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幅员辽阔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其内政与外交，亦即国家发展方向、道路选择最终由谁来决定，才是关乎于国家存亡、社会发展、人民幸福与否的最为关键问题。无论是过去中共夺取政权、进行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建国后的某些极端错误思想占主导时期，中国在此一问题上都有过错误的选择，而所致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甚至于是灾难性的结局。
对于中共来说，在其发展、成长道路上，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着决定转变意义的作用。说它是非常关键、影响深远确不为过。
张闻天曾经这样评价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主义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
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在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对于遵义会议，他写了一段很生动、很让人回味的话：
“遵义会议以后，一切都变了。这是分水岭——毛泽东牢牢掌握了领导权，而且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宣布独立于莫斯科的指挥棒。……”
确实，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道路遭遇严重挫折，红军接连的失败，由此而导致的中国革命火种几遭毁灭，应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追根朔源，却是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所致使。当时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先是推行极左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一旦迭遭挫折失败，又转而发展为右倾逃跑主义。那些自以为吃过几天洋面包、会背诵一些马列词条就能指导革命实践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凡对他们的主张表示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就一律扣上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的大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对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严重破坏了党的政策和原则，造成党内恐慌、动摇和社会不安定的严重后果，也从而为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当时他们的排斥、打击与斗争对象首先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同志坚持是以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此与他们不动脑子，不从实际作考虑，不进行周密调查研究而只会照搬国外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行为截然相反，完全不能作调和。毛泽东同志是最先发现和意识到这种错误做法对革命的危害性，但处于当时的实际，处于更多同志还不觉悟的时候，虽是毛泽东同志一直与这样的教条主义错误作斗争，但直到遵义会议才取得了胜利结果。
一度，毛泽东曾陷入完全被孤立的地步。许多人因为有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为了不牵连或是少牵连别人，毛泽东也很少同别人接触、谈话。后来(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接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毛泽东谈起他这段异常艰难的处境时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有人也许会说，以毛泽东那样的伟大与远见卓识，为什么还要到遵义时才解决教条主义与党内宗派主义问题?才解决党的正确领导问题?如果提前解决，为此付出的损失岂不是要减轻许多?
吴黎平在一篇《永远铭记毛主席关于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教导》文章中说得十分深刻，文中这样谈及：
在延安时，我问毛主席：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能否早些进行呢？毛主席说：“怕不能。因为事物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错误有一个暴露的过程。如果早一二年，譬如说，五次反‘围剿’初期，虽然我已经看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他们还能迷惑不少干部和部分群众。如果那时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那么党内会发生分裂。首先必须照顾革命大局。只有经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第一阶段的严重损失的反面教育，绝大多数干部的认识提高了，认识一致了，在这样的条件下，遵义会议就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所以说，各种客观因素都实际具备的情况下，毛主席重新领导红军就为遵义会议的巨大成果作出完美的诠释。
从遵义会议之前党的实际领导以及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与“左”倾机会主义盛行的具体情况看，就是中国的事情却要依靠外人的指手划脚指导，因为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教条，才使得中国革命几乎遭遇覆灭危机。长征之始有湘江血战，这一仗对中央红军来说几乎是全军覆灭的危机，几万忠勇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一江流水。但却不能忽视的是，正是由于湘江之战，导致此前红军作战缴获的一台大功率收发报机的丢失。使得苏联依靠空中信号遥控指挥中国境内作战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中共也才能真正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战略步骤以及正确选择最适合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领导问题。对此，美国人索尔兹伯里评价这是分水岭。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中共依然不能自主决定战略发展与领导问题，那么，此后的革命道路会作怎样的发展?真的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遵义会议之后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事情，必须依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但毛泽东之后，中国社会被接轨以来，这种情况又发生了改变。
以所谓“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为名的“特别是”之路，其实又是完全移植与照搬了国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说，处于武装夺取政权时期，中共最大的任务是作战问题;而处于建立政权以后，就无疑转变为国内建设方面了。但同样，无论处理怎样的问题，都要以自己国家与民族利益为重，都要由中国人自己处理。而不是受境外阴谋势力指使、由国内普世接鬼精蝇实际操作。我们说，若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以中国国家利益为重，以中国十几亿人民利益为重，都决不能重犯此前的错误。
但我们不幸而看到，由资改当权派主使的对外接鬼，普世发展，又是完全演绎了洋奴哲学横行、爬行主义肆虐的现实一幕。“特别是”以来，由于国内汉奸大量滋生，卖国主义成风，中国重新沦为政治附庸化、经济殖民化、文化自矮化，外交、军事领域的投降化与屈辱化的严峻事实。当初清算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错误的遵义会议有毛泽东同志不负众望的站了出来。但今日再要清算洋奴主义与绥靖主义错误，清算国内客观存在的汉奸、第五纵队势力卖国罪行，又该依靠谁的力量?
随着“特别是”社会不断凸显的各种大量社会矛盾，随着处理对外争议问题的韬晦、绥靖政策而导致国家利益逐渐丧失，更多人们正在逐渐认识所谓普世精蝇的虚伪与无耻嘴脸。他们几十年一直蛊惑的那一套“普世、接鬼”也早已不得人心，也早已为更多人们所逐渐识破。在这样时候，是否又为新的“遵义会议”的再次召开又创造了客观条件?
但是，区别于以前的是，因为一己私欲作祟，认定一条道走到黑的“资改”“普世”“接鬼”精蝇，他们外有洋主子的支持，内有巨大行政、军事权力掌控，他们与中共夺取政权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在于，那时的犯错误者只不过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错误，但其内心初衷还是想把事情办好的，还是要促使革命早日成功的。但今天，我们以上所讲的“特别是”以后重新照搬资本主义发展路线的精蝇，他们的所作所为准确来讲已不是什么错误那样的轻描淡写，而是明知是错依然还要坚持的这样一种悖行。他们中有人非但早已不信了社会主义，不信了马列主义，更几十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妖魔化毛泽东、阴谋化非毛、反毛，他们的目的就是最大化个人以及家族势力的一己私欲，而为达到此一目的，非但信仰早已抛弃，更危险还在于蓄意配合国外阴谋势力对中国的解体、对中共的颠覆、对中国人民的灭绝阴谋。
此前许多人预料，如果中国真的不该被灭，如果中共还有再次凤凰盘涅、浴火重生的希望，如果中国人民还不想听任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无论普世精蝇怎样的疯狂压制，怎样的倒行逆施，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就一定还将召开。只是，其形式会有别于1935年的那一次。
当人民实在感觉无法再寄托于谁的力量，不想听任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又不忍再等待的时候，人民就要自我选择站出来!
这虽是许多人实在不愿意看到的，但却是不以任何人为意志而发生转移的客观社会规律。
无论是此前中共武装力量建设时期还是后来普世接鬼论调猖行时期，1935年红军遭遇的惨重失败和“特别是”以后普世精蝇所谓“发展、强大、崛起”以及对外“负责任”对内行侵剥，都无可置否的证明了：中国的道路还是要靠自己选择来走!而此时，迫切到了改变发展路径的时候了。
无可否认，此次会议为人们带来新的憧憬与期望。而今天，历经“特别是”几十年的所谓发展，促使社会发生变革的各种条件也已趋向成熟，当年遵义会议召开的各种客观条件也均已符合。如何确定发展路线，既是对新一代领导人的严峻考验，更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诉求、利益诉求能否被重视采纳的现实检验。
但还必须指出，人民的等待与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当中国人民的命运被别人所决定、所设计的道路所致而无法再走下去的时候，就必然要由人民自己来重新作出选择。
所以，人民将会对于2012之后的中国分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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