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卷八
第一章
1.省委大院
杜威每次去省委大院向郎涛部长汇报工作，都是自己开车。
杜威是省委大院的常客。他第一次进省委大院已经是十几年前了。当时，他刚进东江大学摄影班不久，对大江市都不怎么熟，一踏上马路，连东南西北也辨认不清。一切都是从结识宋老宋乾坤开始的。宋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忘了把一些私人资料带回家，十分珍贵。宋老正在写回忆录，这些资料正好用得着。那会儿，杜威刚通过宋晓帆认识宋老，由于成功修复了一批旧照片，深得宋老信任，曾经陪他回到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搜集资料，几乎成了他的半个秘书。有一次，宋老让他去省委大院取那批没来得及带回家的资料。那时省委和省政府还在一个大院办公，左边牌子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东江省委员会”，右边牌子上写着“东江省人民政府”，大门旁边立着一个绿色的岗亭，岗亭门口站着一名武警，跟宋老住的南湖大院门口的哨兵那样，挺胸收腹、目不斜视，威风凛凛。以前在楚州时，杜威曾经不止一次进出过楚州市委市政府大院，姜黎黎的父亲，他的岳父当时任楚州总工会主席，总工会在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办公，因此，他进出大院跟进出自己家差不多。当然，楚州市那个大院跟省委大院不能比，至少没有武警站岗，心理上给人的威严感和威慑感也就差远了。而对政府部门来说，这两种感觉恰恰是不可缺少的……
那一次，杜威正要像进楚州市委大院那样从大门口进入，被哨兵严厉地呵斥了一声“站住”，他堆起笑脸给哨兵解释：“宋老让我给他取一些资料。”但哨兵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用命令的口气说了声：“去那边登记！”就转过脸拦住一辆正要开进大院的小轿车。
大门旁边的传达室里挤满了人，都是要进省委大院的人。杜威走到登记窗口，说：“同志，宋老让我……”
刚说到一半，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中年男子就打断他，扔出一本皱巴巴的登记簿，冷冷地说：“登记吧！”然后就埋下头专心致志地剪指甲去了。
杜威只好拿起窗台上的圆珠笔，按照宋乾坤让他找的部门和负责人，一一进行了登记。
麻子接过登记簿瞄了一眼，又抬起头打量着他，用审问犯人的口气问：“你找办公厅陈处长啥事儿？”
杜威重复了一遍刚才被打断的那句话：“宋老派我来……”
但大麻子再次打断了他，“宋老是谁？”
杜威一愣，一时竟然回答不上来。大麻子不耐烦地白了他一眼，拿起旁边的电话拨号，电话很快通了，大麻子用跟杜威说话时截然不同的恭敬语气说：“陈处长，有个人要找你……说是宋老派他来的……让他进来？好的！”
大麻子挂掉电话，刚才那副不耐烦的表情好了许多，但仍然显得很生硬，像打发乞丐似地对他摆了摆手，“进去吧！”
杜威这才如获大赦地从传达室旁边的一扇小门，进了省委大院……
这都是十几年前的经历了。但这么多年来，杜威每次进省委大院办事，经过门岗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初那种屈辱的感受。
虽然过去了十几年，但省委大院的大门、岗亭，以及大门旁边那栋两间平房的登记室，还跟以前一样，没有丝毫的变化。唯一变化的是杜威本人。他从东江大学一个成人摄影班的学员，省报驻楚州记者站的记者，一步步爬到了《大众艺术》杂志社社长，大众艺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和省政协委员的位置，在东江省文化界，成为了一个有名有实、举足轻重的人物。想当初，他最大的理想只是加入省摄影家协会，成为一名会员呢！如今，他早已扔掉刚进大众艺术杂志社时买的那辆二手车，换上了价值一百多万元的5X进口原装奔驰，牌照也是省公安厅配发的0数字开头的公务车牌照，白底红字，凭着这张牌照进出省委大院，不用登记就可以长驱直入。
杜威第一次开着奔驰进省委大院时，看见武警向他打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就像第一次听人叫他“杜董事长”和“杜主席”时那样，觉得格外受用，尤其当他看见那些正在登记室排队等候登记的人，心里更是涌起一股强烈的优越感。这种身份和地位带来的优越感，比金钱带来的优越感更令人陶醉，尽管很多时候，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省城这些年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省委大院的变化显得缓慢滞后。如果不仔细，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可不，路边的万年青以及后面的树木依旧那么低矮，大院里那一栋栋四四方方的办公楼看上去灰不溜秋，跟火柴盒似的。这种风格的建筑大多建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这些年在省城的大街小巷已近绝迹，惟有在省委大院还像文物似的保存完好。这使杜威每次进大院时都有一种像乘坐时空穿梭机从现在返回到过去的感觉。只有当他从某一栋建筑的门口看到一个或几个挺胸肃立的武警士兵，才意识到这座大院是全省的中枢，而在那栋有哨兵站岗的貌不起眼的楼房里办公的，就是省委书记和省长。两年前，省政府从这里搬到位于南湖新区的新办公大楼后，这座院子就是省委的专属办公区了。
杜威觉得，尽管省政府的新办公大楼高大巍峨、富丽堂皇，但比起省委大院里这些掩映在树木中貌不起眼的房子，缺少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感。他想起在东江大学摄影班时读过的一本书中说过的话，“真正的权力往往在一种深藏不露的神秘感之中才能体现出来”，忽然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
在省委大院，杜威最熟悉的是省委宣传部。在他看来，那是整个省委大院最不起眼，甚至最寒碜的一座楼，总共5层，就有两层被省委机关事务管理局占用着，说是借用，却一直没有归还。杜威每次到宣传部，看见那些他见了都要点头哈腰献殷勤的处长们办公条件比自己还要差，尤其是他打交道最多的分管文艺的郎涛副部长的办公室还没有他的办公室大，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直到前两年省政府搬出去后，办公楼房间充裕下来，机关事务管理局把占用的那两层归还后，宣传部的办公条件才改善了一些。
当然，对杜威来说，省委宣传部真正的变化，是郎涛由副部长升任了部长。由副转正，进了省委常委，这意味着郎涛不仅是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而且是省领导，在全省党政权力结构中，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比副省长还重要，郎涛升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马上就配备了专车和秘书，从原来那间不足十五平的房间，搬到了前常委和部长留下的那间宽敞的办公室。以前他来宣传部找郎涛，直接打个电话就来了，而现在得先给他的秘书打电话预约。
尽管有这些不便，但杜威毫无怨言，因为在他心里，他一直把自己当成是郎涛部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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