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作家刘继明花费五年时间创作的长篇新作《黑与白》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黑与白》描写了80年代以后数十年间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社会全景，是一幅改革年代芸芸众生的奇幻画卷。同时，它又以倒叙和补叙的手法，通过几个主要人物的经历，写出了一部扑朔迷离的百年中国革命史。被认为是“一部形象化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人民现实主义的尖锋之作”，是一部改革年代的“伤痕文学”，它不仅写出了工人阶级的“伤痕”，也写出了农民的伤痕，女性的“伤痕”，青年的“伤痕”。
刘继明老师在谈到《黑与白》的创作心路历程时，认为这部作品是他真正摆脱精英文学体制，回到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人民文学传统的一次精神突围，是他向产生过丁玲、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浩然等作家的伟大时代献上的一份礼物。
郭松民老师认为，我们不了解思想史，就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可能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而《黑与白》是一部形象的当代思想史，如果一个读者想了解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就应该读读《黑与白》。
孔庆东老师认为这部小说堪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一面“照妖镜”，如果有一部“照妖文学史”，刘继明就是照妖大师，众多妖魔鬼怪在他笔下无处遁形。《黑与白》找到了革命事业多灾多难的内部根源，是中国照妖文学的一座崭新的灯塔。《黑与白》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早晚有一天也会列入世界文学名著的家族，因为它对历史的挖掘，对人性的拷问都远远超过了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
刘继明老师现授权网站对《黑与白》进行连载，敬请广大网友关注。欲购此书，请点击此处（https://book.kongfz.com/777769/6736302495/）。
第二章
1. “势”与“能”
郎涛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非典型官员”。所谓“非典型”，当然是指他的学者出身，1980年代，官场上像郎涛这样从大学教授和海归博士改行从政的人还不多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组织部门任用干部的标准也越来越年轻化专业化，特别是拥有海外学历的，简直成了一块金字招牌，有学历和无学历，高学历和低学历，乃至国产高校学历与海外大学学历，本科、硕士和博士学位，对仕途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学历和学位越高，意味着晋升的可能性越大，实际工作能力和成绩似乎可以忽略不计，至少变得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如此一来，花钱买学历和学位在官场上蔚然成风。郎涛在这种氛围下进入官场，可以说生逢其时，他身上的大学教授和海归博士身份，使他从东大一进入官场，就深受组织部门青睐，被纳入了后备干部培养对象。下基层任职，是组织部门考察和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所以没多久，郎涛就被派到基层挂职了。
起初，组织部门本来打算安排郎涛到一所省属高校任职的，省高校工委的一位领导，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分管青年干部的副部长，是宋乾坤以前的部下，提前把这个意向透露给了老上级。宋乾坤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很少过问前下属们的工作，但这次例外，当即提出了异议：“郎涛本来就是从高校出来的，再派到高校任职，起不到锻炼和培养干部的效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最缺少的是实际工作经验，还是派他去基层吧！”就这样，郎涛被改派到娘子区政府担任了分管文化的副区长。
这是郎涛后来才从父亲郎永良那儿听说的。他打心眼里感谢宋老，同时又为自己靠父亲和宋乾坤的“世交”走上仕途有点不安。从高中到大学，再从海外留学回到东大任教，郎涛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全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如今到了官场，反而要靠父辈的荫庇来获得晋升机会，这是打小志存高远的郎涛所不能接受的。他相信，自己能在学术上取得让人羡慕的成就，在官场上同样也能得到。所以，下派到娘子区后，他一头扎到了工作之中，几年工夫，便在娘子区开创出了一片新天地，其中，在他一手指导下建成的凤凰旅游岛，还成了全省文化旅游改革的先行试验区，他本人也被提拔当了省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这回可不是靠宋乾坤“打招呼”，而是凭自己的工作成绩……
