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被称为“即兴创作的新闻”，通过谣言人们在一个不明朗的情境中评论自己周围的事件。缺乏直接或个人知识的普通人，依靠传闻来理解新的现象，合理化他们对谣言的信任，相信“无风不起浪”。与普通人相比，精英阶层如商人、政治家和研究者则往往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参与谣言传播。政治因素通常助长了未经证实的说法，比如中国将囚犯送到海外做劳工这类事情。
从2000年代后期，全球都在流传这个谣言。2010年，五大洲的报纸通过披露一些耸人听闻但未经证实的关于中国输出囚犯的指控，将这些传闻升级为“事实”。战略研究专家、印度政府顾问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一篇文章里发表了一系列指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有问题的断言。他的指责含有“阴谋论”色彩，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国有企业，甚至包括某些华人群体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互相勾结，将大量中国囚犯秘密送到国外去做劳工。
中国劳工与囚犯
中国囚犯在非洲的传闻最早获得少量国际传播是在1991年，负责人权问题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Roberta Cohen)呼吁，美国应该拒绝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说她几年前曾经“获悉”：受雇于中国江苏建设公司去贝宁修建公路的工人中，有75%是囚犯。她没有详细说明消息的来源，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纸质和网络媒体登载的关于中国囚犯的传闻出现在至少过半的非洲国家，以及南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中亚(塔吉克斯坦)、加勒比海地区(安提瓜、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和多米尼加)和中东地区(迪拜)。据说在非洲的中国囚犯要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与叛乱分子作战，修建输油管道，守卫在苏丹的石油设施，给马拉维和加蓬建议会大楼，在赞比亚采矿和建发电站，在津巴布韦的公路和种植园做苦工，在莱索托的台湾人开的私人工厂里做纺织服装工人，在卢旺达的水泥厂做奴工，在尼日利亚做建筑工人甚至是“外国专家”，在埃塞俄比亚建高架桥，在毛里塔尼亚和刚果建医院、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在肯尼亚修高速公路、建国防部大楼，在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马里、塞内加尔、多哥、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的建筑公司工作，在加纳、坦桑尼亚、摩洛哥、利比里亚修建体育馆，在安哥拉和尼日尔修建炼油厂，甚至还有的在喀麦隆卖甜甜圈。媒体和网络中有关中国囚犯在发展中国家的消息大多是来自在这些国家的西方游客和外派人员。少数媒体称消息来源于这些国家的永久居民。还有少部分消息来自传说中的囚犯工作或居住地方附近的人。
这些“见证人”大多都是根据所谓的目击来推断的，他们目击到中国人具有某些所谓囚犯特征，比如长时间重体力劳动。举个例子，苏丹要在18个月之内修建一条1500公里的输油管，一个中国工人要在酷热底下一天工作14小时，就推论出他们可能是囚犯劳工。
这些谣言设定了中国囚犯来到发展中国家的三种方式。有的说犯人们可选择在海外度过刑期;有的说一些前科犯被假释来到发展中国家;而大多数说法是说犯人们被强制送来做劳工。一位人类学家在纳米比亚则听说犯人们选择在那里服刑。
谣言的地方性
在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关于中国囚犯的地方传闻之所以出现，部分是因为工作和生活习惯方面的差异。紧张的工作节奏、纪律、中国工人的集体生活方式都引得人们想象他们是囚犯。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人和工程师来建造坦赞铁路时，纪律在中国人看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外国人眼里，中国雇员还是有着超乎寻常的工作节奏。一位瑞士人类学家听说了在非洲两个国家的中国囚犯的传闻后，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工人超常的工作效率”。一位中国工程师回忆在安哥拉，非洲人不断劝他采用“安哥拉时间”，因为按他的时间表是不现实的。他回答说一个中国公司两年之内就在那里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高楼，而旁边一座非中国人建的大厦十年都没建好。
一个爱尔兰记者说，典型的中国人在非洲的居住习惯“会使人对这些新移民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安哥拉流行着一种说法，中国将囚犯派过来在公路上施工”。许多中国人合住在一个屋里，自己做自己的家务。本地人常常难以想象外国专业人员会那样居住，因此猜想他们是囚犯。
谣言传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当地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缺乏直接的认识。对于一些靠劳动力市场生存的本地人，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率是令人费解的，甚至带有竞争性的威胁，因此有这些谣言可以“使他们心安理得，没那么大压力”。
谣言的跨地区和全球传播
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海外行为持负面态度。在2007年的一次民调中，一半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对美国国家利益会形成很大或较大的威胁。2008年西欧的民调也显示，多数人认为中国对于全球稳定是一个巨大威胁。对中国和中国人在海外行为的负面态度，使西方人产生了一个对谣言“有偏见的吸收”的倾向：反华情绪使他们容易相信这些谣言，相信谣言又加强了这种反华情绪。
尽管*缺少证据，对中国在世界上的行为持负面评价的人，仍然倾向于相信中国的确是输出了囚犯，他们用一种三段论式的推理逻辑：中国在世界上做坏事;输送囚犯到发展中国家是一件坏事，因此断言中国输出了囚犯的说法是可信的。
