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 策 中 国
子虚先生得知中央因为十一五计划，向全国人民征集意见，高兴地说：“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中国或许要逐渐进入全盛时期了吧？”于是，乃访伏麟斋主人，共论十一五计划，探讨天下大计。伏麟斋主人说：“天下事，肉食者谋之，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乎？”子虚先生说：“读书为底事，报国是何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希望先生能够直言。”
伏麟斋主人拍案大笑。
二人张开中国地图，伏麟斋主人说：“先生看中国地图象什么形状？”
子虚先生说：“象雄鸡”。
伏麟斋主人说：“中国属于龙族，其状象鸡，其质为龙。中国实质上是由三条龙组成的庞大国家。东部中国龙以北京为龙头，长三角为脊梁，珠三角为龙尾。中部中国龙以秦蜀为龙头，中部为脊梁，云贵广西为龙尾。西部中国龙以北疆为龙头，南疆、甘肃、青海为龙身，西藏为龙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实现了整个东部中国龙的腾飞。但是中国的主体部分是中部中国龙，中部中国龙不腾飞，中国仍不失为穷国、弱国。所以十一五计划的核心应该是建立有效机制，启动中部中国龙的腾飞。中部中国龙腾飞以后，整个中国才会真正变成一个大工厂、大市场，从而进一步带动西部大开发，也就是西部中国龙的腾飞。没有中部中国龙的腾飞，西部大开发、东部产业升级都将缺乏强大的市场依托，东部中国龙的腾飞就会出现亢龙有悔的不利局面，西部大开发也会最终沦为空话、套话、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子虚先生问曰：“启动中部中国龙的大机括在什么地方？”
伏麟斋主人说：“在秦洛。秦洛是中部中国龙的龙头和心脏所在。中部地区之所以会被边缘化，主要原因在于南宋南渡以后，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与经济中心东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也一直在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倾斜，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别。根据南宋战略家的判断，中国山川形势是常山蛇势，以以秦蜀为龙头、中原为脊梁，东南为尾。据有西北可以控制东南，据有东南不足以控制西北。所以很有必要以秦洛为龙头，以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和107国道为龙筋 ，建立一个庞大的中部经济长廊，从而带动整个中部中国龙的腾飞。”
子虚先生曰：“如何确立和秦洛的龙头带动作用呢？“
伏麟斋主人说：“建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举。关键的一点，就是改西安为西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陪都，或者说是西部开发与中部崛起的二线首都，设立中央政府行辕，全面领导中国的西部开发与中部崛起。同时开放洛阳，建立洛阳特区。经过两大举措，在政治上确立中部地区在中国第二步整体发展战略上的主体地位，使边缘化的中部逐渐崛起为中国实施第二步发展战略的主战场，使边缘之边缘的西部地区因中部中国龙的腾飞，而添加西部大开发的动力和后劲，使西部大开发不至于沦为空话、套话、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中部中国龙的腾飞，是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基础，也是东部产业升级换代的市场基础。没有中部中国龙的腾飞，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换代就会失去必要的市场依托，整个东部地区就会伉龙有悔。”
子虚先生问曰：“你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什么建言呢？”
伏麟斋主人说：“政治改革的方向，就是要通过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力监察约束机制，逐渐形成整个政府官员队伍的自我维新机制。秦汉以来，尤其是宋元以来，中国社会确实曾经存在过一套相对行之有效的官员队伍自我维新机制，一是通过科举制度不断为干部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二是通过御史监察制度弹劾不法官员，为干部队伍剔除害群之马。从而制度上保证了整个干部队伍的自我维新。宋明之所以能够维持长达数百年的统治，这一点应该是决定性因素。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的官员一般地分为省员与台员两支队伍，省台分治制度的确立，使御史台的监察不受中书省的干扰，保证了监察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所以，在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重点是要恢复省台分治制度，取缔监察部、反贪局、纠风办等重复机构，成立直辖于全国人大的督察院（审计部门归口督察院直属）及党政、财政完全独立于地方的地方行督察院。由督察院总理统一领导全国的行政督察，督察院经全国人大授权，对犯案干部行使弹劾罢免权。省台分治制度或许是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框架内实现干部队伍自我维新的最佳机制。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国进民退，渐进推进私有化进程，而是巩固改革成果，确立经济制度，稳定天下人心。关键一点就是在理论上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接轨，基本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质就是新民主主义，改革开放的底线就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目前最大的风险就是广大党员干部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期，而主流经济学家的偏面言论更使这个风险无限制放大。无论党政官员的疯狂贪污腐败或是国企官员的疯狂侵吞国有资产，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员们预期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赌中国一定会复辟资本主义，赌社会主义垮台后，他们能够摇身一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阔老与新贵。所以，明确改革开放的底线，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原则，消除官员们的复辟预期，破灭官员们的新贵幻想，或许是巩固改革成果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选择。
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经济的腾飞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救中国，必将继续证明，只有新民主主义才能兴中国。政治上恢复和完善省台分治制度，经济上实现新民主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历史接轨，确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排除一切内在的外在的不利因素的干扰，就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有方向、有秩序地凯歌行进。”
子虚先生问三农问题。
伏麟斋主人说：“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要通过社会化大生产解决之。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突破右的凡是，确立新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所谓五十年不变，是否就意味着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模式已经束缚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还要永远不变？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问题，抛开问题本质，空谈三农问题，只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历史已经证明，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已经很大地限制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实行现代经济条件下的集体合作制，依靠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的风险，推行社会化大生产和参与社会大分工，才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南街村模式、华西村模式、小刘庄模式应该在十一五期间作为一种政策在全国推广。集体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成分，是中国最具开发潜力的处女地。或许也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的最重要的主导经济力量。中国政府应该下大力气，在集体经济方面大面积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因为担心腐败问题而反对发展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表现。不能因为公路上出现了车祸，就取缔汽车运输。关键是要从树立理想与确立规则两个方面来消灭腐败产生的温床。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预期是产生腐败泛滥的最大思想根源，而权力监察机构的失音，则是腐败泛滥的制度根源。一手抓理想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腐败现象并不难根除。在根除腐败泛滥的温床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完善灵活的用人机制与严格的考绩制度，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要比民营经济具备更多更大的经营优势和发展优势。”
子虚先生问台湾问题。
伏麟斋主人说：“解决台湾问题，只能靠势，不能靠力。要全面掌握两岸关系的发言权，形成一种滚圆石于千仞之山的统一之势。一是大陆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搞好廉政建设，打造濂明政府，不授台湾当局以大陆政府腐败为借口拒绝统一的口实。使台湾人民更加信任北京政府，向往两岸统一。二是实现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接轨，大陆承认台湾的三民主义，并在大陆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大胆实践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的新三民主主义。毛主席说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大陆承认并大胆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的新三民主义，不授台湾当局以大陆反对三民主义为借口拒绝统一的口实。台湾人民看到三民主义理想在社会主义大陆执行得更彻底、更完美，那么人人必然以两岸统一为理想、为光荣。三是允许蒋介石下葬南京梅山墓，搞好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四是法定梅花为国花，实现两岸人民在文化认知方面的又一个共同点。五是推动内蒙古民间爱国人士秘密谈判外蒙古回归问题，围魏救赵。如果外蒙古问题能够先于台湾问题解决，那么台湾当局就失去了效法的榜样，两岸统一将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更重要的是，从清末以来形成的国土分裂趋势将根本得到扭转。蒙古问题实质上是中国一切分裂问题的大机括，蒙古回归，西藏问题，东突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子虚先生鼓手大笑道：“斋主所言，前所未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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