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先生：
拙作《俞可平的好东西上岗证》，请先生一阅。
若先生以为可公开，先生可自定署名无妨。
即颂
福安！
贵站的一无名阅客
2007-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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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的好东西上岗证
据说现在的民主成了好东西，看架势，如果不能迅速投身到这一轰轰烈烈的“好东西”运动中，可能自己都难以证明自己在东西南北的哪一角了？不好，这个《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像一张“好东西”上岗证一样的，咱也得努力一把。
不过，我突然想起短短数年前，什么“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似乎也是热火朝天地“资格认证”过的，据学者，哦，还是由世界级学者倡导的研究结果表明，“消极自由”即“免于干扰的自由”（似乎原装的是“free from”吧）比积极自由好（似乎原装的是“free to”的），而且除没出生和已故的是人人都有而不可或缺地是如何如何的好。可惜，我脑袋不大，装不下这么多东西，虽然当时实际也是作为“好东西”而免费推广的。
“免于干扰的自由”得到以后呢？难道是躲在屋子里发呆吗？“免于干扰的自由”目的不就是想自由行动时“免于干扰”吗？仅仅是“免于干扰”呢，嗯，似乎在单人囚室里的犯人好像也是有时间是“免于干扰”却没有自由的，要获得“免于干扰的自由”就必须有“积极去做的自由”跟着的。
我们设想一下，一位信奉“消极自由”的人士去酒吧行使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免于干扰的”“消极自由”地喝一杯，那服务生是否就是奉行了“积极去做的”自由呢？
我们再看顾客和服务生此时的经济状况，顾客是掏钱消费，而服务生则是赚钱糊口，这个和什么自由理念是毫无关系的。假如两个同样是坚定地信奉“消极自由”的战士，喝一杯的此时好像是不会厌恶那位丧失“免于干扰的自由”服务生的，虽然服务生的行径是破坏了“消极自由”理念的。
或许现在是该有企业别墅的差不多也“免于干扰”地获得了，可能是有没有企业别墅的人都需要站立的吧？那么站立的人就不分有没有企业别墅地都要“民主”了。
因此，，俞可平－－政治学博士－－也就应运而生地横空出世了。记得在什么“国退民进”讨论中，有什么经济学家是一脸茫然地问：咦，有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吗？没有啊，国有资产从经营性资产交换成非经营性资产罢了。那么，现在能不能反过来，“国进民退”，民营资产也从经营性资产交换成非经营性资产呢？
记得过去的地主老财虽然也是见银子就眼睛发亮的，可他还是知道的，不会用几百亩地换回那一堆银子的。因为一个会生产出粮食的土地是照样能有银子的，可银子自己是不会茁壮成长的。
而现在的俞可平博士是一脸茫然地问，难道民主不好吗？“民主最实质性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咦，奇怪了，那老百姓自己不知道当时是“人民所有”而“国家经营”的“国营企业”犹如他们生长发展的土地吗？难道俞可平博士也是现在才突然想起的，哟，这个民主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所以现在才振臂一呼地发扬民主了？哦，可能俞可平博士那时还没获得政治学博士还没明白民主的意思吧。
俞可平博士是政治学的博士，据说是推广“民间组织”的，好像现在什么下岗失业俱乐部嘉年华酒会有什么不合法似的，好像什么打工仔高尔夫俱乐部不许开张似的。当然，我必须为俞可平博士声明一下，俞可平博士本人从来没有歧视过什么打工仔的，不过是仿佛穷人进不了五星级宾馆因为是现在什么人在宣传如“种族隔离”似的“穷富隔离”一样，天真烂漫地义正辞严：怎么能限制穷人进五星级宾馆呢？啊？
俞可平博士同时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却似乎是不知道生产资料性质似的，我不想讲什么主义，只不过俞可平副局长是真的不明白生产资料性质吗？当数千万工人在“减员增效”期间下岗时，请问俞可平博士，那是数千万工人写血书强烈要求自己下岗的？难道那时是不“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难道让数千万人下岗就是为民主化扫清障碍？所以，俞可平博士现在呼吁“民主”了？
可是，看到俞可平博士写道：
