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退伍兵崔英杰说两句
夏霖律师来电话，说到崔英杰的大哥来北京了，崔大哥告诉他，自从崔案开审以来，他们已经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汇款捐助，其中最大的一笔来自上海，有5000元之多。这一事情，让我与夏霖律师都很感慨，无论怎么说，崔英杰都是一个加害者，即使我承认他是因为受到侮辱和伤害后的激情犯罪，可他也依旧是一个加害者，他的行为剥夺了李志强的生命，带给李志强的家人以无尽的痛苦，在我看来，等待他的是应有的惩罚，而不可能是无罪开释，尽管我更倾向于死刑之外的刑罚。
但涌现出来的捐助却表明，有人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对一个加害者的捐助，表达出某种让我困惑的东西。说起来，这一困惑萦绕在我心头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部电影叫做《峨嵋飞盗》，应是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的警匪动作片了，其中有很多警匪格斗的场面。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片中出现警察被揍了一拳或是被踢翻在地，电影院里就是一片叫好和欢呼，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对此大惑不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不明是非，居然站在匪徒一边？！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个朋友在海南做编辑，他妻子去海南找他，不料，刚踏上海南的土地，全船人就不由分说地被强制带到一个地方关了一晚上，次日才逐一甄别，确有投奔之所的放行，没有确切行程的遣返。可怜这位国家机关的打字员，这才第一次领教了自己为之服务的权力的厉害。当人与如此行使的权力突然遭遇的时候，是何等的渺小与无助，又是何
等的愤懑与悲哀，很久以后听她叙述这一切，我依旧从中感受得到。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游荡在南方打工，有一天晚上，实在是蹭不到地方睡觉，于是
跑到一公园凑合，半夜里，被一阵响动惊醒，但见电筒光亮在不远处四射，我知道，是联防
或公安在执勤，于是赶紧寻找地方躲藏起来。目送这一群人四处喝问并最终消失，我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觉：还好，没被抓住，不然就惨了！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自己对权力的
畏惧和躲闪，我实实在在地意识到，手持电筒从我身前走过的那群人与我是两类人，在那一
刻我突然想起了若干年前发生在电影院里的欢呼，我突然明白那欢呼的含义：欢呼其实并不
是赠送给匪徒，而是转送给警察，欢呼不是对犯罪的赞同，而是对过度张扬的权力的不满，
欢呼也不是要与罪犯呼朋引类，而是表达出了一种与权力的对立。
对权力的不满与对立，当然不是因为天生刁民，而只能是来自权力的性质及其行使。在
只有统治者的权力而没有被统治者的权利的社会中，权力势必成为所在社会最深刻的鸿沟，
在这样的社会，只有高高在上的大人与匍匐在下的草民两类人，要让草民不觉得权力与自己
的对立，又怎么可能？而一旦草民遭遇到完全无从抗拒也无从声辩的权力的行使时，这种对
立在一瞬间就会转化为对整个统治秩序的颠覆性质疑，进而，在特定的场合，这一颠覆性质
疑就会发泄向站在他面前的权力的具体行使人。发生在崔英杰和李志强之间的悲剧，不过是
这一过程的现实体现罢了，而在这个社会的许多人的内心深处，类似的虚拟场景，却不知道
已经发生过了多少次——我相信，这一定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拆迁的推土机前，在下岗遣
散的隔离线前，以及我的同龄人在长街广场面对的拖拉机前......崔英杰的愤怒与绝望，并
不是他独有的悲情，而是一个持久病灶的突然发作，这也是他的案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大的
反响,以及他为什么还能获得这么多的捐助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我心里，在许多人心里，其实
都有一个崔英杰。
当然，我并没有天真到认为统治可以取消。权力当然来自于对暴力的垄断，并以暴力强
制为后盾来推行统治，并提供和平与秩序。可是，如果能将统治者的权力与被统治者的权利
结合在一起，如果能将统治者的权力交由被统治者选择，这样的权力就可以摆脱与人民的对
立，成为人民的权力，而依旧不减其统治的效能。我只希望我所在的社会有一天能够摆脱人
民与权力的异己和对立，也只有到了那一天，我们才不会是潜在的崔英杰，而李志强的悲剧
也才可以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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