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第五概念———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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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不是狂妄自大以至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面对茫然无际的宇宙和不可确知的未来,人们时常茫然无措——人类是深可悲悯的一族。如果确实存在无所不知的人,人类也许可以立即获得永久的解放。我们只要听命于他——因为他无所不知,他就会带领我们游向幸福的黄金彼岸。声称无所不知的人,声称掌握世界和人类发展最终规律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然而,人类鲜血淋漓的发展史一再证明,他们是骗子。当一个社会出现重大利益冲突时,无论经济学家无何测算,无论哲学家们如何导引,人们都不能确切地知道,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可以为人类带来最大的福祉。假如真的是上帝造就人类,那么人类也永远不可能掌握上帝的秘密。但是,人类不是上帝造的,上帝不知道人类的道路,人类自己知道。人类之所以迷失自己的道路,是因为声称无所不知的的领袖太多。
道路之争,是一个了不得之争。走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确立什么样的社会秩序,自古至今的政治斗争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唇来舌往并刀来枪往。
在人斗人的等级斗争中,阶级斗争历来是历史运动的巨大杠杆,而阶级斗争也是阶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不仅如此,一个阶级内部也有等级斗争,一个阶级内部的等级斗争也是不同等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不仅如此,一个政党内部也有等级斗争,一个政党内部的等级斗争也是不同等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不仅如此,一个政党的领袖之间也有等级斗争,一个政党的领袖之间的等级斗争也是不同等级在选择社会道路和社会秩序的斗争。
总之,一切政治斗争的核心都是路线斗争。
所以,历史上的皇朝更迭,人们在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不能只看里面的爱情故事,不能只看里面的侠肝义胆,也不能只看里面的忠奸变幻,要看到里面有对道路问题的深刻分歧,要看到里面对旧的制度和秩序的不同态度,也要看到里面对新的制度和秩序的不同认识。从中国历史看,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大战,但是太久远,人们熟悉的秦亡汉兴的斗争,刘邦项羽的斗争,《三国演义》里三国的斗争,五胡乱华的斗争,隋灭唐起的斗争,一直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这无非都是路线斗争,要就是否定某种制度和秩序的斗争,要不就是肯定某种制度和秩序的斗争。
所以,政治家,不管政治斗争的手段多么阴暗无耻,或者多么光明磊落,不管政治家的温文尔雅,品格高尚,还是专横暴戾,品格低下,目的只有一个,路线。没有路线问题,没有制度和秩序问题,更高的权力争夺将无从发端。简单地把政治家的斗争归结到争取更大的权力,那就把政治斗争庸俗化了。政治斗争里面政治家的动机不一定是他们所宣扬的那么高尚,也不一定是他们失败以后胜利者所污蔑的那么无耻。
老百姓看英雄闹剧,总结一句话,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你要是败了,你的路线也不对了,你的行为也不检点了,你的话语也没有水平了,连你教育儿子的方法也不对了,连你吃饭睡觉都没有一样好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立刻会成了资本家的走狗,一个民族主义者转眼之间就成了卖国贼。
对道路的选择,对制度和秩序的选择,应该是公民社会公民的首要的政治权利,不要借口群众是落后的,还要看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是有辩明是非的能力的。如果群众没有辩明是非的能力,随便什么党宣称自己是群众利益的化身,都是可以遭到怀疑的。群众不会面对一条通天大道,转过身子去跳向万丈深渊,人的天性是叫人逃离万丈深渊走向通天大道的。
道路、制度和秩序不是万能的,但是,先进的的文化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可能生根发芽,先进的生产力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能释放,广大群众的利益也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证。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不管你再多代表多少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毛,而制度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要代表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要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要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只有确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是什么口号,而也只有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才能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才能代表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然后才有什么先进性可以保持。
2
说起万恶的旧社会,需要好多“万恶”的词汇来描述,从小就接受的是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什么三座大山呀,什么阶级仇民族恨呀,什么背井离乡呀,什么妻离子散呀。回忆了一会感觉词汇不丰富,就在互联网上输入了“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了一下搜索,结果还真的搜索了不少关于“混乱的社会秩序”的文章帖子,可是没有一条是关于已经过去了的旧社会的,倒全是关于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新社会的。关于美国的有,关于俄国的有,关于伊拉克的有,关于中国的也更多。严肃的分析文章和帖子不多,“用心良苦”的民谣和顺口溜还真是不少,有些比社会学家总结的还要精彩。
其中不知道谁编了一串荒诞时世的顺口溜:
这年头,警察脾气特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越看越像流氓;流氓啥事都管,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越看越像警察。你能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
这年头,官员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这年头,明星时常犯贱,今天卖给他,明天卖给你,越看越像妓女;妓女时尚新潮,风情万种,楚楚动人,越看越像明星。你能分得清,谁是明星,谁是妓女吗?
