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网友发的截图，是《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三二八期张爱萍的儿子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张爱萍对毛主席的回忆。
这里主要讲了三件事，其中有一件是庐山会议，这个问题太大，无法在一篇文章中写清楚三个问题，关于庐山会议，笔者后续会以连载的形式发出。本文讨论张爱萍所说的另外两件事。
该文写道：
【父亲说:“解放后，还是在华东时，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就有人跟着跑，党内生活就不正常了。我回来跟陈老总说起，陈严肃地说，这种话不好瞎说的喔!不辩真伪，不讲真理，而是依附一种势力，仰人鼻息，无原则的歌功颂德，我做不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做人的节操，何况是一个革命者。但个人又能怎样呢?不愿意依附，唯一的只能是埋头于工作，不看，不听，不参与，除了工作关系外，我没有私人间的往来，因为我厌恶党内那些拉拉扯扯的现象。我有时也会发泄一下，所以叶帅送给我一个绰号:带刺!”
“关于粟裕同志的问题。当时是突然通知的，在游泳池。我们(指当时总参的几个领导人)到了后就等在那里。毛起来，穿上件睡衣，说找你们来，是要谈谈粟裕的问题。……大家都没有说话。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我想起瓦窑堡时自己打了败仗去见他的情景，这次，怎么也接受不了。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该部分阐述了两个问题：
1、一言堂；
2、毛主席穿睡衣与同志谈话——“做派”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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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言堂，张爱萍说是在来京开会期间感受到的。我们无法判断张爱萍参会的是否有毛主席参加，是否在说毛主席“一言堂”。但这篇文章就是张爱萍回忆毛主席的，所以大概率是说毛主席搞“一言堂”。
张爱萍的这套说辞，与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出一辙，该决议说：
【这个期间（1956-1966，井冈山观心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笔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完全实事求是吗？之一》来考证毛主席到底是不是有“个人专断作风”。笔者在该文中用事实回答了毛主席是否有“个人专断作风”。其中一件事：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61年）3月13日上午八时，为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致信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以及三北会议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毛主席在这封信里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
这“两个平均主义”是上文所说的“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当时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大队下面有多个生产队（小队），大队可以在生产队（小队）之间进行物资无偿调拨。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挫伤了富队的积极性——我生产的多，却被大队给拿走平均给其他生产队（小队）了。
这个平均主义，毛主席是反对的，希望以生产队（小队）为核算单位，这样大队就无法在生产队（小队）之间无偿调拨了，各队的积极性就不会被挫伤了。
毛主席严厉批评2天后，在广州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根据《毛泽东传》：
从（1961年）十五日开始，两会合一（广州会议——井冈山观心注），重新编组。各组主要围绕公社体制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是食堂、供给制问题，意见很不一致。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特别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即使毛主席那么严厉的批评平均主义，但他的“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仍然不被大家所赞成，在会议上没有被通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要以大队为核算单位。
随后通过的“六十条”就是证明。
根据《毛泽东年谱》：
（1961年）3月22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广州会议——井冈山观心注），会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
通过的“六十条”没有采纳3月15日毛主席“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是采纳了大多数人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毛泽东传》有专门记载：
“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关于人民公社三级的名称，过去各地很不统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那一级，有的叫管理区，有的叫生产大队，有的叫生产队，从“六十条”起，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从这次会议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有没有“个人专断”？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是服从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这个由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毛泽东传》记载：
“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行得通行不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众中去征求意见，放到实践中去检验。这是毛泽东历来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这是不是“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相信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判断。
还有，哪怕包括邓小平写信给毛主席要求解决自己的家事，毛主席也是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笔者自己在《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查找，没有发现。笔者也许会有疏漏，请读者自己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中查找，如果需要电子版，笔者可以提供。
至于张爱萍说的“来北京开过几次会，我就看出来了，因为是一言堂”，在不是毛主席主持的会议上，是否有人大搞“一言堂”，那笔者就不得而知了。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
而且，“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进了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取消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条款。
“个人专断”是否敢让人民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请读者自己做出判断。
