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先探讨一个话题：百世皆行秦制度。
秦制度，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集军事、政治、外交、祭祀等大权于一身，对内设丞相代理部分职能。在地方管理方面，则通过郡县制加强对全国的控制。这一政治制度，是对之前分封制的大变革，形成了中央集权政体管理模式多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有益探索。
首先，皇帝集权制、郡县制大大削弱了先秦“宗法制度”的影响，为建立庞大而统一的国家形态提供了思想启蒙。先秦以前，国家是一种松散的管理模式，它的演变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而来，逐步成为以宗法氏族、小诸侯国为单位的“联邦制”。诸侯国享有很高的自治权，“天子”则通过军事、文化的影响对诸侯国加以引导，实现国家管理，所以，“礼”和“皇室形象”成为至高的道德标准，若失去这一优势，天子的权威就会受到诸侯国的挑战。这种政制，有点象美国的联邦制，但区别就在前者靠“礼”制约诸侯国，而美国是靠“宪法”，当然，美国各州的自治权比中国先秦诸侯国可小得多了，比如军队、铸钱等。
其次，秦政制取消了地方官职的世袭制，使诸侯国的时代真正告别历史舞台。我们知道，秦朝除了皇帝是世袭的，其他郡县首长不可世袭，而需中央委派。
第三，经济和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统局面。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化上统一文字，焚书坑儒统一思想意识形态。所以，秦朝才是现代“国家”概念的建立者，且通过强权传播了“统一国家”的观念。
从以上意义上说，秦朝虽然只存在了短短15年，却实实在在进行了一场政治改革，为历代王朝确立自己的政治制度提供借镜。所以说“祖龙虽死魂犹在”、“百世皆行秦制度”。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唯一能和秦始皇并驱的制度革新，要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推翻了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而启蒙了“共和”政体思想。当然，中华民国也是个短命的试验品。
我们现行“共和制”，就是对辛亥革命核心价值的继承。但是，皇帝制度下所形成的“官本位”主义，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有很深的根底，哪里是短时间就能改变过来的！以至于今天，“民不与官斗”还是平常百姓不可触犯的金科玉律。
我不由得想起汉朝初年的情形。刘邦建国，采取了“修正主义”路线，他明明认为中央集权制是可行的，是大势所趋，可鉴于秦朝短命，而且当时反秦的起义队伍中，不少是诸侯国的遗族（项羽为代表的），所以又担心冒然采用集权制会遭致失败，于是在都城极其附近用郡县制，其他地方分封，并对某些爵位采取世袭的办法。当然，自家兄弟分封了好地方，在“王畿”周围形成保护屏，外姓分差的、偏远之地。后来陆续铲除了异姓王。到了景帝手里，发现同姓王也不可靠，于是汉武帝又行“推恩令”，进一步削弱分封国的势力，最后完全施行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说，“百世皆行秦制度”在一开始是渐行的，非一蹴而就。
同样的道理，“共和”了这么多年，究竟人民当家做了多少主人，还见仁见智。其中，我想提一提文革。文革的结果不用说了，过激对待了中下层“小右派”的问题，又冤枉了不少非右派，造成扩大化的错误，在执行环节问题太多。但是，我们还应该正面反省和思考以下两点：
第一，文革的发生是基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之争，是在当时苏联巨变的情况下发酵的。毛所担心的，是“分田单干”后会迅速出现两极分化，而党内的官僚主义集团则会成为新的剥削百姓的资产阶级，于是阶级矛盾又会激化，再次陷入建国前的老圈套。应该说，毛的判断是极具远见的，也是对新中国、对人民负责的。改革开放进行到现在这个阶段，是时候对这些判断予以重视了，因为现在情形大家都看到了，但有些人认识还不够清醒。出现两极分化、新官僚、新资产阶级，怎么办？这才是关键。
第二，文革中对官僚集团、特权阶层的冲击，不是没有意义的，若站在中国历史的未来，用“百世皆行共和制”的要求看，你会发现，文革其实就是对中国几千年的“官本位”主义进行的大扫荡——“官国”不死，“共和”不生！所以，文革的历史作用和价值应该被理性地评估。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它使中国付出很大的代价，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正因为此，才更应该吸取它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思考它应有的历史贡献。
换句话说：改革开放难道就没有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吗？今天城市建设的成果，依我看，50%以上的功劳要算在农民工身上，可要说他们没受资本剥削，谁信？除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国企职工、广大中西部地区人民的利益呢？实在讲，或多或少也是被伤害了的，或说是被不公正对待了的。
所以，我建议用以上两点，对文革的正面意义重新思考，尤其是将来进行政治制度改革时会更加必要。民主确实是个好东西，可官僚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何以共和？何以民主？是官僚集团的民主还是真正人民群众的民主？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学汉朝，先不要急，把动员群众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的工作先做好，把真正的民主思想启蒙好，免得诞生出一个比台湾还畸形的所谓“民主”来。在《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一书中，有几段内容值得留意：
（P3，毛主席批评“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激动地说：“……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
（P156，王卓超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的讲话）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
这些内容今天看来都是有启发意义的。反腐败，相信群众还是相信调查组？拿赖昌星的话说：只要你有兴趣爱好，就能攻下来。调查组那几个守得住吗？很成问题。“文革”被执行走样，也是跟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顾不过来，跟他当时没有得力的人才可用有关系的。今天，要是上峰有志进行“学民主、讲民主”运动，我看肯定会受人民欢迎，结果也肯定看好，因为民主化进程大势所趋，党内新一轮整风迫在眉睫。毛泽东有“远”见，一场文革可惜发动早了，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复苏而非阶级斗争，今天情况已大不相同，消除两极分化的“和谐”发展才是重点，而“学民主、讲民主”的运动，正可以把文革中走了板的、没革掉的“官僚特权”主义处理掉，接下来，民主才会是个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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