这年头,导演生性风流,玩了这个,再玩那个,越看越像色狼;色狼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越看越像导演。你能分得清,谁是导演,谁是色狼吗?
这年头,学者专门溜须,上面说什么,他就阐述什么,越看越像屁精;屁精意气风发,苦心钻研拍马之道,越看越像学者。你能分得清,谁是学者,谁是屁精吗?
这年头,教授一心向钱,手里有什么,他就卖什么,越看越像商人;商人附庸风雅,脸上眼镜,身后书架,越看越像教授。你能分得清,谁是教授,谁是商人吗?
这年头,医生心黑手辣,只管赚钱,不顾人命,越看越像杀手;杀手精益求精,宛若庖丁解牛,娴熟自如,越看越像医生。你能分得清,谁是医生,谁是杀手吗?
这年头,流言飞遍天下,基本属实,极少掺假,越看越像新闻;新闻一屁俩谎,隐瞒真相,胡吹乱侃,越看越像流言。你能分得清,哪是流言,哪是新闻吗?
这年头,电影枯燥乏味,从头到尾都是宣传说教,越看越像政治广告;广告越拍越精,画面优美,引人入胜,越看越像艺术电影。你能分得清,哪是电影,哪是广告吗?
这年头,老板特别抠门,对员工锱铢必较,刻薄吝啬,越看越像乞丐;乞丐出手阔绰,山珍海味,广厦美轩,甚至还有小蜜,越看越像老板。你能分得清,谁是老板,谁是乞丐吗?
这些顺口溜说的都是社会的外在现象,却包含了社会的深层矛盾的激化。人的无限需要和这种需要的有限满足的矛盾被激化了,人的生存能力和人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被激化了,人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被激化了。这一切矛盾的激化都根源在于对社会道路的迷茫,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制度的落后,社会公正的缺失。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被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有它们自己的规律。人类世界的第一对矛盾是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第二对矛盾是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的矛盾,第三对矛盾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这些主要矛盾的发展轨迹就是社会的道路。一条好的社会道路能适应社会矛盾在运动中的发展,能使人的有限满足相应人的无限需要,能使人的生存关系相应人的生存能力,能使人的生活前提相应生活内容。
世有不轨,群情激奋,下情上达,上令禁之,有禁不止,于是再令,有令不行,于是重申。三令五申之后便熟视无睹,熟视无睹之后便习以为常,于是仍世有不轨。
人性对抗人性,自由对抗自由,权利对抗权利,秩序对抗秩序,旧的秩序急于放弃,新的秩序找不到,一重一重的矛盾没有破解的方案,天下,国家,家庭,我们人自己,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那有漩涡和湍流,这就是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现状。就这么多国家来说,发达国家虽然发达,也有发达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贫穷国家依然贫穷,而贫穷更加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秩序中,地球人,你扪心自问,还有得救吗?
