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营西京，开放洛阳，全面推进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
北京作为元明以后的中国的首都，具有历史悠久、民心归向的明显战略优势，但从中国安全战略与经济战略的全盘考虑，并不是最理想的立都之地。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北京 邻近渤海，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边患主要来自海上和北方的俄罗斯。一旦战争爆发，作为我们的首都，必然处于国防安全的最前沿。固然，《吴子兵法》有“在德不在险”的说法，北宋时期的赵光义等官僚集团曾经以此为由打消了宋太祖迁都关中的全盘战略计划。最终北宋因为地理上无险可守，在靖康之变中被迫与女真人签订城下之盟，北宋亡于女真，举国恐慌震恸。首都作为国家的心脏，强敌来犯，必然要全其军力来攻京师。北宋亡于金、明亡于清、清败于八国联军，抗战初期南京政府败于日寇，几乎都是京师先失、举国震惊、全局皆溃的典型战例。于战争爆发之时临时迁都，一则要产生逃跑主义的负面影响，不利于战略主动权的积极发挥。二则京师内迁，敌人必然在旧都培养汉奸的傀儡政权，整个中国将面临被分裂与肢解的危险，重蹈二战期间中国大地同时存在重庆、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悲惨命运。这不是危言耸听，人道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目前的世界并不太平，美日集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包围并没有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表现出的极大的政治善意而有所改观，相反，随着阿富汗反恐战争的结束以及其所操纵的中亚国家颜色革命的成功，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他们包围中国的战略合拢。这是一个铁的事实。中国的安全战略必须建立在这一客观的基本事实基础之上，而不应该一叶遮木，不见泰山，做战略上自欺欺人的蔡桓公。
从经济战略考虑，北京做为国家的首都，处于沿海经济长龙的龙头位置，对于中国打好对外开放战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明显的地理优势。但是，京师处于国家地理上的边缘地带，一旦地理上的边缘地带成为经济上的核心地带，则原来中国地理上的核心地带-———中部地区则必然被边缘化；中部的西部边缘地带则更加成为边缘的边缘。中部崛起的举步唯艰、西部大开发的风大雨小、东西部差距的愈拉愈大，皆与中国的核心经济区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整个中西部地区被经济边缘化同时又被政治边缘化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西部地区作为整个中国大陆的腹地，是中国国际安全战略的大后方。中西部地区发展壮大了，一旦战争爆发，即便整个沿海地区失陷敌国，中国仍不失为一个强国、大国，收复失地、恢复建设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但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依如既往地贫穷落后，一旦战争爆发，东部沿海经济长龙必然首当其冲遭到毁灭性打击，即便如抗日战争，中国经过艰苦努力全面收复失土，但中国仍不失为一个弱国、穷国。中国可以尽最大努力去避免战争爆发的可能，但又必须做好打赢一切人民战争、并最大限度减少战争危害程度的战略准备。所谓“能战然后能和”，就是这个道理。毛主席所提出的“准备打仗”“经营三线”，并不都是空穴来风式的胡思乱想，而是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长远考虑。
经营西京，也就是以北京做为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一线首都，以西安作为中国实施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的二线首都。开放洛阳，建立洛阳特区，则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由闽粤地区推向中原腹地，在中部地区形成一个新的强势经济增长地带。整个中央参考文革前的思路分为一线二线，一线中央集中精力，促进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和打赢新世纪、新情况下的中国外交战略与安全战略。二线中央则集中力量实施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旦西安确定为中国的二线首都，中部地区则由改革开放的边缘地带变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变为整个中华民族实施全面小康战略的经济主战场。西部地区则由边缘的边缘变为改革开放的前哨，西部地区丰富的矿藏资源将成为中部崛起战略源源不断的坚实后盾；而中部的崛起有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极大的推动力量。二者良性循环，则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势必合二为一，而不再是各自为政。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会发生极大的战略性调整，一个以秦蜀为龙头、中原为脊梁、东南为龙尾的中部中国龙，以北京为龙头、江浙为脊梁、闽粤的为龙尾的东部中国龙，以新疆为龙头、甘肃、青海为脊梁、云南、贵州、广西为龙尾的西部中国龙三龙腾飞的经济格局将初步形成。
随着中部崛起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经济核心地带必然向大陆腹地转移。二线首都的战略位置或许经过50年到100年的努力将超过一线首都，成为真真正正的中国的心脏。二线首都将水到渠成地发展成为未来-————也就是50年到一百年后强大中国的一线首都。循强汉盛唐故事，都关中以东制天下，俯视全球，重现强汉盛唐的大国辉煌。这就是二百多年来数代中国人共同的梦想，就是我们实现民族腾飞的长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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