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任何人和任何政治组织，都无权以民主的化身自居，在民主的名义下去强迫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假如不知道在俞可平博士写下这些“真理”前发生过什么，可能都激动得不知道自己做点什么好，依稀记得是有人在清华大学演讲说：“国有企业，一个人干，一个人看，一个人来捣乱，现在要改革，就要把2/3的人请走”，好像也就是这么着的数千万人下岗了。估计那时俞可平博士的博士学位证书还在导师手里吧？
而俞可平博士的博士课程里可能是没有所有权的内容，可能就对“国营”到“国有”的变化或许也是一脸茫然地了吧？哦，不对，俞可平博士深刻而尖锐地指出：
一些政客则把民主当作其夺取权力的工具，以“民主”的名义，哗众取宠，欺骗人民。在他们那里，民主是名，独裁是实；民主是幌子，权力是实质。
难道是指这些吗？哦，不对，不对，记得那个时候好像“名”的影子也没见着，俞可平博士应当不是指这些。那些人倒是直截了当地因为“民主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地就立即执行了。
可能俞可平博士是民主专业的博士，或许对非民主的知识就略微欠缺而稍有不足也就不知所云而默然无语了。哦，不对，不对，对不起，俞可平博士，因为我才发现您已经写了：
一些政治家不了解民主政治的客观规律，不顾社会历史条件，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不切实际地推行民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嗯，这下可能是对了，当时可能就是在“所有者缺失”下“冰棍会化”的就当机立断地连民主之民的影子也没见着就“国退民进”了，嗯，因此才没有“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好玄！
而现在呢，为防止“多数人暴政”而“免于干扰”地获得生产资料的过程基本完成，俞可平博士就应运而生了，“好东西”上岗培训工作开始。
俞可平是政治学博士想来应当是会引经据典地旁征博引而不容置疑“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不过或许考虑到普通人的学术造诣还是有些欠缺的，所以通俗易懂也就不及深入了。像“充分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就语焉不详了。
我本人可能就只有一个专业的博士是能够获得的，那就是“没有”这个专业的博士倒是没问题的，但“一切优秀成果”倒还不至于是一切都不知道的，而美国宪法据说就有个“制衡原则”，而这几个字也是认得的，在记忆里，“三权分立”好像可能是孟德斯鸠说的吧，但反正不会是“闷得死人”说的。
不过，我倒确实不知道在俞可平博士心目中，这个“三权分立”和“制衡原则”是不是属于“一切优秀成果”中的？据说民主不是“为民作主”的意思，那我就更不敢作其他人的主了。而“平起平坐、讨价还价”是不是隐含着“制衡原则”我也是不敢断言的，不过，专制肯定是俞可平博士“恨而远之”的，而“制衡原则”好像是能“制衡”专制的，或许“制衡原则”由于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俞可平博士也就“吸收”了的。
而中国古代的专制恐怕是统一认识的，这个我是一样认为的，我只是有些疑惑，莫非就专制而一言以蔽之了？有人是非常感慨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禁锢了中国人思想是多少多少代的，我也有些疑惑，莫非汉武帝或董仲舒的在天之灵就比较那么地灵，以致于后来的人都那么听话？
《庄子》肯定不是儒家，可不仅道家把它作为《南华真经》，同时多少代文人雅士和《庄子》也是不计其数地“亲密接触”过的。
而专制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关系在有些人看来，就如同氧和氢结合成“一氧化二氢”那样地牢不可破而坚不可摧了，这一大串的“朕先生”是一代代地“君临天下”而中国的古人除了诚惶诚恐地三叩九拜外，就没干过其他事情似的。
这里引用汤用彤先生的经典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因为有汤用彤先生的精心梳理，发生在公元六世纪中叶的儒佛道三教的“御前对决”过程是非常生动地描绘出来了：