有,唯一的救法就是建立有合理社会秩序的公民社会。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说:“假如群众不是很卑贱带有奴性的人民,就其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逊色”。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说:“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归依;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看得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
公民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存在专制社会的必须要存在的必要性,虽然专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并且还不时地扮演一个推动历史的角色,但不能说专制社会就必须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人们听说专制可以推动历史,可是好多人都没有想过,不专制更能推动历史。专制只是比混乱更好一点,社会选择专制也往往就是在混乱下选择专制的,而混乱无非是专制的混乱,是专制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往往是专制的后果。人类在混乱和专制中选择专制,无非是选择一种更好的专制,好比推翻一个昏君后拥立一个明君,人们只是重新选择了一个皇帝,但不能说明君好过公民。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用公民社会代替专制社会都可以更好地推动历史。任何一个民众权利被释放的社会阶段都是盛世,历数千百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专制下的盛世。
所以,在众生面前,专制根本没有理由。三千年前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两千年前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一千年前的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还不能有公民社会?汗牛充栋只为证实以往的专政的必要性,简直是一派胡言。
现在我们可以证明的只是奴隶社会出现了奴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封建社会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无产阶级社会出现了无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仅此而已。我们不能证明,这些专制就一定不能被民众的权利替代。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专制不是欧洲在那个阶段必须要有的,如果历史的力量在那里凑成了另外一种集合,不是那样的黑暗,或者专制没有那么专制,欧洲的今天将更加美好。同样,英国早期的资本积累中的圈地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是历史逃不过的劫难。
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然后,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这本来是马克思一大发现,用它来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是要抓住历史发展的底层力量,然后再分析表层的社会现象就游刃有余了。可是,后来的共产党人莫名其妙地把它做为“公式”,还对“公式”进行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论证。这样,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就彻底被庸俗化了,然后造就了新的历史宿命论。这个新的历史宿命论总是在说,三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两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一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然后话题一转,现在的上层建筑必须这样不能那样。连他们也不自知的奥妙其实就在这。
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为了个人获得彻底的解放,从而达到社会的彻底解放。苏联成立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背离了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原则。在半个多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以国家命运为核心,人民在法理上虽然神圣无比,但某些宪法条文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就等于虚设。
道路、制度和秩序不是万能的,但是,先进的的文化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可能生根发芽,先进的生产力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能释放,广大群众的利益也只有在先进的制度下才能得到保证。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不管你再多代表多少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毛,而制度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要代表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要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要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只有确立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是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不是什么口号,而也只有公民社会的社会制度才能代表最先进的文化发展的方向,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才能代表公民社会的根本利益,然后才有什么先进性可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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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万恶的旧社会,需要好多“万恶”的词汇来描述,从小就接受的是新旧社会对比的教育,什么三座大山呀,什么阶级仇民族恨呀,什么背井离乡呀,什么妻离子散呀。回忆了一会感觉词汇不丰富,就在互联网上输入了“混乱的社会秩序”,进行了一下搜索,结果还真的搜索了不少关于“混乱的社会秩序”的文章帖子,可是没有一条是关于已经过去了的旧社会的,倒全是关于现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新社会的。关于美国的有,关于俄国的有,关于伊拉克的有,关于中国的也更多。严肃的分析文章和帖子不多,“用心良苦”的民谣和顺口溜还真是不少,有些比社会学家总结的还要精彩。
其中不知道谁编了一串荒诞时世的顺口溜:
这年头,警察脾气特横,说打就打,说骂就骂,越看越像流氓;流氓啥事都管,组织纪律性不断提高,越看越像警察。你能分得清,谁是警察,谁是流氓吗?
这年头,官员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这年头,明星时常犯贱,今天卖给他,明天卖给你,越看越像妓女;妓女时尚新潮,风情万种,楚楚动人,越看越像明星。你能分得清,谁是明星,谁是妓女吗?
这年头,导演生性风流,玩了这个,再玩那个,越看越像色狼;色狼和蔼可亲,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越看越像导演。你能分得清,谁是导演,谁是色狼吗?
这年头,学者专门溜须,上面说什么,他就阐述什么,越看越像屁精;屁精意气风发,苦心钻研拍马之道,越看越像学者。你能分得清,谁是学者,谁是屁精吗?
