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让我们充满想象力
—— 《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导言
洛崇
反革命年代的词藻是空前平乏的。面对传媒一个个呆板的造型，以其惊人的平庸塑造着一个时代的堕落与无聊。引经据典的冗长演讲，在“一心一意”，“聚精会神”，“伟大复兴”的修饰下升华为一种敷衍了事的小学生习作。背叛革命的下场就是丧失美感。
然而在尼泊尔的穷山恶水间，不朽的游击战士却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其把《建立新型国家的问题》当作长篇政论来读，不如看作充满想象力的革命史诗，因为我们必将从中得到美感与力量，思辨的伟力截然不同于那些猥琐的政治木偶曾经带给我们的呕吐。巴塔拉伊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这篇文章其实是接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往下讲。全篇结构如下：
I 历史背景及其由来
A．国际理论脉络
B．国内现实背景
II 建立新型政权的重要问题
A．粉碎旧政权的问题
B．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
C．民主问题
D．武装力量问题
E．统一战线问题
F．经济基础的建设问题
G．国际关系问题
H．继续革命和国家消亡问题
III 结论
如果想迅速掌握精神要领，可以直接从“结论”读起。贯穿全文的是一种悲壮的思考：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他们总结了一个历史悖论，即本质上对极少数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而对广大被剥削阶级实行民主的无产阶级国家被指责为独裁；本质上在一小撮剥削阶级内部实行民主而对最广大的劳动阶级实行专政的资产阶级国家却被捧为普遍的、永恒的民主理想模式。在今天的语境里，一切革命后遗症使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悖论。而尼泊尔的同志们在其革命实践中交出了一份答卷。
一．问题如何提出
革命以后怎样？娜拉走后如何？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要有一段时间过渡形态的国家，也即无产阶级组织起自己的政权镇压反动阶级，随着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国家也就趋于消亡。这一点马恩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但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派别利用国家最终趋于消亡的原理，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推论，列宁由此应战，强调国家趋于消亡是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后，此前则须通过暴力革命获取政权。毛主席继承这一革命传统，在与苏修的论战中捍卫了列宁主义。至此这一论及“革命前”的理论建设告一段落。共产主义者把目光放到了“革命后”。
众所周知，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政权是一种“新型国家”，这一提法从马克思到列宁一贯如此。但是到底怎样一个“新”法才是关键。正如尼泊尔同志所指出的：摧毁旧国家、用全体武装的人民代替军队与官僚、组织并武装群众以把新国家政权的机关直接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是列宁对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概念的发展中三个最重要的方面。毛主席则在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新的贡献，他认识到新型国家是有可能蜕变的，是不巩固不牢靠的。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的实践来确保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的最广泛和持续地参与”防止新型国家的蜕变。而毛主席的巨大贡献是不但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还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尼泊尔同志作了如下总结：“毛主席领导下的1966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造反有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等革命口号的广泛传播；按照巴黎公社的典范、由非党群众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履行国家职能；通过组建千百万的红卫兵和民兵来武装群众；确认国营企业工人的罢工权利，等等。”
至此我们抓住了两个关键词，“国家消亡”与“新型国家”，曲解“国家消亡”的结果是沦落为第二国际修正派的同路人，忽略“国家消亡”的结果是把“新型国家”当作“旧型国家”，进而导致新型国家的变质，成为当代修正主义的俘虏。如尼泊尔同志所言：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被从教条派修正主义的角度予以了机械的强调，继续革命和国家消亡的问题被打入了冷宫，因此无产阶级专政自己被扭曲了，并最终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即极权主义。只有在毛泽东时代，修正主义和教条派修正主义都受到了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国家消亡这两方面都得到了正确的强调。
二．问题如何解决
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共产党的专政，这是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人民民主专政变成共产党的包办代替，尤其恶劣的正如毛主席所言：“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对此尼泊尔同志作了如下阐述：
十月革命后，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通过苏维埃来实行，他在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如果不通过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发挥作用”的表述后来遭到了机械的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解。结果到处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个错误实际上取消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权的一切区别。今天革命者应当敢于明确地纠正这一点。吸取党与代表机构逐渐混为一体、共产党逐渐演变为官僚资产阶级政党、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成为独裁这一教训，我们应当发展出一条新的阶级专政和实行无产阶级对国家政权领导的正确的新方法。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专政不是党或某个人的专政，而是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应当为专政而专政，而是通过革命实践来赢得专政，民主地实行的专政。
“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可以拒绝和抛弃一个丧失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一点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代左翼革命事业复兴的共识。尼泊尔的同志们构建了一种社会主义多党竞争的模式，这一点可行与否值得讨论，但是革命的探索精神值得我们尊重。他们认为：从过去举行有组织的反抗来反对反革命的群众痛苦的失败的经历中总结教训，我们应当在新的环境下确保一个制度，据此制度政治党派可以被允许组建起来，并在已经确立下来的进步与革命的宪法框架下得以保持，可以鼓励他们不但扮演合作的角色而且与扮演与正式共产党竞争的角色。
三．其他新主张
“国家常备军”一直是过去左派讨论问题的一个盲点。然而尼泊尔同志认为：军队在什么意义上“新”，“新”到什么程度，将决定这个国家有多“新”。马克思曾经提出过用武装的人民代替常备军的设想，因为常备军作为旧国家机器的镇压力量与革命的人民是对立的，选择阶级立场二者必居其一。故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实民兵武装的远见卓识，在今天愈加显现出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型国家的常备军往往与新型国家一同蜕变。尼泊尔同志就此作出了一个党内决议：
“应当保证21世纪的人民军队不是夺取国家政权后用特别武器和专门训练的，局限于兵营的，打上现代化标签的军队。而是群众军事化的革命启蒙者和人民勤务员。只有通过从观念上和行动上发展群众武装才能抵抗外国干涉和反革命干涉；这个事实必须在一开始武装部队之前就搞清楚。”
“国有制”不等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它们自己并不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机体组织包括国家以及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不断提高是比上述前提条件更为可贵的因素。在毛泽东时代，尤其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很好的解释了这一问题。尼泊尔同志的回答是：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在通过有意识、有计划的斗争，解决了先进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经济和国防之间等的矛盾后才能具备。”
最后值得一提的新主张就是，尼泊尔同志将要组建“南亚苏维埃联邦”。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历史事件，继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必将载入人类史册的一件大事。
这篇导言仅作为抛砖引玉，供同志们参考。我想，新型国家永远不会忘记马克思的动人的口号，那是只有充满想象力的革命者才能喊出的口号：“消灭国家政权——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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