纪轻轻的就在自己档案里留下一个刑事案底，搞不好还得进少管所蹲一段时间。而支付了这其中潜在的各种风险代价以后，他们能获得什么呢？很可能什么也没有，甚至连一句感谢都不一定能得到，搞不好法官还问你一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
到了这里，故事的高潮才刚刚开始。它摆在大家面前的不是一道是非对错的判断题，而是一道关乎勇敢和代价的选择题。也就是说，当你选择了挺身而出，选择了见义勇为，那么你就要做好为此支付沉重代价的准备。这样一来，一个选择困境就诞生了，之所以说这是一个困境，而不是简单的对错，就是因为即使你选择了沉默不语，选择了胆怯懦弱，也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资格来指责你做错了，因为指责你的人并不会为你支付的代价买单。
可是这种风险和代价是如此赤裸裸的客观潜在着的，怎么办？一个社会总不能去宣扬人人自私自利、冷漠无情、毫无同情心、各人自扫门前雪吧？所以矛盾就出现了，雷佳音在劝导自己儿子去给校霸家长道歉的时候，唯一的出发点就是儿子的学校、前途和工作，如果需要在见义勇为这事儿本身和儿子前途之间作选择，他会毫不犹豫的告诉儿子，应该选前途。可是道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用孩子的亲身经历教育孩子，见义勇为这件事错了，因为只有做错了才需要道歉，做对的事怎么会需要道歉呢？雷佳音作为一个成年人，自然而然的是从利弊得失中去衡量和选择，所以道歉在他看来不算什么，但是对一个从小在学校和课本上听到的都是对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的赞扬的学生来说，这无异于是在告诉孩子，以前书本上教的，学校教的那些什么品德教育，统统都是狗屁，是错的。
所以当他儿子问他：见义勇为这事儿错了吗？错哪了。他根本就没法回答。
困境的本质是矛盾，当矛盾被突出地表现出来以后，大家就要试图去寻找解决方案，这才是全片最值得探讨和思考的部分——怎么解决？
三个故事，电影分别给了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三种不同的方案都各自有其独自的含义。
首先是公交车司机，公交车司机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人说是放下了。在他尝试最后一次上访的途中，因为一场交通意外死了，原先支持他上访的女儿在医院撕碎了所有上访文件，所以有人说她女儿应该是放下了，不想再上访了，也不想再让他父亲去争取什么见义勇为了，人都死了，什么公平名誉啥的也不重要了。其实这不是放下，放下是什么，要么是追求的东西有了想要的结果，要么是原来想要的东西，现在已经不想要了，这才叫放下。但是公交车司机的女儿不是，她并不是得到了想要的结果，也不是原来想要的公平现在已经不想要了，而是她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承受追求这些所要支付的代价，她不是不想要了，而是不敢要了，她不是放下了，而是认命了。
雷佳音儿子的事怎么解决呢？一开始校霸不诚实、撒谎，信誓旦旦说自己没有霸凌同学，而被霸凌的那个学生又慑于校霸的淫威，不敢说自己被霸凌了。所以这事儿就变成了校霸无故遭到雷佳音儿子的殴打。但是后来警察和学校一起调查，调查清楚了，确实是校霸先霸凌的其他同学，才有了雷佳音儿子见义勇为打伤校霸这事，所以校霸他爹也就放弃了这件事的起诉。怎么调查的呢？从校霸一开始就撒谎自己没有霸凌同学来看，他主动承认是不可能了，那么大概率是依靠警察的盘问技巧，或者周围的监控之类的技术性方式。
这是两个支线案子的解决方案，这两个方案与主线案子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什么关联，我们稍后再讲。
现在我们必须回头看看主线那个案子了。
农民工因为给孩子治病借了高利贷，由此遭到债主的疯狂欺凌。在一次激烈的争执中，农民工捅死了高利贷债主。这事儿算不算正当防卫？电影告诉我们，从以往的类似判决来看，这板上钉钉的过失杀人，至少也是防卫过当。可是从朴素的认知和感情上来讲，没有人可以做到在那样的欺辱和危险下去做一个所谓的“理智的人”。于是这就出现了矛盾，不是法律与人情出现了矛盾，这么说显然淡化了这个矛盾，而是法律与人本身出现了矛盾。这个人还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具体的，孩子生了大病、妻子是聋哑人、自己身上背着高利贷的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
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依靠说服调解？还是依靠技术侦查？
主线的这个案子显然不是这两种方式能解决的，因为这个案子的关键在于，要想判决农民工是正当防卫，那么就必须对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界限作出让步，而要迫使这种界限作出让步，就必须依靠某种力量去推动它让步。就好像一切的机械运动都需要能源作为背后的推动力一样，社会规则是同样的道理，需要某种社会力量去推动它的变化。谁去推动，谁就是这种力量。
去哪里寻找这种力量？或者说依靠谁的力量来完成这件事？
封建社会里，各种文化小说都反映过这种力量的寻求途径，比如神话小说里是幻想如来佛祖、观音菩萨；武侠小说里是幻想伸张正义的侠客英雄；稍微写实一点的也是迫切地请出包青天、海瑞等一些青天老爷们来帮忙主持公道。因为现实中找不到力量的来源，因此往往只能借助于各种幻化出来的力量来解决社会冲突，以满足心理上的慰藉。《第二十条》当然一如既往，尽管它避免了刻画出来一个包青天的形象，而是用一个基层检察官的良知和责任来作为推动力，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既定的套路。