这年头,教授一心向钱,手里有什么,他就卖什么,越看越像商人;商人附庸风雅,脸上眼镜,身后书架,越看越像教授。你能分得清,谁是教授,谁是商人吗?
这年头,医生心黑手辣,只管赚钱,不顾人命,越看越像杀手;杀手精益求精,宛若庖丁解牛,娴熟自如,越看越像医生。你能分得清,谁是医生,谁是杀手吗?
这年头,流言飞遍天下,基本属实,极少掺假,越看越像新闻;新闻一屁俩谎,隐瞒真相,胡吹乱侃,越看越像流言。你能分得清,哪是流言,哪是新闻吗?
这年头,电影枯燥乏味,从头到尾都是宣传说教,越看越像政治广告;广告越拍越精,画面优美,引人入胜,越看越像艺术电影。你能分得清,哪是电影,哪是广告吗?
这年头,老板特别抠门,对员工锱铢必较,刻薄吝啬,越看越像乞丐;乞丐出手阔绰,山珍海味,广厦美轩,甚至还有小蜜,越看越像老板。你能分得清,谁是老板,谁是乞丐吗?
这些顺口溜说的都是社会的外在现象,却包含了社会的深层矛盾的激化。人的无限需要和这种需要的有限满足的矛盾被激化了,人的生存能力和人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的矛盾被激化了,人的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被激化了。这一切矛盾的激化都根源在于对社会道路的迷茫,由此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制度的落后,社会公正的缺失。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被社会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所推动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有它们自己的规律。人类世界的第一对矛盾是无限需要和有限满足的矛盾,第二对矛盾是生存能力和生存关系的矛盾,第三对矛盾生活前提和生活内容的矛盾,这些主要矛盾的发展轨迹就是社会的道路。一条好的社会道路能适应社会矛盾在运动中的发展,能使人的有限满足相应人的无限需要,能使人的生存关系相应人的生存能力,能使人的生活前提相应生活内容。
世有不轨,群情激奋,下情上达,上令禁之,有禁不止,于是再令,有令不行,于是重申。三令五申之后便熟视无睹,熟视无睹之后便习以为常,于是仍世有不轨。
人性对抗人性,自由对抗自由,权利对抗权利,秩序对抗秩序,旧的秩序急于放弃,新的秩序找不到,一重一重的矛盾没有破解的方案,天下,国家,家庭,我们人自己,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那有漩涡和湍流,这就是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现状。就这么多国家来说,发达国家虽然发达,也有发达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贫穷国家依然贫穷,而贫穷更加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在这样混乱的社会秩序中,地球人,你扪心自问,还有得救吗?
有,唯一的救法就是建立有合理社会秩序的公民社会。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说:“假如群众不是很卑贱带有奴性的人民,就其个别而言,他的判断能力不及专家,但当他们集合起来,就可能胜过或至少不比专家们逊色”。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说:“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归依;但是并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人们总是愿意自己幸福,但人们并不总是看得清楚幸福。人民是决不会被腐蚀的,但人民却往往会受欺骗,而且唯有在这时候,人民才好像会愿意要不好的东西。”
公民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存在专制社会的必须要存在的必要性,虽然专制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并且还不时地扮演一个推动历史的角色,但不能说专制社会就必须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人们听说专制可以推动历史,可是好多人都没有想过,不专制更能推动历史。专制只是比混乱更好一点,社会选择专制也往往就是在混乱下选择专制的,而混乱无非是专制的混乱,是专制的另外一种形式,也往往是专制的后果。人类在混乱和专制中选择专制,无非是选择一种更好的专制,好比推翻一个昏君后拥立一个明君,人们只是重新选择了一个皇帝,但不能说明君好过公民。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用公民社会代替专制社会都可以更好地推动历史。任何一个民众权利被释放的社会阶段都是盛世,历数千百年的文明史,从来没有专制下的盛世。
所以,在众生面前,专制根本没有理由。三千年前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两千年前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一千年前的的社会状况就不能有公民社会?我们现在还不能有公民社会?汗牛充栋只为证实以往的专政的必要性,简直是一派胡言。
现在我们可以证明的只是奴隶社会出现了奴隶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封建社会出现了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资产阶级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无产阶级社会出现了无产阶级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专制方式,仅此而已。我们不能证明,这些专制就一定不能被民众的权利替代。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专制不是欧洲在那个阶段必须要有的,如果历史的力量在那里凑成了另外一种集合,不是那样的黑暗,或者专制没有那么专制,欧洲的今天将更加美好。同样,英国早期的资本积累中的圈地运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不是历史逃不过的劫难。