卫元嵩于天和二年（公元567年）上书，武帝未能即决。自天和至建德中七次令争辩三教先后，天和三年（公元568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此时帝重儒术之意也甚显。四年（公元569年）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上均见《周书》本纪）是当为论二教大小之始，（元嵩曾作《论辩二教大小》）三月十五日，敕召众僧道士名儒二千余人于正殿，帝升御座，亲量三教优劣。（原有废立二字，但此年似武帝尚未欲废教。）众议纷纭，未决。同月二十日，又依前集，众论乖咎，是非滋生。四月初，又敕广召道俗，令极言陈理。（《续僧传·道安传》）武帝本欲定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以道出无名之前，超于天地之表故也。乃数集议，论者不同，未有决定。（此据《广宏明集》叙周武灭法事所载）乃令群臣评论二教，定其先后浅深同异。至天和五年（公元570年）二月十五日，甄鸾上《笑道论》三卷，五月十日，帝大集群臣，详鸾上论，以为伤蠹道法，即于殿廷焚荡。于时道安法师又上《二教论》，二论破斥道教，至为剧烈。......然至建德二年（公元573年）十二月癸巳，又集群臣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五月，始议毁法。......五月十五日丙子，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P387-388）
在看了这些后，或许会对中国古代“专制”的理解就有些不同了。首先，专制是否就不存在“制衡”？有没有“制衡”是一个问题，是什么方式的“制衡”又是一个问题，而这样的“制衡”有没有效果还是一个问题。
按照俞可平博士的话：“它（民主）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可前面俞可平博士称：“平起平坐、讨价还价”，那么，“讨价还价”不是求出一个价值，而是“讨价还价”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假如有人和俞可平博士辩论一个问题，难道俞可平博士会对记者说，辩论什么得出什么结论不重要，重要的是辩论本身就是辩论的价值之所在，由此类推，俞可平博士对记者说什么并不重要，对记者说本身就是价值之所在。
如果我没误解俞可平博士的意思，各群体利益不能由某个特别是政府官员来决定，通过各方“博弈”民主地解决，是这个意思吧？
可是，仅仅有各群体以自身利益为标准的“民主”能解决什么呢？如果按照“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俞可平博士，您能不能跃过去？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的前身是“孔多塞投票悖论”，假设A、B、C三人对X、Y、Z三个方案根据自己的偏好而排序，那么就会产生多数决定民主选择的无法判定：
A：X＞Y＞Z
B：Y＞Z＞X
C：Z＞X＞Y
这三个人无法进行选择。嗯，有点类似西方哲学史上的例子：“布里丹的驴子”，驴子的前方两边相同距离有两堆相同的草堆，结果驴子为判断先吃哪一堆草琢磨了很久很久以致于饿死时还没明白从道理上究竟应该先吃哪一堆草。
而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更严谨的数学获得的类似结论。也就是说，社会各群体仅仅是以各自利益进行博弈而获得社会福利的整体提高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俞可平政治学博士是不是知道“孔多塞投票悖论”和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当然，我同样不知道俞可平博士是不是已经越过这个“不可能性定理”了。
如果各群体没有某种认同感而仅仅是以群体自身利益出发进行什么“民主”，请先跃过阿罗不可能性定理。
孔夫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涵义的，可是“义”乃超出个人的，因为“义”而对集体、对民族、对国家才有认同感，才会有共同利益之所在，有认同感才会有责任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者，以义为和，故不同而和；小人者，因利而聚，故同也不和。
中国古代的昏君、暴君当然有，可是，是想吸取历史教训呢？还是为某些集团找自己的理由？这是一个问题。
一位世家子弟－－章立凡先生可能是童心未泯地玩起谐音字了：《敏猪是个好懂戏？》，不好意思，因为我本人也是无甚长处的俗人，百无聊赖时，也玩过谐音字的，章立凡先生想必是知道“圣诞快乐”的，我就曾经让它成了一句广告歇后语：Merry，Christmas！麦瑞，颗粒式摩丝——英俊从头开始！嗯，章立凡先生应当是闻之则喜，阅之则乐的，英俊从头开始！呵呵。
而俞可平博士据说是一堆大学的教授称号，可或许未必知道大学精神吧，呵呵，其实很简单的，就一个谐音字：有奶勿失态（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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