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丙戌述作——今年做的事情也不光是骂人。

　　12月初徐列先生便提前打招呼，要我务必参加魅力人物19日的发布会，说我可能被评选。他们刊物对我帮助很大，别处碰壁的稿子，他们常能接纳，现徐列又亲自来电话，我只好从命。尽管我本性上对评奖和场面上的事情毫无兴趣。到了会场方知，我因批评学部委员评选，上了50魅力榜。颁奖时主持人说我事事关心，甚至做过足球

　　今年的另一次“骂人”是在《要听证会，不要铁栅栏》一文中批判玉渊潭公园粗暴禁止游泳。对此我先后写了8篇文章，为所谓“野泳”辩护。与学部委员问题一样，人家咬紧牙关不理你。我猜想，今年禁泳行动变本加厉，是在为奥运年铺垫。但这是何等愚蠢，野泳者身上有正宗的奥运精神——业余体育，这是我们稀缺的群众体育中少见的亮点，是北京人的荣耀。禁泳者公然践踏奥运精神，视美为丑，贻笑大方。两次骂人，均无效果，但我还没罢休，还贼一般地惦记着。当然今年做的事情也不光是骂人。今年写了杂文30多篇。对一个低产来说，算是多产的一年。我自己比较看重的是《明日男性过剩及其对应》和新京报上发表的11篇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文章。去年做过的三场演讲，今年其文字稿先后在《博览群书》上刊出，“知识分子之自觉”，“我的奥运观”都算有锐气。今年做过3场演讲（和以往重复的不算）：“我的英雄观”、“衣食住行的社会学思考”、“我看中国出版业”。之所以杂文还算多产，是因为学术上今年“轮休”了。经过几年努力，去年完成了我的学术著作《后物欲时代的来临》及其姊妹篇《消费的秘密》（我的学生们的文集），年初与一家出版社签订合同，待要出胶片时，主编宁肯赔偿损失费也要下马。重新张罗出版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很多出版社愿接受我的稿子，拒绝学生们的集子。好歹算找到新的合，两书年底或年初可以问世。汇集我3年杂文的一部集子《抵抗通吃》将在同期出版。出版上今年也要算是丰年，但那不是一年，前两书甚至干脆不是今年的成果。

　　今年在新浪开了博客。引来骂声滔天。遭遇了两轮大骂，一轮是世界杯期间，评论黄健翔遭遇其粉丝的辱骂。另一轮是我的关于提高水价的文章发表后。评黄的文章点击数25万，而后一轮跟贴的数量高于前轮。其实我骂人的本事，不管是文骂还是武骂，都不会逊色于骂我者，但认定公共空间上不可污言秽语，撒泼打滚。针对博客上的辱骂写过一篇《关防暴客来》，可观。

　　上学期在北大讲授通选课“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开始时报名达到了限定的100人，后少数人退出。这是我在北大授课中第一次走出低谷。在人大时几乎总是第一节课就面临换教室，因学生过多。来北大后，选课学生多则30，少则十余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同仁赵鼎新告诉我，名牌大学都是这样，不必过虑。但人大也是名牌啊，仍心中戚戚。教学当然是一如既往的不遗余力。坚信选课人数会稳定上升。我曾经教授过五门课程：信任研究，城市社会学，消费社会学，怎样写论文，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启示。明年准备讲一门新课：幸福导论。我想，我的教学生涯中最终能讲8门课吧。到10门大约不容易了。

　　学术研究轮休了一年。还是没有想好明年研究点什么。幸福的研究是有些基础的，且明年要开这门课，但是要在这项研究中开辟新径太难了。此地心理学家应该是唱头牌的，二牌应该是生物学中的神经学家们。经济学家当然心高气傲，但我不怎么看好他们。我们社会学家也只有在恭恭敬敬地学习心理学和神经学在这一领域的突破后，在所获启发的基础上争取找到自己的视角和话语。再有一项候选就是教育研究。中国的教育已近荒诞。我又是这个口里的人。一直在掂量，要不要涉足这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