退一万步讲，如果毛主席真的是“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包括张爱萍在内的其他人为什么不能提出反对意见呢？如果认为毛主席错了而不去抵制，那就是违反了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党章上清楚地写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
如果认为毛主席是对的而赞成毛主席，还能谈得上毛主席“个人专断”、“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吗？请读者自己去判断。
无论张爱萍所说的“一言堂”指的是谁，但到底毛主席是不是“一言堂”，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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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主席穿睡衣与同志谈话——“做派”变了，这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了。
好在还有历史记录。
根据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巴莱托的中国门徒们也许要嫌他粗鲁的吧。我记得有一天我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不过话得说回来，巴莱托要是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可能也非搜寻一下不可。但我可以断定，巴莱托决不会当着红军大学校长的面松下裤子的——我有一次访问林彪的时候，毛泽东却这样做过。小小的窑洞里非常热。毛泽东把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他随便的习惯和他完全不在乎个人外表这一点相一致，虽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斯诺在他的全球轰动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了他亲眼所见的两件事：
第一件，毛主席在保安（即志丹县）与斯诺谈话时，当着斯诺的面“松下了裤带，搜寻着什么寄生物”——抓虱子。
第二件，在保安（即志丹县）与林彪谈话时，毛主席嫌窑洞热，“身子向床上一躺，脱下了裤子，向着壁上的军用地图，仔细研究了二十分钟——偶然只有林彪插口问他一些日期和人名，而毛泽东都是一概知道的”。
早在红军到陕北不久，尚在国民党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危难时局，毛主席就有了当着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面松裤带抓虱子，就有了躺倒床上脱裤子看地图与林彪谈话的“粗鲁”。当然“他完全有条件可以打扮得同巧克力糖果匣上的将军和《中国名人录》中的政治家照片一样”。
张爱萍作为一名高级将领、高级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红星照耀中国》，不可能不知道这里的情节。至少，他在延安时期不可能不知道毛主席的“粗鲁”。
那为什么张爱萍后来又对他儿子说“在这样的场合，以这样的口气，谈这样的问题，这做派我真不能习惯”呢？
——不得而知。
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给出自己的答案吧。
还有两张有意思的照片，也能看到毛主席的“做派”，到底是不是张爱萍对他儿子说的“回来我就跟你妈妈讲了，有变化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这是1954年10月，毛主席与程潜等人在长陵大殿休息。大家能想象得到这是新中国的主席、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吗？试问，能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在堂堂广众之下躺在地上的？
这是1959呢6月24日，毛主席在湘江游泳后，登上橘子洲头，两脚泥巴与农家小孩逗趣。
两脚大泥巴，睡衣上也是泥巴，这不就是活脱脱的农民群众吗？这又是什么“做派”？
相信读者朋友们会有自己的答案。
补充几个毛主席穿睡衣活动的情景。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史向生回忆：
【（1958年）8月6日早晨，接到了省委电话，让我连夜赶回郑州，向主席作汇报。我立即骑上骡子，到遂平县搭火车，当夜赶回郑州。到郑州时已是深夜，车站接我的同志将我领到主席的专列上，吴芝圃等省委几位书记早已等候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主席等我到半夜，现已被叶子龙等随行人员劝说去睡觉了。……凌晨4点左右，主席醒了，他听说我等在那里，立即穿了睡衣出来。主席见到我，仿佛遇到了老朋友，高兴地说：
‘正等着你呢，想听你讲讲嵖岈山的情况。’】
《毛泽东大传》：
【（1955年）3月9日下午，毛泽东到畅观楼班禅额尔德尼住地为其返藏送行，在座的有汪锋、计晋美等人。
......3月12日早晨，毛泽东连续工作了一个通宵，正准备躺下休息，听说达赖马上就要离京了，立即吩咐备车。仓促之间，他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车直奔东交民巷为达赖送行，与达赖握手告别。】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陈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症去世。他在井冈山时期就同毛泽东密切共事，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平常的友谊。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节。寒风凛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点，就使人感到肌肤僵冻。就在陈毅的追悼会举行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要去出席。这个举动，谁都没有想到。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一月十日午饭后，照例，主席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我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他显得那么烦躁，我们不敢多问什么，做完事就离开了他的房间。过了一阵，他突然问我：‘现在是什么时间？’我告诉他：‘现在是一点半。’他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主席这个突然决定我一点都没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说要参加追悼会，我就赶紧地通知调汽车，又通知了汪东兴等领导同志。
这时，主席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我们拿着他平时出门见客时总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给他换上，他说：‘不要换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们给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裤子时，他便不让穿了。弄得我、吴旭君都感到无所适从。主席只穿着薄毛裤出门，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气我们是很了解的，有时候他要做的事情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动员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只好在外面给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苏联政府送给他的那辆‘吉斯’牌轿车，沿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顺便介绍一下张爱萍的两个儿子，根据百度百科：
【张翔，中将、第二炮兵原副司令员。
张翔的父亲是张爱萍】
【张胜，四川达县人，著名将领张爱萍之子，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代表作品有《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张爱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也还是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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