这个套路是什么？我们不妨看看三个案子的解决方式都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公交车司机的案子依靠的是什么？依靠的是意识的力量，它让公交车司机本人和他的女儿都意识到，见义勇为是有代价的，不是你想干好事就能随便干的，你的行为确实是防卫过当，是“互殴”，上访也不可能有其他结果，你认了吧。
雷佳音儿子的事依靠的是什么？我们大概知道那是依靠的技术侦查的力量，到处都是监控，有没有霸凌，查查前后进出厕所的监控一般还是可以查出来的。
而主线案子的判决依靠什么力量？编剧和导演应该是找来找去没找到，于是拍成了一个检察官拾起初心，敢于承担起后果，不计代价、勇于直谏，慷慨陈词，最后推动检察官们都一致认定，农民工的行为确实属于正当防卫，于是正义得到了伸张，法律的公正也得到了体现。雷佳音扮演的检察官们，他们代表着什么力量？其实很显然，他们代表着法律的力量，雷佳音用行动证明了法律本身就有修正自己，调节矛盾的作用。
意识、技术、法律，三种不同的解决方式，三种不同的力量源泉都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经常读我这个号的人应该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来了，这三种力量都集中在上层建筑里面，而没有一种力量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推动。
其实大家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三个案子的界限就很清楚，这个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就在于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正当防卫来保护自己，免于遭到正在实施的侵害行为，但是你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伸张正义，去争取权益，不管是帮助自己争取，还是帮助别人争取。你有委屈，你有不公，你可以借助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东西来解决，上层建筑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力量来帮你解决，但是你不能想着自己解决，自己争取。简单说就是：我给不给你看情况，但是你不能主动要。
见义勇为是什么？伸张正义又是什么？你以为是道德品质？不，这是大大的误解，它不是什么简单的个人品质，它还代表着一种权力。作为劳动力商品，你怎么可以有见义勇为和伸张正义的权力？你今天敢为别人伸张，明天你岂不是要为自己伸张？今天你敢一个人来伸张，明天是不是就联合起别人来一起伸张？
所以电影到了最后判决农民工是正当防卫的时候，这个判决仍然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就是他们找到了恶霸车里的凶器，由此证明了恶霸的侵害仍然是在继续的，所以这仍然是正当防卫。也就是说，判定界限的范围扩大了，但是这个界限却丝毫不能撼动。
当然了，有学法律的人会说了，这权力要是都给了群众，岂不是人人都滥用私刑，那还了得？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历史上不是没有过，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民主权力和集中领导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历史上没有农民土地革命的权力，后面哪来的新中国？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同时又带有盲目性和破坏性，因此先锋队的领导就至关重要。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对待这种力量时，是站在它的前方引导它从自发盲目走向自觉规律，还是站在它的上方压制这种力量？就好像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是认识它，改造它，利用它，还是抛弃它，压制它，鄙视它？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可能还是个哲学问题。
电影通过不同的解决方案，一直想要证明一件事：那就是只依靠上层建筑里的力量，仍然可以还社会以公平和正义，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导演也只能这么拍，过了也不行。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再想深一点，就会发现导演和编剧们可能自己都忘了，即使是那样的一种界限范围上的让步和改良，仍然改变不了电影里那个农民工的悲惨命运，他身上仍然没有任何的公平可言，他的孩子该病还得病，他欠的钱该还还是得还，他妻子摔成重伤该治还是得治，他的经济地位没有丝毫的改变，他回去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我就不说了，大家自行推测。
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基调是公平，它告诉大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它没有告诉大家，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代替不了一个本身平等的制度，这个制度已经不仅仅包含法律，它超出了法律的界限，生产关系才是它的核心。如果在生产关系中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经济地位上没有什么公平可言，那么这种基础上建立的所有宣称为平等的东西，倶为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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