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建设，改造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搬上新楼，一方面是居住环境的改善，而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让许多农民对今后生活心中没底，甚至怀有深深的恐惧。这里是圆明园附近的一处城中村，经过多年的拆迁，现在村里的人家是越来越少，而对原来憧憬的搬迁上楼，现在的村民已失去了原来的热情。村民：“那不等于勒脖子一样吗？你没钱，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来养楼呀。”（记者：你愿意上楼吗？）村民蔡先生：“不愿意，我实实在在的不愿意。”（记者：为什么？）“要交物业费、交暖气费等等的，这些咱们都承受不了。”蔡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帐，现在他一家人虽然不种地了，但家里房子不少，每个月怎么着也有3000元的租房费，维持生活没有问题，老两口当了一辈子农民，找工作没人要，又没了收入，即使拆迁给的钱再多，也是坐吃山空。93年拿了60万元拆迁款就上楼的陈大姐对此可算是深有体会。拆迁上楼居民陈大姐：“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现在是靠孩子上班给点饭钱。”显然，拆迁上楼的农民最担心的就是今后的生活没有来源，因此，所有的搬迁户把跟拆迁单位多要钱当成自己未来生活找依靠的最后一招，结果拆迁难、纠纷多成为城中村改造的通病。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开始尝试村民以宅基地入股的改造模式，谢良兵就是整个过程的见证者之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谢良兵：“房子的补偿之外，他们还可以或别的一些利益，改造完之后他们会有一些酒店、商业、公共设施，那么村民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利益。”也有专家认为，深圳宅基地入股方式目前只是个尝试，最终村民的股份回报到底有多少、能否落实还有待观察。农民不愿意上楼的根本还在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随着土地大面的减少，农民的自保功能大幅衰退，如果每年花2000亿解决城镇基本医疗保障，再花1000亿解决农村比较低水平的保障体系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我想农民的基本保障能够解决。”（2006年11月23日北京电视台《首都经济报道》）
显然，这已经不是一条消息，而是一个小专题，涉及到了几个层面。而如此设计，也是根据当前北京广泛存在的近郊区农地征用现象而为的。
巧合的是，也是在当天，同一个频道的《城市》播出了名为“廉价的身份”的节目，内容说的同样说农民不愿意接受通过拆迁补偿而转变为市民的事情。
实际上，《城市》的这一期节目，已经说短短几个月以来第三次涉及到农转非问题了。前两期节目期间，都相隔了一段时间。而每当一期有关农转非的节目播出后，就会接到大量的观众电话，反映自己在农转非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类麻烦、纠葛、冲突、矛盾等等，密度之大，让节目组不得不考虑继续追加力量对于这个现象继续进行调查报道。
现在的电视节目，都是靠着收视率定生死。收视率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节目的经费、操的收入乃至整个节目的去留。而收视率的核定，是依据电视收视调查公司在北京各处安排的调查样本的收视状况，这种收视状况的调查，是调查公司安装人群分布状况而在不同的人家的电视机上安装机顶盒，通过这个装置随时将电视机所观看频道的数据反馈给调查公司。
而调查公司将这种数据有偿提供给电视台各个栏目。很多栏目就是由于末位淘汰制的实行而永远销声匿迹。因此，电视圈里把收视率当作是万恶之源，其含义之中也有依靠收视率这种看上去很市场化的标尺，最终会让媒体对公众的偏好亦步亦趋，完全失去了引导功能，沦为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附庸。
如此，问题就会出现了。
现在的收视调查公司到底依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人群分布？由于这涉及到各个电视节目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调查公司不会公布具体的机顶盒分布情况。但是从各个电视节目旷日持久的播出效果中可以归结出，这种人群分布主要都分布在城市人口当中。这种分布就直接导致了很奇特而令很多人匪夷所思的现象：电视节目对于占总人口60％的农民竟然毫无眷顾，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地方，由于原本就是个都市电视台，占人口约四分之一的农民就显得更加无人问津了。
这也是中国的电视节目中很少有为农民制作的内容的重要原因。
因此，这两档节目不约而同地做了这样的题材，也很凑巧。
《城市》节目中所透露出来的农转非的状况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很多农转非了的人，现在都不得不依靠拣破烂为生，看着那一大群老年人聚集在蚊蝇乱舞的垃圾堆里挑来拣去，不禁自问：这就他们所要的市民身份的全部含义？那些老年人含着眼泪诉说着他们只能靠在菜市场拣点菜叶子来做饭充饥根本不吃肉，这就是城市带给他们的生活品质的升迁？他们平静得令人生畏地讲到无论是小病还是大病都只能忍、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医疗费用，这就是我们平常惯常认为的他们所热衷的成为非农业户籍人口的结果？
最早那批农转非的人们，被强行收取了土地，被强行扒掉了住宅，给了区区几百块钱，住进楼房，失去了农作物的收成，失去了出租房屋的收入，失去了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劳作领域，变成了只能靠打短工谋生的城市新贫民。
而这个过程现在还在继续，并且变本加厉。
我们现在总是认为，建国之后用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工业化和独立自主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于是，现在应该弥补城市化的差距，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农民的非农化进度。在这种思路的驱使下，各地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地将农民从土地上驱赶出去，强行让他们摆脱农民身份，完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进到城镇当中。如今，很多地方甚至采用强制性的数量化规定，将转化农民的人数作为地方委府政绩的考量标准，演出着一幕幕家破人亡的悲剧。
更可怕的是，在城市化的旗号之下，那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官商更是丧尽天良地利用权力展开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农民新一轮的血腥掠夺。
韩俊所谓公权对私权、行政权对财产权的掠夺的看法，说到底应该说不同私权之间的实力完全不对称的较量，在公权力和行政权的名义下，强势利益集团将公共利益完全私有化，也就是将公权力私权利化，并借助公权力的法定暴力性质，侵害其他私权。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在被利益集团绑架和要挟下的国家（就是委府）的公共责任的众所周知的全面萎缩。这种萎缩的结果，不仅是农民遭遇到了必然的损害，城市居民也无处可逃。
由是，改革开放之初农转非对于农民的吸引力，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代替的却是，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坍塌覆没，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民的优势不再。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民的贫困化之后，也开始了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并迅即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让农转非的人们立即沦落到乞丐的境地。
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大规模下降，才使得原本已经几近赤贫的农民面对城市化时看到，如果失去土地，将会摇身一变为城市贫民，或者说，原本也许生活状况还能凑合的农民，一旦遇到城市化，就会迅速贫困下去。
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城市贫民的变迁，就这么与时俱进地纲举目张着。
如此，才产生了当今农民对于农转非的避犹不及，将城市化进程当作是洪水猛兽那般的噩梦。
这恐怕也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害怕城市化的现象。
想想这也很自然。如今，中国的贫富差距迅速扩大，财富以令全世界叹为观止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而将越来越多的人抛到边缘化垃圾化贫困化的境地，完成着国民自身的公地悲剧。
现实的情况是，每年用于公车的开支达到2000亿，公款出国考察的费用达到3000亿，2006年两会透露，25年来行政成本增长87倍，庞大的公务开支逐渐刚性化，成为所有社会演进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任何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的实施，只要需求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就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开辟新的财源的闹剧，就会形成新的劫掠，也缘此孕育了中国无官不贪机制和景象。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蛋，才造就了那种以农转非为表现形式的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中举世罕见的尴尬局面。
怎么样，无论什事，只要到了中国，马上就会变味儿。这城市化到了咱这么个染缸里，不也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家什，鼓捣着全国上下的动静，最终还不充其量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么？至于其他人嘛，死不死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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