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媒体的总编们把主要的时间花在与记者编辑开会，讨论报道选题和采访上。而今天，总编们可能更多的是跟媒体的经营管理人员在开会，这是因为当代的媒体制造了一个新的社会环境：一个充满了购买欲的环境。
随着媒体商业化、集团化的蓬勃发展，跨媒体集团的形成，一家媒体集团的商业利益远远超出媒体本身的利益，任何行业发生的事情都可能会触及它的利益。比如，有影响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老板是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而通用电气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工业集团企业。在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上，通用集团的决策者们会直接或间接地为它下属的各类媒体设置报道基调和议程。在全球化、商业化的大潮里，新闻自由正在演变成少数大企业集团对全球主流媒体新闻流通的控制。作为民主保障的媒介手段正在演变成少数商业机构为了追求商业利润而损害全球民主化的手段。媒体集团目的是要制造一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商业利益驱动的大众文化和永远对商业化文化传播保持沉默和顺从的大众群体。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购买欲的社会环境里，新闻报道本身也成了广告和娱乐的囚犯。
北美大约有1800家日报、11000家杂志、2000家电视台、11000家广播电台、3000家出版社、7家电影制片厂。这听起来真是一个多元的媒介环境。十几年前，46家大公司控制着这些媒体中的大半，而今天，十几家大公司控制着半数以上的媒体。[ The Business of Journalism, Edited by William Serrin, The New Press, New York, 2000, P. 39]这些媒体包括迪斯尼、西屋电器、通用电气、道琼斯、赫斯特、纽哈斯、新闻集团和派拉蒙。这意味着十几个CEO控制着北美半数以上的媒体和这些媒体拥有的受众的大脑。这些媒体集团形成了一个对信息和新闻的中央权威，这个中央权威是由这些私营公司的CEO组成的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这意味着不仅全球的新闻传播，甚至当今整个人类的文化活动被几家娱乐广告公司或者称之为媒体公司所控制。从全球范围看，政府对信息和新闻的霸权正在被少数私人大公司的霸权所取代。
在当代社会，最大的政治力量可能要数对信息的控制和对新闻的检查。新闻检查压力通常来自这样几个方面：1)政府;2)媒体老板、总编;3)广告商;4)编辑记者个人。编辑记者个人的新闻检查来自他们对新闻的定义与价值判断标准。媒体对来自政府的新闻检查表现的是愤怒，而对来自商业机构的压力表现得更多的是合作。所谓对信息的控制就是通过为公众设置议程，决定公众去想什么和如何去想。通过对现代传播渠道、技术的控制，通过拥有庞大的广告和娱乐帝国，大公司的老板们和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把他们想要公众关注的议程每天进行不停地轰炸。
在早期的西方民主社会，公民们聚集在市中心广场。广场上的表达自由应该是平等的，因为在那个没有传播技术的时代，人们仅需要自己的嗓子大声呼喊。新闻自由的一个初衷就是为弱势群体呼喊、帮助无声的人发出声音来。而全球化今天的新闻言论表达需要全球化的传播技术、工具，如卫星电视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庞大的报业集团网络和网站。惟有财大气粗的媒体大亨方能实现全球化时代的言论自由表达和新闻的自由传播。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许多中国精英梦寐以求的，并每时每刻都在为之奔走呐喊的。其中最能体现美国民主的是美国总统或议员的选举。但是，任何一个美国人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候选人，他首先要得到商业大公司的巨额捐款支持，以购买广播电视里的政治广告时间和宣讲时间。政治家们又与媒体大公司的老板和有政治倾向性的电视主持人联合制造所需要的舆论。结果，某些媒体人变成了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政治权力拥有者和操纵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著名栏目《60分钟》不得不向烟草巨头压力低头，把已经制作好的揭丑报道搁置起来;CNN迫于政府的压力，收回揭露美军在越战中使用毒气的报道。新闻自由意味着媒体应拥有诚实和勇敢的记者。
几十年前，《纽约时报》勇敢地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华盛顿邮报》勇敢地揭露了水门丑闻。而今天，在爱国主义、国家安全的旗子下，美国记者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危机等事件中，再也表现不出越战期间的那种新闻自由精神了。因此，全球化时代的舆论监督应该有新的内容，监督对象应该包括社区领袖，这些社区领袖包括政府官员和公民领袖。具体包括：政府官员、国有和私营大公司的负责人、非政府组织官员、国际组织官员、基金会领导人、国有和民营的研究院所负责人，而后几种人常常被媒体忽视。这些人影响社区的世界观、公共智慧和历史观点。这些人有煽动公民参与政治的能力，他们在起着领导人的作用。
媒体大公司是如何控制新闻流通的呢?大公司的老板任命CEO，CEO接着任命媒体集团的总裁，总裁再接着任命具体媒体的总编，总编再接着任命具体部门、版面、栏目、节目的主编、执行制片人，主编或制片人再接着雇用所需要的编辑记者。所有这层层人马的雇用解雇都必须满足集团大老板和CEO的意思。接下来，这层层人马在采编制作策划新闻报道节目选题的时候，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最终都要符合最高层的意识形态和一切为了商业利益的原则。因此，越来越多的媒体被越来越少的大公司所控制，意味着这些大公司的CEO、主席、总裁们控制着新闻的议程设置和新闻的自由流通，而不是下面的编辑记者。
这从某种意义上看，公司新闻学正在取代公正新闻学：少数媒体控制着全球公众的信息准入、控制着全球公众的眼球关注点和大脑思考方向。少数媒体不经公众许可、不付公众任何费用，利用公众资源和公共空间——空中电波, 为了赚钱的目的, 向公众宣传他们的商品。一个7岁的小孩一年平均要被动地观看2万条商业广告;据统计，美国一个小孩每年平均在学校上课的时间是900小时，而每年看电视的时间却高达1500小时。在你的孩子初中还没有毕业时，他或她已经在电视上目睹了1万起凶杀。[ The Business of Journalism, Edited by William Serrin, The New Press, New York, 2000, P. 39]媒体就是通过这种不停地宣传暴力、犯罪，不停地向受众播发广告、销售它们的产品。
综上所述，媒体的商业价值正在取代传统的新闻价值。媒体的商业价值正在成为主编们和制片人们策划选题的标准。那些与商人和股市相关联的商业价值，正在成为记者们取舍新闻的判断价值。今天的记者出名不是因为他们能像斯诺或范长江那样，以他们扎实深入的采访写作而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赢得了人民的赞誉，而是因为这位记者或主持人采访了显耀的名人或偷拍到了独家的名人秘闻或丑闻而闻名天下。
在当前中国媒体上，任何一位脚踏实地长时间在科学或医学第一线报道科学或医学新闻的记者在名气上可能永远不会有一位热衷于炒作名人秘闻或丑闻的“娱记”名气大或挣钱多。媒体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是，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同时也降低了其道德标准。记者成了公司挣钱鸟笼里的小鸟。这只小鸟的产品与受众调查公司或媒介市场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总是保持一致。新闻作品不再是一种培养叙述大师的艺术，人们忘记了海明威、司马迁、唐玄奘、斯诺、范长江在写作时，不曾有受众调查公司在引导他们、约束他们。人们不再相信优秀新闻作品的力量来自优秀的写作、深入的采访和一个动人的故事。新闻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再由专业新闻工制定，而是由媒介市场调查公司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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