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英雄传奇色彩的“新革命历史小说”表示出某种“暴力美学”的特征。这些出身社会底层的革命者缺乏对于自身战斗的最终目标及其阶级意义的认知，他们甚至连一点朴素阶级想法都没有。而与他们干枯的内在精神形成对照的是他们丰盈充沛的外在身体：强健而富于男性魅力。这种写法对于旧有的“革命历史小说"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是《林海雪原》这部在当时被认为并没有解决好革命者内在精神的作品中也照顾到了这一点。在处理杨子荣的形象时,仍不忘适时提起他雇农的贫穷出身这一阶级身份，与他的无产阶级信仰的强大内在支撑“革命历史小说”叙述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朴素革命动机时,即使借用“复仇”的传统模式，但个体的仇恨从来都不是个人自己的仇恨而是在最后都是上升到了阶级压迫的本质上来看待，在小说中一开始它就具有这种潜在的性质。
可“新革命历史小说”则很少提及这种具有现实阶级压迫性起源的性质，甚至也不再借用“复仇”的文学资源——这些新式英雄参加革命往往是由于偶然因素或是为了生活考虑，甚至仅仅是为了追求一种快感。比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投军的目的也非常实用，开始要参加“比较正规”“待遇较好”的kmt军队,因为走错路才投到八路军中，正准备借故开溜因为突然见到漂亮的女干部东方闻英才决定为了得到她而留下来。对他来说，国共并无实质性区别，都只是一个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通道。
与此改编相伴随的，是政委形象的淡化甚至是漫画化。“新革命历史小说”的逻辑清晰流露出的思想就是军队是为打仗而生的，政委都可能成为打胜仗的障碍。比如《亮剑》中的赵刚与李云龙的冲突正来源于此，性格与精神气质的差别只是表面的。在二人的冲突中,赵刚总是处在下风，最后赵刚也被李云龙的魅力所折服,完成向李云龙的认同,赵刚也由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浓重的政委变成了具有有着李云龙风格的人，风格上渐渐粗鲁起来了。《历史的天空》中姜大牙的几位政委就更是了，李文彬、张普景等人不能影响他的任何决定，不能直接影响部队，这支不断成长壮大的部队完全是建立在一帮骨干铁杆弟兄对他的效忠关系上(《亮剑》《我是太阳》也是如此)。甚至还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戏谑的丑化——李文彬因偷情被俘叛变投敌，张普景僵硬地坚持所谓原则，虽然也给予张普景了一定的赞赏，却事实上让他在小说中被戏称为“张克思”；窦玉泉、江古碑等都是只善于搞内部权斗的人物，他们大都有私利考虑,特别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甚至个人恩怨。面对纪律，特委和军分区领导杨庭辉一再坚持保护并重用姜大牙，只因为他能带兵打仗。所以,姜大牙违纪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组织的严肃批评——因为怕影响他的战斗力和积极性,即使姜大牙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也是以他土匪式的逻辑来领会政策。在《亮剑》中李云龙更是一意孤行,大多情况下都是军事冒险,政委也没法阻止，但他总是能歪打正着，带来意想不到的胜利，最后只是象征性地背了个处分了事。比如为救被山木特种分队抢走的新婚妻子秀芹(小说中说救人更多的是因为面子问题)，李云龙不顾上级命令与整个战局，在军事上擅自行动、不惜伤亡，强攻守备严密的县城，却让人始料未及地引发了一系列的意外连锁反应，产生了对整个西北战局有利的结果。于是,它也就抹去了李云龙决策的失误和轻率。
这种写法在“前三十年”是不可设想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最具权威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政委一类的代表党的人物，他们构造着人民军队的灵魂，也在实际上控制着军队或军事指挥权。尤其是在以战斗英雄为群体的英雄传奇小说中，政委更具有改造、引领义军前进方向的重大意义。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进山整训就是以革命的理想和纪律重新改造这支草莽义军，否则单纯的战斗力是没有意义的;最关键的是,没有这种整训与改造,军队也被认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战斗力的（在样ban戏《杜鹃山》中就有表现）。
党的中心地位在于它被认为能够为自己所指挥的人民军队提供革命精神。在我军建立以来的革命历史的语境中，这是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也是其战斗力的最深刻源泉，它由精神力量转变为了物质力量——战斗力，是我军能战胜军事装备强于自己的敌人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这种观念是“前三十年”的“革命历史小说”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既是那一时期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本原因,也是反对军事个人主义的原因。正因如此,军队政治工作和政委的地位必然凸显。而1958年《红日》遭受批评理由就是它忽略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这样的变化真是意味深长，毕竟时代不一样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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