社会的生产力决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然后,后者又反作用于前者。这本来是马克思一大发现,用它来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是要抓住历史发展的底层力量,然后再分析表层的社会现象就游刃有余了。可是,后来的共产党人莫名其妙地把它做为“公式”,还对“公式”进行了“哥德巴赫猜想”式的论证。这样,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就彻底被庸俗化了,然后造就了新的历史宿命论。这个新的历史宿命论总是在说,三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两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一千年前的上层建筑就必须那样不能这样,然后话题一转,现在的上层建筑必须这样不能那样。连他们也不自知的奥妙其实就在这。
马克思主义的本意是为了个人获得彻底的解放,从而达到社会的彻底解放。苏联成立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完全背离了这个《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原则。在半个多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进程中,以国家命运为核心,人民在法理上虽然神圣无比,但某些宪法条文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就等于虚设。
有人说,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还不到那一步,公民的素质还不够,如果公民实行那样的民主权利,将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影响社会的进步。你听这是不是一派胡言!生产力的发展一定要以公民的权利牺牲为代价,还说为了社会进步,人都被牺牲了,进步在那!公民的素质不高,什么时候算高!如果你高于公民,那么公民永远没有你高。贞观年间,李世民给了民众和臣子一点权利,贞观年间的民众和臣子的素质就比隋炀帝时候高?还不是那个时候过来的人?
落后的经济可以产生落后的制度,落后的经济一样可以被好的社会制度所发展,好的制度还就是好的,这已经被历史无数次证明。
公民社会适合人类的私有制下的每一个阶段,不能借口落后,时机不成熟,就远离公民社会。公民主义的社会不是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才需要提及它的优越性的。人类没有走公民社会的道路,只是因为残酷的社会等级斗争对社会的残酷伤害,只是因为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对历史进程进行了歪曲的引导。现代社会,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走近公民社会的趋势,起码很少有明目张胆鼓吹限制公民权利的了,就连最专制的社会也号称公民有民主的权利,可见公民民主的必要。但有些公民民主的路走弯了,走的还不如古希腊距离公民社会近。古希腊虽然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但还是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并且铸就了古希腊社会的辉煌。
在古希腊,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动摇以后,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城邦制度出现了。希腊的城邦制度,以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典范,实行了一种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首先,每一位城邦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其次,为了避免少数富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雅典城邦的绝大多数官职都是通过抽签选举而产生的。最后,为了防止官员的渎职和腐败,雅典城邦官员的任职年限都很短,一般一年一届,且不得连任。这样一来,整个城邦便成为一个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公民个体相互制约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用依附于他人之下。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
由于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亲情血缘关系,使得古代的西方人呈现为各自独立的单子状态。其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中国与印度是没有的。尽管并非所有城邦的人员统统具有公民的资格,但公民无疑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一章中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所谓城邦,不过是为公民提供至善生活的手段而已。离开了公民,城邦本身便毫无意义。显然,这里的“公民”与中国古代之“黎民”、“黔首”之类,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含义。尽管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的行列之外,但公民并不是高贵血统的特权或专利。“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浆手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
