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在有600多人的民营企业家的会议上向与会者和社会宣布“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对富豪暴发致富的”第一桶金“决不清算！继续坚持邓小平的不争论的方法，并要用历史来证明这条道路是走对了的！”这种话先是听听胡德平说的，我以为只是个民间组织代言人，后听汪洋说，以为他是像仇和一样想靠赌出风头升官，但刘延东说份量就重了，不知她是否有中央常委会的默许，但我们不得不重视。
从76年底粉碎四人帮算起，我国可以说是在不争论的发展道路上走了三十年，几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都被不争论地被打下去，如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86年的反自由化的运动，89年的群众运动，这几次民间文化运动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有异曲同功之妙，警告官权会变为掠夺民众的利器，不过使用的词有“异化”和“蜕化”之别，还有民间运动是自下而上地反官权异化，毛泽东是自上而下的防官权蜕化。“不争论的道路”用四项坚持原则把民间文艺复兴的力量打下去，又用所谓的市场原则把毛泽东打下去，继而把四项原则的内容偷换掉，无产党的领导变成了有产者的领导，社会主义变成了原始资本主义，马列毛主义变成了实用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镇压了无数仅要求生存的工人，农民，市民，美其名曰，特色社会主义。以官权为中心的实用主义，邓小平的猫论在毛时代为争夺权力和民心，讲的是以发展经济是中心，一旦掌权，在非毛时代讲的是“不管黑猫白猫”，能维持住政权是中心。80年代末民间力量基本消失，不争论的发展在官民之间的博奕中胜出确认，从九十年代起开始，表现为其代理人朱熔基式的改革，这种改革表现为公共品官权化，公权商业化，所渭体制转轨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法权遮蔽了制度缺陷造成的事实不公正,然后通过主流经济学家把受损者说成是：“改革的阵痛”、“发展的机会成本”，将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原罪消解为转轨时期的无序现象,从而为不道德的发展主义张目。毛泽东所反对的官僚体制，聚敛百姓之财，巩固体制以操纵社会和摄取财富相依为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他们把追求GDP作为保卫其政策的合法性和巩固政权的手段，在这种发展论指导下，百姓仅能在贫困或窘迫中享受GDP的数字盛宴和城市的光鲜。官僚集团从经济分配上巩固自身，按权分配，培育精英阶层，抛弃百姓，最终演绎出一幕幕发展与民生的“市场吃人”。 富贫差距加大，国资国企官员私有化，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三座大山在重压，一个西安整流变压器厂，105人，前不久病死三人，目前还有30多人因看不起病在等死！我国每年自杀的有28万人，高出国际社会平均率2.5倍，其中大半是因求生绝望！经济发展的污染严重,作假造假泛滥，血汗工厂制度，拖薪欠薪赖薪，破坏性开采资源，矿难久治无效，每年死6000多人，失业就业问题成堆，我国有下岗工人7000万，失地农民4000万，待业青年5000万，除去部份找到工作的，有约一亿人在失业待业。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税外收费矛盾重重。我国各级政府每年税外各种收费近万亿，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的收入过万亿，公车，餐费，考察上消耗近万亿，这哪一项不是人民的钱呀！所以保不良富豪的本质是保体制的腐朽机制，保腐败官员自己，保官商勾结的发展。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是资本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才能起作用，动不动就是民营私营的活力，其实那都是拜制度所赐！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公平条件下竞争，鹿死谁手，尚无定论。在不争论的道路导引下，贪污腐败，道德沦丧，物欲横流，流布于坊间的灰色俗语:“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不管黑道，白道，红道，搞到钱就是好道，厚黑学，奉迎术被许多人奉为致富法门，公平正义丧失，美行美德遭到耻笑，人文价值已消失殆尽。每年高达8万多起群体事件，如果说76年是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那么现在已到了社会崩溃的边缘。不争论道路奉行的是以官权为中心的从林原则，搞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邓小平偏偏走出了一条毛泽东告诫过的千万不要走的道路。这到底是哪门子事？难道就没有保障人民利益的发展之路？我认为保障人民利益的发展之路还是要靠民众自己，自己要努力，胡温已提出了和谐之路，民间力量首先要千方百计地整合自己配合响应，但民间力量要立足于做大自己，不可有依赖思想。民间要充分利用网络，座谈会，NGO组织等各种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决策者。要形成台上和台下，中央和民间共同奔和谐之路，该纠错的纠错，该整风的整风，中央已提出要纠国企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中的错误和先进性学习，我们很拥护，但我们要求见实效，我们要多做督促工作，希望官方和民间达成共识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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