自尊清高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通病，郎涛也不例外。即使他在官场上已经浸润多年，身上的书卷气被磨掉了不少，但那种似乎与生俱来的自尊清高仍然保留在内心深处，挥之不去，比如他很少提到自己跟省老领导宋乾坤的世交，这一点，同杜威恰恰相反，经常把“宋老”挂在嘴边，生怕别人不知道他跟宋乾坤的关系似的。但也正是这种清高，使郎涛跟同事和领导相处时总有些格格不入，平时待人接物和处理事情时，也不像那些职业官僚出身的人循规蹈矩，无懈可击，比如他跟杜威的关系，按说，以自己的级别，他们俩的来往完全可以不必那么频繁，以免有人说闲话。实际上已经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说他越过文联领导，违反工作程序等等，甚至还有更难听的话，当然，有的也是善意提醒，让他小心提防杜威这号人，但郎涛不大以为然，打在娘子区担任副区长时，他就跟杜威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郎涛觉得，这种关系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从凤凰旅游岛到大众艺术传媒集团，他指导和和分管的哪一件工作离得开杜威呢？不错，这个人身上有不少毛病，虚荣、吹嘘、投机、名利心等等，身上的江湖气也太重，某些习气甚至让人难以忍受，但这有什么呢？领导干部难道不应该学习同各种人打交道吗？有一次他去看望宋乾坤，宋老说：“社会是一个大江湖，官场是小江湖，一个人如果想生存下来并有所作为，必须把这一大一小两个江湖吃透，否则将寸步难行。革命时期如此，改革时期也是如此……”郎涛觉得，这应该是宋老一辈子政治生涯的经验乃至教训的总结。况且，杜威的确有本事，否则，他也不可能几年工夫就将省文联一个负债累累的杂志社发展成传媒集团，在娘子区投资旅游文化产业，也体现出一般人没有的经济眼光，凤凰旅游岛能有今天的局面，杜威功不可没。这大概就是报纸电视上常说的那种“改革能人”吧？作为领导干部，跟这样的能人多一些来往有什么过错呢？
但不管怎样，郎涛都觉得无法把自己磨砺成官场老油条，就像无法变成杜威一样。他只能成为他自己。“成为你自己”，这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著名定义。郎涛想起自己从前研究的海德格尔，忽然感到一种自嘲和自信。至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是如何产生的，他并没有细想。自从跻身官场后，他已经很少思考这类形而上的问题了。但郎涛并不是一介书生，从来不是，否则也不可能实现从一名学者到高级干部的成功转型。这并不奇怪，海德格尔当年也有过辉煌而短暂的政治生涯……
郎涛儒雅的外表后面，也隐藏着过人的盘算，只不过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一点，很像他的父亲郎永良，当年，如果不是被划为右派，郎永良在仕途上本来是可以有一番作为的。现在看来，作为父亲，他当初竭力让儿子弃教从政，并非不得已而为之，而是提前发现了儿子身上潜伏的才能。当然，这里面也有机遇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势”和“能”，有了这两点，一个人离成功也就不远了。
郎涛的这种“能”，也体现在他和杜威的关系上。郎涛心里清楚，他和杜威之间，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倚重关系，就像他从未完全信任过杜威一样。作为领导，他有时固然要表现出一点对下属的信任，但那更多是一种姿态，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下属和上级之间也是如此。在官场上，完美的上下级关系也就是互相利用，谈不上任何私人感情，当一个下属愿意为你赴汤蹈火时，往往意味着他从你这儿得到了同等的回报，否则，他对你的付出必然不会长久，甚至可能潜藏着某种危险。所以，郎涛这些年跟杜威相处得并不轻松。一方面，他要让杜威感到自己对他的倚重和信任，愿意“赴汤蹈火”，但又要让这种关系保持在工作范围内，别突破私人界限。这个度很难把握，正如私和公的界限很难界定，一不小心就容易越线。他和杜威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他们的关系好像突破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变成了朋友，比如杜威经常帮他处理一些私人事务，有些事情连郎涛都不知道，杜威办完后才告诉他，例如儿子上市里的外国语学校，杜威就是背着他不声不响帮的忙，如果不是事后妻子何丽说，他还蒙在鼓里呢。再比如杜威每次出国，都要带一些礼品如名表名酒之类送给他，有的价值不菲。他受之不妥、却之不恭，只得接受下来。起初他还想拿出点什么回赠，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如果太认真，可能适得其反，水清则无鱼，古人这话还是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郎涛脑子里的那根弦并没有放松，特别是当他晋升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后，不单是对杜威，跟所有人打交道都变得更加小小翼翼，正应了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就职时说的那句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那次，当杜威问凤凰岛艺术村别墅的产权人写谁时，郎涛的第一个反应是不能写自己的名字。尽管杜威说是花钱买的，但一套市场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别墅，十几万就能买下全部产权，如果被追究起来，无论如何是过不了关的。所以，郎涛一开始让杜威写何丽的名字，但没过几天他又觉得不妥，何丽是自己的妻子，写她的名字跟写自己的名字没什么区别，而且有掩耳盗铃之嫌，于是，他又让杜威把产权人改成了父亲郎永良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觉得不妥。父子和夫妻都属于近亲关系，这样做未免弄巧成拙。思前想后，郎涛决定把别墅的产权人换成栗红，做出这个决定后，他仿佛卸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长舒了口气。也就是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以前对杜威的防范，不知不觉“破防”了。可郎涛没有别的选择，除非他不要凤凰岛那套别墅。如果他不要，而其他领导想要呢？艺术村立项时，不止一个省领导对郎涛透露过这层意思。
然而，他真的只是想要一套别墅吗？郎涛无法面对这个问题，就像他一直不敢面对许可或栗红那样。
郎涛知道，他迟早要面对许可或栗红，像一个老派的德国绅士那样，面对他俩的过去，以及现在。这是一笔历史和情感的债务，他一天不还清，心里一天也不会安宁下来。但对郎涛来说，当他还清欠下的栗红的债务时，也意味着对妻子何丽以及去世的岳父何首乌欠下新的债务，二者必居其一。因此，这么多年他一直处于某种拉锯式的犹豫和矛盾状态，仿佛被两股力量互相撕扯着，整个人被分成了两半。而现在，凤凰岛别墅给他提供了一次还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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