古希腊城邦里的公民是悠闲而享有自由空气的,我们在书斋里遥想那段令人神往的时光时,偶尔也会记起,这些公民的幸福,建立在同一个城邦里大大高于公民数量的,不见天日的奴隶的血肉上。古希腊最有名的奴隶要算伊索了,他由于写了《伊索寓言》被幸运的"转正"为希腊公民,其他的奴隶很少有这样的好运。
可以肯定的说,古希腊为西方文明及民主思想的发祥地。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四处可见古希腊思想的光芒。西方民主的历史,自古希腊始,建立在对其他种族和下层阶级的奴役的基础上,这种掠夺,在资本主义萌芽期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并在现代利用文明的掩护发展得更加猖獗。
只有走公民主义社会的道路才是有真正的民主的,因而也是有更多的公民权利的,也是有更多的公民自由的,也是有更多的公民人性的。
落后的经济可以产生落后的制度,落后的经济一样可以被好的社会制度所发展,好的制度还就是好的,这已经被历史无数次证明。
公民社会适合人类的私有制下的每一个阶段,不能借口落后,时机不成熟,就远离公民社会。公民主义的社会不是因为时代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才需要提及它的优越性的。人类没有走公民社会的道路,只是因为残酷的社会等级斗争对社会的残酷伤害,只是因为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对历史进程进行了歪曲的引导。现代社会,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走近公民社会的趋势,起码很少有明目张胆鼓吹限制公民权利的了,就连最专制的社会也号称公民有民主的权利,可见公民民主的必要。但有些公民民主的路走弯了,走的还不如古希腊距离公民社会近。古希腊虽然是几千年以前的事了,但还是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并且铸就了古希腊社会的辉煌。
在古希腊,氏族社会的存在基础动摇以后,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城邦制度出现了。希腊的城邦制度,以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为典范,实行了一种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首先,每一位城邦公民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和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其次,为了避免少数富人或家族控制行政职务,雅典城邦的绝大多数官职都是通过抽签选举而产生的。最后,为了防止官员的渎职和腐败,雅典城邦官员的任职年限都很短,一般一年一届,且不得连任。这样一来,整个城邦便成为一个由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家族、不同的公民个体相互制约的社会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任何人也不能凌驾于他人之上,任何人也不用依附于他人之下。就这样,希腊人一方面在虚无飘渺的奥林波斯山上创造着与人类毫无血缘关系的神学世界,一方面又在坚硬的海岛和岩石上创造着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城邦制度。
由于私有制的利刃较为彻底地斩断了人与人之间原始的亲情血缘关系,使得古代的西方人呈现为各自独立的单子状态。其最集中的体现,便是希腊城邦中的公民。“公民”这个概念,在古代的中国与印度是没有的。尽管并非所有城邦的人员统统具有公民的资格,但公民无疑是希腊城邦制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的第一章中专门探讨过这一问题。在他看来,所谓城邦,不过是为公民提供至善生活的手段而已。离开了公民,城邦本身便毫无意义。显然,这里的“公民”与中国古代之“黎民”、“黔首”之类,有着不同社会地位和文化含义。尽管妇女、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的行列之外,但公民并不是高贵血统的特权或专利。“比如说,古典时代的雅典,凡是自备甲胄武器和马匹,参加公民军当骑兵和重装步兵的富裕阶级或中等阶级的成年男子是公民,参加海军当浆手的贫民阶级,领取国家发给薪饷的,也是公民”。
古希腊城邦里的公民是悠闲而享有自由空气的,我们在书斋里遥想那段令人神往的时光时,偶尔也会记起,这些公民的幸福,建立在同一个城邦里大大高于公民数量的,不见天日的奴隶的血肉上。古希腊最有名的奴隶要算伊索了,他由于写了《伊索寓言》被幸运的"转正"为希腊公民,其他的奴隶很少有这样的好运。
可以肯定的说,古希腊为西方文明及民主思想的发祥地。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四处可见古希腊思想的光芒。西方民主的历史,自古希腊始,建立在对其他种族和下层阶级的奴役的基础上,这种掠夺,在资本主义萌芽期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并在现代利用文明的掩护发展得更加猖獗。
只有走公民主义社会的道路才是有真正的民主的,因而也是有更多的公民权利的,也是有更多的公民自由的,也是有更多的公民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