对谣言的相信使谣言更容易传播。同样，涉及某种危险性的、使人有紧张感的谣言也令其更容易传播，例如说一个杀人犯(或外国犯人)逍遥法外。中国囚犯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谣言所引起的不安，跟他们的存在可能带来的犯罪行为有关，也与他们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超强竞争力有关。因此，谣言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工人和雇佣他们的中国公司都具有某种不合法性，而他们的存在是政府间的一个阴谋。谣言所赋予他们的威胁加强了谣言的全球传播，尽管有时传播者意识到他们其实是没有根据的。在非洲，网络并不普及，上网也价格不菲，精英阶层以及与西方有关系的人更容易上网，使谣言在网络上的跨地区传播更为便捷。
谣言的政治性
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对中国囚犯谣言的传播也有影响。西方媒体经常引用赞比亚曾经的反对党爱国阵线(PF)领袖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的话。在他领导的一次反华运动中，他声称“赞比亚已经变成一个劳动力集中营了。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良心犯”。一些学者依据媒体的报道，也附和萨塔的观点。
在赞比亚，谣言也使人们指责赞比亚当时的执政党MMD(Multi-Party Democracy)。一位在以色列的赞比亚人在赞比亚报纸网站上发帖说：“奇利拉邦布韦市Kamenza镇充斥着中国人。仅仅在奇利拉邦布韦就有约500名中国人……他们并不是像MMD所说的那么有素质和技术。
事实上，有人说他们其实在中国是囚犯。他们来赞比亚是为了服刑。而现在，又有印度人成群地出现在Kamenza镇了……萨塔先生是对的。”
我们去奇利拉邦布韦市采访了驻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他们来自安徽一家矿业公司，给赞比亚的两个铜矿公司(一家中资、一家是英国/印度公司)提供专业打井服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传说中的情况不尽相同：他们成群地上下班，七八个人共住一个民房(有几个房间)。但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他们是囚犯。
2007年，在赞比亚议会里曾有一个部长被质问是否有中国囚犯在中国有色金属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工作。2010年，议会里同样有关于中国送犯人来赞比亚服刑的质疑。两次质疑都是由戚辛巴•卡姆威利(Chishimba Kambwili)提出的，他是卢安夏(Luanshya)的一名爱国阵线议员，卢安夏镇现在也是另一个中资铜矿的所在地。任何关心赞比亚政治的人都知道，提出“中国向赞比亚输送囚犯”的议题，都是想要使当时的执政党难堪，而当时的执政党既是“亲中”的，又是“亲西方”的。
关于中国囚犯的问题也成了斯里兰卡的一个政治议题。主要的反对党——新自由主义的联合国家党(UNP)声称，在2009年，在Mahinda Rajapaksa总统的家乡汉班托塔(Hambantota)南亚最大的港口建设工程中，有400名无技术或半技术的中国囚犯。这项耗资上十亿美元的工程，是2008年由中国海湾建设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承建的，85%的资金都是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UNP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使斯里兰卡变成一个殖民地，斯里兰卡有25000名中国囚犯(其中2042名在汉班托塔)，而之所以有中国工程的存在则是因为官员的腐败。一位UNP的议员说有“超过十万”在斯里兰卡工作的中国人是囚犯，他们再也不会回中国了。这个传言也被一个在印度的泰米尔民族党派进一步传播，他们抱怨斯里兰卡政府将在斯里兰卡内战中被损毁的泰米尔地区的重建合同给了中国人，而不是泰米尔人自己。他们也宣称囚犯只是中国情报单位的一个幌子。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关于中国囚犯的谣言也带有处心积虑的经济目的，这和本地建筑公司与中国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有关。斯里兰卡一家著名的本地建筑商，以及肯尼亚建筑行业龙头公司的CEO都提出了对中国公司的指控。纳米比亚一家本地建筑公司的老板说：“我们很难从政府那里接到活，而中国却用集装箱运来一船一船的囚犯到公共工程工作。”
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州长曾计划把该州的罪犯输出到墨西哥监狱，墨西哥的回应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义务接收未在自己境内犯罪的罪犯。事实上，输出的罪犯基本上很难秘密地入境，因为很少有政府愿意冒政治和安全的风险。
然而，美国政府却散布了关于中国输出囚犯劳工的谣言。2010年，美国国务院关于人口贩卖的一份报告指出：“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赞比亚铜带省地区的中国或印度所有的矿井里工作，他们被矿业公司剥削，被强制劳役。工作时间之外，一些中国矿工被限制在有守卫的居住区里，四面混凝土高墙围绕，墙顶上还布满了通电的带刺铁丝网。”
我们曾采访过赞比亚矿区的中国人。他们是有薪水、有技术的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他们住处的高墙和电网的功能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是为了防止入侵者。
传播中国输出囚犯劳工谣言的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比如囚犯逃跑的报告、囚犯避难申请、有中国人对外部承认或华人社区内部有人承认这个事实，或中国工人受到监工的体罚和严格监视等。然而，面对持久、广泛流传的谣言，只有少数观察者还保持着怀疑。
谣言是很难破除的，在网络时代更难。而破除谣言的努力可能是“弄巧成拙”，反倒增强了人们对谣言的相信。谣言作为一种政治“信息”来源，如果在一种不透明的政治文化中产生，更容易被人相信。
因此，即使中国政府否认曾输出囚犯，如1991年和2010年都有否认，但这种否认得不到接受，只被当做是“宣传”而已，谣言也就继续存在下去。中国政府可能基本上是在已有的国际秩序下做事，与其他大国妥协，但因为中国还保有的一些政治差异，也因为中国的崛起，西方政治力量及其盟友视中国为具有竞争性的异类。
关于中国囚犯在海外的这个“都市传奇”，诸多国际主流媒体放弃了职业素养，未加质疑地接受、毫无节制地传播。谣言就像一个鬼影，实质上根本不存在，除了相信它的人会假定它存在以外。可能，不是所有囚犯都被关在高墙和电网里面，有些人是坐在编辑的书桌前，做他们自己意识形态偏见的囚徒。
国家领导人形象是政府形象的人格化，通过国际舆论的传播也可以投射出国家形象。那么，当前国际舆论是如何呈现中国领导人形象的，我们又可以怎样改进领导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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